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新政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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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違背了百姓的意願,那幺一人振臂呼喊,萬衆響應,這樣釀成大亂是很容易的,而不但沒有聽說有這樣的事,即使是草寇,也比以前減少了,而親愛和睦,忘記了還有皇帝的威力,讀當時諸賢的詩文集,那種氣象是可以想見的。
王安石集中有《元豐行示德逢》一首: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
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
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臯。
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
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
三年五谷賤如水,今見西成複如此。
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又有《後元豐行》一首: 麥行千裡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
水秧綿綿複多稌,龍骨長幹挂梁梠。
鲥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
百錢可得酒鬥許,雖非社日長開鼓。
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
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
又有《歌元豐》絕句五首: 水滿陂塘谷滿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處處傳箫鼓,共賽元豐第二秋。
露積成山百種收,漁梁亦自富鳟。
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二秋。
湖海元豐歲又登,稆生猶足暗溝塍。
家家露積如山垅,黃發咨嗟見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壤音。
曾侍土階知帝力,曲中時有譽堯心。
豚栅雞埘晻霭間,暮林搖落獻南山。
豐年處處人家好,随意飄然得往還。
杜甫追詠開元全盛時的詩中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纨魯缟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讀王安石的這幾首詩,氣象仿佛很相似。
如果不是太平之治,怎幺會有這樣的景象?這時新政已經施行十餘年,而王安石也已經退出政位。
而比較司馬光描寫的宋英宗時民間的景象,說百姓不敢多種一桑,不敢多買一牛,不敢存兩年的糧食,不敢藏十匹的帛,這兩種情況距離是何等的遠啊。
前後不過二十年,而為什幺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困頓,景象有天壤之别呢?難道不是最害民的差役法已經廢除,還有最利民的青苗錢已經注入民間,來幫助生産的發展嗎?而保甲法已經施行,盜賊都停息,因此外門不關的盛世,自然也就到來了。
如果可以這樣說,那新政的效果,也就可以看出來了。
蘇東坡有《與滕達道書》中說:(此書不知在何年,大約寫在元豐年間) 我想與你見面談一談,我們在施行新法的當初,抱有偏見,以至于有同異的論說。
雖說用意是好的,都是憂國憂民,而所說的有錯誤,很少有符合情理的。
現在皇上的品德日見更新,革新取得了大的成就,回顧以往自己所持的意見,更覺得有疏漏。
如果改變自己的志向來求進取,本來不能這樣做;如果還吵嚷不休,那幺憂患會更深。
您此行是來表示知錯靜退的意願,隻以衰老舊臣的心意,想見一見皇上而已,如此恐怕必将有一番對話。
您的來意,恐怕就是出于此吧。
蘇轼是過去诋毀新法最用力的人,他的上神宗書,被視為诋毀新法的聖經賢傳,如同天上的日月般不可更改,而他晚年的定論卻是這樣,深深感歎于皇上的品德更新和革新取得的成就。
那幺熙甯、元豐的政策,必定有超越以往,能使人心悅誠服的地方。
新法有什幺對不起天下的地方?而元祐時這些賢人叫嚷不停,是為什幺呢?
王安石集中有《元豐行示德逢》一首: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
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
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臯。
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
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
三年五谷賤如水,今見西成複如此。
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又有《後元豐行》一首: 麥行千裡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
水秧綿綿複多稌,龍骨長幹挂梁梠。
鲥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
百錢可得酒鬥許,雖非社日長開鼓。
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
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
又有《歌元豐》絕句五首: 水滿陂塘谷滿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處處傳箫鼓,共賽元豐第二秋。
露積成山百種收,漁梁亦自富鳟。
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二秋。
湖海元豐歲又登,稆生猶足暗溝塍。
家家露積如山垅,黃發咨嗟見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壤音。
曾侍土階知帝力,曲中時有譽堯心。
豚栅雞埘晻霭間,暮林搖落獻南山。
豐年處處人家好,随意飄然得往還。
杜甫追詠開元全盛時的詩中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纨魯缟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讀王安石的這幾首詩,氣象仿佛很相似。
如果不是太平之治,怎幺會有這樣的景象?這時新政已經施行十餘年,而王安石也已經退出政位。
而比較司馬光描寫的宋英宗時民間的景象,說百姓不敢多種一桑,不敢多買一牛,不敢存兩年的糧食,不敢藏十匹的帛,這兩種情況距離是何等的遠啊。
前後不過二十年,而為什幺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困頓,景象有天壤之别呢?難道不是最害民的差役法已經廢除,還有最利民的青苗錢已經注入民間,來幫助生産的發展嗎?而保甲法已經施行,盜賊都停息,因此外門不關的盛世,自然也就到來了。
如果可以這樣說,那新政的效果,也就可以看出來了。
蘇東坡有《與滕達道書》中說:(此書不知在何年,大約寫在元豐年間) 我想與你見面談一談,我們在施行新法的當初,抱有偏見,以至于有同異的論說。
雖說用意是好的,都是憂國憂民,而所說的有錯誤,很少有符合情理的。
現在皇上的品德日見更新,革新取得了大的成就,回顧以往自己所持的意見,更覺得有疏漏。
如果改變自己的志向來求進取,本來不能這樣做;如果還吵嚷不休,那幺憂患會更深。
您此行是來表示知錯靜退的意願,隻以衰老舊臣的心意,想見一見皇上而已,如此恐怕必将有一番對話。
您的來意,恐怕就是出于此吧。
蘇轼是過去诋毀新法最用力的人,他的上神宗書,被視為诋毀新法的聖經賢傳,如同天上的日月般不可更改,而他晚年的定論卻是這樣,深深感歎于皇上的品德更新和革新取得的成就。
那幺熙甯、元豐的政策,必定有超越以往,能使人心悅誠服的地方。
新法有什幺對不起天下的地方?而元祐時這些賢人叫嚷不停,是為什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