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荊公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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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公之學術，内之在知命厲節，外之在經世緻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與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學也，則亦何必外此以更求公之學術？雖然，亦有可言者焉。
二千年來言學者，莫不推本于經術，而所謂經學者，各殊其塗。
漢之初興，傳經者皆解大義，不為章句，而其大義則皆口口相傳，罕着竹帛。
以其口口相傳故，必有所受，不為臆說，當能得經之本意。
以其罕着竹帛故，與聞者寡，而亦無以永其傳，自諸大師雲亡，而經學蓋難言之矣。
兩京諸生，強半以谶緯災異陰陽五行之說釋經，其果受自孔門與否，蓋不可知。
即曰有所受也，亦不過諸義中之一義，其不足以盡經術也明矣。
其間有若董子繁露之說春秋，劉中壘新序之說詩，蓋不必盡本于師說，而常以意逆志，籀經中之義蘊而引申發明之，實為經學開一新蹊徑。
及東漢之末，去古益遠，口說益微，賈、馬、服、鄭諸儒出，始專以章句訓诂為教，疏析文句用力至劬，而大義蓋有所未遑焉。
魏晉六朝以至于唐，士不悅學，而惟以文辭相尚，三五碩學，乃出釋尊門下，而儒術無足以張其軍者，其間如徐遵明、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賈公顔，又為賈、馬、服、鄭之輿台，雖用力更劬，而所發明者更寡。
至于宋而濂洛關閩之學興，刊落枝葉，鞭辟近裡，經學壁壘又為之一新。
顧其所畸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經世緻用之道，缺焉弗講。
謂但有得于身心性命，而經世緻用之道，舉而措之矣。
其極也，乃至專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跻而尊諸經之上，而漢以來所請六藝者，幾于束閣。
夫身心性命之不可不講固也，然此乃孔子所謂衆人以上可以語上，而性與天道，非盡人所可得聞者，以此為普通學得乎？且謂經世緻用之道，悉包含于身心性命之中，而但有得于身心性命，其他即可不學而能，則六經當更删其什**，而孔子猶留此以供後人玩物喪志之具，則何為也？是宋儒之學，雖不得不謂為經術之一端，然其不足以盡經術，抑又明矣。
明代姚江崛興，其在宋學範圍中，誠自樹一幟。
語于經術，則其功罪亦适與濂洛關閩相等而已。
本朝承宋明末流之敝，反動力作，而複古論昌。
胡、閻、江、惠，導其先河；戴、段、二王，樹其堅壁。
自乾嘉迄今，則諸經皆有新疏，片詞單義，必求所出，空言臆說，懸為厲禁，訓故名物制度，鈎比□索，刮垢磨光，遂使諸經無不可讀之字，無不可解之句，厥功懋矣。
然究其實際，又不過與徐、劉、陸、孔之徒，比肩事主，為賈、馬、服、鄭之臣；即進而上之，能為賈、馬、服、鄭之诤友，斯峰極矣。
一言以蔽之，則治章句之學而神其技者也。
由此觀之，則二千年來所謂經學者可見矣。
由宋迄明，是為别子，雖有所得，無與大宗，而兩漢隋唐之緒，發揮光大以極于本朝，其最偉之績，不越章句。
夫并章句而未解，更靡論于大義，斯固然矣。
然謂既解章句，則治經之業已畢，而此外更無餘事，天下有是學術乎？即賈、馬、服、鄭、徐、劉、陸、孔、惠、戴、段、王諸經師，亦豈敢謂其學即為經學，不過曰吾之為此，将以代世之治經學者省其玩索章句之勞，俾得注全力以從事于講求大義雲爾。
講求大義，實為治經者唯一之目的，玩索章句，不過為達此目的之一手段。
誤手段以為目的，則終其身無所得于經，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經學遂成無用之長物矣。
夫必明大義然後乃可謂之經學，既無所容難，然則當用何法以求諸經之大義乎？此實最難答之一疑問，而二千年來幾許之大儒謙讓而不敢從事者，正以此也。
夫吾所欲明之大義，亦欲明其确為此經之大義者雲也。
然必如何而後确為此經之大義乎？是必親受之于删定諸經之孔子乃可，即不然，亦受諸其徒，更次則受諸其徒之徒，受諸其徒之徒之徒。
質而言之，則非有口說，莫知所折衷也。
準此以談，則惟先秦諸儒，可以言經學；次則西漢諸儒，猶可以勉言經學。
自茲以往，口說既亡，而經學在勢當成絕業，後之儒者，所以不敢于求大義者，凡以此也。
然使長此以終古乎？則孔子之删述六經，果留以供後人玩物喪志之用，率天下之人而疲精敝神于章句訓诂名物制度之間，而于天下國家一無所裨，何取此擾擾為也！故夫後之儒者，既不得親受口說于孔子若孔子之徒，毋已，則亦有獨抱遺經，以意逆志，而自求其所謂大義而已。
所求得之大義，其果為孔子之大義乎？所不敢言也。
然但使十義之中，有一義焉合于孔子，則用力已為不虛。
就令悉不合焉，而人人遵此道以求之，必将有一合者，又就令無一合者，而舉天下以思想自由之故，性靈愈浚而愈深，或能發古人未發之奧，不特為六經注腳，且将為六經羽翼，其為功不更偉耶！吾以為生漢以後而治經學，舍此道末由矣。
苟并此道而不取焉，則無異于謂當廢經學而不許人以從事已耳。
以此道治經者，創于先漢之董江都劉中壘，而光大之者荊公也。
荊公執政，自着三經新義頒諸學官。
三經者周官及詩書也。
周官義為公所手撰，詩義書則義則出其子Ｘ及門人之手雲。
今錄其序。
《周官義序》雲： 士弊于俗學久矣，聖上闵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将播之校學。
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
制而用之存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于後世，其文有見于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
