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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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
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攻公而及其法耳。
（中略）彼管仲子産商鞅之數子者，諸侯之貴臣耳，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于其國。
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娼忌衆故也。
夫國内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之人所以得志也。
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浸盛。
士大夫競以含糊為寬厚，因循為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攣以就功名。
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刍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然蹄而斷然齧。
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
公之所以不理于口者，此其一也。
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為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绛灌之徒，雖殘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聞廣譽傾一世，既已為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橫議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理于口者，此又其一也。
（後略） 章氏此論，言公所以見沮之故，可謂洞見症結。
其言以南人驟貴，娼嫉者衆，尤為得問。
嗚呼！以公潔白之質，曠遠之胸，方如凰皇翔于千仞，豈省有宛雛腐鼠于其下者耶！而公之失敗，竟坐是矣。
莊子曰：中國之人，明于禮義，而昧于知人心。
又曰：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
荊公惟昧于知人心也。
故以遇世之所謂小人者而失敗，以遇世之所謂君子者而亦失敗。
論荊公之所短，蓋莫此為甚矣！雖然，使公而明于知人心乎？則且随俗波靡，非之無非，刺之無舉，非徒得徼容悅之一時，而且将有令譽于後世，又安肯以國家之故，而犧牲一身之安樂聞譽，叢萬诟而不悔也！ 嗚呼，吾中國數千年來之士君子，其明于知人心者則多矣，而昧焉者幾人哉！ 【譯文】 國史氏說：我讀西方的曆史而感歎公黨對于國家的好處，是那樣偉大。
我讀國史到宋、明兩朝，而感歎私黨對國家的毒害，是那樣猛烈。
那些私黨，論他們的品性不一定是小人，君子也有很多。
他們的目的也不一定是尋求祿位，而以辭去祿位為目的的也有，他們所争的，也不一定是政治問題，然而無論從哪種問題出發，而最終都要牽連到政治上來。
他們的黨徒也不一定是有意識的結合，然而一旦遇到事，就會興風作浪，前面有一個對着影子叫的，後面就有跟着聲音叫的。
總而言之一句話，意氣用事而已。
意氣勝了，國家的利害就可以置之不顧，這種風氣起于王安石執政之前，成于王安石執政之時，而它的**是在王安石罷政之後，宋代是因此而亡的，而它的流毒到了另一個朝代也沒有停止。
分析它的性質，那幺當時新法被阻撓和破壞的原因，就可以看到了。
王安石才執政的時候，第一個彈劾他的實際上是呂誨，那是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的事。
現在錄下呂誨的上疏來分辨一番： 臣認為大奸似乎是忠良，大詐似乎是誠實，隻是要看用他的時機對不對。
