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荊公之用人及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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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甫書》中說：（呂惠卿來信中稱特進相公，王安石是在這一年剛被授以特進的，所以知道這事應當是在這一年或之後）
與您同心，現在卻有了不同的政見，都是因為國事，哪裡有其他的呢？同朝衆多的人中，您單單幫助我，我對您有什幺不滿意的呢？别人議論您，我并沒有參與。
那幺您為什幺要怨恨我呢？我隻是辦事方便而趨赴時風，我不知道那些議論。
根據實際情形來說，您是這樣的明白。
您的來信很明白，看後感覺到非常失意。
往日我所做的，确實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今天對您來說，還有什幺舊惡要挂念呢？（下略）（按：呂惠卿來信中有一句：“自己檢查自己感到很淺薄，也沒有瑣事的嫌疑。
您是這樣的高明，為什幺要記我的那些舊惡呢？”王安石因此給他回的信。
） 由此來看，王安石與呂惠卿開始合作最後分道揚镳，确實是事實，而他們的分離，是因為公事呢，還是私怨呢？還不能知道。
根據王安石的信中所說應該是公事，從史書中來考證，也有可以考證到的地方。
王安石剛被罷免後，呂惠卿接任，創立了手實法和鬻祠法，都是害民的政策，不是王安石的想法。
王安石重新擔任丞相後就把這些都廢除了。
呂惠卿敢于攪亂王安石所制訂的法令，就是說他背叛王安石也是可以的，然而這是由于他學識不足造成的罷了，還是可以原諒的。
而呂惠卿自己說“反思自己很淺薄”，不知是不是别有所指。
還是王安石大度，不與他計較呢？我私下以為呂惠卿當時肯定非常痛恨那些阻撓新法執行的人，想辦法懲治他們，而這些又常被王安石所否定。
看一下王安石被罷免後的數月中，很快有了流放鄭俠的事，這可以看出了。
也因為這個，阻撓者恨呂惠卿，比恨王安石更厲害。
又因為他和王安石之間有矛盾，更授人以口實。
于是史家評他的為人，說他豬狗不如。
我以為呂惠卿确實不是什幺品行才學優良的人，然而私下懷疑纣的錯誤，也不如他嚴重。
（考異十六）《宋史》呂惠卿傳中引用司馬光的話，說呂惠卿“是變法的謀主，而王安石全力施行”，好像所有的新法，都是由呂惠卿提出的，而王安石不過是個傀儡。
我認為這肯定不是司馬光所說的；如果真是司馬光所說的，也是荒謬的無稽之談。
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的心中醞釀已經很久了，看一看他平時的詩文和上仁宗書就可以看出。
《答呂吉甫書》中說：“整個朝廷中，隻有你幫助我”，是說呂惠卿輔助王安石，怎幺能說是王安石輔助呂惠卿呢？ （考異十七）《宋史》記王安石和呂惠卿相攻的事很多，那些言辭都很粗俗。
如果真像裡面所寫，那不隻是呂惠卿是奸邪之臣，王安石也就成了奸邪之臣。
蔡上翔對此辨析得很全面，這裡就不把這些煩瑣的内容引用過來了。
隻看一下《答呂吉甫》這封信，他的品德和度量是何等的宏大。
憑王安石的為人，怎幺肯做出這些卑劣的事情呢？讀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一個言行一緻的人，那幺讀這一封信就足夠了；如果還是不信，則我再多說也沒有什幺作用，所以就不再多說了。
曾布曾布是曾鞏的弟弟，他輔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勞與呂惠卿差不多，《宋史》也将他列入《奸臣傳》中。
我用他傳中的文字來考證，看不出說他是奸臣的原因。
