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荊公之用人及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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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之論荊公，其迳诋之為小人者，不必論矣，即仰之為君子者，亦未嘗不以好用小人為公之玷。
然則公果好用小人乎？公所用者果如史家所記述，無一而非小人乎？則又請平心以察之。
吾嘗極論荊公所以不得不用小人者，以當時君子莫肯為之用，斯固然矣。
抑考公之言嘗曰：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鲧優于治水，故雖方命圮族，而不能舍鲧。
以此推之，則雖謂其好用小人也亦宜。
及其緻政而歸也，亦自言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诐常出于交遊之厚，則其為小人所累而頗自悔之，當亦屬于事實無可為諱者。
夫小人非不有時而可用，而能用之與否，則恒視乎用之之人。
以純粹之君子而用小人，天下之險，莫過是也。
夫人而曰小人，必其機巧變詐之尤者也，而用之之人，必其機巧變詐能與之相敵，且更過之，使彼雖極其壽張之技，而不能遁出于吾股掌之外，斯能用小人矣。
若張江陵則其人也，若胡文忠則其人也，若曾文正則已非其人也，若王荊公則更非其人也。
何以故？以荊公為純粹之君子人故，以荊公為太無權術之君子人故。
雖然，謂荊公為專好用小人則非也，謂荊公所用者為皆小人，則尤非也。
公上神宗論館職劄子雲：陛下即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小有才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矣，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已。
公之所進規于其君者如是，而豈其躬自蹈之？又制置條例司之初立也，神宗屢以問荊公，公曰：今欲理财，則必使能。
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恐風俗由此而壞，将不勝其敝。
陛下當念國體有先後緩急。
（本傳不載此語。
華氏《續通鑒》載于熙甯二年三月，其見宋史何處未暇細檢。
）是荊公之諄諄于進賢退不肖者,至深且切。
故與其謂荊公好用小人，毋甯謂神宗好用小人，而荊公則雖矯正之而猶未能盡者也。
夫荊公所拔擢拂拭之人，其為後世所稱為君子者抑多多矣。
然或後此以不附新法，用之不終，史家遂不認此人為荊公所用。
夫荊公既銳意必欲行新法，則凡不願奉行新法者，雖欲終用之而不能，此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
而謂荊公無欲用之之心焉，不可得也。
若夫始終肯奉行新法之人，則後之史家，初不問其人平日行誼何如，即此附和新法之一端，已指為罪大惡極。
不甯惟是，又往往虛構事實，必被以惡名而始為快，不必其與荊公共政事者，即平昔往還稍稔者，亦無一而獲免焉。
如是則荊公所用者，安得不皆為小人哉？非荊公之好用小人，徒以其人既經荊公之拂拭，旋即經史家之鍛煉，雖君子亦為小人已耳。
吾非敢謂荊公所用者必無小人，願以為雖有之，而其不善決不如是其甚。
夫以荊公之懋德高節，而經史家之刻畫，猶使後之讀者，覺王衍盧杞俨然在目，則其他操行不及荊公，而授人以可乘之隙者，其受誣更何所不至耶？夫以韓琦而可指為交結中官，以歐陽修而可指為盜氵?甥女，且舉朝洶洶，謂為希恩固寵，巧飾欺罔，則當時争意氣者，豈尚有是非之心，而其言又可信耶？孫固濮議，稍抗輿論，則群斥為奸邪，然則千年來指荊公所用為奸邪者，又安知其非孫固之比耶？吾固非強欲為荊公所用之人辯，然固有不容已于言者，今請就所可考見之人而一一論列之。
陳升之升之在仁宗時已為執政，非荊公所特拔。
然荊公集中有送陳升之序，蓋自其微時，而即期以重任，及制置條例司初設，即引典共事，故神宗之相升之，實為荊公推毂無疑。
升之任谏官五年，所論列百數十事，其人亦非庸庸者，徒以與荊公共事之故，史稱其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
其信否則非吾所能斷也。
王珪珪典内外制十八年，至熙甯三年，始參知政事。
九年，同平章事，終神宗世為相。
其為荊公汲引與否不可知。