如少正卯這樣的才能，說謊話而堅持是事實，行為怪誕，不接受勸告，自己的錯誤，卻把它粉飾為好事，記憶力強，學問也淵博，但所知皆醜陋，如果不是孔子聖明，誰能除掉他呢？唐代的盧杞，天下稱他為奸邪，唐德宗卻不知，最終成為大患。
所以說了解人難，堯舜都受過害。
陛下才即位時，起用王安石知江甯府，不久召為學士，官吏們都歡慶陛下的明察，提拔有能力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
等他坐到高位，衆人就議論不允許，放在秤上，誰也不能以輕重來欺騙。
古人說“朝廷上，不是草民百姓能說話的”，說的正是這個。
我看參知政事王安石，外表淳樸，内中藏有巧詐，對上傲慢，陰險殘忍，這是人們都知道的。
我略說十件事，都是看到的實事，希望皇上從被蒙蔽中醒悟。
這裡有一句誣陷，萬死不避。
王安石過去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因為開封府争鹌鹑公事，理由不當，予以駁回，禦史台稍一發文催促，謝恩的話倨傲不恭。
之後到仁宗皇帝時，不久王安石丁憂，這事就算罷了。
王安石丁憂喪服滿，托病不起，多次诏令他不來，整個英宗朝不做官。
就算他有病，陛下即位，也應來朝廷一見，才算稍有一些人臣的禮節。
等被任命為江甯府，因為對他自己方便，才從命，慢上無禮，這是第一件事。
王安石任小官，每一次遷轉，就不停地躲避不從，在知江甯府時被授予翰林學士，堅決辭謝。
先帝臨朝，他就有在山林中隐居的想法，等陛下即位，才有在金銮殿上侍奉皇上的興緻。
他為什幺前面那幺怠慢，而後面那幺恭敬呢？見利忘義，難道是他的心思嗎？好名想高升，這是他的第二件事。
皇上引見賜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置侍講侍讀這樣的職位，執經在皇上面前，是為皇上述說，并不是傳道。
王安石在這個職位，于是坐着講說，使皇上的萬乘之尊屈于下，而他擺出師長的架子，真是不識上下的禮儀，君臣的名分，何況他本應該明白道德而輔助别人的呢？隻是要挾君王自取聲名而已，這是他的第三件事。
王安石自從執政，事情無論大小，與同列大臣商議，有時因奏對，自己單獨去見皇上，多次求得禦批，自己下發，以阻塞同列的議論，正确的都攬在自己身上，錯誤的使怨恨指向皇上，感情用事不公道，這是他的第四件事。
王安石在糾察司，駁回别人的理由多數不合情理，與法官争論刑名不統一，常懷有怨憤。
昨許遵誤斷謀殺一案，極力為他主張，妻子謀殺丈夫，審問後意欲為這種罪減刑，挾持感情而損壞法令，用以報私怨。
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決定事情，隻聽到相勾結的聲音。
中書省和樞密院研究事情，也都害怕他。
徇私報怨，這是他的第五件事。
王安石初入翰林，沒有聽說他舉薦過一個人，翰林中的同列，他最贊賞他弟弟王安國的才能。
朝廷給他狀元的待遇，王安石還說太薄。
主試官判卷時不給王安國優，就被中傷。
小恩惠必答謝，一點點私仇也要報複。
等他執政，才半年，恃勢弄權，無所不至。
從此害怕他的人都曲意聽從，依附他的人出賣自己希圖仕進，奔走于他的門下，惟恐落後。
他個人的死黨，現在已經很多了。
怙勢弄權，這是他的第六件事。
他做宰相沒幾天，官職的任命就自己做主，凡是被逐放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依附自己的人，還妄言是皇上的意思。
如果是這樣，就不應是王安石報怨的人。
丞相不寫敕令，這是本朝的慣例，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做的。
他的用意是顯示自己的威風，以驚動朝廷，而現在執政的同列都依順他，重臣們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專橫地做任何事。
專威害政，這是他的第七件事。
凡是在皇上面前奏對，總是放肆強辯。
曾經與唐介争論有關謀殺的刑名，導緻喧嘩，大家否定王安石而肯定唐介。
唐介是忠誠剛直的人，顧大局，不能在口舌上占上風，不幸憤懑，發病而死。
從此同列尤其害怕他，即使是丞相也不敢和他較真。
任性地評判是非，欺辱同僚，這是他的第八件事。
陛下正要效法唐堯，與九族親善，奉養親人關心兄弟，以影響天下風俗。
而小人章辟光提出建議要使岐王遷居到外地，這是離間的罪名，一定是罪不容誅的。
皇上有旨意送到中書省，想要判他的罪，王安石堅決抗拒不服從，還進危言以迷惑皇上，他就是想要離間，于是真造成了那樣的結果。
