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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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上天如果降福給宋，就不會有這樣的事。
上天可以被希冀嗎？難道上天讓神宗死是降福于宋嗎？那幺太甲颠覆典刑，就是上天降福給商；漢惠帝和曹參這些人，堅守天下劃一而清靜，就是上天不降福于漢了。
王夫之《宋論》中說： 哲宗在位十五年，政令出自太後的，共有八年。
哲宗親政之後，共六年。
紹聖改元之後，提拔小人，恢複苛政，成為天下的禍患，不再說了。
元祐的政策，也難以再理清了。
紹聖時的所作所為，說是反對元祐而實際上是效仿他；那幺元祐年間的所作所為，是改正熙豐而未嘗不效仿它，況且是引導紹聖使他們效仿。
唉！宋能不變亂而危亡還能支撐多久啊！天子提拔士人是為了國家，君子出來做官是為了君王，怎幺能夠将朝廷作為定流品分清濁的場所呢？這樣必然會有事發生。
事是國事，它的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它最大的用途是治理國家，教化百姓，确定政策和刑獄；它的急迫是邊疆的穩定，它施行于民，百姓勞作多時使他們得到休養，百姓閑時教化他們，有天災拯救他們，有暴吏要懲治，用實際的措施使百姓得以安定；選擇士人，要培養他們恬靜的心，用他們上升之氣，從底層把他們提拔上來，用君子的實際來勸導他們。
不單單是紹聖時，就是元祐時的這些人，能有幾人做得到呢？能卓然提出獨到見解，超出紛纭争論之外并能告訴皇上的，劉器之上書谏尋覓乳媪，而因為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不要因為署廢而停止，範淳夫勸皇上好學。
這些之外，都與已死的王安石争是非，提出的建議沒有幾個能用于實政措施的。
所提拔使用的，實在是沒有什幺才能的人，隻要是熙甯、元豐間被貶的人，急急忙忙極力起用，難道新出現的這些士人，就沒有一個人可以擔當大任嗎？百年培養出的棟梁之材，為他們伸展被放逐到邊地的郁悶之氣，這樣就可以不辜負上天嗎？他們要體恤民情，王安石的新法就必須要改變。
許多年間怎幺會沒有水旱？而不去拯救。
四海之大怎幺會沒有冤民？而慰問不到。
督促施行新法之外，難道就沒有魚肉百姓的貪官污吏？而沒有去彈劾。
除了觸犯王安石的人之外，難道沒有行為端好的官吏嗎？而提拔不迅速。
西部邊境又發生了緊急事件，沒有聽說派一個将領去阻擋外族的侵犯和淩辱；每年給契丹的歲币多次增加，沒有聽到誰想出謀略而杜絕它的欺侮的。
如果都這樣宋怎幺還會有天下呢？隻不過成了元祐這些人揚眉吐氣、抒發憤懑的天下罷了。
馬、呂兩人，也不是沒有憂國的誠心，但除了粗硬之氣外，再也沒有什幺了。
蜷曲在邊遠的地方，希望将來大展宏圖的大臣們，在巒煙瘴雨中撣着塵土，舒緩自得的樣子，在外的不知道還有個有志沒有施展的帝王，在内不知道有個靠不住的女主人，朝廷上不知道有不昌明的法令，在野不知道有難以傾訴的疾苦，外面不知道有觊觎江山的強敵，一切都寄托在人家不來騷擾上，衆人都來奉二公為宗主，每天提一些改變法令的議論。
而且二公耳背眼花，以為隻有廢除這些法令，趕走這一黨，召回原來被罷免的人，重新施行老的政策，才是國家百姓鞏固穩定的辦法，其他沒有比這些更重要的。
唉！這難道足以告慰皇上對國家的托付，不愧對皇天和先祖，安慰四海的孤獨者，折服西北狡猾的入侵者，而做到了大臣的職守嗎？我如果有君子正直的品德，奸邪小人自然不能偷窺；我如果能根據事實來制訂政事，那幺欺騙就無法得逞；我如果能小心地挑選有能力的将領，來保衛家園，那些求功生事的說法自然停息；我若真能去除中飽私囊的弊端，同時使财物豐富，那幺聚斂害民的想法自然會消失；我若真能用醇靜的風氣來教育士人，在難以仕進的人中提拔人才，為國家儲備百年的人才，則奸佞之人的觊觎自然會收斂，而善良的人自然會加強修養。
而完全不是這樣，而是夜以繼日，如同找丢失的孩子。
