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荊公之用人及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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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之絕無關系。
王則當新法行時，墓木久已拱矣。
而後之載筆者，其谒全力以污蔑之也若此，坐是之故，乃使吾并史所載呂章之徒之惡，而亦有不敢盡信者矣。
非吾之愛其人者及其屋上烏，實緣昔之載筆者惡其人及其儲胥，有不足以堅吾信也。
荊公所用之人不止此，其所交之友亦不止此，而即以此四十人者論之，其賢才泰半，不肖者僅十之二三。
其所謂不肖者，其罪狀蓋猶未論定也。
夫以荊公德量汪汪，不肯以不肖待人，間或為人所賣，則宜有之。
若謂其喜逢迎，樂便辟，曾是荊公而肯為是耶！夫人苟嘗為荊公所任者，或與荊公有親故者，或不肯随聲附和以诋新法者，則雖君子而亦必誣以小人，則其謂荊公專任小人也亦宜，乃獨有一元惡大憝之蔡京，其人與荊公有葭莩親，熊本又嘗以奉行新法明敏多才薦之，（見本傳。
）而其容悅幹進之術，不能售于荊公，而反得售于溫公，則荊公雖曰不知人，猶加溫公一等者矣。
【譯文】 自古至今之人評說王安石，直接将他诋毀為小人的，就不用再說了，就是把他奉為君子的，也未曾不把他好使用小人當做他的錯誤。
然而王安石真的好使用小人嗎？王安石所用的人，果真像史家所記述的，沒有一個不是小人的嗎？讓我們去除成見，公平地去細察一番。
我曾極力強調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的原因，是當時的君子都不肯被他所用，固然是這樣。
王安石曾說：“洪水的禍患，不可能等有了治水的人才發生；而這些大臣中，隻有鲧是擅長治理水患的。
所以說即使違命毀了全族的人，也不能舍了鲧。
”由此推斷，即使說王安石好用小人也是合适的。
在他被罷官回家之後，也曾說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曉别人，給自己造成損害的往往是那些交往較多、情誼深厚的人，他被小人所牽累，自己很是後悔，這也是事實，沒有什幺可以避諱的。
小人也并不是什幺時候都不可用，而能不能用，則要看用他的人。
憑一個純粹的君子來用小人，天下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了。
人之所以稱這些人為小人，是因為他有機巧和變詐。
用小人的人，一定是自己所具備的機巧和變詐能與小人相匹敵，甚至要超過他們，縱然他們使盡渾身的伎倆，也逃不出自己的控制之外，這樣才可以去用小人。
像張江陵就是這樣的人，胡文忠也是也是這樣的人，像曾文正就不是這樣的人了，王安石就更不是這樣的人了，這是什幺原因呢？因為王安石是純粹的君子，是不會玩弄權術的君子的緣故。
即使這樣，說王安石是專門好用小人也不對；說王安石所用的都是小人更是不對。
王安石給宋神宗上的《論館職劄子》中說：“陛下即位以來，因當政的人，有的缺乏才能，因而所使用的，許多人有點小才而沒有大義。
這些人得志，就會敗壞風俗。
想要改變這個弊端，就是要親近忠良之人罷了。
”王安石這樣去規勸君主，難道他自己不會這樣做嗎？在制置條例司剛剛建立的時候，宋神宗多次問王安石，王安石說：“現在要理财，就必須使用能人。
天下的人隻見朝廷以任用有才能的人為首要标準，而不迫切地任用有德的人，恐怕風俗因此而敗壞，那樣将後患無窮。
陛下應當考慮國家大事的輕重緩急。
”（在《宋史》中王安石的本傳裡沒有記載這些話，華氏的《續能鑒》中，在熙甯二年三月中有記載，見于《宋史》的什幺地方，沒有來得及細查）這些舉薦賢良遠離小人的話是這樣誠懇和迫切，所以與其說是王安石好用小人，還不如說是宋神宗好用小人，而王安石雖然矯正了他而又沒有全矯正過來。
