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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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他有什幺用？”于是讓他以太子少師的身份離開了職位。
蔡上翔辨析說：自宋代的天聖、明道以來，歐陽修以文章風骨操守被天下予以重望。
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曾鞏給歐陽修的信中說：“王安石雖然已經得到科名，他很自重，不願被别人知道，認為不是歐陽修不足以了解我。
”這時王安石二十四歲。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歐陽修才第一次見王安石。
從此書信往來都見之于奏章中的，相互稱贊，無與倫比，歐陽修的全書中，可以看到這些。
熙甯三年（公元1070年），歐陽修論青苗法不便，并且又擅自不讓發青苗錢，這些也隻是論國家大事，希望有益于國家和百姓而已，哪裡曾斥責為奸邪，狠如仇人，有如呂誨等人那樣過分的言辭呢？而世人傳王安石做丞相後，曾痛罵歐陽修。
考證歐陽修擅自不放青苗錢在熙甯三年夏天，到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事，第二年春，歐陽修有《賀王相公拜相啟》，其中說道：“高步儒林，成就三朝非常重的威望；晚年登上朝堂，受天子非常的禮遇。
”像歐陽修這樣正直的人，假如在王安石參政時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而在他做丞相後又去獻言阿谀，難道是歐陽修的所作所為嗎？後來歐陽修去世，而王安石寫文章祭奠他，對于歐陽修的做人和做文章，他在朝中的大節，他坎坷困頓的生活經曆，與他生平的知己之情，死後對他的想念之情，全都顯露出來。
憑王安石得到皇上的如此專寵，施行新法如此果決，有什幺需要畏忌歐陽修的，而非要把人排擠走呢？于是在他活着的時候就把他罵為天下的惡人，而死後又把他譽為天下不可多得的人，這難道是王安石的所作所為嗎？考證歐陽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濮議被呂誨、彭思永所攻擊，四年，因流言被彭思永、蔣之奇诋毀，從此極力請求到外郡，于是去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于死，那幺在熙甯的四年中，歐陽修一天都沒有在朝廷上待過，而成年告病，尤其在王安石沒有執政之前，這與王安石有什幺關系呢？“在一國則亂一國”這些話，出自楊中立的《神宗日錄辯》，這時污蔑之辭已經顯而易見，後人以這作為王安石的罪過，而兩人的全集中都沒有看到這樣的話，是為什幺呢？現在按蔡氏的文章，辨證已經很确鑿，不用再增加了，歐陽修的離職，不是因為王安石，而在這裡叙說，隻是要辨析一下說王安石排斥忠良的污蔑之辭。
歐陽修是這樣，那幺凡是雜史所寫王安石诋毀他人的話，又怎幺能都信呢？王安石祭歐陽修的文，實在是中國數得着的文字，錄入在本書第二十章，可參看。
七月，禦史中丞楊繪、監察禦史裡行劉摯，上疏論免役法之害，貶楊繪知鄭州，劉摯監衡州鹽倉。
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書，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
授司空武甯節度使任職。
六年四月，樞密使文彥博請求離開，授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七年二月，監安上門鄭俠進獻流民圖，說大旱是新法所導緻，不久以擅自發馬遞罪交給禦史審查處理。
八年正月，放逐到英州。
以上所述，都是當時阻撓新政的大概情形。
德高望重的元老們，在朝堂上作梗；盛氣淩人的言官們，在下面起哄。
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于他們中間，天下的艱難危險，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
