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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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逃呢？之後的元祐初，程頤為崇政殿講書，極力請求在殿上坐講。
當時的給事中顧臨認為不行，程頤之後就給皇上和太後上書，說顧臨所做不正确，以至有一千五百餘字之多。
這與王安石前後如出一轍，王安石是要挾君王以取聲名，那幺程頤難道不是要挾君王自取聲名嗎？後來《通鑒綱目》，隻記載程頤經筵講讀疏，說是豫養君德，而不提坐講一事，難道是因為原來呂誨攻擊王安石太過，不得不為程頤隐諱嗎？況且從此後講學的人，也沒有人再以坐講來議論王安石了，難道是因為避程頤的諱，才使王安石免去了罪名嗎？宋人對待是非太沒有原則了！第四件事是說正确的都攬在自己身上，錯誤的就把怨恨都推到君王身上等等，自從新法施行，整個朝廷都把過錯歸到王安石身上，有惡而無美，有錯誤而沒有正确，如果說把美名都攬到自己身上，不知這時有什幺美可以攬的，呂誨能說出王安石攬得的美名嗎？如果說他把怨恨都推在皇帝身上，那幺衆人所攻擊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還有什幺過失可以使人們怨恨皇帝的，呂誨也能指出具體的事嗎？他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獄案，是從許遵開始議，王安石主持的。
即使其中不免有過失，根據他這過錯就知道他仁慈，而卻說王安石徇私報怨。
試問案中的人，哪一個是王安石所私厚的，誰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況且這事是很瑣碎的，卻叫嚷不停，怎幺不怕厭煩呢！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國的及第作為王安石的罪責，考證王家人登上進士榜的，真宗鹹平三年（公元1000年）有王貫之，是王安石的從祖；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親；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是王安石；慶曆六年有王沆，是王安石的從弟；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長；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有王安禮，是王安石的弟弟；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兒子。
六十年中，祖孫父子兄弟共有七位進士，那幺科名也是他家所固有的，這算什幺事，難道必須暗中幫助才能得到嗎？王安石的兄弟，在當世都有聲名，而王安國與王安石齊名。
之前有吳孝宗《上張江東書》，稱道王安國的賢德，想薦舉他的人很多。
而嘉祐五年，歐陽修有《送平甫下第》詩中有：“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則王安國之賢德是可以知道的了。
熙甯元年，王安國由韓绛、邵亢所推薦，召試賜進士及第，與王安石有什幺關系，還因此被誣呢？幸虧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先一年成為進士，否則又将為呂誨的彈劾奏章增加一條資料了！第七件事說王安石專權，真如他所說，似乎有可談論的地方，然而從宋史中考證，說當時中書授予官職的文書，數日決定下來，皇帝就問王安石，然而這是出于神宗的意思，不可用“專”來說他。
第八件事說唐介被氣死的事，考證《宋史》唐介傳，說唐介多次與王安石争論，王安石強辯，而皇上支持他，唐介不勝憤怒，背上長疽而死，年六十歲。
而呂誨說曾與唐介争論刑名，而又是為阿芸的事來說的。
人死于病疽，是很平常的；唐介六十而死，尤其平常。
唐介曾經和文彥博因為燈籠錦的事在皇帝面上争論，以至遭到放逐，而沒有死；而死于争論有關一個婦人重罪輕判的事，如果确實是這樣，則可以說是輕如鴻毛了。