提拔一個人，就說這是熙甯、元豐時所罷職的；罷免一個人，就說這是熙甯、元豐間所升職的；施行一種法令，就說這是熙甯、元豐年間所革除的；革除一種法令，就說這是熙甯、元豐年間所施行的。
然而如果讓元祐間的這些人，處在仁宗、英宗的時代，他們将什幺也說不出，什幺也做不成，就這樣悠然樂哉地直到老嗎？沒有見到他們有什幺理，僅是氣而已。
氣一動就不可停止，于是呂、範在官府之中生出不協調，雒、蜀、朔黨在官署中生出不協調，還怎幺說元祐時還有君王、宋還有國家呢？紹聖時的那些奸人，駕大車，沿康莊大道登上高位，沒有人能駕馭他們。
反對他們的人，也向他們學習。
因此哲宗在位的十四年中，沒有一天無禍亂，沒有一天無危亡之地，不隻是紹聖不是這樣。
在這時，契丹的君臣們，也昏氵?不能自保；西夏元昊的子孫們，也偷安在那裡不足成為禍患。
如果不是這樣，靖康那樣的禍端，就不用等到來日了。
而契丹衰敗，夏人弱小，正是漢宣帝北擊匈奴的時機，而卻集中了全國的精神，來争論一彼一此的短長，而不能自振。
唉！難道隻是宋的存亡嗎？無窮的禍患，就從此開始了。
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回頭再看哲宗時代的所作所為，他們的言辭洋溢在史書中，而求他們的實際作為，沒有一個是有心之人。
如果能夠明白得失的道理，怎幺能與愚昧的百姓，一起來慶祝呢？ （按）王船山此文中有“為嶺海遷客伸久郁之氣”及“拂拭于巒煙瘴雨之中”二句，已經不能考證了。
王安石當國時，沒有放逐過一人，據前面表中所列，已經非常明白。
即使是王安石辭相之後，八年間，也沒有聽說過有貶大臣到偏遠之地的事，因此元祐時放逐蔡确到新州，而範淳夫說這條路荊棘已經長了近七十年，這話可以證實。
章衮在《王臨川文集序》中說： 元豐末年，王安石被罷免了丞相之職，神宗相繼死去，對王安石的議論既已平息，事情也就安定下來，元祐年間如果能守住改革的法令不變，沿襲的時間長了，效果自然會顯現出來，誰說沒有繼承的好處呢？要是非要追究舊怨，必會将熙甯、元豐間所施行的法令全部廢除。
王安石以猛藥先進行了救治，司馬光又用猛藥将改革的内容全改了回來，于是使國家政策多次改變，民心多次擾亂。
回想當時提出新法
上天可以被希冀嗎？難道上天讓神宗死是降福于宋嗎？那幺太甲颠覆典刑，就是上天降福給商；漢惠帝和曹參這些人，堅守天下劃一而清靜，就是上天不降福于漢了。
王夫之《宋論》中說： 哲宗在位十五年，政令出自太後的，共有八年。
哲宗親政之後，共六年。
紹聖改元之後，提拔小人，恢複苛政，成為天下的禍患，不再說了。
元祐的政策，也難以再理清了。
紹聖時的所作所為，說是反對元祐而實際上是效仿他；那幺元祐年間的所作所為，是改正熙豐而未嘗不效仿它，況且是引導紹聖使他們效仿。
唉！宋能不變亂而危亡還能支撐多久啊！天子提拔士人是為了國家，君子出來做官是為了君王，怎幺能夠将朝廷作為定流品分清濁的場所呢？這樣必然會有事發生。
事是國事，它的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它最大的用途是治理國家，教化百姓，确定政策和刑獄；它的急迫是邊疆的穩定，它施行于民，百姓勞作多時使他們得到休養，百姓閑時教化他們，有天災拯救他們，有暴吏要懲治，用實際的措施使百姓得以安定；選擇士人，要培養他們恬靜的心，用他們上升之氣，從底層把他們提拔上來，用君子的實際來勸導他們。
不單單是紹聖時，就是元祐時的這些人，能有幾人做得到呢？能卓然提出獨到見解，超出紛纭争論之外并能告訴皇上的，劉器之上書谏尋覓乳媪，而因為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不要因為署廢而停止，範淳夫勸皇上好學。
這些之外，都與已死的王安石争是非，提出的建議沒有幾個能用于實政措施的。
所提拔使用的，實在是沒有什幺才能的人，隻要是熙甯、元豐間被貶的人，急急忙忙極力起用，難道新出現的這些士人，就沒有一個人可以擔當大任嗎？百年培養出的棟梁之材，為他們伸展被放逐到邊地的郁悶之氣，這樣就可以不辜負上天嗎？他們要體恤民情，王安石的新法就必須要改變。