然固始終奉行新法者，本傳于其執政前多褒美之詞，于其執政後多譏彈之語，平心論之，蓋一中和之人也。
蘇轍荊公初設制置條例司，首擢轍為檢詳文字。
荊公之特拔小臣自轍始，後以不附新法，出為河南推官。
程颢 制置條例司初設，遣使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而颢與居一焉，是颢實為荊公所特拔之士也。
後以不附新法，出為簽書鎮甯軍判官。
而宋史于安石傳颢傳，并不載其曾為條例司官一事，殆以受知于安石為颢玷，故諱之欤？ 劉彜 條例司所遣八人之一。
前本為縣尉，荊公特拔者也。
史稱其以不附新法罷，又言神宗擇水官以其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是非不用也，固其所長而專委以一事耳。
以不當沖要之故，本傳無貶詞，且亟稱其材。
盧秉亦所遣八人之一也。
史稱其與薛向行鹽法擾民，然請罷發運使獻餘羨，其綜核名實可見。
其後征西夏，立奇功，則其才之瑰偉可知。
其父革以廉退聞，而秉未冠即負隽譽，嘗言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似士大夫之立名節也。
蔣堂賞味其言，蔔其必為隹器。
而荊公因讀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故特拔之。
秉後守邊，以父老累乞歸養，神宗手诏慰留，父革聞之，亦以義止之。
後革疾亟，始得歸，遂不複出。
以此言之，秉之名節，誠卓荦可觀，不負荊公之知矣。
而宋史則謂其阿徇時好，父子相去甚遠，夫革未嘗謂其子不肖，且責以大義，不許告歸，而史家竟不許革之有子，何以故？徒以其奉行新法故。
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曾伉、王廣廉條例司所遣八人此其五也，宋史皆無傳，事迹不可考。
以程劉盧三人例之，當皆佳士也。
（蔡氏上翔言謝卿材侯叔獻皆當世所号為賢者，不知所據何書，俟考。
） 呂公着公着後此與司馬光同破壞新法，史家所目為大賢者也。
而其超擢顯官，實荊公薦之。
史家恐污點公着，故于公着傳諱而不言，而于其兄公弼傳雲：“安石知政事，謙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着為禦史中丞以逼之。
”蓋又欲借此以入安石罪，遂忘卻為公着諱，而留此痕迹經示人也。
顧吾獨不解惡其兄者何以薦其弟，而用其弟又何以能逼其兄也。
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矣。
要之荊公之薦公着，灼然無疑，而诋荊公專用小人者，将何以自解耶？ 韓绛 绛為荊公所汲引，代陳升之領條例司，未幾參知政事，又繼荊公為相，一守成法，時号傳法沙門，以故本傳極醜诋之。
然考神宗初立，韓琦即薦绛有公輔器，是其材德之優，非獨荊公知之也。
其早年決獄廉明，撫民周浃，政績曆曆可觀，為谏官屢論列宮廷積弊，尤為人所難能。
慶州羌亂，一舉平之，可見其優于軍略。
知成都府開封府，屢折豪強以蘇民困。
仁宗歎曰：衆方姑息，卿獨能不徇時邪。
内諸司數千恩澤，绛執不可，為英宗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
帝曰：朕在藩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于讒？是其剛方之氣，實朝列所罕見。
又嘗言富國當盡地力，又首請改差役法，是為治極知大體者，而又數薦司馬光，則絕無黨同伐異之見，尤可敬佩。
（以上皆據本傳。
）由此言之，荊公之舉绛自代，實為得人。
而以绛之賢，獨心悅誠服荊公，守其法不變，則新法之善，亦可見矣。
而宋史绛傳，徒以此故，于其入相後，則附以種種醜诋之詞，不顧其與前半篇相矛盾，吾是以益知宋史之不可信也。
韓宗師 绛之子，荊公薦為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史稱其孝，此亦足見荊公之不濫舉也。
元绛 绛以荊公薦，參知政事，神宗眷顧甚隆。
其生平政績太優，宋史本傳，不能加以誣诋，惟于傳末雲：“绛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
”其傳後論雲：“王安石為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而從之，比比皆然。
元绛所莅，鹹有異政，亦谄事之陋矣！”若是夫，凡不肯攻安石之人，雖有百千美德，而皆得以一谄字抹殺之，遂成為無特操之人矣。