王安石在熙甯三年有《答手诏慰撫劄子》，其中說：“竊觀天賜陛下聰明智慧，确實不難以複興堯舜的大治，因此不量才力和時事是否适宜，敢以沒有什幺才能的之身，任天下怨恨诽謗，想以侍奉聖上的意志。
自從參與政中以來，已經有一年了，沒能有所作為，而内外勾結，合起來阻撓，一心要欺蒙百姓來迷惑皇上，流俗如波蕩起，以至于如此。
陛下又如何不被迷惑，恐怕我太渺小，最終不能獲勝。
”他危難困苦之情，百世之後讀者仍将為他哀痛。
如果不是王安石那樣堅韌不拔，那成就什幺事呢？後世那些恨王安石的人，就不必再說了；那些欣賞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為任用小人而為他可惜。
王安石所任用的人，果真都是小人嗎？我将另外論述；而當時阻撓新政的人，難道不是世人所稱為君子的嗎？如程明道，如蘇子由，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為僚佐的。
其餘韓、富、文、呂諸元老，與王安石共事的，有的一年，有的二三年，有的四五年，王安石從什幺時候開始排擠他們的呢？而這些賢人動不動就以離職來争論新法，王安石能因為要慰留僚友的原因而改變自己的志向嗎？還是要發揮自己的學施行自己的志願而得罪自己的僚友呢？二者不得不選擇其一。
因此王安石在熙甯三年，曾上疏請求罷政事，也因為自己的志向既然不能施行，就奉身以退。
而神宗既然信任他越來越深，任用他越來越專，皇帝這樣，王安石怎幺忍心相負呢？就鞠躬盡瘁，以求大業能夠成功。
那些賢人既然不肯苟同，發誓不與他同立于朝廷，也隻有聽從他們離開了。
我們生在今天，為王安石設身處地地想一想，能不能有個方法得以兩方面都保全的呢？王安石當時所立的法，并不是不好；他所革除的弊端，也都是這些賢人們所指出過的。
變法後所取得的成績，可能不如當初所期望的，則也是因為奉行者沒有找到合适的人的緣故。
假使這些賢人們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濟，時常幫助而防止過分的行動，怎幺能看不到更顯着的效果呢？而事實卻是不問是非，凡是新法，必死力攻擊。
明知攻擊它并不能改變皇上的志向，就呈遞彈劾自己的狀文離去從而成就自己的名聲。
甚至有的身為地方官，不允許州縣奉行朝廷的法令。
這些人既然都是大戶，被士庶們所了望，于是凡不利于新法的人，都依附到他們這裡來，以鼓動天下的耳目，使人民無所适從，比如一隻手畫圓，十隻手畫方，雖然有好的法令，而最終也無法推行，這是必然的。
然而使新法的利處不能補償它的弊端的，是誰的罪過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使用小人的，是誰的罪過呢？即使這樣，王安石對待異己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仁至義盡。
對那些元老，都自己請求居于外地，仍然再三挽留，不同意然後才允許他們的。
對那些小臣，也不過降職或補缺，沒有一人被徹底免官的，而治罪就更沒有了。
這中間隻有鄭俠一人，被驅逐流放，還是王安石罷相回到江甯那一年間的事（王安石在熙甯七年六月罷相，在八年二月複相，而鄭俠被放逐英州是在熙甯八年正月間的事）。
知道子産、商鞅是怎樣對待貴族的嗎？知道張江陵是怎樣對待言官們的嗎？我的朋友南海潘氏博曾論說王安石，說可惜他純用儒術，而缺乏法家的精神，可以說評論得很确切。
而世上的評論者，都說王安石行申、商之術，用嚴峻的法律來束縛百僚，這與當時的情形怎幺那幺相反呢？王安石對士大夫們是以禮相待，即使他的新法因為這些人而不能全部施行，然而他的度量，足以成為千古的模範，而元祐間的那些賢人們對待熙甯、元豐間的大臣又是怎樣的呢？我論說到這裡不禁有茫然之感。
章衮在《王臨川文集序》中說： （前略）熙甯的新政，君主以堯舜對待百姓的心意，堅決主持于上；臣子如對待堯舜的心意對待君主，在下極力擁護；關鍵是都是為天下而不是為自己的私利。
大臣們如果能推究它本來的心意來議論新法，依靠新法的所得來救助它的過失，推廣來以探究未明的大義，減少或增加，以矯正那種要勝過對方的偏激情緒，務求同心同德，尋求賢才以施行新法，對宋室未必不能有利。