當時的那些新法雖說是由王安石拟定的大綱，而編成條目，形成法典，有一半是出于曾布之手。
朝廷中的大臣有非難新法的，曾布都一一為他們解釋，《文獻通考》中還記載了他的一些事，那幺他文理考察周密的才能，和收放自如、深奧廣博的論辯，肯定有非常過人之處。
在他的傳中記述他第一次被召見時，給神宗上疏，讓神宗拿出真誠果斷的行動來，讓四方都知道君主不可違抗，新法不可欺侮，他這話可算是說到了要害之處，可以彌補王安石的不足之處。
他對新法是很用力的，隻有對呂嘉問辦市易不得力的事而狠狠地彈劾了他，說相關的官員自己兼并土地，最終也因此而得罪了呂惠卿而被貶出做饒州知州。
所說的和而不同，不是這樣嗎？司馬光執政，下令增加和減少役法，曾布拒絕說：“免役這件事，法令很詳細，都是我寫的，現在讓我自己來改換，從道義上說是不能做的。
”他真是不會變通而又倔強。
之後在崇甯年間因為得罪蔡京，蔡京誣陷他受賄賂，讓呂嘉問逮捕了他和他的兒子們，刑訊逼供誘使他說自己的罪名，這也是因為曾布不肯依附蔡京的緣故（以上所說根據的都是《宋史》曾布的傳）。
憑《宋史》對曾布诋毀得如此嚴重，以至列他到奸臣中，而記述他的所作所為卻是如此，那幺他做的其他好事被删除不記載的，怎幺能數得清。
那些被指責為奸臣罪狀的，不過紹聖年間、建中靖國年間，兩次提倡紹述之論罷了。
如果說這是“奸”，那幺何不把王安石也列入奸臣之列？我認為曾布是千古正直之士，而他的學識和才華，都足以配得上。
曾鞏有這樣一個弟弟，而王安石得到這樣一個人，就像得到夔一樣而滿足了。
王安石的冤情，數百年來為他昭雪的，尚且有數十人，而曾布的冤情，真如同萬古長夜，我必須要把這些說出來！ 章惇也是《宋史》奸臣傳中的一名。
王安石才開始起用章惇的時候，他是編修三司條例官，之後讓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蠻族，避開湖南四府的地域。
因為有功而得罪，前面的章節中已經詳細論說過這些。
元豐三年拜為參知政事，當時王安石已經被罷相。
不久因為他父親冒占民田而被貶出知蔡州。
元祐初年駁斥司馬光所更改的役法，共有數千言，司馬光的政策施行後，章惇憤憤地與司馬光在門前争辯，史書上稱他的言語很混亂，大臣交章彈劾他，因而被罷免。
元祐七、八年間，又多次被谏官所彈劾。
哲宗親政後，起用他為丞相，隻以紹述所說作為國家大事。
凡是元祐間所更改的法令都恢複了，大興黨獄，并想追廢宣仁太後。
哲宗死後，皇太後商議要立的國君，章惇說：“按禮法律條來說，他的弟弟簡王應當冊立。
”太後說：“我沒有兒子，各個王都是神宗的妾所生的兒子。
”章惇又說：“按大小則應當立申王。
”太後說：“申王有病，不能夠立他。
”最後立了端王，這就是宋徽宗。
被貶知越州，不久又被貶到潭州，又貶到雷州，最後轉到睦州時死去。
章惇不肯用官爵暗地裡照顧親友，四個兒子參加科舉都被錄取，隻有三兒子章援曾做校書郎，其他三人都在州縣裡做官，最終也沒有做大官的。
《宋史》章惇的傳中所講大概就是這樣。
以此來看，足可以讓他是奸臣嗎？就拿他不肯把官位給自己的親友一件事來說，他潔身自好的品格已經可以影響世俗了。
哲宗死後與太後争論要立的人，最終也因此被貶出以至于死去。
即使他主張所立的簡王和申王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像徽宗這樣荒氵?無道的國君，最終使宋滅亡，這是世世代代人們所共同看到了。
怎幺知道不是章惇平時觀察他這個人不适合做國家的君主而故意阻攔呢？即使不是這樣，也不足以加罪給章惇。
如果認為紹述在熙豐年間為奸，那幺也是以奸上加奸罷了。
他最為世人所诋毀的，莫如驅逐元祐諸大臣和請求廢宣仁太後這兩件事。
請求廢除太後确實是有罪，說到驅逐流放元祐的那些大臣，則又是以元祐間的大臣用來對待熙豐的方法來做的。
如果元祐的那些人做的對，那章惇做的也對；如果章惇做的不對，那幺元祐間的人所做也不對。
議論者人肯定要說：元祐的那些人是君子，所以可以驅逐小人；章惇是小人，所以不可以驅逐君子。
