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荊公之政術（四）教育及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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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即使恢複古代的制度，我以為還是不夠。
至于時代有可行和不可行，政事有随時廢興的不同，假使三代聖人重生在今天，他們選舉也要遵循一定的途徑，何必非要從學校中選出呢？慶曆年間（公元1041年~1048年）開始設學校，人們以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待了，到了今天，僅存空名。
現在陛下一定要尋求有道德品行有學問的人才，追求九年大成的業績，就要改變今世的禮儀，變革今世的習俗。
又得征發民夫來營建房舍，聚斂民财來供養遊學之人，設學校安排教師；把不服教育的，貶斥到遠方，白白造成紛擾，這與慶曆之時有什幺不同呢？至于科舉，有的說鄉舉應該重德行而輕文章，有的說專取策論而取消詩賦；有的想要采用唐朝舊例，參考聲望而取消封彌；有的要改變帖經、墨義而考試大義，這幾項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想要提高道德品行，在于管理百姓使其修身來改正不正之風，以好惡作為習俗的表率，如果想要設科舉建立名目來選取這樣的人才，就是教導天下的人共同弄虛作假。
在上者以孝取人，就會使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廬墓；在上者以廉取人，在下者就會用殘破車子、騎病弱馬匹、穿劣質衣服、吃普通食物，凡可以符合在上者心意的做法無所不至。
就文章來說，則策論是有用的，詩賦是無益的；就政事來說，那幺詩賦、策論都沒有用處。
然而從立國以來從未廢棄過的原因，在于認為設定法規選拔人才，從來都是這樣。
近世文章寫得華麗的，沒有人比得上楊億。
如果楊億還在，他就是忠誠清廉耿直公正的人；通曉經典研習古制，沒有人比得上孫複、石介，如果他們還在，就是迂闊荒誕的人了。
從唐朝到現在，憑詩賦成為名臣的，不可勝數，對天下有什幺壞影響，而一定要廢止呢？ 皇上讀了蘇轼的上書，很是疑惑，問王安石，王安石說：“如果說這一科曾大量得到人才，自然是因為仕進沒有其他途徑，其中不可能沒有賢能的人。
如果說科舉法規已經完善，那是還沒有啊。
現在是少壯之時，正應當講求天下正理，卻閉門學作詩賦，等到入仕為官，世事完全不了解，這是科舉敗壞人才，完全不如古代。
”于是皇上主意打定，去除明經及諸科進士，去除詩賦，各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種經典，兼學《論語》、《孟子》，每試四場，第一場大經，第二場兼經、大義共十道。
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策三道，禮部考試就再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這是當時科舉的大概情況。
而且這種情況沿襲數百年而到現在了。
唉，王安石的良法美意有那幺多，都被廢除，沒有一個留下來的，隻有這權宜不得已的制度，是王安石所想廢除而最終沒有廢除的，卻沿襲數百年而流毒天下，悲哀啊！ 能将科舉全部廢除而用學校代替，這是最好的事了，而當時學校沒有建成，而國家又一天不可以不選拔人才。
因此科舉是不能迅速廢除的，既然不能馬上廢除，那幺與其試詩賦，就不如試經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很容易看得出的。
蘇東坡所說的，一是說三代聖人再生于今天，他們選舉賢能也不會由學校出；二是說詩賦雖然無用，然而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三是說詩賦有什幺對不起天下的，又狠狠地诋毀興學的政策隻是勞民傷财，這真是所謂的莠言亂政，王安石斥責他們這些人是流俗是恰當的。
現在科舉已經廢除，稍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他說法的錯誤，不用去深辨，然而仍然寫在這裡，是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反對新法的人，他們的說法沒有根據，所說都不成理，大概和這些類似。
以上三章，王安石當時施行的措施大體齊備，其餘的小節還有許多，不關乎一代興亡大計，就不再寫了。
（考異七）世傳王安石當國，設宮觀祠祿這樣的官來安置異己者，萬口相傳，不知這種說法是從什幺地方來的。
王漁洋《池北偶談》更确定地指出那是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所增設，不是祖宗原來有的，并且引用邱文莊《世史正綱》作為證據，而禦批《通鑒輯覽》也沿襲這種說法，我不知道邱氏所根據的是什幺書？但考證《宋史-職官志》中說，祠祿這一官職，是用來讓賢者養老的，開始人數很少，熙甯以後增加了。
又說：“在京的宮觀一職，舊制是宰相執政充當，前任宰相留在京師的，多授以宮觀以表示優待和禮遇。
”然而這種制度并不是王安石所創立的，這是很明确的。
宋史諸傳中，前大臣罷政後被授宮觀這一職銜的不可勝數，就見于《臨川集》中的來說，王德用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被授以會靈觀使，在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賈文元以檢校太師任景靈宮使，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這些都遠在熙甯以前。
熙甯初年朝廷議論廢除宮觀使副都監，王安石說：“宮觀置使提舉都監，确實是冗散，但現在所設置，都是兼職，有特别安置的，朝廷禮當尊寵，不能以職事來要求。
廢與置的利害也不多，如果議冗費，那幺宮觀之類，自然有可議的，就不隻是置使提取都監是可裁減的了。