蓋其因習以宗之，赓續以終之，至于後世無以複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曆歲千數百矣。
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複全經。
于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
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複之之為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于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知知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
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
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禦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頒焉。
謹序。
《書義序》雲： 熙甯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
而子Ｘ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
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
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
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
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祗所以為愧也欤！謹序。
《詩義序》雲：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
上既使臣Ｘ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
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
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
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悔。
日就月将，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
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
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赓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匮而已。
傳曰：美成在久，故樸之
二千年來言學者，莫不推本于經術，而所謂經學者，各殊其塗。
漢之初興，傳經者皆解大義，不為章句，而其大義則皆口口相傳，罕着竹帛。
以其口口相傳故，必有所受，不為臆說，當能得經之本意。
以其罕着竹帛故，與聞者寡，而亦無以永其傳，自諸大師雲亡，而經學蓋難言之矣。
兩京諸生，強半以谶緯災異陰陽五行之說釋經，其果受自孔門與否，蓋不可知。
即曰有所受也，亦不過諸義中之一義，其不足以盡經術也明矣。
其間有若董子繁露之說春秋，劉中壘新序之說詩，蓋不必盡本于師說，而常以意逆志，籀經中之義蘊而引申發明之，實為經學開一新蹊徑。
及東漢之末，去古益遠，口說益微，賈、馬、服、鄭諸儒出，始專以章句訓诂為教，疏析文句用力至劬，而大義蓋有所未遑焉。
魏晉六朝以至于唐，士不悅學，而惟以文辭相尚，三五碩學，乃出釋尊門下，而儒術無足以張其軍者，其間如徐遵明、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賈公顔，又為賈、馬、服、鄭之輿台，雖用力更劬，而所發明者更寡。
至于宋而濂洛關閩之學興，刊落枝葉，鞭辟近裡，經學壁壘又為之一新。
顧其所畸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經世緻用之道，缺焉弗講。
謂但有得于身心性命，而經世緻用之道，舉而措之矣。
其極也，乃至專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跻而尊諸經之上，而漢以來所請六藝者，幾于束閣。
夫身心性命之不可不講固也，然此乃孔子所謂衆人以上可以語上，而性與天道，非盡人所可得聞者，以此為普通學得乎？且謂經世緻用之道，悉包含于身心性命之中，而但有得于身心性命，其他即可不學而能，則六經當更删其什**，而孔子猶留此以供後人玩物喪志之具，則何為也？是宋儒之學，雖不得不謂為經術之一端，然其不足以盡經術，抑又明矣。
明代姚江崛興，其在宋學範圍中，誠自樹一幟。
語于經術，則其功罪亦适與濂洛關閩相等而已。
本朝承宋明末流之敝，反動力作，而複古論昌。
胡、閻、江、惠，導其先河；戴、段、二王，樹其堅壁。
自乾嘉迄今，則諸經皆有新疏，片詞單義，必求所出，空言臆說，懸為厲禁，訓故名物制度，鈎比□索，刮垢磨光，遂使諸經無不可讀之字，無不可解之句，厥功懋矣。
然究其實際，又不過與徐、劉、陸、孔之徒，比肩事主，為賈、馬、服、鄭之臣；即進而上之，能為賈、馬、服、鄭之诤友，斯峰極矣。
一言以蔽之，則治章句之學而神其技者也。
由此觀之，則二千年來所謂經學者可見矣。
由宋迄明，是為别子，雖有所得，無與大宗，而兩漢隋唐之緒，發揮光大以極于本朝，其最偉之績，不越章句。
夫并章句而未解，更靡論于大義，斯固然矣。
