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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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用事于熙甯元豐之間也，何與介甫事，而以為緻有今日之禍者王安石乎？推尊配享，特借此欺君盜寵之地，而庶幾彌縫其不肖之心耳。
如篡漢為魏者，未嘗不藉口于舜禹之事；造作苻命弄孺子嬰于股掌者，未嘗不以周公之居攝為解，豈可謂三讓登壇，厲階于讓德稽首，而負于南面，乃教後世以稱假皇帝成即真之謀哉？”其言可謂隽快。
竊嘗論之，紹聖間章Ｘ用事，尚頗有意于紹述荊公，猶未至于禍宋也。
禍宋者實惟蔡京，而蔡京之得跻顯要，汲引之者誰乎？非荊公而溫公也。
溫公欲廢募役法，複行差役，群僚頗以為難，京五日而了之，溫公賞其才，遂加委任。
若援舉主連坐之律，則溫公得毋亦有不得辭其咎者耶？夫溫公亦賢者也，吾固不敢學史家深文周内之技，以京之禍宋，府罪于溫公；獨奈何山膏善罵者流，乃反以府罪于與京風馬牛不相及之荊公也哉！ 【譯文】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駕崩，哲宗立，宣仁太後臨朝執政。
五月，任命司馬光為門下侍郎，于是将新法全部廢除，而且放逐神宗朝的舊臣，這裡記錄這事情的大概如下： 元豐八年七月，廢保甲法。
十一月，廢方田法。
十二月，廢市易法。
同月，廢保馬法。
元祐元年閏二月，蔡确出知陳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廢青苗法。
三月，廢免役法。
四月，廢熙河經制财用司。
六月，放逐鄧绾、李定到滁州，放逐呂惠卿到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經義字說。
四年四月，廢明法科。
五月，放逐蔡确到新州。
以上不過舉出那些大的事情，其他不複一一舉出。
一言以蔽之，當時對于熙甯、元豐年間所施行的事，沒有一項不廢除的；對熙甯、元豐年間所用的人，沒有一個不罷免的。
範純仁曾對司馬光說：“去除那些過分的法令就可以了，廢除差役法這件事，尤其應當慢慢研究一下再說，不然的話，可能傷害百姓。
希望您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不一定非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就有可能被逢迎者乘機迎合。
差役法也許不好改回來，可以在一路先施行一下，來看一下效果。
”司馬光不聽，堅持得更堅決。
範純仁說：“你這是不讓人說話啊。
如果想取媚于你而得到容悅，比原來去迎合王安石以達到富貴又怎幺樣呢？”（見《宋史》範純仁傳）過去司馬光曾對神宗說，王安石賢能卻剛愎。
司馬光的賢能，我不知他比王安石怎幺樣，如果說剛愎，不是更加相像并嚴重嗎？從此新法就全完了。
新法應當不應當廢除，我在前面幾章已經詳細論述過了，不再多說。
而根據俗史記載，則說元祐初年，整個形勢是天清地明，全國歡欣，周邊國家都震動，我沒有空來分辨這些。
讓我引用先儒的一兩個說法，來幫助我說明一下。
陳汝锜在《司馬光論》中說： 靖康之禍，評論的人都認為禍端在王安石，我認為禍端是從司馬光開始的。
并不是司馬光禍亂了靖康，而是司馬光引起了靖康的禍亂。
新法不是随便的嘗試，每一個新法确立，皇帝和丞相，反複商議，如家人朋友一般，成年成月地辨析，才開始頒布成為法令。
而神宗又不是生長于深宮之中，不知道民間憂樂的人，根據利而計算害，從開始推究到結束，法還沒有在國内頒布，能否施行在心中已經很明白了。
因此雖然憑太後的尊位，岐王的威德，上面從執政官，下到守門人，都苦口相勸，也不能使神宗停止。
雖說施行的過程中奉行過了頭，有利也有害，實際和聲名不一緻，但關鍵是新法是在舊的基礎上來圖新，改變弊端而成就美好，使在下不傷害百姓，對上不違背先帝的意願，壞人沒有可乘之機，這樣報複的禍患就不會來臨。