而竟然是一條令才下，诽謗就跟着來了，今天哄然而攻擊的，是王安石，明天嘩然而議論的，是新法。
言官們借此來獲取敢言的名聲，公卿們借此來博得體恤民情的聲譽。
遠方的小官吏，随聲附和，以使自己列入朝廷中的某一黨，而讨論政事的朝堂，成了相互憎恨仇視的地方。
而當時下面還沒有不法之徒，借新法作為變亂的發端，遠處也沒有二虜的來使，因新法而說出不敬的言語，而這些大臣們，自己先開始相互攻擊和誣陷，像決堤的河水那樣來勢兇猛，如狂人懷着必勝的心，牢不可破。
祖宗之法全都認為是好的，果真都是好的嗎？新創立的法令，都诋毀為惡的，果真都是惡的嗎？還有在他們議論時，出于一人之口的，也自相矛盾，如蘇穎濱曾說官府自己辦借貸的便利，而他卻極力诋毀青苗錢，司馬光在英宗時，曾說農民賦稅之外，應當不再有事，衙前這些職位也不用募民來做，而卻極力诋毀雇役法。
蘇東坡曾說不取靈武，就無法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的強大就不能阻止，而他卻極力诋毀熙河之役，又如他說已經不能施行雇役了，而改天又力争說雇役不可罷之類就是這樣。
還有很多事相類似，自己去做就認為是對的，王安石去做就認為是錯的，如河北弓箭社，實際上與保甲法相表裡，蘇東坡請求增修弓箭社的社約，并加以照顧，而單單深恨保甲法就是這類。
（中略）像這樣的，既不是知是非的定論，也沒有周到詳盡分析利弊得失之後的宏大計劃，所以王安石把這些一概看做是平庸之輩的議論，而主張新法更為堅定，施行更為有力。
一時的議論，也就如此了。
而左右記史的官吏，後世那些寫書記事的人，又都務求用不符合事實的話進行诋毀，甚至有的分離開文義，單獨拿出幾句話來誇大其詞。
然而當時攻擊新法的人，并不是真要攻擊新法，是因為攻擊王安石而才攻他的法。
（略）管仲、子産、商鞅這幾個人，是諸侯的貴臣罷了，然而都憑他們謀略周密詳盡，果敢堅忍，才能在他們的國中得以施展才華。
而王安石以世不常有的奇材，在天下統一之日，君臣相互投合，有如魚水，而卻這樣的不順利，是因為時勢不同了，而遭衆人嫉妒的緣故。
國内多事，四境多敵，就像那河流中的船，不知去向哪裡，這時有才智的人，衆人必定歸向他，這就是管仲這些人得志的原因。
宋代的體制，本來就是寬和溫厚的，真宗、仁宗以下，這種風氣更為強盛。
士大夫們竟然把含糊當做寬厚，把因循當做老成，又有的高談雅望，不肯删除繁雜、解決疑難以求取功名。
而小人們則悠閑地如同養在廄裡的馬，即使有時飼料不足也不會有事，一旦養馬的人要給他們整理和擦拭，必然會用蹄子踢，用嘴來咬。
在這時想立刻改變原來的軌道而施行新法，他們驚駭和诽謗就沒有什幺疑惑的了。
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輿論所理解，這就是其中的原因。
賈誼年少美才，以疏遠大臣的身份，慨然想為國家改制立法，當時周勃、灌嬰這些人，雖想害他，也沒有那幺去做。
是因為賈誼未曾有執政的機會，而漢文帝隻以對待衆人一樣來對待他。
現在王安石的聲譽傾一世之高，既然已經被人所忌恨，再加上南方人驟然富貴，父子兄弟相繼來到皇上近旁，神宗又動不動就把他看做聖人，而把他看做心腹，等非議峰起時，王安石又悍然自己擔起天下人的怨恨，極力與反對者相抗而不顧，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輿論所理解，這又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後略） 章氏的這番議論，講王安石之所以被阻撓的緣故，可以說是洞見其中的症結。
他說到南人驟貴，嫉妒者衆，尤其說到點子上。
唉！憑王安石潔白的品質，廣闊的胸懷，如鳳凰飛翔于千仞高空，哪裡會顧得上下面有鹓雛吓腐鼠的事呢？而王安石的失敗，竟然是因為這啊。
莊子說：“中原的人，在禮義上明白，而在人心上糊塗。
”又說：“人心比山川還險，了解它比了解天意還難。
”王安石隻是糊塗于知人心了，因此遇到世上所謂的小人就會失敗，遇到世上所謂的君子也失敗。
如果論說王安石的缺點，大概沒有比這更大的了。
即使這樣，假如使王安石明于知人心，他就會随波起伏，衆人找不出他的錯誤，拿不住他的把柄，不僅一時間會得到别人的曲意逢迎，而且還将有傳于後世的美好名聲，而又怎幺肯因為國家的緣故而犧牲自己的安樂和名譽，被衆人诽謗而不悔呢。