我不知道他們所說的君子和小人是怎幺來區分的。
如果按私德來論，章惇的耿直，恐怕是元祐間的那些賢人比起來也是有愧的；如果按政見來論，我沒有聽說有用政見來判别君子和小人的。
攻擊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把奉行新法的人認作小人，那幺奉行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責攻擊新法的人為小人，他們之間能差多少呢？章惇之所以要報複元祐那些人，而且他的殘酷程度确實比元祐那些人更甚。
即使這樣，也要算一下元祐這些人是怎樣報複熙豐年間的大臣的，他們的殘酷程度也遠遠超過熙豐年間的人？以德報怨，确實是美好的，但這隻有那些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到，怎幺能用來要求章惇呢？再說元祐那些自命為君子的人，他們的品德還達不到這幺高，況且是章惇呢？我認為章惇有才，隻是賭氣而已，他是不是奸，那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蔡确以《宋史》他的本傳所記載的内容來考查，他确實是個小人。
然而王安石主持國事八年，始終沒有派他大用，官職最大做到知制诰罷了。
所推行的新法，也沒有借助他的力量，不能說他是被王安石所用的 王韶王韶的功勞都在前面，《宋史》他的傳中嚴重地诋毀了他，這裡沒有工夫為他辯白。
熊本熊本的功績也列在前面，《宋史》他的傳中也對他有微詞，這裡沒有工夫為他辯白。
郭逵、趙卨都是王安石所用的邊将，在西夏和安南都立有戰功，《宋史》對他們也都有微詞。
以上四個人，都是功勞和過錯不能相抵的。
自古以來的名将，往往都是這樣。
根據他們的才能來使用，目的是為了成功，這些也不足以當做王安石的錯誤。
範子淵是王安石起用來興修水利的人。
《宋史》中沒有他的傳，而《河渠志》中講述他所建設的内容很詳細。
他極力主張疏通河道，并能發明一些新的器具用于水利，可算是一名有才的人。
史書上對王安石的政績，沒有不诋毀的，所以說範子淵“迎合取寵”，又說他“其器不可用”，但今天那些陳迹已經湮沒很久了，其中的是非也無法查明了。
薛向唐炯彈劾王安石，說薛向、陳繹、王安石等人頤指氣使，與家奴無異。
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曾推舉薛向做管理馬政，熙甯初年（公元1068年）又薦舉他為江淮發運使，不久又薦舉他做了權三司使，對他的信任可以說是非常深厚。
而薛向所到之處，政績卓着，馬政和漕運，經過他治理，大大地去除了長久積累下的弊端。
熙河戰役，物資轉運沒有出任何差錯。
他理财的功績，可以與劉晏相當，就是《宋史》也很稱贊他。
王安石能用人，也就是一個例子。
隻是奇怪的是，《宋史》在薛向的傳中，對王安石多次舉薦他的事，一點兒都沒有提及，我不知道這是什幺用心，是不是不想玷污薛向呢？唉！ 陳繹唐坰拿他和薛向放在一起說，也應當是王安石極為信任的人。
熙甯年間（公元1068年~1077年）曾知開封府（就像今天的順天府，是當時的一個重要職位）。
《宋史》中他的傳，寥寥幾行，隻有“論事不避權貴（是神宗評陳繹的話），當政必定摧毀豪強結成的朋黨，審理訴訟經常為人平反”三句話，之外則诋毀他的私人品德，說“他的兒子和兒媳一天晚上一起死于士兵的手裡”。
又說：“他僞裝成一副忠厚老實的樣子，多事的人看他像顔回。
”在傳的最後說到：“陳繹迎合人來做事，本來就不值得說。
閨門管理不嚴，丢盡了臉。
即使他通曉為官之道，又怎幺能用他呢？”據此來推斷，那幺陳繹肯定是一個操守嚴正，辦事聰敏的人，古代的好官，政績可觀的很多，史書上都去除了，隻說他“裝作忠厚老實的樣子”，我不知道寫史的人憑什幺說他是僞裝的。