因同僚中死了一人而列為罪狀，那誰能沒有罪呢？第九件事說章辟光請岐王居于外等等，自古**的國家，因兄弟争皇位而導緻國家變亂的，史上不斷出現，因此後世諸王分封，必定使諸王到外地去，以為與其離得近而苦苦相逼，不如離得遠一些而常保無事。
岐王和嘉王，是神宗同母的兄弟，沒有比他們更親熱的了。
熙甯初，着作佐郎章辟光請求使他們遷居到外地，這與陰邪小人私下的離間是不同的。
神宗想加罪給章辟光，愛自己的親人理當如此，王安石獨自違背衆人的看法，不想給章辟光加重罪，關鍵他是作為大臣為國家所謀劃；況且岐王和嘉王都是賢王，熙甯以來，岐王多次請求到外地住，表章呈上就被推卻，這是岐王以禮要求自己。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有病。
之前二王每天都來問起居，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傭為太子，就不讓二王随便進入了。
憑宣仁太後的母子至親，神宗二十年的友愛，會有什幺嫌疑？然而仍然這樣，是宣仁皇後以禮來對待二王的。
元祐初年，才賜颢親賢坊與弟對門住，并且下制說：“先皇帝忠實于兄弟的友情，以恩勝義，不許二王出居在外，如同武王待周公的用意。
太皇太後嚴格遵守朝廷的禮制，以義約束恩，才聽從他們的請求，出居于外宅，使有孔子遠其子的用意。
二聖不同，而做事的道理相同。
”由此來說，章辟光的請求，符合同歸于道的主旨，不能加以重罪的道理就更明确了，而王安石就更沒有罪了。
他的第十件事是攻擊三司條例，開始議論到新法。
當時的财政，不能不整理，而整理财政，必須有一個機關，則條例司就不能不成立，前面已經詳細論述過了；至于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調查，才立法制，是遵守了為政的次序。
他所派遣的八人中，有像劉彜、謝卿材、侯叔獻、程颢，當時号稱為賢者的都在，當初的用心，難道是有意任用小人以敗壞天下大事嗎？當時均輸、保甲、青苗、免役諸法，還沒有施行，荊公之懷抱，尚沒有一試，而呂誨憑什幺就見到他是誤天下蒼生的人呢？考證《宋史》呂誨傳中說：章辟光上奏說岐王應遷居外宅，皇太後怒，皇帝下令治章辟光離間之罪，王安石說無罪，呂誨請求将章辟光交給獄吏，沒有被允許，于是上疏彈劾王安石。
呂誨實際上是因為争章辟光的事沒有達到目的，激于意氣，而不惜以很嚴重的言辭來誣告王安石，與之前因争濮儀不随己意，激于意氣而不惜去誣告韓琦、歐陽修的事如出一轍。
像這樣的人，就算是寬大對待他們，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樣說他愛好直率卻不知禮數，如果嚴格要求他們，必得像堯帝所說，他的讒巧之說斷絕了君子之行，震驚了我們。
史書上說呂誨将要上朝回答皇上的話，司馬光在朝房遇到他，悄悄問他“今天要說的是什幺事”，呂誨說：“袖中的參文，是新寫的。
”司馬光驚訝地問：“這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人，為什幺要評論他呢？”從這裡可見當時的賢士大夫，沒有一人不相信王安石的為人的，诋毀到王安石私德的，隻有呂誨一個人罷了。
這與蔣之奇、彭思永的用帷薄之事誣陷歐陽修沒有什幺區别，後人沒有人能為他申明這一點，我因此不怕費筆墨，辯解如上所述（以上所辯的，一半采自蔡上翔的言論，再加上自己的内容，因此不再注明，蔡上翔的名字附于此）。
（考異十三）《宋史-呂誨傳》又說：章辟光的這一奏章，本是王安石、呂惠卿所引導，章辟光揚言，朝廷如果加罪給我，我就不放過這兩個人。
據此來說，則王安石和呂惠卿實際是這一案的罪魁禍首，而且章辟光又揚言于外，呂誨肯定已經聽說，不難根據情況指出實情，而他在彈劾時為什幺不說呢？難道是呂誨對王安石有所愛嗎？這肯定是後來恨王安石的人，根據呂誨的話而增加的内容，而史書上還采用了，以至于和原來的奏疏全然對不上，這也是一項欺騙啊。
現在将當時因争議新法而辭去官職的，列舉在下面： 熙甯二年五月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鄭獬因斷謀殺獄，不依新法，出知杭州。
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錢公輔都因與安石議新法不合，拱辰出判應天府，公輔出知江甯府。
六月禦史中丞呂誨彈劾王安石，皇帝發還他的奏章，呂誨于是請求離開，出知鄧州。