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人，被後世稱為君子的也是很多的，隻是有些後來因為不配合新法的實施，就沒有一直用下去，史家就不認為這人是王安石所用的。
王安石既然銳意改革推行新法，那幺凡是不願意推行新法的，雖然想一直用他們卻又不能，從道理上講這事肯定是這樣。
而因此說王安石沒有使用君子的心願，從中看不出來。
如果是始終奉行新法的人，後來的史家，就不再管這人平時的品行如何，就是支持新法這一項，就已經被指責為罪大惡極，還不單單是這樣，又往往虛構一些事實，非要讓他背上惡名才罷休，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平常與他較熟悉一些的，也沒有一個幸免的。
像這樣，王安石所用的人，怎幺會不都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好用小人，隻是這些人一經王安石的提拔，馬上就會被史家加以修飾處理，即使是君子也變成小人了！我不敢說王安石所用的人中沒有小人，我隻是說即使有小人，那他們的缺點也不像記載的那樣嚴重。
就像王安石這樣品德高尚的人，經過史家的加工刻畫，都使後來的讀者覺得他活生生是王衍、盧杞這樣的人，那幺其他行為操守不如王安石，又給人以把柄的人，被诋毀還有什幺不可能的？像韓琦這樣被指責為與宦官相互勾結，像歐陽修也被指責盜氵?甥女，況且整個朝廷對他怒目相向，說他是希望得到并極力鞏固恩寵，修飾自己，欺蒙聖上，當時那些和他作對的人，哪裡還有是非之心，而他們所說的話又可信嗎？孫固在朝廷上争論幾句，與當時輿論稍有違抗，就被指責為奸邪，那幺千百年來，指責王安石所使用的人為奸邪的，又怎幺知道他們的才能品行是比不上孫固的呢？我并不是為王安石所用的人來辯解，但有些話我不能不說，下面就把可考證的一些人一一列出來。
陳升之陳升之在仁宗時就已經做了大官，并不是王安石所特别提拔的，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陳升之序》一文。
大概他還在做小官時，王安石就希望能給他以重任，等制條例司剛剛設立的時候，就把他調過來與自己共事，所以神宗以陳升之為丞相，是王安石推舉的毫無疑問。
陳升之任谏官五年，所經手的有一百多宗事，可以說他并不是庸庸碌碌之輩，隻是因為和王安石共事的緣故，被寫史的人稱為狡猾多變，善于附會而貪圖富貴的人，這種說法是不是準确就不是我所能推斷的了。
王珪王珪做典内外制十八年，到熙甯三年，做了參知政事。
熙甯九年，做同平章事。
到神宗年末，一直擔任丞相一職。
可以看出，他是被王安石所推薦的，他是始終奉行新法的人。
《宋史》在他的本傳中對他執政前的事多是贊美表揚之辭，寫他執政後則多是指責他的缺點和錯誤。
平心而論，他算是一個中和的人。
蘇轍王安石才設置制置條例司時，先提拔蘇轍為檢詳文字一職。
王安石破格提拔小官是從蘇轍開始的，後來因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被外放為河南推官。
程颢制置條例司才設立的時候，派遣八人到各路去視察農田水利，程颢就是其中一個。
程颢實際上是王安石提拔上來的。
後來因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外放為簽書鎮甯軍判官。
而《宋史》在王安石傳和程颢傳中，并不記載他做條例司官這件事，因為被王安石所賞識成為程颢的一個污點，所以很避諱提及這事。
劉彜條例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
之前他本是一個縣尉，是王安石破格提拔上來的。
史書上說他因為不配合新政而被罷官，又說神宗選擇管水利的官，因為他熟悉東南的水利，做了都水丞。
并不是不用他了，是因他有所擅長而委派他專門做一件事罷了。
因為他無關緊要的緣故，《宋史》在他的本傳中沒有貶詞，還很稱贊他有才幹。