他結朋為奸的事已經很明确，這是他的第九件事。
現在國家經費方面的會計事務，都在三司，王安石執政，與知樞密的人一起制置三司條例，軍事和财政他都管，所掌握權力的輕重就可以知道了。
又舉薦三人做事，八人到各路巡行，雖然名為商榷财利，其實是動搖天下。
我沒有見到它的利處，先見到了它的害處，這是他的第十件事。
我所舉的這些猥瑣之事，污濁了皇上的耳目，确實害怕皇上欣賞他的才辯，長久倚重親近，分不清真假，辨不清邪正，大奸得到勢力，那幺賢者就會離去，敗亂由此而生。
我推究王安石的作為，本來沒有長遠打算，隻是務求改革，與人不同。
隻是修飾自己的言辭，掩飾過失，蒙蔽皇上欺瞞下面，我很擔憂，誤天下蒼生的，必定是這個人！希望陛下治理天下的大事，還要和衆人商議。
現在天災多次出現，人情不和，隻有澄清才行，不應當攪濁。
像王安石這樣的人久居朝廷，天下肯定沒有安定的道理，臣之所以竭誠而言，不考慮橫禍，是希望感動皇上，望能判别真僞；況且陛下剛毅果斷，對隐藏的一切都有察覺，應當和賢士們的說法相質對，就知道我所說是否中肯。
然而诋毀大臣的罪，我不敢逃避。
孤立危險的情況下，我寫下這些，是因為職分所在，不說心裡難安。
回複奏章，請回避怨敵。
呂誨是什幺人？就是治平年間（公元1064年~1067年）因濮議彈劾韓琦、歐陽修，請求殺歐陽修以謝祖宗的那個人。
歐陽修所着濮議，對于他的語言、狀貌、心術，都刻畫無餘。
歐陽修所說揚君之惡以顯示自己的善，還不足，何況是以惡名誣陷君子而獲取虛名呢？當時的言官們，大都這樣認為，而呂誨是他們的代表。
現在就按他所彈劾王安石的話來辯解：呂誨一開始就把盧杞比為王安石，然後才說所疏的十件事，很有點不得已才這樣說的意思，而第一件舉的是争鹌鹑這一案。
當時王安石所判是否得當，現在全案在史書上查不到，已經無法考證。
即使所判不當，也是法官解釋法文的錯誤。
法文已經很詳細了，況且事情在嘉祐末年，至此已經六七年了，這難道還不能過去嗎？他的第一第二件事，都說王安石養望名聲，實際上是懷有營謀官職之心，這本是一件事，而強分為二，目的是要湊夠十件事的數目，已經是很可笑。
按他所彈劾的，來看一下事實，考證治平二年七月，王安石喪服滿，英宗召他到朝廷，以至于催了兩三次，王安石也有三篇辭謝赴京的三個狀，都收在他集中，隻是說抱病日久，經不起跋涉，等稍能支持，再任憑官府驅使，還乞求了一個分司官在江甯府居住，以便休養調理，三個狀的意思一樣，何嘗隐居不出仕呢？因此就說他慢上無禮，呂誨不許人得病嗎？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閏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甯府，還有辭江甯府的狀在他的集中，因為病還沒有痊愈，何嘗有不屑于事英宗而隻想事神宗的意思呢？王安石自成年到中年，都是因為貧而做官，不認為小官卑賤，所謂隐居山林的想法，他在晚年确實是有，而在此之前不曾有，就是他生平交遊往來的書信中，也不曾流露，更不要說對皇上了。
在此之前辭去試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都有原因，都可在他的集中看到，都能得到考證。
到治平四年九月授予翰林學士，從此不再辭謝，是因為沒有必要再推辭了。
這之前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授予知制造，本來也沒有推辭。
知制造與翰林學士，相差有多少？這裡說他先前怠慢，而後恭敬，見利忘義，這文字也太苛刻了吧！他的第三件事因為王安石坐講，而說他要挾君王而自取名，古代的三公，坐而論道，從漢代到唐代，沒有廢除過。
自從宋太祖篡奪了周的天下，而範質因為是周的舊相，自己怕有嫌疑，不敢就座，從此沿習為成例。
皇上面前，不再有臣下的座位，臣子們開始以奴隸自居，而忘記了是和天子一同供任天職的。
王安石請求恢複坐講，不隻是效法古代，是确實合于道理。
像這樣就說是要挾君主博取聲名，那幺唐代以前就沒有一個真正的臣子了。
考證葉夢得《石林燕語》，說熙甯初傳講官建議恢複坐而講道，呂申公、王荊公、吳沖卿，同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都贊同申公等言。
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認為講讀官應該為侍，是侍候天子，并不是皇上要向他學習，申公等人的建議就被擱置了。