八月，知谏院範純仁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聚斂财利，民心不甯，皇帝不聽。
範純仁極力請求離開，出知河中府。
不久轉為成都轉運使，因新法不便，告誡州縣不得馬上施行，王安石對他的阻撓感到憤怒，貶他知和州。
同月，侍禦史劉述、劉琦、錢接連彈劾王安石，貶劉述知江州，劉琦監處州鹽酒務，錢監衢州鹽稅。
同月，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因與呂惠卿論新法不合，貶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稱有疾病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極言新法的危害，力求離開，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因論青苗意見不被聽從，上疏請辭去安撫使，隻領大名府路，皇上批準。
（考異十四）史書上稱王安石痛罵韓琦、富弼，說富弼罪惡滔天，又說依附韓琦是歐陽修的罪，又說他的兒子王雱說将韓琦、富弼枭首于市，新法就可施行等等，種種誣陷之詞不一而足。
假如王安石果然說過這樣的話，就是說他喪心病狂也不過分。
然而從《臨川集》中看，恰恰與之相反。
集中有《賜允富弼辭免左仆射诏》，其中說道：“你輔佐我的祖父，功勞施于當時，身有善德，始終如一。
忠良賢德，體恤國家，實在應該留下。
如果國家有大的疑難，或許要求助于你”等等。
（後略）還有《賜允韓琦乞州诏》中說：“你以公師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統管四路，守衛一方，責任重大，郡臣都無法相比。
雖然患病，希望早日痊愈。
你頻頻發來奏章，以病相告。
朝中的宗師元老，對你有特殊的看待。
恩情和禮義之間，怎幺會對你薄情。
違背你的意願，姑且就這樣便利安适。
”又有《賀韓魏公啟》中說：“（前略）您做官是受了天命，作為當世的人臣之極，真是節操被當世所推重，德行名望可以作為當代的表率。
您掌握着朝廷的機密，攬有中樞的大權，毀譽之言多不勝數，平安和驚險往往在一念之間，因此天下的民衆把您的被重用與否作為國家安危的表現。
（中略）像您這樣進退以仁義為标準，行動時機恰當，實在是太完美了。
我長久地承受您的庇護和收留。
我身為近臣，想達到人臣的節義；世道正逢大好的機會，我心中懷有不如您的想法。
我自己與高大無緣，不敢忘記舊時的有德之人。
（後略）”由此來看，王安石對于韓琦、富弼二人，實在有不勝向往的誠意。
而韓、富二人與王安石，雖然論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終沒有改變。
他多次乞求休息，也确實是因為老病，未必是因為王安石專于新法的緣故。
而史書上所說王安石用難聽的話诽謗韓琦和富弼的說法，必定是欺騙，這是無疑的。
同月，授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三月，知審官院孫覺，因論青苗法不便，出知廣德軍。
四月，禦史中丞呂公着因論青苗法，出知颍州。
同月，參知政事趙汙懇求離位，出知杭州。
同月，監察禦史林旦、薛昌朝、範育，彈劾安石罪狀，不報。
三人也沒有被罷免和責斥。
同月，監察禦史裡行程颢、張戬，右正言李常，禦史王子韶，上奏說新法不便，各請求離官。
貶程颢為京西路提刑，貶張戬知公安縣；貶子韶知上元縣，貶常通判滑州。
七月，樞密使呂公弼因彈劾王安石，被貶知太原府。
九月，翰林學士司馬光，多次請求離去，留他不從，貶為知永興軍。
十月，翰林學士範鎮彈劾王安石，以戶部侍郎辭職。
四年三月，下诏察奉行新法不稱職者。
先是知山陰縣陳舜俞，不散青苗錢，知長葛縣樂京、知湖陽縣劉蒙，不奉行募役法，都被罷官。
到此，有了這诏書，知陳留縣姜潛到官數月，青苗令下，潛就把它貼在縣門三日，無人至，遂撤榜給了小吏說：“民不願這樣做啊。
”就很快離開了。
四月，監官告院蘇轼上疏極力評論新法，皇上不聽。
乞求外任，貶為杭州通判。
五月，知開封府韓維，因論保甲法不合，極力請求到外郡去，沒有挽留成，貶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因老病辭職。
（考異十五）《綱目》中有：歐陽修以風骨節操自持，既已經連連被污蔑，年六十，就乞求辭去職位。
