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荊公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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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廢毂輻于車，廢禮樂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于愚矣。
今世泰西學者之言哲學而以推諸社會學國家學也。
其言繁多，要其指歸，不外兩說：其一則曰，宇宙一切事物，皆出天演，有自然必至之符也。
駁之者則曰，優勝劣敗，天無容心，優劣惟人所自擇也。
由前之說，則尊命者也；由後之說，則尊力者也。
尊命而不知力，則畸于放任而世治因以不進矣；尊力而不知命，則畸于幹涉而世治亦因以不進矣。
明夫力與命之相須為用，其庶幾于中道乎！荊公此倫，蓋有所見矣。
二千年學者之論老氏，末有如公之精者也。
【譯文】 王安石的學術，内在于認識天命，激勵節操，外在于治理國家，付諸實用。
他存身自立、行為有度，和施行在政治上的所有方法，都是他的學術。
何必在這些之外再尋求他的學術呢？即使這樣，他的學術也有可以論說的内容。
兩千年來談起學術，無不認為經學是根源。
而所謂的經學，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
漢初興時，傳習經學都隻解大義，不去研究章句。
而它的大義也都是口口相傳，很少寫到竹帛上的。
因為是口口相傳的原因，肯定是有所感受，不去想當然地解說，應當能得到經書的本意；因為它很少寫到竹帛上，能聽到的人很少，也就無法長久地傳下去。
那些大師們不在了，經學也就很不好解了。
兩京的那些研究經典的人們，強拉硬扯地用谶緯、災異、陰陽五行等學說解釋經書，是不是真的得傳授于孔子門徒，已經搞不清了。
即使有孔子門徒的傳授，也不過許多義的一義，它不足以展示經術的全部，這是很明顯的。
這時候如董仲舒的《繁露》來解說《春秋》，劉向的《新序》來解說《詩》，他們的解說，大概都不是全按老師所教來寫，而常用自己的心思去揣度别人的意圖。
把經中的含義引申發揮，為經學開了一條新的蹊徑。
到東漢末，離古代更遠，口口相傳的更少了。
賈逵馬融服虔鄭玄這幾個儒者出現，開始專門把章句訓诂作為教學内容，疏通分析文句，用力很是辛苦，而大義可能還有沒解釋清楚的。
從魏晉六朝到唐，士人不喜歡學習，而隻用文字相崇尚。
有三五個知識淵博的，還出自佛學門下，而儒術不足以成氣候。
這時期徐遵明、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又是賈逵馬融服虔鄭玄等人的跟随者，雖然用力更勤，而有創見的内容更少。
到宋代濂洛關閩之學興起，削去枝葉，深入剖析，經學的壁壘又有了新的變化；看它所依靠的，在身心性命，而經世緻用之道，則不去講，說隻對身心性命有好處，經世緻用之道，可以很容易實現。
到極點的時候，以至于隻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把這幾種擺在衆經之上；而漢代以來所講的六藝，幾乎都被束之高閣。
身心性命不可不講這固然是對的，然而這是孔子所謂的智慧在衆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們說的，而性命與天道，不是随便一個人都能理解的，用這些給普通人講能得到什幺呢？再說經世緻用之道，都包含在身心性命之中，而隻要對身心性命有好處，其他的都可不學，那幺六經應當再删除十之**，而孔子仍然留着這些來供後人作為玩物喪志的工具，這是為什幺呢？宋儒的學術，雖然不能不稱為經學的一部分，然而它不足以稱為經術的全部，這是很明顯的。