則凡為安石所用者，安得不盡為小人也哉？史于韓绛傳亦稱其賢，而末綴二語雲：“終以黨王安石得政，是以清議少之。
”與此傳正同一筆法，此種清議，此種時論，其價值可見矣。
呂惠卿惠卿，宋史列諸奸臣傳者也。
惠卿之必非君子人，無待言。
然荊公之知惠卿，實歐陽文忠介之，其書見歐集。
嘉?六年歐公又有舉惠卿充館職劄子，其文曰：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饬躬，可謂端雅之士。
夫以歐公素稱知人，其所薦舉，皆一世佳士，而于惠卿稱之曰饬躬，曰端雅，則其人諒不止才學之優美而已。
據宋史本傳所載罪狀，大半指其奉行新法者。
然吾以此為不特非罪狀，且可作功狀矣。
本傳又記其紹聖中知延州，夏人入寇，将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
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将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遁去。
據此，則不獨有政事才，且能軍矣。
（本傳中記其治軍者三處，所策皆中肯。
）惠卿之果為奸邪與否，當于其曾叛荊公與否一事決之。
據元?初蘇轍彈文，謂其勢力相軋，化為敵仇，發安石私書雲雲，後之史家，指為荊公初次罷相時事。
今考元豐三年，荊公有答呂吉甫書雲：（惠卿來書稱特進相公，公以是年始授特進，故知當在是年或在其後也。
） 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于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
開喻重悉，覽之怅然。
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下略）（按惠卿來書有雲：内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故公答書雲雲。
） 觀此則荊公與惠卿始合終睽，誠屬事實。
然其睽也，緣公事乎？緣私怨乎？尚未可知。
據荊公書則謂皆緣國事，今徵諸史，亦有可考見者焉。
荊公初罷政，惠卿繼之，創為手實法，及鬻祠法，皆厲民之政，非荊公意。
公複相，即罷之，夫惠卿敢于亂荊公之法，雖謂之叛荊公焉可也，然此尚出于其學識之不足耳，猶有可原。
而惠卿自言内省涼薄，不知别有所指否，或荊公大度包之而不複與校耶？竊意惠卿當時必深憤于沮撓新法者，思有以懲治之，常為荊公所折。
觀荊公罷政數月中，而即有竄逐鄭俠之事，可見也。
坐是之故，沮撓者之恨惠卿，更甚于荊公，又因其與荊公隙末，更授人以口實，于是史家言其為人，曾狗彘之不若矣。
吾以為惠卿誠非佳士，然竊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考異十六）《宋史惠卿傳》引司馬光言，謂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一若一切新法，皆出惠卿，而安石不過一傀儡然。
吾以為此必非溫公之言，果為溫公之言，亦誕妄之甚者也。
安石之新法，懷抱于平日者已久，觀其平昔之詩文及上仁宗書可見也。
答呂吉甫書雲：舉朝紛紛，公獨助我。
惠卿助安石耳，豈安石助惠卿哉？ （考異十七）宋史記王呂相攻之事甚多，其言皆鄙俚無狀，似如所言，則非徒惠卿為奸邪，而安石亦奸邪之尤也。
蔡氏上翔辨之甚悉，今避繁不複引。
但觀答呂吉甫一書，其德量何等宏遠，以荊公之為人，豈有肯為此卑劣之事者哉？讀者如信公為言行一緻之人，則觀此一書已足，若猶不信，則吾更哓哓，亦無益也，故不複辨也。
曾布布為曾鞏弟，其佐荊公行新法，功與惠卿埒。
宋史亦以入奸臣傳，吾以本傳之文考之，不能得其所謂奸者何在。
當時諸新法雖由荊公發其大綱，而斟酌條目，編為法典，半成于布之手。
廷臣有難新法者，布一一解之，《文獻通考》猶載其一二，則其文理密察之才，與縱橫奧博之辯，必有大過人者。
本傳記其初召見時，上疏請神宗推赤心，奮威斷，使四方曉然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此正知本之論，可以匡荊公不逮者也。
其于新法事事皆贊助，獨于呂嘉問辦市易之不善，則嚴劾之，謂官自為兼并，卒以此得罪呂惠卿，出知饒州，所謂和而不同者非耶？司馬光執政，谕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為。