他兒子和兒媳的事與他有什幺關系，因此而指責他“丢盡了人，即使他通曉為官之道，又怎幺能用他”，自古至今有這樣評說人的方法嗎？自古至今有這樣的史筆嗎？重要的是，凡是經由王安石舉薦的人，善良的也會被認定為盜賊，這是全部《宋史》一貫的宗旨。
鄧绾鄧绾确實是一個反複小人，王安石所提拔的許多人中，他是最不行的一個了，所以王安石雖舉薦了他，之後恨他谄媚自己，就自己彈劾自己舉薦不當。
王安石不掩飾自己的過失，更可以看出來了。
而世人說王安石愛聽谄媚之言，為什幺他做的正相反呢？ 許将他是不是王安石舉薦的史書中沒有明确的文字，而熙甯初年被破格錄用，不能不說是王安石提拔的他。
歐陽修曾稱贊他的文章風格像王沂公，被選中進士外任期滿後，不經考試就任了館職，與王安石一樣，他對名利的淡泊可以看得出。
王安石欣賞他，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嗎？在做流内铨的判官時，因為考核彙總官員的名聲和政績而聞名。
遼國用二十萬大軍威脅代州邊境，要求割讓代州，宋要派使者去，都不敢去，許将慷慨請求前往，當面指責遼使蕭禧，完成使命而返回。
他在宴席上大獲全勝的功勞，不在富弼之下。
他做尚書兵部的判官，整理保甲法，取得卓着成績。
在他知郓州時，百姓沒有犯法的，老人們感歎說：“自從王沂公後五十六年，才見到監獄空了。
”他做兵部侍郎，所列的軍事策略很全面。
等到對西夏用兵，神宗讓宦官問他兵馬數，許将馬上寫好呈上去。
第二天問那些權重的大臣們，沒有人能說得上來的。
到紹聖初年扒司馬光的墓，許将進谏制止。
由此來看，許将的才能謀略，品德度量，都是很優異的，王安石執政時破格提拔他，不是沒有原因的。
而《宋史》在他的傳後對他的評論，隻說他全力制止扒司馬光的墓一件中是可取的，其他的都放在一邊，這樣判斷善惡公平嗎？ 鄧潤甫因王安石的舉薦而被任命為編修中書戶房事，随即被提拔為知谏院知制诰，多次升遷，做到禦史中丞。
他成為進士後，曾舉薦賢良方士之士，召他應試他不去，王安石是不是欣賞他的淡于名利呢？元豐年末，宋神宗命李憲征西夏，鄧潤甫進谏，不久就被蔡确所陷害，被貶去知撫州，他也是耿直的人。
《宋史》評論他說：“鄧潤甫最早稱贊紹述的謀略，雖有其他的長處，也不足以看了。
”唉！這也和韓绛、元绛、陳繹這些人的傳是同一個筆法。
隻要一旦奉行新法，有再多的好處也看不到
那幺您為什幺要怨恨我呢？我隻是辦事方便而趨赴時風，我不知道那些議論。
根據實際情形來說，您是這樣的明白。
您的來信很明白，看後感覺到非常失意。
往日我所做的，确實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今天對您來說，還有什幺舊惡要挂念呢？（下略）（按：呂惠卿來信中有一句：“自己檢查自己感到很淺薄，也沒有瑣事的嫌疑。
您是這樣的高明，為什幺要記我的那些舊惡呢？”王安石因此給他回的信。
） 由此來看，王安石與呂惠卿開始合作最後分道揚镳，确實是事實，而他們的分離，是因為公事呢，還是私怨呢？還不能知道。
根據王安石的信中所說應該是公事，從史書中來考證，也有可以考證到的地方。
王安石剛被罷免後，呂惠卿接任，創立了手實法和鬻祠法，都是害民的政策，不是王安石的想法。
王安石重新擔任丞相後就把這些都廢除了。
呂惠卿敢于攪亂王安石所制訂的法令，就是說他背叛王安石也是可以的，然而這是由于他學識不足造成的罷了，還是可以原諒的。
而呂惠卿自己說“反思自己很淺薄”，不知是不是别有所指。
還是王安石大度，不與他計較呢？我私下以為呂惠卿當時肯定非常痛恨那些阻撓新法執行的人，想辦法懲治他們，而這些又常被王安石所否定。
看一下王安石被罷免後的數月中，很快有了流放鄭俠的事，這可以看出了。
也因為這個，阻撓者恨呂惠卿，比恨王安石更厲害。
又因為他和王安石之間有矛盾，更授人以口實。
于是史家評他的為人，說他豬狗不如。
我以為呂惠卿确實不是什幺品行才學優良的人，然而私下懷疑纣的錯誤，也不如他嚴重。
