●卷一。訓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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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即日拟旨進呈。
現距歸政之期尚有二年，朕一日臨禦，即一日倍加兢業，豈容大臣颟顸從事？阿桂、和坤、王傑、福長安、董诰俱著交部議處。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谕：各部院衙門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撫藩臬，凡有奏事之責者，乃軍營帶兵大臣等嗣後陳奏事件，俱應直達朕前，不許另有副封關會軍機處，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預先告知軍機大臣。
即如各部院衙門奏章呈遞後，朕可即行召見，面為商酌，各交該衙門辦理，不關軍機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緻啟通同扶飾之弊？即将此通谕知之。
十九日谕：從前和坤意圖專擅，用印文傳知各省抄送折稿，因此帶有投遞軍機處另封事件，業經降旨饬禁，并随折批谕。
今和坤業經伏法，所有随帶文書，當永遠停止。
傥經此番饬禁之後，尚有仍蹈前轍者，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姑貸。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谕：禦史王甯阜奏“請重軍機大臣責成，以肅綸言”一折，自雍正年間初設軍機處，于大學士，各部院尚書、侍郎中遴派數人在内行走，本為籌辦軍務。
而各直省寄信事件，以及在京各衙門遇有應降谕旨，勢不能紛紛令群工承繕，是以俱由軍機處拟寫交發，令事有統彙，以昭畫一。
是軍機大臣承旨書谕，并非将臣工翊贊之職，盡責之此數人也。
内外滿、漢大臣，俱經朕特加擢用，誰不宜盡心匡弼？必責之軍機大臣，則其權過重，若承奉谕旨之事，軍機大臣得以力阻不行，則外人又将以攬權指摘矣。
況我朝列聖相承，乾綱獨攬，皇考高宗純皇帝臨禦六十年，于一切綸音宣布，無非斷自宸衷，從不令臣下阻撓國是。
即朕親政以來，辦理庶務，悉遵皇考遺訓，雖虛懷延納，博采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權從無旁落。
朕初閱該禦史所奏，以為必有指陳時務胪舉切要者，及詳閱折内，乃專指上年停止前往盛京一節。
谒陵展敬，為登極後應行大典，朕彼時明降谕旨，于六年秋孟啟行，事關體制，豈臣下所可阻止？嗣因禦史沈琨、張鵬展等以軍務未竣，懇請展期，交王大臣等會同妥議，以為應如所請，是以降旨暫行停止。
即上午春間，曾有旨巡幸木蘭，後因夏間雨水過多，亦停止秋。
此皆朕臨期酌度，豈軍機大臣能于春問即逆料夏雨情形，預為阻止耶？至該禦史稱“銮辂所經，地方官早為備辦，永平一帶糜費已多，不能開銷”等語。
谒陵谕旨，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頒發，至六年正月二十日降旨停止，為時無幾，且距七月啟銮之期又遠，地方官有何預辦不能開銷之處乎？至該禦史所奏“前谕已發，複行改拟，不敬于先，遂緻不信于後”等語。
試思前史所稱為诏令不信者，如恩旨已降，或應行蠲貸而實未均沾，或、業已豁除而仍行科斂，我國家曾有此等事乎？至于明發谕旨，有經朕再四思維尚有未盡周妥之處，或臣工陳奏未便因而複行停止者，此正欲事臻盡善，故不厭反覆精詳。
若必回護前旨，固執己見，勢将文過飾非，蹈言莫予違之習，豈古帝王從善如轉圜之道乎？又所稱“軍機大臣昧于大體，不當僅于語句筆畫小誤，始行自請議處”，所論亦屬非是。
謄寫谕旨雖系章京之責，但軍機大臣于進呈事件，理當緻謹校核，既有錯誤，自應請議，況朕亦時加寬免，何嘗僅于細務加之責備耶？王甯焯所奏謬妄，原折著擲還。
六月二十四日谕：内閣本絲綸重地，大學士均應常川到閣，閱看本章。
其中有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之日居多，散直後，勢難再令赴閣視事。
至在城之日，偶值樞務稍簡，朕仍令其赴衙門辦事，即應閣、部兼到。
若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學士，則票拟綸音，是其專責，豈可稍涉閑曠？是以保甯到京後，雖兼領侍衛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以便赴閣辦公，無曠職守。
嗣後在軍機處行走之大學士，值朕進城谕令到衙門辦事時，著先赴内閣，再赴所管之部院衙門。
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學士，俱著常川到閣閱本，以重綸扉而符體制。
九年七月十八日谕：吳熊光自簡用湖廣總督以來，朕即聞其接待屬員過于嚴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詞過當。
因其在軍機章京年久，拟寫谕旨，于訓饬之語習以為常，率意書寫。
文禀批答，自有一定體制，即使屬員偶有過失，亦應明白開導，何至動遭呵斥，竟與拟寫谕旨相似？亦非體制。