唉！我中國數千年來的士君子，其中明于知人心的很多，而糊塗的有幾人呢？
蔡上翔辨析說：自宋代的天聖、明道以來，歐陽修以文章風骨操守被天下予以重望。
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曾鞏給歐陽修的信中說：“王安石雖然已經得到科名，他很自重，不願被别人知道，認為不是歐陽修不足以了解我。
”這時王安石二十四歲。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歐陽修才第一次見王安石。
從此書信往來都見之于奏章中的，相互稱贊，無與倫比，歐陽修的全書中，可以看到這些。
熙甯三年（公元1070年），歐陽修論青苗法不便，并且又擅自不讓發青苗錢，這些也隻是論國家大事，希望有益于國家和百姓而已，哪裡曾斥責為奸邪，狠如仇人，有如呂誨等人那樣過分的言辭呢？而世人傳王安石做丞相後，曾痛罵歐陽修。
考證歐陽修擅自不放青苗錢在熙甯三年夏天，到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事，第二年春，歐陽修有《賀王相公拜相啟》，其中說道：“高步儒林，成就三朝非常重的威望；晚年登上朝堂，受天子非常的禮遇。
”像歐陽修這樣正直的人，假如在王安石參政時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而在他做丞相後又去獻言阿谀，難道是歐陽修的所作所為嗎？後來歐陽修去世，而王安石寫文章祭奠他，對于歐陽修的做人和做文章，他在朝中的大節，他坎坷困頓的生活經曆，與他生平的知己之情，死後對他的想念之情，全都顯露出來。
憑王安石得到皇上的如此專寵，施行新法如此果決，有什幺需要畏忌歐陽修的，而非要把人排擠走呢？于是在他活着的時候就把他罵為天下的惡人，而死後又把他譽為天下不可多得的人，這難道是王安石的所作所為嗎？考證歐陽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濮議被呂誨、彭思永所攻擊，四年，因流言被彭思永、蔣之奇诋毀，從此極力請求到外郡，于是去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于死，那幺在熙甯的四年中，歐陽修一天都沒有在朝廷上待過，而成年告病，尤其在王安石沒有執政之前，這與王安石有什幺關系呢？“在一國則亂一國”這些話，出自楊中立的《神宗日錄辯》，這時污蔑之辭已經顯而易見，後人以這作為王安石的罪過，而兩人的全集中都沒有看到這樣的話，是為什幺呢？現在按蔡氏的文章，辨證已經很确鑿，不用再增加了，歐陽修的離職，不是因為王安石，而在這裡叙說，隻是要辨析一下說王安石排斥忠良的污蔑之辭。
歐陽修是這樣，那幺凡是雜史所寫王安石诋毀他人的話，又怎幺能都信呢？王安石祭歐陽修的文，實在是中國數得着的文字，錄入在本書第二十章，可參看。
七月，禦史中丞楊繪、監察禦史裡行劉摯，上疏論免役法之害，貶楊繪知鄭州，劉摯監衡州鹽倉。
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書，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
授司空武甯節度使任職。
六年四月，樞密使文彥博請求離開，授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七年二月，監安上門鄭俠進獻流民圖，說大旱是新法所導緻，不久以擅自發馬遞罪交給禦史審查處理。
八年正月，放逐到英州。
以上所述，都是當時阻撓新政的大概情形。
德高望重的元老們，在朝堂上作梗；盛氣淩人的言官們，在下面起哄。
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于他們中間，天下的艱難危險，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
王安石在熙甯三年有《答手诏慰撫劄子》，其中說：“竊觀天賜陛下聰明智慧，确實不難以複興堯舜的大治，因此不量才力和時事是否适宜，敢以沒有什幺才能的之身，任天下怨恨诽謗，想以侍奉聖上的意志。