（考異十六）《宋史》呂惠卿傳中引用司馬光的話，說呂惠卿“是變法的謀主，而王安石全力施行”，好像所有的新法，都是由呂惠卿提出的，而王安石不過是個傀儡。
我認為這肯定不是司馬光所說的；如果真是司馬光所說的，也是荒謬的無稽之談。
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的心中醞釀已經很久了，看一看他平時的詩文和上仁宗書就可以看出。
《答呂吉甫書》中說：“整個朝廷中，隻有你幫助我”，是說呂惠卿輔助王安石，怎幺能說是王安石輔助呂惠卿呢？ （考異十七）《宋史》記王安石和呂惠卿相攻的事很多，那些言辭都很粗俗。
如果真像裡面所寫，那不隻是呂惠卿是奸邪之臣，王安石也就成了奸邪之臣。
蔡上翔對此辨析得很全面，這裡就不把這些煩瑣的内容引用過來了。
隻看一下《答呂吉甫》這封信，他的品德和度量是何等的宏大。
憑王安石的為人，怎幺肯做出這些卑劣的事情呢？讀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一個言行一緻的人，那幺讀這一封信就足夠了；如果還是不信，則我再多說也沒有什幺作用，所以就不再多說了。
曾布曾布是曾鞏的弟弟，他輔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勞與呂惠卿差不多，《宋史》也将他列入《奸臣傳》中。
我用他傳中的文字來考證，看不出說他是奸臣的原因。
當時的那些新法雖說是由王安石拟定的大綱，而編成條目，形成法典，有一半是出于曾布之手。
朝廷中的大臣有非難新法的，曾布都一一為他們解釋，《文獻通考》中還記載了他的一些事，那幺他文理考察周密的才能，和收放自如、深奧廣博的論辯，肯定有非常過人之處。
在他的傳中記述他第一次被召見時，給神宗上疏，讓神宗拿出真誠果斷的行動來，讓四方都知道君主不可違抗，新法不可欺侮，他這話可算是說到了要害之處，可以彌補王安石的不足之處。
他對新法是很用力的，隻有對呂嘉問辦市易不得力的事而狠狠地彈劾了他，說相關的官員自己兼并土地，最終也因此而得罪了呂惠卿而被貶出做饒州知州。
所說的和而不同，不是這樣嗎？司馬光執政，下令增加和減少役法，曾布拒絕說：“免役這件事，法令很詳細，都是我寫的，現在讓我自己來改換，從道義上說是不能做的。
”他真是不會變通而又倔強。
之後在崇甯年間因為得罪蔡京，蔡京誣陷他受賄賂，讓呂嘉問逮捕了他和他的兒子們，刑訊逼供誘使他說自己的罪名，這也是因為曾布不肯依附蔡京的緣故（以上所說根據的都是《宋史》曾布的傳）。
憑《宋史》對曾布诋毀得如此嚴重，以至列他到奸臣中，而記述他的所作所為卻是如此，那幺他做的其他好事被删除不記載的，怎幺能數得清。
那些被指責為奸臣罪狀的，不過紹聖年間、建中靖國年間，兩次提倡紹述之論罷了。
如果說這是“奸”，那幺何不把王安石也列入奸臣之列？我認為曾布是千古正直之士，而他的學識和才華，都足以配得上。
曾鞏有這樣一個弟弟，而王安石得到這樣一個人，就像得到夔一樣而滿足了。
王安石的冤情，數百年來為他昭雪的，尚且有數十人，而曾布的冤情，真如同萬古長夜，我必須要把這些說出來！ 章惇也是《宋史》奸臣傳中的一名。
王安石才開始起用章惇的時候，他是編修三司條例官，之後讓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蠻族，避開湖南四府的地域。
因為有功而得罪，前面的章節中已經詳細論說過這些。
元豐三年拜為參知政事，當時王安石已經被罷相。
不久因為他父親冒占民田而被貶出知蔡州。
元祐初年駁斥司馬光所更改的役法，共有數千言，司馬光的政策施行後，章惇憤憤地與司馬光在門前争辯，史書上稱他的言語很混亂，大臣交章彈劾他，因而被罷免。
元祐七、八年間，又多次被谏官所彈劾。
哲宗親政後，起用他為丞相，隻以紹述所說作為國家大事。
凡是元祐間所更改的法令都恢複了，大興黨獄，并想追廢宣仁太後。