為什幺這樣自以為是，将前面的都違反呢？原來太後等人争取卻不能從神宗那裡得到的，現在範純仁、蘇東坡等人争取也不能從司馬光那裡得到。
一遇到逢迎自己的蔡京，就高興地認為他守法，先帝屍骨未寒，而這些法已經破壞完了。
這是以臣勝君，謀劃了數十年的事，一天之中就廢除了。
就是說自己的見識和思慮賢于神宗，而過去的良法，現在都已經成了不良的措施，也太蠻橫了吧！孔子是怎樣稱贊孟莊子不改變父親的大臣和父親的政策的呢？現在司馬光說：先帝的法，好的百世也不能變，而像王安石建立對天下有害的，改變它就要如同救火和搭救落水的人一般。
神宗作為皇帝，豈能所有的政策都由王安石來做主，聽任臣子牽着鼻子走，而說是王安石所建立的？王安石離開相位居于金陵八年，新法和原來一樣施行。
王安石所建的法，使神宗終身堅守，為什幺不和手實等法一樣都報廢呢？而且元祐時所鏟除和改變的法律無一遺漏，他所說的百世不可變在哪裡呢？我怕先帝有靈，一天也不得瞑目。
又說：太皇太後是以母親更改兒子的東西，不是兒子更改父親的東西。
一切對以往政策的繼承和改變，告知宗廟并頒布于天下臣民的，都說是我君之子，不說我君之母。
皇帝的母親可以将先帝的政策擱置起來，因此呂後就可以滅劉，武後可以篡奪了唐的天下而為周。
大臣可以借母後的權勢而不把君王放在眼裡，因此徐纥、鄭俨、李神軌這些人相互勾結而勢傾中外也，這些先例都可借鑒嗎？況且元祐初年，皇帝已經十幾歲了，并不是嬰兒皇帝了，朝廷的所作所為，都取決于宣仁太後，而皇帝無法參與。
即使皇上提問，大臣們也不回答，這是什幺禮儀呢？蘇子容感到這事危險，每次都對這些老臣們說不要太找麻煩，皇上是任人怪罪的嗎？而哲宗也說隻有蘇頌知道君臣之禮。
大概哲宗藏在心中的憤怒，已經在紹聖親政之前就已經有了，而小人們報怨，也不等章惇、蔡京執政了。
為什幺會這樣？做臣子的力求勝過皇帝才算是忠，難道兒子不力求繼承父親就是孝嗎？皇上表現出自己的用意，下面就會有異常表現：首先的表現是章惇，拘禁和放逐，沒有一天閑日子；再就是蔡京，為妖為孽，假借紹述的名義而滿足私欲，宋代的事也就無法挽回了。
這些罪過中司馬光又應當有一部分嗎？孔子說：“講話一定要考慮講話的影響，而行為就要考察它的效果。
不顧影響，不顧效果，就等于把它交給上天。
”就是
如篡漢為魏者，未嘗不藉口于舜禹之事；造作苻命弄孺子嬰于股掌者，未嘗不以周公之居攝為解，豈可謂三讓登壇，厲階于讓德稽首，而負于南面，乃教後世以稱假皇帝成即真之謀哉？”其言可謂隽快。
竊嘗論之，紹聖間章Ｘ用事，尚頗有意于紹述荊公，猶未至于禍宋也。
禍宋者實惟蔡京，而蔡京之得跻顯要，汲引之者誰乎？非荊公而溫公也。
溫公欲廢募役法，複行差役，群僚頗以為難，京五日而了之，溫公賞其才，遂加委任。
若援舉主連坐之律，則溫公得毋亦有不得辭其咎者耶？夫溫公亦賢者也，吾固不敢學史家深文周内之技，以京之禍宋，府罪于溫公；獨奈何山膏善罵者流，乃反以府罪于與京風馬牛不相及之荊公也哉！ 【譯文】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駕崩，哲宗立，宣仁太後臨朝執政。
五月，任命司馬光為門下侍郎，于是将新法全部廢除，而且放逐神宗朝的舊臣，這裡記錄這事情的大概如下： 元豐八年七月，廢保甲法。
十一月，廢方田法。
十二月，廢市易法。
同月，廢保馬法。
元祐元年閏二月，蔡确出知陳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廢青苗法。
三月，廢免役法。
四月，廢熙河經制财用司。
六月，放逐鄧绾、李定到滁州，放逐呂惠卿到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經義字說。
四年四月，廢明法科。
五月，放逐蔡确到新州。
以上不過舉出那些大的事情，其他不複一一舉出。
一言以蔽之，當時對于熙甯、元豐年間所施行的事，沒有一項不廢除的；對熙甯、元豐年間所用的人，沒有一個不罷免的。
範純仁曾對司馬光說：“去除那些過分的法令就可以了，廢除差役法這件事，尤其應當慢慢研究一下再說，不然的話，可能傷害百姓。