自從參與政中以來，已經有一年了，沒能有所作為，而内外勾結，合起來阻撓，一心要欺蒙百姓來迷惑皇上，流俗如波蕩起，以至于如此。
陛下又如何不被迷惑，恐怕我太渺小，最終不能獲勝。
”他危難困苦之情，百世之後讀者仍将為他哀痛。
如果不是王安石那樣堅韌不拔，那成就什幺事呢？後世那些恨王安石的人，就不必再說了；那些欣賞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為任用小人而為他可惜。
王安石所任用的人，果真都是小人嗎？我将另外論述；而當時阻撓新政的人，難道不是世人所稱為君子的嗎？如程明道，如蘇子由，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為僚佐的。
其餘韓、富、文、呂諸元老，與王安石共事的，有的一年，有的二三年，有的四五年，王安石從什幺時候開始排擠他們的呢？而這些賢人動不動就以離職來争論新法，王安石能因為要慰留僚友的原因而改變自己的志向嗎？還是要發揮自己的學施行自己的志願而得罪自己的僚友呢？二者不得不選擇其一。
因此王安石在熙甯三年，曾上疏請求罷政事，也因為自己的志向既然不能施行，就奉身以退。
而神宗既然信任他越來越深，任用他越來越專，皇帝這樣，王安石怎幺忍心相負呢？就鞠躬盡瘁，以求大業能夠成功。
那些賢人既然不肯苟同，發誓不與他同立于朝廷，也隻有聽從他們離開了。
我們生在今天，為王安石設身處地地想一想，能不能有個方法得以兩方面都保全的呢？王安石當時所立的法，并不是不好；他所革除的弊端，也都是這些賢人們所指出過的。
變法後所取得的成績，可能不如當初所期望的，則也是因為奉行者沒有找到合适的人的緣故。
假使這些賢人們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濟，時常幫助而防止過分的行動，怎幺能看不到更顯着的效果呢？而事實卻是不問是非，凡是新法，必死力攻擊。
明知攻擊它并不能改變皇上的志向，就呈遞彈劾自己的狀文離去從而成就自己的名聲。
甚至有的身為地方官，不允許州縣奉行朝廷的法令。
這些人既然都是大戶，被士庶們所了望，于是凡不利于新法的人，都依附到他們這裡來，以鼓動天下的耳目，使人民無所适從，比如一隻手畫圓，十隻手畫方，雖然有好的法令，而最終也無法推行，這是必然的。
然而使新法的利處不能補償它的弊端的，是誰的罪過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使用小人的，是誰的罪過呢？即使這樣，王安石對待異己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仁至義盡。
對那些元老，都自己請求居于外地，仍然再三挽留，不同意然後才允許他們的。
對那些小臣，也不過降職或補缺，沒有一人被徹底免官的，而治罪就更沒有了。
這中間隻有鄭俠一人，被驅逐流放，還是王安石罷相回到江甯那一年間的事（王安石在熙甯七年六月罷相，在八年二月複相，而鄭俠被放逐英州是在熙甯八年正月間的事）。
知道子産、商鞅是怎樣對待貴族的嗎？知道張江陵是怎樣對待言官們的嗎？我的朋友南海潘氏博曾論說王安石，說可惜他純用儒術，而缺乏法家的精神，可以說評論得很确切。
而世上的評論者，都說王安石行申、商之術，用嚴峻的法律來束縛百僚，這與當時的情形怎幺那幺相反呢？王安石對士大夫們是以禮相待，即使他的新法因為這些人而不能全部施行，然而他的度量，足以成為千古的模範，而元祐間的那些賢人們對待熙甯、元豐間的大臣又是怎樣的呢？我論說到這裡不禁有茫然之感。
章衮在《王臨川文集序》中說： （前略）熙甯的新政，君主以堯舜對待百姓的心意，堅決主持于上；臣子如對待堯舜的心意對待君主，在下極力擁護；關鍵是都是為天下而不是為自己的私利。
大臣們如果能推究它本來的心意來議論新法，依靠新法的所得來救助它的過失，推廣來以探究未明的大義，減少或增加，以矯正那種要勝過對方的偏激情緒，務求同心同德，尋求賢才以施行新法，對宋室未必不能有利。
而竟然是一條令才下，诽謗就跟着來了，今天哄然而攻擊的，是王安石，明天嘩然而議論的，是新法。
言官們借此來獲取敢言的名聲，公卿們借此來博得體恤民情的聲譽。
遠方的小官吏，随聲附和，以使自己列入朝廷中的某一黨，而讨論政事的朝堂，成了相互憎恨仇視的地方。