主講的并不是一個人，為什幺隻王安石一個被彈劾呢？況且那事情已經擱置，為什幺還要說他罪不
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攻公而及其法耳。
（中略）彼管仲子産商鞅之數子者，諸侯之貴臣耳，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于其國。
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娼忌衆故也。
夫國内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之人所以得志也。
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浸盛。
士大夫競以含糊為寬厚，因循為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攣以就功名。
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刍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然蹄而斷然齧。
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
公之所以不理于口者，此其一也。
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為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绛灌之徒，雖殘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聞廣譽傾一世，既已為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橫議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理于口者，此又其一也。
（後略） 章氏此論，言公所以見沮之故，可謂洞見症結。
其言以南人驟貴，娼嫉者衆，尤為得問。
嗚呼！以公潔白之質，曠遠之胸，方如凰皇翔于千仞，豈省有宛雛腐鼠于其下者耶！而公之失敗，竟坐是矣。
莊子曰：中國之人，明于禮義，而昧于知人心。
又曰：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
荊公惟昧于知人心也。
故以遇世之所謂小人者而失敗，以遇世之所謂君子者而亦失敗。
論荊公之所短，蓋莫此為甚矣！雖然，使公而明于知人心乎？則且随俗波靡，非之無非，刺之無舉，非徒得徼容悅之一時，而且将有令譽于後世，又安肯以國家之故，而犧牲一身之安樂聞譽，叢萬诟而不悔也！ 嗚呼，吾中國數千年來之士君子，其明于知人心者則多矣，而昧焉者幾人哉！ 【譯文】 國史氏說：我讀西方的曆史而感歎公黨對于國家的好處，是那樣偉大。
我讀國史到宋、明兩朝，而感歎私黨對國家的毒害，是那樣猛烈。
那些私黨，論他們的品性不一定是小人，君子也有很多。
他們的目的也不一定是尋求祿位，而以辭去祿位為目的的也有，他們所争的，也不一定是政治問題，然而無論從哪種問題出發，而最終都要牽連到政治上來。
他們的黨徒也不一定是有意識的結合，然而一旦遇到事，就會興風作浪，前面有一個對着影子叫的，後面就有跟着聲音叫的。
總而言之一句話，意氣用事而已。
意氣勝了，國家的利害就可以置之不顧，這種風氣起于王安石執政之前，成于王安石執政之時，而它的**是在王安石罷政之後，宋代是因此而亡的，而它的流毒到了另一個朝代也沒有停止。
分析它的性質，那幺當時新法被阻撓和破壞的原因，就可以看到了。
王安石才執政的時候，第一個彈劾他的實際上是呂誨，那是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的事。
現在錄下呂誨的上疏來分辨一番： 臣認為大奸似乎是忠良，大詐似乎是誠實，隻是要看用他的時機對不對。
如少正卯這樣的才能，說謊話而堅持是事實，行為怪誕，不接受勸告，自己的錯誤，卻把它粉飾為好事，記憶力強，學問也淵博，但所知皆醜陋，如果不是孔子聖明，誰能除掉他呢？唐代的盧杞，天下稱他為奸邪，唐德宗卻不知，最終成為大患。
所以說了解人難，堯舜都受過害。