在守青州時，上疏請求停止散青苗錢，皇帝想再召他回來執政，王安石極力诋毀他，于是把他遷官到蔡州，這時他請求辭職的心思更為迫切，馮京請求留下他，王安石說：“歐陽修依附韓琦，認為韓琦是社稷之臣，這些人，在
當時的給事中顧臨認為不行，程頤之後就給皇上和太後上書，說顧臨所做不正确，以至有一千五百餘字之多。
這與王安石前後如出一轍，王安石是要挾君王以取聲名，那幺程頤難道不是要挾君王自取聲名嗎？後來《通鑒綱目》，隻記載程頤經筵講讀疏，說是豫養君德，而不提坐講一事，難道是因為原來呂誨攻擊王安石太過，不得不為程頤隐諱嗎？況且從此後講學的人，也沒有人再以坐講來議論王安石了，難道是因為避程頤的諱，才使王安石免去了罪名嗎？宋人對待是非太沒有原則了！第四件事是說正确的都攬在自己身上，錯誤的就把怨恨都推到君王身上等等，自從新法施行，整個朝廷都把過錯歸到王安石身上，有惡而無美，有錯誤而沒有正确，如果說把美名都攬到自己身上，不知這時有什幺美可以攬的，呂誨能說出王安石攬得的美名嗎？如果說他把怨恨都推在皇帝身上，那幺衆人所攻擊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還有什幺過失可以使人們怨恨皇帝的，呂誨也能指出具體的事嗎？他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獄案，是從許遵開始議，王安石主持的。
即使其中不免有過失，根據他這過錯就知道他仁慈，而卻說王安石徇私報怨。
試問案中的人，哪一個是王安石所私厚的，誰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況且這事是很瑣碎的，卻叫嚷不停，怎幺不怕厭煩呢！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國的及第作為王安石的罪責，考證王家人登上進士榜的，真宗鹹平三年（公元1000年）有王貫之，是王安石的從祖；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親；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是王安石；慶曆六年有王沆，是王安石的從弟；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長；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有王安禮，是王安石的弟弟；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兒子。
六十年中，祖孫父子兄弟共有七位進士，那幺科名也是他家所固有的，這算什幺事，難道必須暗中幫助才能得到嗎？王安石的兄弟，在當世都有聲名，而王安國與王安石齊名。
之前有吳孝宗《上張江東書》，稱道王安國的賢德，想薦舉他的人很多。
而嘉祐五年，歐陽修有《送平甫下第》詩中有：“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則王安國之賢德是可以知道的了。
熙甯元年，王安國由韓绛、邵亢所推薦，召試賜進士及第，與王安石有什幺關系，還因此被誣呢？幸虧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先一年成為進士，否則又将為呂誨的彈劾奏章增加一條資料了！第七件事說王安石專權，真如他所說，似乎有可談論的地方，然而從宋史中考證，說當時中書授予官職的文書，數日決定下來，皇帝就問王安石，然而這是出于神宗的意思，不可用“專”來說他。
第八件事說唐介被氣死的事，考證《宋史》唐介傳，說唐介多次與王安石争論，王安石強辯，而皇上支持他，唐介不勝憤怒，背上長疽而死，年六十歲。
而呂誨說曾與唐介争論刑名，而又是為阿芸的事來說的。
人死于病疽，是很平常的；唐介六十而死，尤其平常。
唐介曾經和文彥博因為燈籠錦的事在皇帝面上争論，以至遭到放逐，而沒有死；而死于争論有關一個婦人重罪輕判的事，如果确實是這樣，則可以說是輕如鴻毛了。
因同僚中死了一人而列為罪狀，那誰能沒有罪呢？第九件事說章辟光請岐王居于外等等，自古**的國家，因兄弟争皇位而導緻國家變亂的，史上不斷出現，因此後世諸王分封，必定使諸王到外地去，以為與其離得近而苦苦相逼，不如離得遠一些而常保無事。
岐王和嘉王，是神宗同母的兄弟，沒有比他們更親熱的了。
熙甯初，着作佐郎章辟光請求使他們遷居到外地，這與陰邪小人私下的離間是不同的。
