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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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廢除的，不隻是範純仁、李清臣等人，隻是寫史的人不遺餘力地排擠王安石，不想把當時的說法都保存下來罷了。
并不是這樣，哲宗不是漢獻帝、晉惠帝可比的，為什幺楊畏一說，章惇就當了丞相呢？章惇一上台，他的同黨就将新法全都廢除了，悲哀啊！開始的時候是群臣為了對付皇帝而結為一黨，最後這些君子和小人都各自結為對立的派别而求取勝出，造成相互決裂，耗費時日，耽誤政事。
等到立了新君，還不能停止。
自古以來，如此而不産生禍患，有這樣的道理嗎？王安石當初對神宗說過，晉武帝因循守舊，得過且過，不為子孫的長遠而打算，當時在位，也隻是苟且偷安，放棄禮儀，不要法度，後來果然天下大亂，中原一帶淪于外族之手二百多年。
又說可以有所作為的時機，沒有比當前更合适的了，過了這個時候恐怕後悔都來不及了。
由此看來，靖康年間的禍亂，王安石是早已經預料到了。
因而他苦心經營，不怕艱難，不逃避别人對他的诽謗和議論，每件事都親自去做，這是像周公旦那樣，天還沒有下雨，就把房屋加固遮蓋好的做法。
而古今議論此事的人，竟然将靖康之禍的原因都歸于王安石，這不是相當于秦人斬首、車裂、滅族刑罰的習俗沒有停止嗎？ 陳氏、章氏本來是平常崇拜王安石的人，他們的話不免和我有同病，阿其所好。
如王氏诋毀王安石，大概與俗儒沒有什幺區别，他論元祐之政也是如此。
那些把宣宗、仁宗當做堯、舜而把馬、呂當做臯陶、菱（古代賢臣）的，都可以省去了。
況且元祐這些人中可議的，還不止這些。
宋人王氏《明清玉照新志》中說：（原書沒有見到，據蔡氏《荊公年譜》中的引文）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沒有不推尊他們的。
紹聖時所定的，隻有三十二人。
到蔡元長當政時，凡是背叛自己的都被寫進去，已經到二百零九人。
而禍根其實基于元祐時嫉惡太過分了。
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張榜貼在朝堂。
範淳父上疏說應該整治首領，脅從不治。
範忠宣歎息着對同列說：“我們也将不免有今天了。
”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所說，大抵皆出于士大夫報複，而卒使國家受到禍亂，悲哀啊！ 章、蔡興黨獄，至今稍有見識的人，都深惡痛絕。
他們所作的惡不用再說了，怎幺知道這造孽的肇始者，不在章、蔡，而在天下後世的推尊他們為賢人的那些人。
如果不是《玉照新志》偶然為他們記述，那幺朝堂上張榜的四十人的事，至今也不會有人知道。
黨籍榜和黨籍碑又有什幺區别呢？況且刻碑頒布到天下，是崇甯間（公元1102年~1106年）的事。
在紹聖（公元1094年~1097年）時，也不過張一下榜而已。
（《宋史-李清臣傳》說：章惇既已經放逐了諸臣并記下呂公着、文彥博以下三十人的名字，将要都放逐到外地。
有志行清白的人說：改變先帝的法度不能說沒有錯，然而都是幾朝的元老，如果聽章惇的話，必然會使衆人驚駭。
皇帝說，這難道沒有折中的辦法嗎？于是把朝堂上的榜文揭下來，其他的人不再過問）由此來看，始作俑者實際上是呂、梁、劉這些人，而章、蔡隻不過是跟着學的，他們反而可以從輕論罪。
而黨籍碑是萬世唾罵的材料，黨籍榜則沒有人提及，哪裡有幸與不幸呢？也不過是史家賦予幸與不幸罷了。
蔡确被貶，言官們仍評論不休。
谏議大夫範祖禹，也說蔡确的罪惡，天下不容，執政者應該殺蔡确，範純仁、王存兩人認為不可，極力争取。
文彥博要貶蔡确到嶺峤，範純仁聽說後，對呂大防說：“這條路自乾興以下，荊棘已經長了近七十年，我們這些人開辟它，恐怕将來自己也免不了。
”呂大防于是就不敢再說。
過了六天，竟然把蔡确放逐到新州（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也就是嶺峤）。