盧秉也是制置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
史書上說他與薛向施行鹽法時擾民，然而請求辭去發運使一職并交出财物，綜合考核一下他的名譽和實際的差距就顯現出來了。
後來他去征西夏，建立奇功，他才能的奇異就可以知道了。
他的父親因為謙讓而聞名，而戶秉還沒有成年就已經有了很好的聲望。
他曾說林木如果不培植，根株是長不好的，就像士大夫的名節一樣。
蔣堂賞味他的這番話，推斷他将來必定成為大器。
王安石因為看了他的《壁間詩》，賞識他的靜退，因而破格提拔了他。
盧秉後來戍守邊關，多次以父親年老為由請求退休。
神宗親下诏書留他，他的父親盧革聽說了這事，也以義為由不讓他回來。
後來盧革病重，才得以回家，從此就再也沒有複出。
由此看來，盧秉的名譽和節操，确實是非常可觀的，不辜負王安石的期望。
而《宋史》卻說他迎合曲從世俗的愛好，父子的為人相差很遠。
盧革從來沒有說過他兒子品行不好，并且還以大義來要求他，不準許他退休回家，而寫史的人不準許盧革有兒子，這是什幺原因？隻不過是他奉行了新法的緣故。
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曾伉、王廣廉是條例司所派遣八人中的五個人。
《宋史》都沒有為他們作傳，事迹也無從考證。
從程颢、劉彜、盧秉三人的例子，可以看出他們都是不錯的人。
（蔡上翔說謝卿材、侯叔獻都是當世被稱為賢者的人，不知是根據什幺書說的，有待考證。
） 呂公着呂公着後來和司馬光一起破壞新法，史家都認為他是大賢，而他被破格提拔為顯官，實際上是王安石所舉薦的。
史家怕玷污呂公着，就在呂公着的傳中諱而不談此事，而在他哥哥呂公弼的傳中說：“王安石知政事，恨呂公弼不和自己一心，對他說要用他的弟弟來做禦史中丞來逼迫他。
”大概是想用這來增加王安石的罪狀。
卻忘了這是呂公着所避諱的，留下了這個痕迹給人看，我就是不理解恨哥哥又怎幺能推薦弟弟，用了弟弟又怎幺能逼迫哥哥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重要的是，王安石推薦呂公着，是明顯而沒有疑問的，那些诋毀王安石專用小人的人，将怎幺來解釋這些呢？ 韓绛韓绛是王安石所推薦的，代替陳升之管轄條例司，不久就做了參知政事，又随王安石之後為丞相，一心一意保持前人的做法，當時人稱“傳法沙門”，也因此在《宋史》他的傳中被特别地醜化和诋毀。
考查一下神宗才繼位的時候，韓琦就推薦說韓绛不輔佐天子的大器，可以說他才德的優良，不隻是王安石知道。
他早年斷案廉明，撫慰百姓周到深入，政績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
在做谏官時多次談到宮廷中長久積存的弊病，尤其是一般人不能做到的。
慶州羌族叛亂，他一舉平定，可見他擅長軍事謀略。
他知成都府、開封府，多次打壓豪強來緩解百姓的困苦。
仁宗感歎說：“大家都姑息他們，隻有你能夠不屈服于時俗嗎？”一些官吏阻止皇帝的恩澤惠及百姓，韓绛堅決反對。
曾對宋英宗說自己身犯衆怒怕有人告狀，英宗說：“我還沒有繼位的時候，就多次聽說當官的把國家大事送人情。
你所堅持的是對的，為什幺要害怕讒言呢？”他這種剛正的氣節，是曆朝所不多見的。
他曾說過，要想富國，就要充分利用土地，他第一個請求改變差役法，他是當政者中特别懂得大體的人。
他還多次推薦司馬光，一點都沒有黨同伐異的想法，這一點尤其使人敬佩。
（以上都是根據《宋史》中他的本傳講的）由此看來，王安石推舉韓绛來接自己的班，可以說選人得當。
憑着韓绛的賢能，唯獨對王安石心悅誠服，守住新法不變更，那幺新法的好處，也是可以看出的。
而《宋史》中他的傳，隻因為這個原因，在他做了丞相之後，就附加給他種種诋毀的言辭，不顧及傳的前半篇相矛盾，我從這裡就看出來《宋史》是不可信的。
韓宗師是韓绛的兒子，王安石舉薦他為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史書上稱贊他的孝道，由此也足以看出王安石是不随便舉薦人的。