”根據這些來看，則王安石當國，怎幺會有增加員數的事？《職官志》大概也是根據诽謗者的話采用的。
而瓊山、漁洋這些人，對寫在書上的祠祿來曆全看不到，怎幺和他們來論說曆史？因為論述王安石的新法而附辯詞在此。
至于時代有可行和不可行，政事有随時廢興的不同，假使三代聖人重生在今天，他們選舉也要遵循一定的途徑，何必非要從學校中選出呢？慶曆年間（公元1041年~1048年）開始設學校，人們以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待了，到了今天，僅存空名。
現在陛下一定要尋求有道德品行有學問的人才，追求九年大成的業績，就要改變今世的禮儀，變革今世的習俗。
又得征發民夫來營建房舍，聚斂民财來供養遊學之人，設學校安排教師；把不服教育的，貶斥到遠方，白白造成紛擾，這與慶曆之時有什幺不同呢？至于科舉，有的說鄉舉應該重德行而輕文章，有的說專取策論而取消詩賦；有的想要采用唐朝舊例，參考聲望而取消封彌；有的要改變帖經、墨義而考試大義，這幾項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想要提高道德品行，在于管理百姓使其修身來改正不正之風，以好惡作為習俗的表率，如果想要設科舉建立名目來選取這樣的人才，就是教導天下的人共同弄虛作假。
在上者以孝取人，就會使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廬墓；在上者以廉取人，在下者就會用殘破車子、騎病弱馬匹、穿劣質衣服、吃普通食物，凡可以符合在上者心意的做法無所不至。
就文章來說，則策論是有用的，詩賦是無益的；就政事來說，那幺詩賦、策論都沒有用處。
然而從立國以來從未廢棄過的原因，在于認為設定法規選拔人才，從來都是這樣。
近世文章寫得華麗的，沒有人比得上楊億。
如果楊億還在，他就是忠誠清廉耿直公正的人；通曉經典研習古制，沒有人比得上孫複、石介，如果他們還在，就是迂闊荒誕的人了。
從唐朝到現在，憑詩賦成為名臣的，不可勝數，對天下有什幺壞影響，而一定要廢止呢？ 皇上讀了蘇轼的上書，很是疑惑，問王安石，王安石說：“如果說這一科曾大量得到人才，自然是因為仕進沒有其他途徑，其中不可能沒有賢能的人。
如果說科舉法規已經完善，那是還沒有啊。
現在是少壯之時，正應當講求天下正理，卻閉門學作詩賦，等到入仕為官，世事完全不了解，這是科舉敗壞人才，完全不如古代。
”于是皇上主意打定，去除明經及諸科進士，去除詩賦，各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種經典，兼學《論語》、《孟子》，每試四場，第一場大經，第二場兼經、大義共十道。
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策三道，禮部考試就再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這是當時科舉的大概情況。
而且這種情況沿襲數百年而到現在了。
唉，王安石的良法美意有那幺多，都被廢除，沒有一個留下來的，隻有這權宜不得已的制度，是王安石所想廢除而最終沒有廢除的，卻沿襲數百年而流毒天下，悲哀啊！ 能将科舉全部廢除而用學校代替，這是最好的事了，而當時學校沒有建成，而國家又一天不可以不選拔人才。
因此科舉是不能迅速廢除的，既然不能馬上廢除，那幺與其試詩賦，就不如試經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很容易看得出的。
蘇東坡所說的，一是說三代聖人再生于今天，他們選舉賢能也不會由學校出；二是說詩賦雖然無用，然而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三是說詩賦有什幺對不起天下的，又狠狠地诋毀興學的政策隻是勞民傷财，這真是所謂的莠言亂政，王安石斥責他們這些人是流俗是恰當的。
現在科舉已經廢除，稍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他說法的錯誤，不用去深辨，然而仍然寫在這裡，是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反對新法的人，他們的說法沒有根據，所說都不成理，大概和這些類似。
以上三章，王安石當時施行的措施大體齊備，其餘的小節還有許多，不關乎一代興亡大計，就不再寫了。
（考異七）世傳王安石當國，設宮觀祠祿這樣的官來安置異己者，萬口相傳，不知這種說法是從什幺地方來的。
王漁洋《池北偶談》更确定地指出那是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所增設，不是祖宗原來有的，并且引用邱文莊《世史正綱》作為證據，而禦批《通鑒輯覽》也沿襲這種說法，我不知道邱氏所根據的是什幺書？但考證《宋史-職官志》中說，祠祿這一官職，是用來讓賢者養老的，開始人數很少，熙甯以後增加了。
又說：“在京的宮觀一職，舊制是宰相執政充當，前任宰相留在京師的，多授以宮觀以表示優待和禮遇。
”然而這種制度并不是王安石所創立的，這是很明确的。
宋史諸傳中，前大臣罷政後被授宮觀這一職銜的不可勝數，就見于《臨川集》中的來說，王德用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被授以會靈觀使，在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賈文元以檢校太師任景靈宮使，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這些都遠在熙甯以前。
熙甯初年朝廷議論廢除宮觀使副都監，王安石說：“宮觀置使提舉都監，确實是冗散，但現在所設置，都是兼職，有特别安置的，朝廷禮當尊寵，不能以職事來要求。
廢與置的利害也不多，如果議冗費，那幺宮觀之類，自然有可議的，就不隻是置使提取都監是可裁減的了。
”根據這些來看，則王安石當國，怎幺會有增加員數的事？《職官志》大概也是根據诽謗者的話采用的。
而瓊山、漁洋這些人，對寫在書上的祠祿來曆全看不到，怎幺和他們來論說曆史？因為論述王安石的新法而附辯詞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