斯可謂不變塞焉強哉矯矣！其後崇甯間以得罪蔡京，京誣以賊賄，使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煉訊鞫誘左證使自誣，則亦由不肯附京故也。
（以上所據皆宋史本傳。
）夫以宋史惡布之甚，至列諸奸臣，然記其行誼乃如此，其他嘉言懿行削而勿載者，何可勝道！其所指為奸狀者，不過紹聖間建中靖國間兩次倡紹述之論而已。
此而曰奸，則何不并荊公而入諸奸臣傳也？吾謂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而其學其才，皆足以輔之，南豐可雲有弟。
而荊公之得士，亦一夔而已足者也。
荊公之冤，數百年來為之昭雪者，尚有十數人，而子宣之冤，乃萬古如長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 章亦奸臣傳中之一人也。
荊公之初用，以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其後使平南北江群蠻，開湖南四府之地，為功為罪，前章已詳辨之。
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時荊公已罷相，未幾以其父冒占民田罷知蔡州。
元?初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
光議既行，憤恚争辨于簾前，史稱其語甚悖，廷臣交章擊之，被黜。
而元?七八年間，猶數為言者所彈。
哲宗親政，起為相，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所革悉複之，大興黨獄，并欲追廢宣仁太後。
哲宗崩，皇太皇議所立，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
太後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
複曰：以長則申王當立。
太後曰：申王病不可，卒立端王，是為徽宗。
罷知越州，尋貶潭州，又竄雷州，徙睦州卒。
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随牒束铨，仕州縣，訖無顯者。
宋史本傳所記，大略如此。
就此觀之，果足稱為奸臣矣乎？即以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一事論之，其狷介已足以厲末俗。
哲宗
然則公果好用小人乎？公所用者果如史家所記述，無一而非小人乎？則又請平心以察之。
吾嘗極論荊公所以不得不用小人者，以當時君子莫肯為之用，斯固然矣。
抑考公之言嘗曰：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鲧優于治水，故雖方命圮族，而不能舍鲧。
以此推之，則雖謂其好用小人也亦宜。
及其緻政而歸也，亦自言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诐常出于交遊之厚，則其為小人所累而頗自悔之，當亦屬于事實無可為諱者。
夫小人非不有時而可用，而能用之與否，則恒視乎用之之人。
以純粹之君子而用小人，天下之險，莫過是也。
夫人而曰小人，必其機巧變詐之尤者也，而用之之人，必其機巧變詐能與之相敵，且更過之，使彼雖極其壽張之技，而不能遁出于吾股掌之外，斯能用小人矣。
若張江陵則其人也，若胡文忠則其人也，若曾文正則已非其人也，若王荊公則更非其人也。
何以故？以荊公為純粹之君子人故，以荊公為太無權術之君子人故。
雖然，謂荊公為專好用小人則非也，謂荊公所用者為皆小人，則尤非也。
公上神宗論館職劄子雲：陛下即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小有才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矣，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已。
公之所進規于其君者如是，而豈其躬自蹈之？又制置條例司之初立也，神宗屢以問荊公，公曰：今欲理财，則必使能。
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恐風俗由此而壞，将不勝其敝。
陛下當念國體有先後緩急。
（本傳不載此語。
華氏《續通鑒》載于熙甯二年三月，其見宋史何處未暇細檢。
）是荊公之諄諄于進賢退不肖者,至深且切。