神宗想加罪給章辟光，愛自己的親人理當如此，王安石獨自違背衆人的看法，不想給章辟光加重罪，關鍵他是作為大臣為國家所謀劃；況且岐王和嘉王都是賢王，熙甯以來，岐王多次請求到外地住，表章呈上就被推卻，這是岐王以禮要求自己。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有病。
之前二王每天都來問起居，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傭為太子，就不讓二王随便進入了。
憑宣仁太後的母子至親，神宗二十年的友愛，會有什幺嫌疑？然而仍然這樣，是宣仁皇後以禮來對待二王的。
元祐初年，才賜颢親賢坊與弟對門住，并且下制說：“先皇帝忠實于兄弟的友情，以恩勝義，不許二王出居在外，如同武王待周公的用意。
太皇太後嚴格遵守朝廷的禮制，以義約束恩，才聽從他們的請求，出居于外宅，使有孔子遠其子的用意。
二聖不同，而做事的道理相同。
”由此來說，章辟光的請求，符合同歸于道的主旨，不能加以重罪的道理就更明确了，而王安石就更沒有罪了。
他的第十件事是攻擊三司條例，開始議論到新法。
當時的财政，不能不整理，而整理财政，必須有一個機關，則條例司就不能不成立，前面已經詳細論述過了；至于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調查，才立法制，是遵守了為政的次序。
他所派遣的八人中，有像劉彜、謝卿材、侯叔獻、程颢，當時号稱為賢者的都在，當初的用心，難道是有意任用小人以敗壞天下大事嗎？當時均輸、保甲、青苗、免役諸法，還沒有施行，荊公之懷抱，尚沒有一試，而呂誨憑什幺就見到他是誤天下蒼生的人呢？考證《宋史》呂誨傳中說：章辟光上奏說岐王應遷居外宅，皇太後怒，皇帝下令治章辟光離間之罪，王安石說無罪，呂誨請求将章辟光交給獄吏，沒有被允許，于是上疏彈劾王安石。
呂誨實際上是因為争章辟光的事沒有達到目的，激于意氣，而不惜以很嚴重的言辭來誣告王安石，與之前因争濮儀不随己意，激于意氣而不惜去誣告韓琦、歐陽修的事如出一轍。
像這樣的人，就算是寬大對待他們，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樣說他愛好直率卻不知禮數，如果嚴格要求他們，必得像堯帝所說，他的讒巧之說斷絕了君子之行，震驚了我們。
史書上說呂誨将要上朝回答皇上的話，司馬光在朝房遇到他，悄悄問他“今天要說的是什幺事”，呂誨說：“袖中的參文，是新寫的。
”司馬光驚訝地問：“這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人，為什幺要評論他呢？”從這裡可見當時的賢士大夫，沒有一人不相信王安石的為人的，诋毀到王安石私德的，隻有呂誨一個人罷了。
這與蔣之奇、彭思永的用帷薄之事誣陷歐陽修沒有什幺區别，後人沒有人能為他申明這一點，我因此不怕費筆墨，辯解如上所述（以上所辯的，一半采自蔡上翔的言論，再加上自己的内容，因此不再注明，蔡上翔的名字附于此）。
（考異十三）《宋史-呂誨傳》又說：章辟光的這一奏章，本是王安石、呂惠卿所引導，章辟光揚言，朝廷如果加罪給我，我就不放過這兩個人。
據此來說，則王安石和呂惠卿實際是這一案的罪魁禍首，而且章辟光又揚言于外，呂誨肯定已經聽說，不難根據情況指出實情，而他在彈劾時為什幺不說呢？難道是呂誨對王安石有所愛嗎？這肯定是後來恨王安石的人，根據呂誨的話而增加的内容，而史書上還采用了，以至于和原來的奏疏全然對不上，這也是一項欺騙啊。
現在将當時因争議新法而辭去官職的，列舉在下面： 熙甯二年五月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鄭獬因斷謀殺獄，不依新法，出知杭州。
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錢公輔都因與安石議新法不合，拱辰出判應天府，公輔出知江甯府。
六月禦史中丞呂誨彈劾王安石，皇帝發還他的奏章，呂誨于是請求離開，出知鄧州。
八月，知谏院範純仁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聚斂财利，民心不甯，皇帝不聽。
範純仁極力請求離開，出知河中府。
不久轉為成都轉運使，因新法不便，告誡州縣不得馬上施行，王安石對他的阻撓感到憤怒，貶他知和州。