然謂既解章句，則治經之業已畢，而此外更無餘事，天下有是學術乎？即賈、馬、服、鄭、徐、劉、陸、孔、惠、戴、段、王諸經師，亦豈敢謂其學即為經學，不過曰吾之為此，将以代世之治經學者省其玩索章句之勞，俾得注全力以從事于講求大義雲爾。
講求大義，實為治經者唯一之目的，玩索章句，不過為達此目的之一手段。
誤手段以為目的，則終其身無所得于經，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經學遂成無用之長物矣。
夫必明大義然後乃可謂之經學，既無所容難，然則當用何法以求諸經之大義乎？此實最難答之一疑問，而二千年來幾許之大儒謙讓而不敢從事者，正以此也。
夫吾所欲明之大義，亦欲明其确為此經之大義者雲也。
然必如何而後确為此經之大義乎？是必親受之于删定諸經之孔子乃可，即不然，亦受諸其徒，更次則受諸其徒之徒，受諸其徒之徒之徒。
質而言之，則非有口說，莫知所折衷也。
準此以談，則惟先秦諸儒，可以言經學；次則西漢諸儒，猶可以勉言經學。
自茲以往，口說既亡，而經學在勢當成絕業，後之儒者，所以不敢于求大義者，凡以此也。
然使長此以終古乎？則孔子之删述六經，果留以供後人玩物喪志之用，率天下之人而疲精敝神于章句訓诂名物制度之間，而于天下國家一無所裨，何取此擾擾為也！故夫後之儒者，既不得親受口說于孔子若孔子之徒，毋已，則亦有獨抱遺經，以意逆志，而自求其所謂大義而已。
所求得之大義，其果為孔子之大義乎？所不敢言也。
然但使十義之中，有一義焉合于孔子，則用力已為不虛。
就令悉不合焉，而人人遵此道以求之，必将有一合者，又就令無一合者，而舉天下以思想自由之故，性靈愈浚而愈深，或能發古人未發之奧，不特為六經注腳，且将為六經羽翼，其為功不更偉耶！吾以為生漢以後而治經學，舍此道末由矣。
苟并此道而不取焉，則無異于謂當廢經學而不許人以從事已耳。
以此道治經者，創于先漢之董江都劉中壘，而光大之者荊公也。
荊公執政，自着三經新義頒諸學官。
三經者周官及詩書也。
周官義為公所手撰，詩義書則義則出其子Ｘ及門人之手雲。
今錄其序。
《周官義序》雲： 士弊于俗學久矣，聖上闵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将播之校學。
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
制而用之存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于後世，其文有見于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
蓋其因習以宗之，赓續以終之，至于後世無以複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曆歲千數百矣。
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複全經。
于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
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複之之為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于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知知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
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
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禦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頒焉。
謹序。
《書義序》雲： 熙甯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
而子Ｘ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
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
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
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
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祗所以為愧也欤！謹序。
《詩義序》雲：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
上既使臣Ｘ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
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
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
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悔。
日就月将，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
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
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赓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匮而已。
傳曰：美成在久，故樸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