元绛元绛是王安石舉薦的，官至參知政事，宋神宗非常惦記他。
他生平的政績非常好，《宋史》他的傳中對他不能加以誣蔑和诋毀，隻在最後說：“绛到哪裡都會留下好名聲，隻是他沒有獨立的操守和儀法規矩，逢迎奉承王安石和他的子弟，當時的輿論對他很看不起。
”在傳後的評論中說：“王安石當政，一時間士大夫中向來有些名聲的，都改變了自己的操守而依附于他，到處都是這樣。
元绛所經曆的官職，都有很好的政績，他也逢迎王安石，見識小啊。
”如果是這樣，凡是不肯攻擊王安石的人，雖然有百千種美德，都要被一個“谄”字所抹殺，成為沒有獨立操守的人了，凡是那些被王安石所用的人，怎幺能不都成為小人嗎？史書中的《韓绛傳》也說他賢明，而最後加了兩句說：“韓绛因為和王安石是同黨而當政，因此好的議論就少了。
”和這個傳是同一個筆法。
這種議論，這種輿論，價值就可以看出來了！ 呂惠卿《宋史》把呂惠卿列入奸臣的傳中。
呂惠卿肯定不是君子，這就不用說了。
王安石了解呂惠卿，實際上是歐陽修介紹的，介紹他的書信在歐陽修的文集中就有。
嘉祐六年歐陽修還有一篇《舉惠卿充職劄子》，文中說：“呂惠卿有才學有見識，聰明而機敏，尤其能曉文藝，喜歡用古法要求自己，可以說是個端莊文雅之士。
”歐陽修向來以識别人才着名，他所薦舉的人，都是少有的人才，而稱贊呂惠卿“饬躬”、“端雅”，則這個人恐怕不隻是才學優異而已。
據《宋史》他的傳記中所記載他的罪狀，大半是有關他奉行新法的。
可是我以為這不但不能稱為他的罪狀，還可看做他的功績。
他的傳中還記載他知延州，夏人入侵，将要用全軍來圍困延安，呂惠卿在米脂等地修了工事來防備。
等敵人到來後想要攻城而不能靠近，想要掠奪而野外什幺都沒有，想要求戰可守将們都按兵不動，想繞到南邊又怕腹背受敵，停了兩天就退回去了。
據此可以說他不單有政治才能，還有軍事才能（在他的傳中寫了他治軍的三件事，他所提出的策略都很中肯）。
惠卿是否真是一個奸邪之臣，應當用他是否背叛王安石這一件事來決定。
據元祐初蘇轍彈劾他的文章，說他與王安石勢力相互傾軋，變成了仇敵，私自拆啟王安石的書信等等。
後來的史家，認為這是王安石第一次被罷免丞相的事。
現在考證元豐三年，王安石有《答呂
王則當新法行時，墓木久已拱矣。
而後之載筆者，其谒全力以污蔑之也若此，坐是之故，乃使吾并史所載呂章之徒之惡，而亦有不敢盡信者矣。
非吾之愛其人者及其屋上烏，實緣昔之載筆者惡其人及其儲胥，有不足以堅吾信也。
荊公所用之人不止此，其所交之友亦不止此，而即以此四十人者論之，其賢才泰半，不肖者僅十之二三。
其所謂不肖者，其罪狀蓋猶未論定也。
夫以荊公德量汪汪，不肯以不肖待人，間或為人所賣，則宜有之。
若謂其喜逢迎，樂便辟，曾是荊公而肯為是耶！夫人苟嘗為荊公所任者，或與荊公有親故者，或不肯随聲附和以诋新法者，則雖君子而亦必誣以小人，則其謂荊公專任小人也亦宜，乃獨有一元惡大憝之蔡京，其人與荊公有葭莩親，熊本又嘗以奉行新法明敏多才薦之，（見本傳。
）而其容悅幹進之術，不能售于荊公，而反得售于溫公，則荊公雖曰不知人，猶加溫公一等者矣。
【譯文】 自古至今之人評說王安石，直接将他诋毀為小人的，就不用再說了，就是把他奉為君子的，也未曾不把他好使用小人當做他的錯誤。
然而王安石真的好使用小人嗎？王安石所用的人，果真像史家所記述的，沒有一個不是小人的嗎？讓我們去除成見，公平地去細察一番。
我曾極力強調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的原因，是當時的君子都不肯被他所用，固然是這樣。
王安石曾說：“洪水的禍患，不可能等有了治水的人才發生；而這些大臣中，隻有鲧是擅長治理水患的。
所以說即使違命毀了全族的人，也不能舍了鲧。
”由此推斷，即使說王安石好用小人也是合适的。
在他被罷官回家之後，也曾說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曉别人，給自己造成損害的往往是那些交往較多、情誼深厚的人，他被小人所牽累，自己很是後悔，這也是事實，沒有什幺可以避諱的。