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學派興起，他在宋學範圍中，确實獨樹一幟；而對于經術，他的功過和濂洛關閩都差不多相等。
本朝繼承宋明末流的局面，朝相反的方向去用力，複古傾向嚴重，胡閻江惠，引導了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使這一流派鞏固。
從乾嘉到現在，各個經書都有了新的解釋。
每一詞每一義，都一定要尋求它的出處。
空言和臆想成為嚴格的禁地。
解釋古代的名物制度，來回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光亮，于是各種經典沒有不可讀的文字，沒有不能理解的句子，這功勞很大啊，然而探究它的實際，又不過與徐、劉、陸、孔這些人平起平坐，比照賈、馬、服、鄭這些功臣們，如果說得高一些，可以做他們的诤友，這已經是達到了頂峰。
一言以蔽之，是緻力于章句的學問而把它的技藝發揮到傳神的極緻。
由此看來，則兩千年來所謂經學就都明白了。
由宋到明，是發展到另一支，雖然有所得，也沒有大家出現。
而從兩漢隋唐開始，一直到本朝，其中最大的功績，不超過章句。
如果章句都沒有搞清楚，還怎幺去談大義？固然是這樣。
然而如果理解了章句，治經的事業就已經完畢，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事，天下有這樣的學術嗎？就是賈、馬、服、鄭、徐、劉、陸、孔、惠、戴、段、王這些經師，誰敢說他的學問就是經學？不過說我這樣做，是為世上研究經學的人省去他們玩索章句的勞苦，使他們能傾注全力來從事講求經典的大義。
講求大義，實際是研究經學唯一的目的；玩索章句，不過是為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
誤把手段當做目的，那幺終身不會從經學中有所得。
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經學就成了無用的多餘之物。
必明大義然後才能稱之為經學，既然是這樣，那幺用什幺樣的方法來求得這些經書的大義呢？這确實是最難回答的一個疑問。
而兩千年來多少大儒相互謙讓而不敢來做這件事，原因正在于此。
我所要明确的大義，也想探明它确實是這本經的大義；然而怎樣做才能确定這就是這本經的大義呢？這必定要受教于删定這些經典的孔子才可以做到。
如果不然，也要受教于他的徒弟們。
受教于他徒弟的徒弟，當面去問他們，那幺他們如果不說，就不知道這經書的大義了。
如果可以這樣說，那幺隻有先秦的儒者們可以談經學。
其次西漢的儒者們，也可以免費談經學。
從此往後，口傳的東西都沒有了，而經學的趨勢必定成為絕業。
後代的儒者，之所以不敢求取經書的大義，都是因為這些。
然而就一直這樣長此下去嗎？那幺孔子編着六經，果真是留給後人玩物喪志，使天下的人頗費精神于章句訓诂名物制度之間，而對天下國家一點好處都沒有，何必要用這紛亂的東西呢？因此後代的儒者，既不能像孔子的徒弟那樣親耳聽到孔子親口傳授，沒有辦法，也隻能獨自抱着經卷，來揣測聖人的想法，自己尋求所謂的大義。
所求得的大義，果真是孔子的大義嗎？這就不敢說了。
然而假使十義之中，有一義與孔子的相一緻，那就不白用力；就算是都不合孔子的原意，而人人都按這樣的方法來尋求，必将有一個是符合的，而天下也會因為思想自由的緣故，精神會越來越通暢和深刻，或許還能發掘出古人沒有的深奧道理，不隻是為六經的注腳，而且還将成為六經的羽翼，這樣它的功績不是更大嗎？我認為漢代以後研究經學，除了這個方法沒有什幺可行的了。
假如連這種方法都不用，那就無異于說應當廢除經學而不許人再碰這些。
用這種方法來研究經學的，有漢代的董仲舒、劉向，而把它光大的，則是王安石。
王安石執政，自己寫作了《三經新義》頒布到學校中，“三經”，指《周官》和《詩》、《書》，《周官義》是王安石親手所寫，《詩義》、《書義》出自他兒子王雱及其門人之手。
這裡抄錄它的序。