範純仁又對太後說：“聖朝應力求寬厚，不能因語言文字這些事，因為暧昧不明的話語就誅殺和放逐大臣。
現在的舉動将被來人效法，這樣的事不能開頭啊。
”太後不聽。
蔡确于是死在放逐之地。
唉！用這事來對比王安石執政時是怎樣對待異已者的如何呢？而王安石蒙受苛刻嚴厲的名聲，元祐的這些賢人們，評論者仍追究他們除惡不盡，天下還有是非嗎？ 陳汝锜又說：“楊立中在靖康初，說今日之事，雖成于蔡京，實際上是從王安石開始醞釀的。
這話一說出，證據就紛紛出來了，把熙甯作為禍敗靖康的開始，把王安石作為煽動蔡京的前輩，這誣陷太過分了。
現在史籍都在，凡是蔡京所逢迎的，溺于虛無，大興土木，對下盤剝百姓，對上遊樂無度，害國害民的不是一件事，而這中間哪一項是熙甯時的政策；凡蔡京所交結的人，如内侍中的童貫、李彥、梁師成，佞幸小人則如沖勔父子，執政者如王黼、白時中、李邦彥等，惹是生非的不是一個人，哪一個是熙甯時的人呢？雖然蔡京的弟弟卞館是王安石的外甥，而蔡京沒有因為卞館的緣故而受到王安石的知遇并在熙甯和元豐年間當權，這與王安石有什幺關系，而使人認為有今日的禍患是因為王安石呢？推為尊者送到宗廟中受祭祀，隻是借此欺騙皇上盜取寵幸，或許還可以掩蓋他不肖之心。
篡奪漢天下的人，未嘗不借口于舜和禹的事；制作符命把子嬰玩弄在股掌之中的，未嘗不用周公攝政的故事來解釋；怎幺可以說三讓登壇，因為謙讓的品德而産生禍端，而到南面成為皇帝後，就又教給了後世因為稱假皇帝而成為真皇帝的謀略呢？” 這話說的真是痛快。
曾私下議論它，紹聖年間章惇做事，還很是有意地繼承了王安石，還不至于加禍于宋朝；成為宋的禍害的，隻有蔡京。
而蔡京成為顯要，為他舉薦導引的是誰呢？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馬光。
司馬光想廢募役法，重新施行差役法，同僚們都很為難，蔡京五天就把事做完了，司馬光賞識他的才能，于是加以委任。
如果按舉薦連坐的法律，那幺司馬光難道沒有不得推卸的責任嗎？司馬光也是賢者，我不敢學史家歪曲或苛刻地援引法律條文的伎倆，把蔡京使宋蒙受的禍亂歸罪于司馬光，可怎幺會想到那些善于罵人的怪獸，會把這歸罪于和蔡京風馬牛不相及的王安石呢？
并不是這樣，哲宗不是漢獻帝、晉惠帝可比的，為什幺楊畏一說，章惇就當了丞相呢？章惇一上台，他的同黨就将新法全都廢除了，悲哀啊！開始的時候是群臣為了對付皇帝而結為一黨，最後這些君子和小人都各自結為對立的派别而求取勝出，造成相互決裂，耗費時日，耽誤政事。
等到立了新君，還不能停止。
自古以來，如此而不産生禍患，有這樣的道理嗎？王安石當初對神宗說過，晉武帝因循守舊，得過且過，不為子孫的長遠而打算，當時在位，也隻是苟且偷安，放棄禮儀，不要法度，後來果然天下大亂，中原一帶淪于外族之手二百多年。
又說可以有所作為的時機，沒有比當前更合适的了，過了這個時候恐怕後悔都來不及了。
由此看來，靖康年間的禍亂，王安石是早已經預料到了。
因而他苦心經營，不怕艱難，不逃避别人對他的诽謗和議論，每件事都親自去做，這是像周公旦那樣，天還沒有下雨，就把房屋加固遮蓋好的做法。
而古今議論此事的人，竟然将靖康之禍的原因都歸于王安石，這不是相當于秦人斬首、車裂、滅族刑罰的習俗沒有停止嗎？ 陳氏、章氏本來是平常崇拜王安石的人，他們的話不免和我有同病，阿其所好。
如王氏诋毀王安石，大概與俗儒沒有什幺區别，他論元祐之政也是如此。
那些把宣宗、仁宗當做堯、舜而把馬、呂當做臯陶、菱（古代賢臣）的，都可以省去了。
況且元祐這些人中可議的，還不止這些。
宋人王氏《明清玉照新志》中說：（原書沒有見到，據蔡氏《荊公年譜》中的引文）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沒有不推尊他們的。
紹聖時所定的，隻有三十二人。
到蔡元長當政時，凡是背叛自己的都被寫進去，已經到二百零九人。
而禍根其實基于元祐時嫉惡太過分了。
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張榜貼在朝堂。