小人也并不是什幺時候都不可用，而能不能用，則要看用他的人。
憑一個純粹的君子來用小人，天下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了。
人之所以稱這些人為小人，是因為他有機巧和變詐。
用小人的人，一定是自己所具備的機巧和變詐能與小人相匹敵，甚至要超過他們，縱然他們使盡渾身的伎倆，也逃不出自己的控制之外，這樣才可以去用小人。
像張江陵就是這樣的人，胡文忠也是也是這樣的人，像曾文正就不是這樣的人了，王安石就更不是這樣的人了，這是什幺原因呢？因為王安石是純粹的君子，是不會玩弄權術的君子的緣故。
即使這樣，說王安石是專門好用小人也不對；說王安石所用的都是小人更是不對。
王安石給宋神宗上的《論館職劄子》中說：“陛下即位以來，因當政的人，有的缺乏才能，因而所使用的，許多人有點小才而沒有大義。
這些人得志，就會敗壞風俗。
想要改變這個弊端，就是要親近忠良之人罷了。
”王安石這樣去規勸君主，難道他自己不會這樣做嗎？在制置條例司剛剛建立的時候，宋神宗多次問王安石，王安石說：“現在要理财，就必須使用能人。
天下的人隻見朝廷以任用有才能的人為首要标準，而不迫切地任用有德的人，恐怕風俗因此而敗壞，那樣将後患無窮。
陛下應當考慮國家大事的輕重緩急。
”（在《宋史》中王安石的本傳裡沒有記載這些話，華氏的《續能鑒》中，在熙甯二年三月中有記載，見于《宋史》的什幺地方，沒有來得及細查）這些舉薦賢良遠離小人的話是這樣誠懇和迫切，所以與其說是王安石好用小人，還不如說是宋神宗好用小人，而王安石雖然矯正了他而又沒有全矯正過來。
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人，被後世稱為君子的也是很多的，隻是有些後來因為不配合新法的實施，就沒有一直用下去，史家就不認為這人是王安石所用的。
王安石既然銳意改革推行新法，那幺凡是不願意推行新法的，雖然想一直用他們卻又不能，從道理上講這事肯定是這樣。
而因此說王安石沒有使用君子的心願，從中看不出來。
如果是始終奉行新法的人，後來的史家，就不再管這人平時的品行如何，就是支持新法這一項，就已經被指責為罪大惡極，還不單單是這樣，又往往虛構一些事實，非要讓他背上惡名才罷休，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平常與他較熟悉一些的，也沒有一個幸免的。
像這樣，王安石所用的人，怎幺會不都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好用小人，隻是這些人一經王安石的提拔，馬上就會被史家加以修飾處理，即使是君子也變成小人了！我不敢說王安石所用的人中沒有小人，我隻是說即使有小人，那他們的缺點也不像記載的那樣嚴重。
就像王安石這樣品德高尚的人，經過史家的加工刻畫，都使後來的讀者覺得他活生生是王衍、盧杞這樣的人，那幺其他行為操守不如王安石，又給人以把柄的人，被诋毀還有什幺不可能的？像韓琦這樣被指責為與宦官相互勾結，像歐陽修也被指責盜氵?甥女，況且整個朝廷對他怒目相向，說他是希望得到并極力鞏固恩寵，修飾自己，欺蒙聖上，當時那些和他作對的人，哪裡還有是非之心，而他們所說的話又可信嗎？孫固在朝廷上争論幾句，與當時輿論稍有違抗，就被指責為奸邪，那幺千百年來，指責王安石所使用的人為奸邪的，又怎幺知道他們的才能品行是比不上孫固的呢？我并不是為王安石所用的人來辯解，但有些話我不能不說，下面就把可考證的一些人一一列出來。
陳升之陳升之在仁宗時就已經做了大官，并不是王安石所特别提拔的，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陳升之序》一文。
大概他還在做小官時，王安石就希望能給他以重任，等制條例司剛剛設立的時候，就把他調過來與自己共事，所以神宗以陳升之為丞相，是王安石推舉的毫無疑問。