故與其謂荊公好用小人，毋甯謂神宗好用小人，而荊公則雖矯正之而猶未能盡者也。
夫荊公所拔擢拂拭之人，其為後世所稱為君子者抑多多矣。
然或後此以不附新法，用之不終，史家遂不認此人為荊公所用。
夫荊公既銳意必欲行新法，則凡不願奉行新法者，雖欲終用之而不能，此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
而謂荊公無欲用之之心焉，不可得也。
若夫始終肯奉行新法之人，則後之史家，初不問其人平日行誼何如，即此附和新法之一端，已指為罪大惡極。
不甯惟是，又往往虛構事實，必被以惡名而始為快，不必其與荊公共政事者，即平昔往還稍稔者，亦無一而獲免焉。
如是則荊公所用者，安得不皆為小人哉？非荊公之好用小人，徒以其人既經荊公之拂拭，旋即經史家之鍛煉，雖君子亦為小人已耳。
吾非敢謂荊公所用者必無小人，願以為雖有之，而其不善決不如是其甚。
夫以荊公之懋德高節，而經史家之刻畫，猶使後之讀者，覺王衍盧杞俨然在目，則其他操行不及荊公，而授人以可乘之隙者，其受誣更何所不至耶？夫以韓琦而可指為交結中官，以歐陽修而可指為盜氵?甥女，且舉朝洶洶，謂為希恩固寵，巧飾欺罔，則當時争意氣者，豈尚有是非之心，而其言又可信耶？孫固濮議，稍抗輿論，則群斥為奸邪，然則千年來指荊公所用為奸邪者，又安知其非孫固之比耶？吾固非強欲為荊公所用之人辯，然固有不容已于言者，今請就所可考見之人而一一論列之。
陳升之升之在仁宗時已為執政，非荊公所特拔。
然荊公集中有送陳升之序，蓋自其微時，而即期以重任，及制置條例司初設，即引典共事，故神宗之相升之，實為荊公推毂無疑。
升之任谏官五年，所論列百數十事，其人亦非庸庸者，徒以與荊公共事之故，史稱其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
其信否則非吾所能斷也。
王珪珪典内外制十八年，至熙甯三年，始參知政事。
九年，同平章事，終神宗世為相。
其為荊公汲引與否不可知。
然固始終奉行新法者，本傳于其執政前多褒美之詞，于其執政後多譏彈之語，平心論之，蓋一中和之人也。
蘇轍荊公初設制置條例司，首擢轍為檢詳文字。
荊公之特拔小臣自轍始，後以不附新法，出為河南推官。
程颢 制置條例司初設，遣使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而颢與居一焉，是颢實為荊公所特拔之士也。
後以不附新法，出為簽書鎮甯軍判官。
而宋史于安石傳颢傳，并不載其曾為條例司官一事，殆以受知于安石為颢玷，故諱之欤？ 劉彜 條例司所遣八人之一。
前本為縣尉，荊公特拔者也。
史稱其以不附新法罷，又言神宗擇水官以其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是非不用也，固其所長而專委以一事耳。
以不當沖要之故，本傳無貶詞，且亟稱其材。
盧秉亦所遣八人之一也。
史稱其與薛向行鹽法擾民，然請罷發運使獻餘羨，其綜核名實可見。
其後征西夏，立奇功，則其才之瑰偉可知。
其父革以廉退聞，而秉未冠即負隽譽，嘗言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似士大夫之立名節也。
蔣堂賞味其言，蔔其必為隹器。
而荊公因讀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故特拔之。
秉後守邊，以父老累乞歸養，神宗手诏慰留，父革聞之，亦以義止之。
後革疾亟，始得歸，遂不複出。
以此言之，秉之名節，誠卓荦可觀，不負荊公之知矣。
而宋史則謂其阿徇時好，父子相去甚遠，夫革未嘗謂其子不肖，且責以大義，不許告歸，而史家竟不許革之有子，何以故？徒以其奉行新法故。
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曾伉、王廣廉條例司所遣八人此其五也，宋史皆無傳，事迹不可考。
以程劉盧三人例之，當皆佳士也。
（蔡氏上翔言謝卿材侯叔獻皆當世所号為賢者，不知所據何書，俟考。
） 呂公着公着後此與司馬光同破壞新法，史家所目為大賢者也。
而其超擢顯官，實荊公薦之。
史家恐污點公着，故于公着傳諱而不言，而于其兄公弼傳雲：“安石知政事，謙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着為禦史中丞以逼之。
”蓋又欲借此以入安石罪，遂忘卻為公着諱，而留此痕迹經示人也。
顧吾獨不解惡其兄者何以薦其弟，而用其弟又何以能逼其兄也。
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矣。