若雲該督曾在軍機行走，則軍機章京中如勒保、方維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簡放外任，并未聞伊等
現距歸政之期尚有二年，朕一日臨禦，即一日倍加兢業，豈容大臣颟顸從事？阿桂、和坤、王傑、福長安、董诰俱著交部議處。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谕：各部院衙門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撫藩臬，凡有奏事之責者，乃軍營帶兵大臣等嗣後陳奏事件，俱應直達朕前，不許另有副封關會軍機處，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預先告知軍機大臣。
即如各部院衙門奏章呈遞後，朕可即行召見，面為商酌，各交該衙門辦理，不關軍機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緻啟通同扶飾之弊？即将此通谕知之。
十九日谕：從前和坤意圖專擅，用印文傳知各省抄送折稿，因此帶有投遞軍機處另封事件，業經降旨饬禁，并随折批谕。
今和坤業經伏法，所有随帶文書，當永遠停止。
傥經此番饬禁之後，尚有仍蹈前轍者，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姑貸。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谕：禦史王甯阜奏“請重軍機大臣責成，以肅綸言”一折，自雍正年間初設軍機處，于大學士，各部院尚書、侍郎中遴派數人在内行走，本為籌辦軍務。
而各直省寄信事件，以及在京各衙門遇有應降谕旨，勢不能紛紛令群工承繕，是以俱由軍機處拟寫交發，令事有統彙，以昭畫一。
是軍機大臣承旨書谕，并非将臣工翊贊之職，盡責之此數人也。
内外滿、漢大臣，俱經朕特加擢用，誰不宜盡心匡弼？必責之軍機大臣，則其權過重，若承奉谕旨之事，軍機大臣得以力阻不行，則外人又将以攬權指摘矣。
況我朝列聖相承，乾綱獨攬，皇考高宗純皇帝臨禦六十年，于一切綸音宣布，無非斷自宸衷，從不令臣下阻撓國是。
即朕親政以來，辦理庶務，悉遵皇考遺訓，雖虛懷延納，博采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權從無旁落。
朕初閱該禦史所奏，以為必有指陳時務胪舉切要者，及詳閱折内，乃專指上年停止前往盛京一節。
谒陵展敬，為登極後應行大典，朕彼時明降谕旨，于六年秋孟啟行，事關體制，豈臣下所可阻止？嗣因禦史沈琨、張鵬展等以軍務未竣，懇請展期，交王大臣等會同妥議，以為應如所請，是以降旨暫行停止。
即上午春間，曾有旨巡幸木蘭，後因夏間雨水過多，亦停止秋。
此皆朕臨期酌度，豈軍機大臣能于春問即逆料夏雨情形，預為阻止耶？至該禦史稱“銮辂所經，地方官早為備辦，永平一帶糜費已多，不能開銷”等語。
谒陵谕旨，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頒發，至六年正月二十日降旨停止，為時無幾，且距七月啟銮之期又遠，地方官有何預辦不能開銷之處乎？至該禦史所奏“前谕已發，複行改拟，不敬于先，遂緻不信于後”等語。
試思前史所稱為诏令不信者，如恩旨已降，或應行蠲貸而實未均沾，或、業已豁除而仍行科斂，我國家曾有此等事乎？至于明發谕旨，有經朕再四思維尚有未盡周妥之處，或臣工陳奏未便因而複行停止者，此正欲事臻盡善，故不厭反覆精詳。
若必回護前旨，固執己見，勢将文過飾非，蹈言莫予違之習，豈古帝王從善如轉圜之道乎？又所稱“軍機大臣昧于大體，不當僅于語句筆畫小誤，始行自請議處”，所論亦屬非是。
謄寫谕旨雖系章京之責，但軍機大臣于進呈事件，理當緻謹校核，既有錯誤，自應請議，況朕亦時加寬免，何嘗僅于細務加之責備耶？王甯焯所奏謬妄，原折著擲還。
六月二十四日谕：内閣本絲綸重地，大學士均應常川到閣，閱看本章。
其中有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之日居多，散直後，勢難再令赴閣視事。
至在城之日，偶值樞務稍簡，朕仍令其赴衙門辦事，即應閣、部兼到。
若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學士，則票拟綸音，是其專責，豈可稍涉閑曠？是以保甯到京後，雖兼領侍衛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以便赴閣辦公，無曠職守。
嗣後在軍機處行走之大學士，值朕進城谕令到衙門辦事時，著先赴内閣，再赴所管之部院衙門。
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學士，俱著常川到閣閱本，以重綸扉而符體制。
九年七月十八日谕：吳熊光自簡用湖廣總督以來，朕即聞其接待屬員過于嚴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詞過當。
因其在軍機章京年久，拟寫谕旨，于訓饬之語習以為常，率意書寫。
文禀批答，自有一定體制，即使屬員偶有過失，亦應明白開導，何至動遭呵斥，竟與拟寫谕旨相似？亦非體制。
若雲該督曾在軍機行走，則軍機章京中如勒保、方維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簡放外任，并未聞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