陛下才即位時，起用王安石知江甯府，不久召為學士，官吏們都歡慶陛下的明察，提拔有能力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
等他坐到高位，衆人就議論不允許，放在秤上，誰也不能以輕重來欺騙。
古人說“朝廷上，不是草民百姓能說話的”，說的正是這個。
我看參知政事王安石，外表淳樸，内中藏有巧詐，對上傲慢，陰險殘忍，這是人們都知道的。
我略說十件事，都是看到的實事，希望皇上從被蒙蔽中醒悟。
這裡有一句誣陷，萬死不避。
王安石過去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因為開封府争鹌鹑公事，理由不當，予以駁回，禦史台稍一發文催促，謝恩的話倨傲不恭。
之後到仁宗皇帝時，不久王安石丁憂，這事就算罷了。
王安石丁憂喪服滿，托病不起，多次诏令他不來，整個英宗朝不做官。
就算他有病，陛下即位，也應來朝廷一見，才算稍有一些人臣的禮節。
等被任命為江甯府，因為對他自己方便，才從命，慢上無禮，這是第一件事。
王安石任小官，每一次遷轉，就不停地躲避不從，在知江甯府時被授予翰林學士，堅決辭謝。
先帝臨朝，他就有在山林中隐居的想法，等陛下即位，才有在金銮殿上侍奉皇上的興緻。
他為什幺前面那幺怠慢，而後面那幺恭敬呢？見利忘義，難道是他的心思嗎？好名想高升，這是他的第二件事。
皇上引見賜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置侍講侍讀這樣的職位，執經在皇上面前，是為皇上述說，并不是傳道。
王安石在這個職位，于是坐着講說，使皇上的萬乘之尊屈于下，而他擺出師長的架子，真是不識上下的禮儀，君臣的名分，何況他本應該明白道德而輔助别人的呢？隻是要挾君王自取聲名而已，這是他的第三件事。
王安石自從執政，事情無論大小，與同列大臣商議，有時因奏對，自己單獨去見皇上，多次求得禦批，自己下發，以阻塞同列的議論，正确的都攬在自己身上，錯誤的使怨恨指向皇上，感情用事不公道，這是他的第四件事。
王安石在糾察司，駁回别人的理由多數不合情理，與法官争論刑名不統一，常懷有怨憤。
昨許遵誤斷謀殺一案，極力為他主張，妻子謀殺丈夫，審問後意欲為這種罪減刑，挾持感情而損壞法令，用以報私怨。
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決定事情，隻聽到相勾結的聲音。
中書省和樞密院研究事情，也都害怕他。
徇私報怨，這是他的第五件事。
王安石初入翰林，沒有聽說他舉薦過一個人，翰林中的同列，他最贊賞他弟弟王安國的才能。
朝廷給他狀元的待遇，王安石還說太薄。
主試官判卷時不給王安國優，就被中傷。
小恩惠必答謝，一點點私仇也要報複。
等他執政，才半年，恃勢弄權，無所不至。
從此害怕他的人都曲意聽從，依附他的人出賣自己希圖仕進，奔走于他的門下，惟恐落後。
他個人的死黨，現在已經很多了。
怙勢弄權，這是他的第六件事。
他做宰相沒幾天，官職的任命就自己做主，凡是被逐放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依附自己的人，還妄言是皇上的意思。
如果是這樣，就不應是王安石報怨的人。
丞相不寫敕令，這是本朝的慣例，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做的。
他的用意是顯示自己的威風，以驚動朝廷，而現在執政的同列都依順他，重臣們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專橫地做任何事。
專威害政，這是他的第七件事。
凡是在皇上面前奏對，總是放肆強辯。
曾經與唐介争論有關謀殺的刑名，導緻喧嘩，大家否定王安石而肯定唐介。
唐介是忠誠剛直的人，顧大局，不能在口舌上占上風，不幸憤懑，發病而死。
從此同列尤其害怕他，即使是丞相也不敢和他較真。
任性地評判是非，欺辱同僚，這是他的第八件事。
陛下正要效法唐堯，與九族親善，奉養親人關心兄弟，以影響天下風俗。
而小人章辟光提出建議要使岐王遷居到外地，這是離間的罪名，一定是罪不容誅的。
皇上有旨意送到中書省，想要判他的罪，王安石堅決抗拒不服從，還進危言以迷惑皇上，他就是想要離間，于是真造成了那樣的結果。
他結朋為奸的事已經很明确，這是他的第九件事。
現在國家經費方面的會計事務，都在三司，王安石執政，與知樞密的人一起制置三司條例，軍事和财政他都管，所掌握權力的輕重就可以知道了。