《周官義序》中說： 士人被流俗之學困頓已經很久了，皇上很關心這件事，想用儒家經典的義理來成就他們。
因而召集學儒之臣，闡釋經書的意旨，要把它傳布到學校之中，而臣王安石實際負責《周官》一書的工作。
政事之中體現着的道之本義在于
今世泰西學者之言哲學而以推諸社會學國家學也。
其言繁多，要其指歸，不外兩說：其一則曰，宇宙一切事物，皆出天演，有自然必至之符也。
駁之者則曰，優勝劣敗，天無容心，優劣惟人所自擇也。
由前之說，則尊命者也；由後之說，則尊力者也。
尊命而不知力，則畸于放任而世治因以不進矣；尊力而不知命，則畸于幹涉而世治亦因以不進矣。
明夫力與命之相須為用，其庶幾于中道乎！荊公此倫，蓋有所見矣。
二千年學者之論老氏，末有如公之精者也。
【譯文】 王安石的學術，内在于認識天命，激勵節操，外在于治理國家，付諸實用。
他存身自立、行為有度，和施行在政治上的所有方法，都是他的學術。
何必在這些之外再尋求他的學術呢？即使這樣，他的學術也有可以論說的内容。
兩千年來談起學術，無不認為經學是根源。
而所謂的經學，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
漢初興時，傳習經學都隻解大義，不去研究章句。
而它的大義也都是口口相傳，很少寫到竹帛上的。
因為是口口相傳的原因，肯定是有所感受，不去想當然地解說，應當能得到經書的本意；因為它很少寫到竹帛上，能聽到的人很少，也就無法長久地傳下去。
那些大師們不在了，經學也就很不好解了。
兩京的那些研究經典的人們，強拉硬扯地用谶緯、災異、陰陽五行等學說解釋經書，是不是真的得傳授于孔子門徒，已經搞不清了。
即使有孔子門徒的傳授，也不過許多義的一義，它不足以展示經術的全部，這是很明顯的。
這時候如董仲舒的《繁露》來解說《春秋》，劉向的《新序》來解說《詩》，他們的解說，大概都不是全按老師所教來寫，而常用自己的心思去揣度别人的意圖。
把經中的含義引申發揮，為經學開了一條新的蹊徑。
到東漢末，離古代更遠，口口相傳的更少了。
賈逵馬融服虔鄭玄這幾個儒者出現，開始專門把章句訓诂作為教學内容，疏通分析文句，用力很是辛苦，而大義可能還有沒解釋清楚的。
從魏晉六朝到唐，士人不喜歡學習，而隻用文字相崇尚。
有三五個知識淵博的，還出自佛學門下，而儒術不足以成氣候。
這時期徐遵明、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又是賈逵馬融服虔鄭玄等人的跟随者，雖然用力更勤，而有創見的内容更少。
到宋代濂洛關閩之學興起，削去枝葉，深入剖析，經學的壁壘又有了新的變化；看它所依靠的，在身心性命，而經世緻用之道，則不去講，說隻對身心性命有好處，經世緻用之道，可以很容易實現。
到極點的時候，以至于隻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把這幾種擺在衆經之上；而漢代以來所講的六藝，幾乎都被束之高閣。
身心性命不可不講這固然是對的，然而這是孔子所謂的智慧在衆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們說的，而性命與天道，不是随便一個人都能理解的，用這些給普通人講能得到什幺呢？再說經世緻用之道，都包含在身心性命之中，而隻要對身心性命有好處，其他的都可不學，那幺六經應當再删除十之**，而孔子仍然留着這些來供後人作為玩物喪志的工具，這是為什幺呢？宋儒的學術，雖然不能不稱為經學的一部分，然而它不足以稱為經術的全部，這是很明顯的。
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學派興起，他在宋學範圍中，确實獨樹一幟；而對于經術，他的功過和濂洛關閩都差不多相等。
本朝繼承宋明末流的局面，朝相反的方向去用力，複古傾向嚴重，胡閻江惠，引導了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使這一流派鞏固。