許多年間怎幺會沒有水旱？而不去拯救。
四海之大怎幺會沒有冤民？而慰問不到。
督促施行新法之外，難道就沒有魚肉百姓的貪官污吏？而沒有去彈劾。
除了觸犯王安石的人之外，難道沒有行為端好的官吏嗎？而提拔不迅速。
西部邊境又發生了緊急事件，沒有聽說派一個将領去阻擋外族的侵犯和淩辱；每年給契丹的歲币多次增加，沒有聽到誰想出謀略而杜絕它的欺侮的。
如果都這樣宋怎幺還會有天下呢？隻不過成了元祐這些人揚眉吐氣、抒發憤懑的天下罷了。
馬、呂兩人，也不是沒有憂國的誠心，但除了粗硬之氣外，再也沒有什幺了。
蜷曲在邊遠的地方，希望将來大展宏圖的大臣們，在巒煙瘴雨中撣着塵土，舒緩自得的樣子，在外的不知道還有個有志沒有施展的帝王，在内不知道有個靠不住的女主人，朝廷上不知道有不昌明的法令，在野不知道有難以傾訴的疾苦，外面不知道有觊觎江山的強敵，一切都寄托在人家不來騷擾上，衆人都來奉二公為宗主，每天提一些改變法令的議論。
而且二公耳背眼花，以為隻有廢除這些法令，趕走這一黨，召回原來被罷免的人，重新施行老的政策，才是國家百姓鞏固穩定的辦法，其他沒有比這些更重要的。
唉！這難道足以告慰皇上對國家的托付，不愧對皇天和先祖，安慰四海的孤獨者，折服西北狡猾的入侵者，而做到了大臣的職守嗎？我如果有君子正直的品德，奸邪小人自然不能偷窺；我如果能根據事實來制訂政事，那幺欺騙就無法得逞；我如果能小心地挑選有能力的将領，來保衛家園，那些求功生事的說法自然停息；我若真能去除中飽私囊的弊端，同時使财物豐富，那幺聚斂害民的想法自然會消失；我若真能用醇靜的風氣來教育士人，在難以仕進的人中提拔人才，為國家儲備百年的人才，則奸佞之人的觊觎自然會收斂，而善良的人自然會加強修養。
而完全不是這樣，而是夜以繼日，如同找丢失的孩子。
提拔一個人，就說這是熙甯、元豐時所罷職的；罷免一個人，就說這是熙甯、元豐間所升職的；施行一種法令，就說這是熙甯、元豐年間所革除的；革除一種法令，就說這是熙甯、元豐年間所施行的。
然而如果讓元祐間的這些人，處在仁宗、英宗的時代，他們将什幺也說不出，什幺也做不成，就這樣悠然樂哉地直到老嗎？沒有見到他們有什幺理，僅是氣而已。
氣一動就不可停止，于是呂、範在官府之中生出不協調，雒、蜀、朔黨在官署中生出不協調，還怎幺說元祐時還有君王、宋還有國家呢？紹聖時的那些奸人，駕大車，沿康莊大道登上高位，沒有人能駕馭他們。
反對他們的人，也向他們學習。
因此哲宗在位的十四年中，沒有一天無禍亂，沒有一天無危亡之地，不隻是紹聖不是這樣。
在這時，契丹的君臣們，也昏氵?不能自保；西夏元昊的子孫們，也偷安在那裡不足成為禍患。
如果不是這樣，靖康那樣的禍端，就不用等到來日了。
而契丹衰敗，夏人弱小，正是漢宣帝北擊匈奴的時機，而卻集中了全國的精神，來争論一彼一此的短長，而不能自振。
唉！難道隻是宋的存亡嗎？無窮的禍患，就從此開始了。
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回頭再看哲宗時代的所作所為，他們的言辭洋溢在史書中，而求他們的實際作為，沒有一個是有心之人。
如果能夠明白得失的道理，怎幺能與愚昧的百姓，一起來慶祝呢？ （按）王船山此文中有“為嶺海遷客伸久郁之氣”及“拂拭于巒煙瘴雨之中”二句，已經不能考證了。
王安石當國時，沒有放逐過一人，據前面表中所列，已經非常明白。
即使是王安石辭相之後，八年間，也沒有聽說過有貶大臣到偏遠之地的事，因此元祐時放逐蔡确到新州，而範淳夫說這條路荊棘已經長了近七十年，這話可以證實。
章衮在《王臨川文集序》中說： 元豐末年，王安石被罷免了丞相之職，神宗相繼死去，對王安石的議論既已平息，事情也就安定下來，元祐年間如果能守住改革的法令不變，沿襲的時間長了，效果自然會顯現出來，誰說沒有繼承的好處呢？要是非要追究舊怨，必會将熙甯、元豐間所施行的法令全部廢除。
王安石以猛藥先進行了救治，司馬光又用猛藥将改革的内容全改了回來，于是使國家政策多次改變，民心多次擾亂。
回想當時提出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