要之荊公之薦公着，灼然無疑，而诋荊公專用小人者，将何以自解耶？ 韓绛 绛為荊公所汲引，代陳升之領條例司，未幾參知政事，又繼荊公為相，一守成法，時号傳法沙門，以故本傳極醜诋之。
然考神宗初立，韓琦即薦绛有公輔器，是其材德之優，非獨荊公知之也。
其早年決獄廉明，撫民周浃，政績曆曆可觀，為谏官屢論列宮廷積弊，尤為人所難能。
慶州羌亂，一舉平之，可見其優于軍略。
知成都府開封府，屢折豪強以蘇民困。
仁宗歎曰：衆方姑息，卿獨能不徇時邪。
内諸司數千恩澤，绛執不可，為英宗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
帝曰：朕在藩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于讒？是其剛方之氣，實朝列所罕見。
又嘗言富國當盡地力，又首請改差役法，是為治極知大體者，而又數薦司馬光，則絕無黨同伐異之見，尤可敬佩。
（以上皆據本傳。
）由此言之，荊公之舉绛自代，實為得人。
而以绛之賢，獨心悅誠服荊公，守其法不變，則新法之善，亦可見矣。
而宋史绛傳，徒以此故，于其入相後，則附以種種醜诋之詞，不顧其與前半篇相矛盾，吾是以益知宋史之不可信也。
韓宗師 绛之子，荊公薦為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史稱其孝，此亦足見荊公之不濫舉也。
元绛 绛以荊公薦，參知政事，神宗眷顧甚隆。
其生平政績太優，宋史本傳，不能加以誣诋，惟于傳末雲：“绛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
”其傳後論雲：“王安石為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而從之，比比皆然。
元绛所莅，鹹有異政，亦谄事之陋矣！”若是夫，凡不肯攻安石之人，雖有百千美德，而皆得以一谄字抹殺之，遂成為無特操之人矣。
則凡為安石所用者，安得不盡為小人也哉？史于韓绛傳亦稱其賢，而末綴二語雲：“終以黨王安石得政，是以清議少之。
”與此傳正同一筆法，此種清議，此種時論，其價值可見矣。
呂惠卿惠卿，宋史列諸奸臣傳者也。
惠卿之必非君子人，無待言。
然荊公之知惠卿，實歐陽文忠介之，其書見歐集。
嘉?六年歐公又有舉惠卿充館職劄子，其文曰：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饬躬，可謂端雅之士。
夫以歐公素稱知人，其所薦舉，皆一世佳士，而于惠卿稱之曰饬躬，曰端雅，則其人諒不止才學之優美而已。
據宋史本傳所載罪狀，大半指其奉行新法者。
然吾以此為不特非罪狀，且可作功狀矣。
本傳又記其紹聖中知延州，夏人入寇，将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
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将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遁去。
據此，則不獨有政事才，且能軍矣。
（本傳中記其治軍者三處，所策皆中肯。
）惠卿之果為奸邪與否，當于其曾叛荊公與否一事決之。
據元?初蘇轍彈文，謂其勢力相軋，化為敵仇，發安石私書雲雲，後之史家，指為荊公初次罷相時事。
今考元豐三年，荊公有答呂吉甫書雲：（惠卿來書稱特進相公，公以是年始授特進，故知當在是年或在其後也。
） 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于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
開喻重悉，覽之怅然。
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下略）（按惠卿來書有雲：内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故公答書雲雲。
） 觀此則荊公與惠卿始合終睽，誠屬事實。
然其睽也，緣公事乎？緣私怨乎？尚未可知。
據荊公書則謂皆緣國事，今徵諸史，亦有可考見者焉。
荊公初罷政，惠卿繼之，創為手實法，及鬻祠法，皆厲民之政，非荊公意。
公複相，即罷之，夫惠卿敢于亂荊公之法，雖謂之叛荊公焉可也，然此尚出于其學識之不足耳，猶有可原。
而惠卿自言内省涼薄，不知别有所指否，或荊公大度包之而不複與校耶？竊意惠卿當時必深憤于沮撓新法者，思有以懲治之，常為荊公所折。