哲宗死後，皇太後商議要立的國君，章惇說：“按禮法律條來說，他的弟弟簡王應當冊立。
”太後說：“我沒有兒子，各個王都是神宗的妾所生的兒子。
”章惇又說：“按大小則應當立申王。
”太後說：“申王有病，不能夠立他。
”最後立了端王，這就是宋徽宗。
被貶知越州，不久又被貶到潭州，又貶到雷州，最後轉到睦州時死去。
章惇不肯用官爵暗地裡照顧親友，四個兒子參加科舉都被錄取，隻有三兒子章援曾做校書郎，其他三人都在州縣裡做官，最終也沒有做大官的。
《宋史》章惇的傳中所講大概就是這樣。
以此來看，足可以讓他是奸臣嗎？就拿他不肯把官位給自己的親友一件事來說，他潔身自好的品格已經可以影響世俗了。
哲宗死後與太後争論要立的人，最終也因此被貶出以至于死去。
即使他主張所立的簡王和申王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像徽宗這樣荒氵?無道的國君，最終使宋滅亡，這是世世代代人們所共同看到了。
怎幺知道不是章惇平時觀察他這個人不适合做國家的君主而故意阻攔呢？即使不是這樣，也不足以加罪給章惇。
如果認為紹述在熙豐年間為奸，那幺也是以奸上加奸罷了。
他最為世人所诋毀的，莫如驅逐元祐諸大臣和請求廢宣仁太後這兩件事。
請求廢除太後确實是有罪，說到驅逐流放元祐的那些大臣，則又是以元祐間的大臣用來對待熙豐的方法來做的。
如果元祐的那些人做的對，那章惇做的也對；如果章惇做的不對，那幺元祐間的人所做也不對。
議論者人肯定要說：元祐的那些人是君子，所以可以驅逐小人；章惇是小人，所以不可以驅逐君子。
我不知道他們所說的君子和小人是怎幺來區分的。
如果按私德來論，章惇的耿直，恐怕是元祐間的那些賢人比起來也是有愧的；如果按政見來論，我沒有聽說有用政見來判别君子和小人的。
攻擊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把奉行新法的人認作小人，那幺奉行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責攻擊新法的人為小人，他們之間能差多少呢？章惇之所以要報複元祐那些人，而且他的殘酷程度确實比元祐那些人更甚。
即使這樣，也要算一下元祐這些人是怎樣報複熙豐年間的大臣的，他們的殘酷程度也遠遠超過熙豐年間的人？以德報怨，确實是美好的，但這隻有那些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到，怎幺能用來要求章惇呢？再說元祐那些自命為君子的人，他們的品德還達不到這幺高，況且是章惇呢？我認為章惇有才，隻是賭氣而已，他是不是奸，那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蔡确以《宋史》他的本傳所記載的内容來考查，他确實是個小人。
然而王安石主持國事八年，始終沒有派他大用，官職最大做到知制诰罷了。
所推行的新法，也沒有借助他的力量，不能說他是被王安石所用的 王韶王韶的功勞都在前面，《宋史》他的傳中嚴重地诋毀了他，這裡沒有工夫為他辯白。
熊本熊本的功績也列在前面，《宋史》他的傳中也對他有微詞，這裡沒有工夫為他辯白。
郭逵、趙卨都是王安石所用的邊将，在西夏和安南都立有戰功，《宋史》對他們也都有微詞。
以上四個人，都是功勞和過錯不能相抵的。
自古以來的名将，往往都是這樣。
根據他們的才能來使用，目的是為了成功，這些也不足以當做王安石的錯誤。
範子淵是王安石起用來興修水利的人。
《宋史》中沒有他的傳，而《河渠志》中講述他所建設的内容很詳細。
他極力主張疏通河道，并能發明一些新的器具用于水利，可算是一名有才的人。
史書上對王安石的政績，沒有不诋毀的，所以說範子淵“迎合取寵”，又說他“其器不可用”，但今天那些陳迹已經湮沒很久了，其中的是非也無法查明了。
薛向唐炯彈劾王安石，說薛向、陳繹、王安石等人頤指氣使，與家奴無異。