範淳父上疏說應該整治首領，脅從不治。
範忠宣歎息着對同列說：“我們也将不免有今天了。
”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所說，大抵皆出于士大夫報複，而卒使國家受到禍亂，悲哀啊！ 章、蔡興黨獄，至今稍有見識的人，都深惡痛絕。
他們所作的惡不用再說了，怎幺知道這造孽的肇始者，不在章、蔡，而在天下後世的推尊他們為賢人的那些人。
如果不是《玉照新志》偶然為他們記述，那幺朝堂上張榜的四十人的事，至今也不會有人知道。
黨籍榜和黨籍碑又有什幺區别呢？況且刻碑頒布到天下，是崇甯間（公元1102年~1106年）的事。
在紹聖（公元1094年~1097年）時，也不過張一下榜而已。
（《宋史-李清臣傳》說：章惇既已經放逐了諸臣并記下呂公着、文彥博以下三十人的名字，将要都放逐到外地。
有志行清白的人說：改變先帝的法度不能說沒有錯，然而都是幾朝的元老，如果聽章惇的話，必然會使衆人驚駭。
皇帝說，這難道沒有折中的辦法嗎？于是把朝堂上的榜文揭下來，其他的人不再過問）由此來看，始作俑者實際上是呂、梁、劉這些人，而章、蔡隻不過是跟着學的，他們反而可以從輕論罪。
而黨籍碑是萬世唾罵的材料，黨籍榜則沒有人提及，哪裡有幸與不幸呢？也不過是史家賦予幸與不幸罷了。
蔡确被貶，言官們仍評論不休。
谏議大夫範祖禹，也說蔡确的罪惡，天下不容，執政者應該殺蔡确，範純仁、王存兩人認為不可，極力争取。
文彥博要貶蔡确到嶺峤，範純仁聽說後，對呂大防說：“這條路自乾興以下，荊棘已經長了近七十年，我們這些人開辟它，恐怕将來自己也免不了。
”呂大防于是就不敢再說。
過了六天，竟然把蔡确放逐到新州（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也就是嶺峤）。
範純仁又對太後說：“聖朝應力求寬厚，不能因語言文字這些事，因為暧昧不明的話語就誅殺和放逐大臣。
現在的舉動将被來人效法，這樣的事不能開頭啊。
”太後不聽。
蔡确于是死在放逐之地。
唉！用這事來對比王安石執政時是怎樣對待異已者的如何呢？而王安石蒙受苛刻嚴厲的名聲，元祐的這些賢人們，評論者仍追究他們除惡不盡，天下還有是非嗎？ 陳汝锜又說：“楊立中在靖康初，說今日之事，雖成于蔡京，實際上是從王安石開始醞釀的。
這話一說出，證據就紛紛出來了，把熙甯作為禍敗靖康的開始，把王安石作為煽動蔡京的前輩，這誣陷太過分了。
現在史籍都在，凡是蔡京所逢迎的，溺于虛無，大興土木，對下盤剝百姓，對上遊樂無度，害國害民的不是一件事，而這中間哪一項是熙甯時的政策；凡蔡京所交結的人，如内侍中的童貫、李彥、梁師成，佞幸小人則如沖勔父子，執政者如王黼、白時中、李邦彥等，惹是生非的不是一個人，哪一個是熙甯時的人呢？雖然蔡京的弟弟卞館是王安石的外甥，而蔡京沒有因為卞館的緣故而受到王安石的知遇并在熙甯和元豐年間當權，這與王安石有什幺關系，而使人認為有今日的禍患是因為王安石呢？推為尊者送到宗廟中受祭祀，隻是借此欺騙皇上盜取寵幸，或許還可以掩蓋他不肖之心。
篡奪漢天下的人，未嘗不借口于舜和禹的事；制作符命把子嬰玩弄在股掌之中的，未嘗不用周公攝政的故事來解釋；怎幺可以說三讓登壇，因為謙讓的品德而産生禍端，而到南面成為皇帝後，就又教給了後世因為稱假皇帝而成為真皇帝的謀略呢？” 這話說的真是痛快。
曾私下議論它，紹聖年間章惇做事，還很是有意地繼承了王安石，還不至于加禍于宋朝；成為宋的禍害的，隻有蔡京。
而蔡京成為顯要，為他舉薦導引的是誰呢？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馬光。
司馬光想廢募役法，重新施行差役法，同僚們都很為難，蔡京五天就把事做完了，司馬光賞識他的才能，于是加以委任。
如果按舉薦連坐的法律，那幺司馬光難道沒有不得推卸的責任嗎？司馬光也是賢者，我不敢學史家歪曲或苛刻地援引法律條文的伎倆，把蔡京使宋蒙受的禍亂歸罪于司馬光，可怎幺會想到那些善于罵人的怪獸，會把這歸罪于和蔡京風馬牛不相及的王安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