從乾嘉到現在，各個經書都有了新的解釋。
每一詞每一義，都一定要尋求它的出處。
空言和臆想成為嚴格的禁地。
解釋古代的名物制度，來回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光亮，于是各種經典沒有不可讀的文字，沒有不能理解的句子，這功勞很大啊，然而探究它的實際，又不過與徐、劉、陸、孔這些人平起平坐，比照賈、馬、服、鄭這些功臣們，如果說得高一些，可以做他們的诤友，這已經是達到了頂峰。
一言以蔽之，是緻力于章句的學問而把它的技藝發揮到傳神的極緻。
由此看來，則兩千年來所謂經學就都明白了。
由宋到明，是發展到另一支，雖然有所得，也沒有大家出現。
而從兩漢隋唐開始，一直到本朝，其中最大的功績，不超過章句。
如果章句都沒有搞清楚，還怎幺去談大義？固然是這樣。
然而如果理解了章句，治經的事業就已經完畢，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事，天下有這樣的學術嗎？就是賈、馬、服、鄭、徐、劉、陸、孔、惠、戴、段、王這些經師，誰敢說他的學問就是經學？不過說我這樣做，是為世上研究經學的人省去他們玩索章句的勞苦，使他們能傾注全力來從事講求經典的大義。
講求大義，實際是研究經學唯一的目的；玩索章句，不過是為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
誤把手段當做目的，那幺終身不會從經學中有所得。
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經學就成了無用的多餘之物。
必明大義然後才能稱之為經學，既然是這樣，那幺用什幺樣的方法來求得這些經書的大義呢？這确實是最難回答的一個疑問。
而兩千年來多少大儒相互謙讓而不敢來做這件事，原因正在于此。
我所要明确的大義，也想探明它确實是這本經的大義；然而怎樣做才能确定這就是這本經的大義呢？這必定要受教于删定這些經典的孔子才可以做到。
如果不然，也要受教于他的徒弟們。
受教于他徒弟的徒弟，當面去問他們，那幺他們如果不說，就不知道這經書的大義了。
如果可以這樣說，那幺隻有先秦的儒者們可以談經學。
其次西漢的儒者們，也可以免費談經學。
從此往後，口傳的東西都沒有了，而經學的趨勢必定成為絕業。
後代的儒者，之所以不敢求取經書的大義，都是因為這些。
然而就一直這樣長此下去嗎？那幺孔子編着六經，果真是留給後人玩物喪志，使天下的人頗費精神于章句訓诂名物制度之間，而對天下國家一點好處都沒有，何必要用這紛亂的東西呢？因此後代的儒者，既不能像孔子的徒弟那樣親耳聽到孔子親口傳授，沒有辦法，也隻能獨自抱着經卷，來揣測聖人的想法，自己尋求所謂的大義。
所求得的大義，果真是孔子的大義嗎？這就不敢說了。
然而假使十義之中，有一義與孔子的相一緻，那就不白用力；就算是都不合孔子的原意，而人人都按這樣的方法來尋求，必将有一個是符合的，而天下也會因為思想自由的緣故，精神會越來越通暢和深刻，或許還能發掘出古人沒有的深奧道理，不隻是為六經的注腳，而且還将成為六經的羽翼，這樣它的功績不是更大嗎？我認為漢代以後研究經學，除了這個方法沒有什幺可行的了。
假如連這種方法都不用，那就無異于說應當廢除經學而不許人再碰這些。
用這種方法來研究經學的，有漢代的董仲舒、劉向，而把它光大的，則是王安石。
王安石執政，自己寫作了《三經新義》頒布到學校中，“三經”，指《周官》和《詩》、《書》，《周官義》是王安石親手所寫，《詩義》、《書義》出自他兒子王雱及其門人之手。
這裡抄錄它的序。
《周官義序》中說： 士人被流俗之學困頓已經很久了，皇上很關心這件事，想用儒家經典的義理來成就他們。
因而召集學儒之臣，闡釋經書的意旨，要把它傳布到學校之中，而臣王安石實際負責《周官》一書的工作。
政事之中體現着的道之本義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