又舉薦三人做事，八人到各路巡行，雖然名為商榷财利，其實是動搖天下。
我沒有見到它的利處，先見到了它的害處，這是他的第十件事。
我所舉的這些猥瑣之事，污濁了皇上的耳目，确實害怕皇上欣賞他的才辯，長久倚重親近，分不清真假，辨不清邪正，大奸得到勢力，那幺賢者就會離去，敗亂由此而生。
我推究王安石的作為，本來沒有長遠打算，隻是務求改革，與人不同。
隻是修飾自己的言辭，掩飾過失，蒙蔽皇上欺瞞下面，我很擔憂，誤天下蒼生的，必定是這個人！希望陛下治理天下的大事，還要和衆人商議。
現在天災多次出現，人情不和，隻有澄清才行，不應當攪濁。
像王安石這樣的人久居朝廷，天下肯定沒有安定的道理，臣之所以竭誠而言，不考慮橫禍，是希望感動皇上，望能判别真僞；況且陛下剛毅果斷，對隐藏的一切都有察覺，應當和賢士們的說法相質對，就知道我所說是否中肯。
然而诋毀大臣的罪，我不敢逃避。
孤立危險的情況下，我寫下這些，是因為職分所在，不說心裡難安。
回複奏章，請回避怨敵。
呂誨是什幺人？就是治平年間（公元1064年~1067年）因濮議彈劾韓琦、歐陽修，請求殺歐陽修以謝祖宗的那個人。
歐陽修所着濮議，對于他的語言、狀貌、心術，都刻畫無餘。
歐陽修所說揚君之惡以顯示自己的善，還不足，何況是以惡名誣陷君子而獲取虛名呢？當時的言官們，大都這樣認為，而呂誨是他們的代表。
現在就按他所彈劾王安石的話來辯解：呂誨一開始就把盧杞比為王安石，然後才說所疏的十件事，很有點不得已才這樣說的意思，而第一件舉的是争鹌鹑這一案。
當時王安石所判是否得當，現在全案在史書上查不到，已經無法考證。
即使所判不當，也是法官解釋法文的錯誤。
法文已經很詳細了，況且事情在嘉祐末年，至此已經六七年了，這難道還不能過去嗎？他的第一第二件事，都說王安石養望名聲，實際上是懷有營謀官職之心，這本是一件事，而強分為二，目的是要湊夠十件事的數目，已經是很可笑。
按他所彈劾的，來看一下事實，考證治平二年七月，王安石喪服滿，英宗召他到朝廷，以至于催了兩三次，王安石也有三篇辭謝赴京的三個狀，都收在他集中，隻是說抱病日久，經不起跋涉，等稍能支持，再任憑官府驅使，還乞求了一個分司官在江甯府居住，以便休養調理，三個狀的意思一樣，何嘗隐居不出仕呢？因此就說他慢上無禮，呂誨不許人得病嗎？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閏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甯府，還有辭江甯府的狀在他的集中，因為病還沒有痊愈，何嘗有不屑于事英宗而隻想事神宗的意思呢？王安石自成年到中年，都是因為貧而做官，不認為小官卑賤，所謂隐居山林的想法，他在晚年确實是有，而在此之前不曾有，就是他生平交遊往來的書信中，也不曾流露，更不要說對皇上了。
在此之前辭去試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都有原因，都可在他的集中看到，都能得到考證。
到治平四年九月授予翰林學士，從此不再辭謝，是因為沒有必要再推辭了。
這之前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授予知制造，本來也沒有推辭。
知制造與翰林學士，相差有多少？這裡說他先前怠慢，而後恭敬，見利忘義，這文字也太苛刻了吧！他的第三件事因為王安石坐講，而說他要挾君王而自取名，古代的三公，坐而論道，從漢代到唐代，沒有廢除過。
自從宋太祖篡奪了周的天下，而範質因為是周的舊相，自己怕有嫌疑，不敢就座，從此沿習為成例。
皇上面前，不再有臣下的座位，臣子們開始以奴隸自居，而忘記了是和天子一同供任天職的。
王安石請求恢複坐講，不隻是效法古代，是确實合于道理。
像這樣就說是要挾君主博取聲名，那幺唐代以前就沒有一個真正的臣子了。
考證葉夢得《石林燕語》，說熙甯初傳講官建議恢複坐而講道，呂申公、王荊公、吳沖卿，同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都贊同申公等言。
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認為講讀官應該為侍，是侍候天子，并不是皇上要向他學習，申公等人的建議就被擱置了。
主講的并不是一個人，為什幺隻王安石一個被彈劾呢？況且那事情已經擱置，為什幺還要說他罪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