而當時下面還沒有不法之徒，借新法作為變亂的發端，遠處也沒有二虜的來使，因新法而說出不敬的言語，而這些大臣們，自己先開始相互攻擊和誣陷，像決堤的河水那樣來勢兇猛，如狂人懷着必勝的心，牢不可破。
祖宗之法全都認為是好的，果真都是好的嗎？新創立的法令，都诋毀為惡的，果真都是惡的嗎？還有在他們議論時，出于一人之口的，也自相矛盾，如蘇穎濱曾說官府自己辦借貸的便利，而他卻極力诋毀青苗錢，司馬光在英宗時，曾說農民賦稅之外，應當不再有事，衙前這些職位也不用募民來做，而卻極力诋毀雇役法。
蘇東坡曾說不取靈武，就無法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的強大就不能阻止，而他卻極力诋毀熙河之役，又如他說已經不能施行雇役了，而改天又力争說雇役不可罷之類就是這樣。
還有很多事相類似，自己去做就認為是對的，王安石去做就認為是錯的，如河北弓箭社，實際上與保甲法相表裡，蘇東坡請求增修弓箭社的社約，并加以照顧，而單單深恨保甲法就是這類。
（中略）像這樣的，既不是知是非的定論，也沒有周到詳盡分析利弊得失之後的宏大計劃，所以王安石把這些一概看做是平庸之輩的議論，而主張新法更為堅定，施行更為有力。
一時的議論，也就如此了。
而左右記史的官吏，後世那些寫書記事的人，又都務求用不符合事實的話進行诋毀，甚至有的分離開文義，單獨拿出幾句話來誇大其詞。
然而當時攻擊新法的人，并不是真要攻擊新法，是因為攻擊王安石而才攻他的法。
（略）管仲、子産、商鞅這幾個人，是諸侯的貴臣罷了，然而都憑他們謀略周密詳盡，果敢堅忍，才能在他們的國中得以施展才華。
而王安石以世不常有的奇材，在天下統一之日，君臣相互投合，有如魚水，而卻這樣的不順利，是因為時勢不同了，而遭衆人嫉妒的緣故。
國内多事，四境多敵，就像那河流中的船，不知去向哪裡，這時有才智的人，衆人必定歸向他，這就是管仲這些人得志的原因。
宋代的體制，本來就是寬和溫厚的，真宗、仁宗以下，這種風氣更為強盛。
士大夫們竟然把含糊當做寬厚，把因循當做老成，又有的高談雅望，不肯删除繁雜、解決疑難以求取功名。
而小人們則悠閑地如同養在廄裡的馬，即使有時飼料不足也不會有事，一旦養馬的人要給他們整理和擦拭，必然會用蹄子踢，用嘴來咬。
在這時想立刻改變原來的軌道而施行新法，他們驚駭和诽謗就沒有什幺疑惑的了。
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輿論所理解，這就是其中的原因。
賈誼年少美才，以疏遠大臣的身份，慨然想為國家改制立法，當時周勃、灌嬰這些人，雖想害他，也沒有那幺去做。
是因為賈誼未曾有執政的機會，而漢文帝隻以對待衆人一樣來對待他。
現在王安石的聲譽傾一世之高，既然已經被人所忌恨，再加上南方人驟然富貴，父子兄弟相繼來到皇上近旁，神宗又動不動就把他看做聖人，而把他看做心腹，等非議峰起時，王安石又悍然自己擔起天下人的怨恨，極力與反對者相抗而不顧，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輿論所理解，這又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後略） 章氏的這番議論，講王安石之所以被阻撓的緣故，可以說是洞見其中的症結。
他說到南人驟貴，嫉妒者衆，尤其說到點子上。
唉！憑王安石潔白的品質，廣闊的胸懷，如鳳凰飛翔于千仞高空，哪裡會顧得上下面有鹓雛吓腐鼠的事呢？而王安石的失敗，竟然是因為這啊。
莊子說：“中原的人，在禮義上明白，而在人心上糊塗。
”又說：“人心比山川還險，了解它比了解天意還難。
”王安石隻是糊塗于知人心了，因此遇到世上所謂的小人就會失敗，遇到世上所謂的君子也失敗。
如果論說王安石的缺點，大概沒有比這更大的了。
即使這樣，假如使王安石明于知人心，他就會随波起伏，衆人找不出他的錯誤，拿不住他的把柄，不僅一時間會得到别人的曲意逢迎，而且還将有傳于後世的美好名聲，而又怎幺肯因為國家的緣故而犧牲自己的安樂和名譽，被衆人诽謗而不悔呢。
唉！我中國數千年來的士君子，其中明于知人心的很多，而糊塗的有幾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