觀荊公罷政數月中，而即有竄逐鄭俠之事，可見也。
坐是之故，沮撓者之恨惠卿，更甚于荊公，又因其與荊公隙末，更授人以口實，于是史家言其為人，曾狗彘之不若矣。
吾以為惠卿誠非佳士，然竊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考異十六）《宋史惠卿傳》引司馬光言，謂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一若一切新法，皆出惠卿，而安石不過一傀儡然。
吾以為此必非溫公之言，果為溫公之言，亦誕妄之甚者也。
安石之新法，懷抱于平日者已久，觀其平昔之詩文及上仁宗書可見也。
答呂吉甫書雲：舉朝紛紛，公獨助我。
惠卿助安石耳，豈安石助惠卿哉？ （考異十七）宋史記王呂相攻之事甚多，其言皆鄙俚無狀，似如所言，則非徒惠卿為奸邪，而安石亦奸邪之尤也。
蔡氏上翔辨之甚悉，今避繁不複引。
但觀答呂吉甫一書，其德量何等宏遠，以荊公之為人，豈有肯為此卑劣之事者哉？讀者如信公為言行一緻之人，則觀此一書已足，若猶不信，則吾更哓哓，亦無益也，故不複辨也。
曾布布為曾鞏弟，其佐荊公行新法，功與惠卿埒。
宋史亦以入奸臣傳，吾以本傳之文考之，不能得其所謂奸者何在。
當時諸新法雖由荊公發其大綱，而斟酌條目，編為法典，半成于布之手。
廷臣有難新法者，布一一解之，《文獻通考》猶載其一二，則其文理密察之才，與縱橫奧博之辯，必有大過人者。
本傳記其初召見時，上疏請神宗推赤心，奮威斷，使四方曉然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此正知本之論，可以匡荊公不逮者也。
其于新法事事皆贊助，獨于呂嘉問辦市易之不善，則嚴劾之，謂官自為兼并，卒以此得罪呂惠卿，出知饒州，所謂和而不同者非耶？司馬光執政，谕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為。
斯可謂不變塞焉強哉矯矣！其後崇甯間以得罪蔡京，京誣以賊賄，使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煉訊鞫誘左證使自誣，則亦由不肯附京故也。
（以上所據皆宋史本傳。
）夫以宋史惡布之甚，至列諸奸臣，然記其行誼乃如此，其他嘉言懿行削而勿載者，何可勝道！其所指為奸狀者，不過紹聖間建中靖國間兩次倡紹述之論而已。
此而曰奸，則何不并荊公而入諸奸臣傳也？吾謂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而其學其才，皆足以輔之，南豐可雲有弟。
而荊公之得士，亦一夔而已足者也。
荊公之冤，數百年來為之昭雪者，尚有十數人，而子宣之冤，乃萬古如長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 章亦奸臣傳中之一人也。
荊公之初用，以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其後使平南北江群蠻，開湖南四府之地，為功為罪，前章已詳辨之。
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時荊公已罷相，未幾以其父冒占民田罷知蔡州。
元?初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
光議既行，憤恚争辨于簾前，史稱其語甚悖，廷臣交章擊之，被黜。
而元?七八年間，猶數為言者所彈。
哲宗親政，起為相，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所革悉複之，大興黨獄，并欲追廢宣仁太後。
哲宗崩，皇太皇議所立，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
太後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
複曰：以長則申王當立。
太後曰：申王病不可，卒立端王，是為徽宗。
罷知越州，尋貶潭州，又竄雷州，徙睦州卒。
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随牒束铨，仕州縣，訖無顯者。
宋史本傳所記，大略如此。
就此觀之，果足稱為奸臣矣乎？即以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一事論之，其狷介已足以厲末俗。
哲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