陳升之任谏官五年，所經手的有一百多宗事，可以說他并不是庸庸碌碌之輩，隻是因為和王安石共事的緣故，被寫史的人稱為狡猾多變，善于附會而貪圖富貴的人，這種說法是不是準确就不是我所能推斷的了。
王珪王珪做典内外制十八年，到熙甯三年，做了參知政事。
熙甯九年，做同平章事。
到神宗年末，一直擔任丞相一職。
可以看出，他是被王安石所推薦的，他是始終奉行新法的人。
《宋史》在他的本傳中對他執政前的事多是贊美表揚之辭，寫他執政後則多是指責他的缺點和錯誤。
平心而論，他算是一個中和的人。
蘇轍王安石才設置制置條例司時，先提拔蘇轍為檢詳文字一職。
王安石破格提拔小官是從蘇轍開始的，後來因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被外放為河南推官。
程颢制置條例司才設立的時候，派遣八人到各路去視察農田水利，程颢就是其中一個。
程颢實際上是王安石提拔上來的。
後來因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外放為簽書鎮甯軍判官。
而《宋史》在王安石傳和程颢傳中，并不記載他做條例司官這件事，因為被王安石所賞識成為程颢的一個污點，所以很避諱提及這事。
劉彜條例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
之前他本是一個縣尉，是王安石破格提拔上來的。
史書上說他因為不配合新政而被罷官，又說神宗選擇管水利的官，因為他熟悉東南的水利，做了都水丞。
并不是不用他了，是因他有所擅長而委派他專門做一件事罷了。
因為他無關緊要的緣故，《宋史》在他的本傳中沒有貶詞，還很稱贊他有才幹。
盧秉也是制置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
史書上說他與薛向施行鹽法時擾民，然而請求辭去發運使一職并交出财物，綜合考核一下他的名譽和實際的差距就顯現出來了。
後來他去征西夏，建立奇功，他才能的奇異就可以知道了。
他的父親因為謙讓而聞名，而戶秉還沒有成年就已經有了很好的聲望。
他曾說林木如果不培植，根株是長不好的，就像士大夫的名節一樣。
蔣堂賞味他的這番話，推斷他将來必定成為大器。
王安石因為看了他的《壁間詩》，賞識他的靜退，因而破格提拔了他。
盧秉後來戍守邊關，多次以父親年老為由請求退休。
神宗親下诏書留他，他的父親盧革聽說了這事，也以義為由不讓他回來。
後來盧革病重，才得以回家，從此就再也沒有複出。
由此看來，盧秉的名譽和節操，确實是非常可觀的，不辜負王安石的期望。
而《宋史》卻說他迎合曲從世俗的愛好，父子的為人相差很遠。
盧革從來沒有說過他兒子品行不好，并且還以大義來要求他，不準許他退休回家，而寫史的人不準許盧革有兒子，這是什幺原因？隻不過是他奉行了新法的緣故。
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曾伉、王廣廉是條例司所派遣八人中的五個人。
《宋史》都沒有為他們作傳，事迹也無從考證。
從程颢、劉彜、盧秉三人的例子，可以看出他們都是不錯的人。
（蔡上翔說謝卿材、侯叔獻都是當世被稱為賢者的人，不知是根據什幺書說的，有待考證。
） 呂公着呂公着後來和司馬光一起破壞新法，史家都認為他是大賢，而他被破格提拔為顯官，實際上是王安石所舉薦的。
史家怕玷污呂公着，就在呂公着的傳中諱而不談此事，而在他哥哥呂公弼的傳中說：“王安石知政事，恨呂公弼不和自己一心，對他說要用他的弟弟來做禦史中丞來逼迫他。
”大概是想用這來增加王安石的罪狀。
卻忘了這是呂公着所避諱的，留下了這個痕迹給人看，我就是不理解恨哥哥又怎幺能推薦弟弟，用了弟弟又怎幺能逼迫哥哥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重要的是，王安石推薦呂公着，是明顯而沒有疑問的，那些诋毀王安石專用小人的人，将怎幺來解釋這些呢？ 韓绛韓绛是王安石所推薦的，代替陳升之管轄條例司，不久就做了參知政事，又随王安石之後為丞相，一心一意保持前人的做法，當時人稱“傳法沙門”，也因此在《宋史》他的傳中被特别地醜化和诋毀。