同月，侍禦史劉述、劉琦、錢接連彈劾王安石，貶劉述知江州，劉琦監處州鹽酒務，錢監衢州鹽稅。
同月，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因與呂惠卿論新法不合，貶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稱有疾病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極言新法的危害，力求離開，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因論青苗意見不被聽從，上疏請辭去安撫使，隻領大名府路，皇上批準。
（考異十四）史書上稱王安石痛罵韓琦、富弼，說富弼罪惡滔天，又說依附韓琦是歐陽修的罪，又說他的兒子王雱說将韓琦、富弼枭首于市，新法就可施行等等，種種誣陷之詞不一而足。
假如王安石果然說過這樣的話，就是說他喪心病狂也不過分。
然而從《臨川集》中看，恰恰與之相反。
集中有《賜允富弼辭免左仆射诏》，其中說道：“你輔佐我的祖父，功勞施于當時，身有善德，始終如一。
忠良賢德，體恤國家，實在應該留下。
如果國家有大的疑難，或許要求助于你”等等。
（後略）還有《賜允韓琦乞州诏》中說：“你以公師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統管四路，守衛一方，責任重大，郡臣都無法相比。
雖然患病，希望早日痊愈。
你頻頻發來奏章，以病相告。
朝中的宗師元老，對你有特殊的看待。
恩情和禮義之間，怎幺會對你薄情。
違背你的意願，姑且就這樣便利安适。
”又有《賀韓魏公啟》中說：“（前略）您做官是受了天命，作為當世的人臣之極，真是節操被當世所推重，德行名望可以作為當代的表率。
您掌握着朝廷的機密，攬有中樞的大權，毀譽之言多不勝數，平安和驚險往往在一念之間，因此天下的民衆把您的被重用與否作為國家安危的表現。
（中略）像您這樣進退以仁義為标準，行動時機恰當，實在是太完美了。
我長久地承受您的庇護和收留。
我身為近臣，想達到人臣的節義；世道正逢大好的機會，我心中懷有不如您的想法。
我自己與高大無緣，不敢忘記舊時的有德之人。
（後略）”由此來看，王安石對于韓琦、富弼二人，實在有不勝向往的誠意。
而韓、富二人與王安石，雖然論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終沒有改變。
他多次乞求休息，也确實是因為老病，未必是因為王安石專于新法的緣故。
而史書上所說王安石用難聽的話诽謗韓琦和富弼的說法，必定是欺騙，這是無疑的。
同月，授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三月，知審官院孫覺，因論青苗法不便，出知廣德軍。
四月，禦史中丞呂公着因論青苗法，出知颍州。
同月，參知政事趙汙懇求離位，出知杭州。
同月，監察禦史林旦、薛昌朝、範育，彈劾安石罪狀，不報。
三人也沒有被罷免和責斥。
同月，監察禦史裡行程颢、張戬，右正言李常，禦史王子韶，上奏說新法不便，各請求離官。
貶程颢為京西路提刑，貶張戬知公安縣；貶子韶知上元縣，貶常通判滑州。
七月，樞密使呂公弼因彈劾王安石，被貶知太原府。
九月，翰林學士司馬光，多次請求離去，留他不從，貶為知永興軍。
十月，翰林學士範鎮彈劾王安石，以戶部侍郎辭職。
四年三月，下诏察奉行新法不稱職者。
先是知山陰縣陳舜俞，不散青苗錢，知長葛縣樂京、知湖陽縣劉蒙，不奉行募役法，都被罷官。
到此，有了這诏書，知陳留縣姜潛到官數月，青苗令下，潛就把它貼在縣門三日，無人至，遂撤榜給了小吏說：“民不願這樣做啊。
”就很快離開了。
四月，監官告院蘇轼上疏極力評論新法，皇上不聽。
乞求外任，貶為杭州通判。
五月，知開封府韓維，因論保甲法不合，極力請求到外郡去，沒有挽留成，貶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因老病辭職。
（考異十五）《綱目》中有：歐陽修以風骨節操自持，既已經連連被污蔑，年六十，就乞求辭去職位。
在守青州時，上疏請求停止散青苗錢，皇帝想再召他回來執政，王安石極力诋毀他，于是把他遷官到蔡州，這時他請求辭職的心思更為迫切，馮京請求留下他，王安石說：“歐陽修依附韓琦，認為韓琦是社稷之臣，這些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