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曾推舉薛向做管理馬政，熙甯初年（公元1068年）又薦舉他為江淮發運使，不久又薦舉他做了權三司使，對他的信任可以說是非常深厚。
而薛向所到之處，政績卓着，馬政和漕運，經過他治理，大大地去除了長久積累下的弊端。
熙河戰役，物資轉運沒有出任何差錯。
他理财的功績，可以與劉晏相當，就是《宋史》也很稱贊他。
王安石能用人，也就是一個例子。
隻是奇怪的是，《宋史》在薛向的傳中，對王安石多次舉薦他的事，一點兒都沒有提及，我不知道這是什幺用心，是不是不想玷污薛向呢？唉！ 陳繹唐坰拿他和薛向放在一起說，也應當是王安石極為信任的人。
熙甯年間（公元1068年~1077年）曾知開封府（就像今天的順天府，是當時的一個重要職位）。
《宋史》中他的傳，寥寥幾行，隻有“論事不避權貴（是神宗評陳繹的話），當政必定摧毀豪強結成的朋黨，審理訴訟經常為人平反”三句話，之外則诋毀他的私人品德，說“他的兒子和兒媳一天晚上一起死于士兵的手裡”。
又說：“他僞裝成一副忠厚老實的樣子，多事的人看他像顔回。
”在傳的最後說到：“陳繹迎合人來做事，本來就不值得說。
閨門管理不嚴，丢盡了臉。
即使他通曉為官之道，又怎幺能用他呢？”據此來推斷，那幺陳繹肯定是一個操守嚴正，辦事聰敏的人，古代的好官，政績可觀的很多，史書上都去除了，隻說他“裝作忠厚老實的樣子”，我不知道寫史的人憑什幺說他是僞裝的。
他兒子和兒媳的事與他有什幺關系，因此而指責他“丢盡了人，即使他通曉為官之道，又怎幺能用他”，自古至今有這樣評說人的方法嗎？自古至今有這樣的史筆嗎？重要的是，凡是經由王安石舉薦的人，善良的也會被認定為盜賊，這是全部《宋史》一貫的宗旨。
鄧绾鄧绾确實是一個反複小人，王安石所提拔的許多人中，他是最不行的一個了，所以王安石雖舉薦了他，之後恨他谄媚自己，就自己彈劾自己舉薦不當。
王安石不掩飾自己的過失，更可以看出來了。
而世人說王安石愛聽谄媚之言，為什幺他做的正相反呢？ 許将他是不是王安石舉薦的史書中沒有明确的文字，而熙甯初年被破格錄用，不能不說是王安石提拔的他。
歐陽修曾稱贊他的文章風格像王沂公，被選中進士外任期滿後，不經考試就任了館職，與王安石一樣，他對名利的淡泊可以看得出。
王安石欣賞他，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嗎？在做流内铨的判官時，因為考核彙總官員的名聲和政績而聞名。
遼國用二十萬大軍威脅代州邊境，要求割讓代州，宋要派使者去，都不敢去，許将慷慨請求前往，當面指責遼使蕭禧，完成使命而返回。
他在宴席上大獲全勝的功勞，不在富弼之下。
他做尚書兵部的判官，整理保甲法，取得卓着成績。
在他知郓州時，百姓沒有犯法的，老人們感歎說：“自從王沂公後五十六年，才見到監獄空了。
”他做兵部侍郎，所列的軍事策略很全面。
等到對西夏用兵，神宗讓宦官問他兵馬數，許将馬上寫好呈上去。
第二天問那些權重的大臣們，沒有人能說得上來的。
到紹聖初年扒司馬光的墓，許将進谏制止。
由此來看，許将的才能謀略，品德度量，都是很優異的，王安石執政時破格提拔他，不是沒有原因的。
而《宋史》在他的傳後對他的評論，隻說他全力制止扒司馬光的墓一件中是可取的，其他的都放在一邊，這樣判斷善惡公平嗎？ 鄧潤甫因王安石的舉薦而被任命為編修中書戶房事，随即被提拔為知谏院知制诰，多次升遷，做到禦史中丞。
他成為進士後，曾舉薦賢良方士之士，召他應試他不去，王安石是不是欣賞他的淡于名利呢？元豐年末，宋神宗命李憲征西夏，鄧潤甫進谏，不久就被蔡确所陷害，被貶去知撫州，他也是耿直的人。
《宋史》評論他說：“鄧潤甫最早稱贊紹述的謀略，雖有其他的長處，也不足以看了。
”唉！這也和韓绛、元绛、陳繹這些人的傳是同一個筆法。
隻要一旦奉行新法，有再多的好處也看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