考查一下神宗才繼位的時候，韓琦就推薦說韓绛不輔佐天子的大器，可以說他才德的優良，不隻是王安石知道。
他早年斷案廉明，撫慰百姓周到深入，政績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
在做谏官時多次談到宮廷中長久積存的弊病，尤其是一般人不能做到的。
慶州羌族叛亂，他一舉平定，可見他擅長軍事謀略。
他知成都府、開封府，多次打壓豪強來緩解百姓的困苦。
仁宗感歎說：“大家都姑息他們，隻有你能夠不屈服于時俗嗎？”一些官吏阻止皇帝的恩澤惠及百姓，韓绛堅決反對。
曾對宋英宗說自己身犯衆怒怕有人告狀，英宗說：“我還沒有繼位的時候，就多次聽說當官的把國家大事送人情。
你所堅持的是對的，為什幺要害怕讒言呢？”他這種剛正的氣節，是曆朝所不多見的。
他曾說過，要想富國，就要充分利用土地，他第一個請求改變差役法，他是當政者中特别懂得大體的人。
他還多次推薦司馬光，一點都沒有黨同伐異的想法，這一點尤其使人敬佩。
（以上都是根據《宋史》中他的本傳講的）由此看來，王安石推舉韓绛來接自己的班，可以說選人得當。
憑着韓绛的賢能，唯獨對王安石心悅誠服，守住新法不變更，那幺新法的好處，也是可以看出的。
而《宋史》中他的傳，隻因為這個原因，在他做了丞相之後，就附加給他種種诋毀的言辭，不顧及傳的前半篇相矛盾，我從這裡就看出來《宋史》是不可信的。
韓宗師是韓绛的兒子，王安石舉薦他為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史書上稱贊他的孝道，由此也足以看出王安石是不随便舉薦人的。
元绛元绛是王安石舉薦的，官至參知政事，宋神宗非常惦記他。
他生平的政績非常好，《宋史》他的傳中對他不能加以誣蔑和诋毀，隻在最後說：“绛到哪裡都會留下好名聲，隻是他沒有獨立的操守和儀法規矩，逢迎奉承王安石和他的子弟，當時的輿論對他很看不起。
”在傳後的評論中說：“王安石當政，一時間士大夫中向來有些名聲的，都改變了自己的操守而依附于他，到處都是這樣。
元绛所經曆的官職，都有很好的政績，他也逢迎王安石，見識小啊。
”如果是這樣，凡是不肯攻擊王安石的人，雖然有百千種美德，都要被一個“谄”字所抹殺，成為沒有獨立操守的人了，凡是那些被王安石所用的人，怎幺能不都成為小人嗎？史書中的《韓绛傳》也說他賢明，而最後加了兩句說：“韓绛因為和王安石是同黨而當政，因此好的議論就少了。
”和這個傳是同一個筆法。
這種議論，這種輿論，價值就可以看出來了！ 呂惠卿《宋史》把呂惠卿列入奸臣的傳中。
呂惠卿肯定不是君子，這就不用說了。
王安石了解呂惠卿，實際上是歐陽修介紹的，介紹他的書信在歐陽修的文集中就有。
嘉祐六年歐陽修還有一篇《舉惠卿充職劄子》，文中說：“呂惠卿有才學有見識，聰明而機敏，尤其能曉文藝，喜歡用古法要求自己，可以說是個端莊文雅之士。
”歐陽修向來以識别人才着名，他所薦舉的人，都是少有的人才，而稱贊呂惠卿“饬躬”、“端雅”，則這個人恐怕不隻是才學優異而已。
據《宋史》他的傳記中所記載他的罪狀，大半是有關他奉行新法的。
可是我以為這不但不能稱為他的罪狀，還可看做他的功績。
他的傳中還記載他知延州，夏人入侵，将要用全軍來圍困延安，呂惠卿在米脂等地修了工事來防備。
等敵人到來後想要攻城而不能靠近，想要掠奪而野外什幺都沒有，想要求戰可守将們都按兵不動，想繞到南邊又怕腹背受敵，停了兩天就退回去了。
據此可以說他不單有政治才能，還有軍事才能（在他的傳中寫了他治軍的三件事，他所提出的策略都很中肯）。
惠卿是否真是一個奸邪之臣，應當用他是否背叛王安石這一件事來決定。
據元祐初蘇轍彈劾他的文章，說他與王安石勢力相互傾軋，變成了仇敵，私自拆啟王安石的書信等等。
後來的史家，認為這是王安石第一次被罷免丞相的事。
現在考證元豐三年，王安石有《答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