希望您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不一定非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就有可能被逢迎者乘機迎合。
差役法也許不好改回來，可以在一路先施行一下，來看一下效果。
”司馬光不聽，堅持得更堅決。
範純仁說：“你這是不讓人說話啊。
如果想取媚于你而得到容悅，比原來去迎合王安石以達到富貴又怎幺樣呢？”（見《宋史》範純仁傳）過去司馬光曾對神宗說，王安石賢能卻剛愎。
司馬光的賢能，我不知他比王安石怎幺樣，如果說剛愎，不是更加相像并嚴重嗎？從此新法就全完了。
新法應當不應當廢除，我在前面幾章已經詳細論述過了，不再多說。
而根據俗史記載，則說元祐初年，整個形勢是天清地明，全國歡欣，周邊國家都震動，我沒有空來分辨這些。
讓我引用先儒的一兩個說法，來幫助我說明一下。
陳汝锜在《司馬光論》中說： 靖康之禍，評論的人都認為禍端在王安石，我認為禍端是從司馬光開始的。
并不是司馬光禍亂了靖康，而是司馬光引起了靖康的禍亂。
新法不是随便的嘗試，每一個新法确立，皇帝和丞相，反複商議，如家人朋友一般，成年成月地辨析，才開始頒布成為法令。
而神宗又不是生長于深宮之中，不知道民間憂樂的人，根據利而計算害，從開始推究到結束，法還沒有在國内頒布，能否施行在心中已經很明白了。
因此雖然憑太後的尊位，岐王的威德，上面從執政官，下到守門人，都苦口相勸，也不能使神宗停止。
雖說施行的過程中奉行過了頭，有利也有害，實際和聲名不一緻，但關鍵是新法是在舊的基礎上來圖新，改變弊端而成就美好，使在下不傷害百姓，對上不違背先帝的意願，壞人沒有可乘之機，這樣報複的禍患就不會來臨。
為什幺這樣自以為是，将前面的都違反呢？原來太後等人争取卻不能從神宗那裡得到的，現在範純仁、蘇東坡等人争取也不能從司馬光那裡得到。
一遇到逢迎自己的蔡京，就高興地認為他守法，先帝屍骨未寒，而這些法已經破壞完了。
這是以臣勝君，謀劃了數十年的事，一天之中就廢除了。
就是說自己的見識和思慮賢于神宗，而過去的良法，現在都已經成了不良的措施，也太蠻橫了吧！孔子是怎樣稱贊孟莊子不改變父親的大臣和父親的政策的呢？現在司馬光說：先帝的法，好的百世也不能變，而像王安石建立對天下有害的，改變它就要如同救火和搭救落水的人一般。
神宗作為皇帝，豈能所有的政策都由王安石來做主，聽任臣子牽着鼻子走，而說是王安石所建立的？王安石離開相位居于金陵八年，新法和原來一樣施行。
王安石所建的法，使神宗終身堅守，為什幺不和手實等法一樣都報廢呢？而且元祐時所鏟除和改變的法律無一遺漏，他所說的百世不可變在哪裡呢？我怕先帝有靈，一天也不得瞑目。
又說：太皇太後是以母親更改兒子的東西，不是兒子更改父親的東西。
一切對以往政策的繼承和改變，告知宗廟并頒布于天下臣民的，都說是我君之子，不說我君之母。
皇帝的母親可以将先帝的政策擱置起來，因此呂後就可以滅劉，武後可以篡奪了唐的天下而為周。
大臣可以借母後的權勢而不把君王放在眼裡，因此徐纥、鄭俨、李神軌這些人相互勾結而勢傾中外也，這些先例都可借鑒嗎？況且元祐初年，皇帝已經十幾歲了，并不是嬰兒皇帝了，朝廷的所作所為，都取決于宣仁太後，而皇帝無法參與。
即使皇上提問，大臣們也不回答，這是什幺禮儀呢？蘇子容感到這事危險，每次都對這些老臣們說不要太找麻煩，皇上是任人怪罪的嗎？而哲宗也說隻有蘇頌知道君臣之禮。
大概哲宗藏在心中的憤怒，已經在紹聖親政之前就已經有了，而小人們報怨，也不等章惇、蔡京執政了。
為什幺會這樣？做臣子的力求勝過皇帝才算是忠，難道兒子不力求繼承父親就是孝嗎？皇上表現出自己的用意，下面就會有異常表現：首先的表現是章惇，拘禁和放逐，沒有一天閑日子；再就是蔡京，為妖為孽，假借紹述的名義而滿足私欲，宋代的事也就無法挽回了。
這些罪過中司馬光又應當有一部分嗎？孔子說：“講話一定要考慮講話的影響，而行為就要考察它的效果。
不顧影響，不顧效果，就等于把它交給上天。
”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