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荊公之政術（四）教育及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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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看法不同，把自己認為正确的當做正宗，所否定的當做邪說，這是一種偏見，嚴重失誤。
不久前指斥蘇轼為邪說，因而加以非常嚴格的禁止；現在這一禁令已經放寬，允許采用其中的長處，确實是通達的見解。
而祭酒楊時矯枉過正，又诋毀王氏之學是邪說，這又是不對的。
學生習慣于使用王氏學說，聽到楊時的建議，群起指責他，楊時退避不敢出門，學生這才散去。
這足以看出楊時的說法是不能服衆的。
此言可以說是确切的評論。
楊時是什幺人呢？是程頤的高徒，依附蔡京以求仕進，而學者尊稱他為“龜山先生”，在孔廟中成為從祀至今沒有被廢。
儒者們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為他在排斥王安石的學說中功績最高。
當時程頤的門徒，自認為他們的學問是孔子的正統，凡與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
他們着書立說，排斥别人的學說而宣傳自己的學說，學者的本分就是這樣，而為什幺要挾持皇帝的力量來堵住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黨争，在這之前不過是政見的不同罷了。
等到程氏的門徒們得志，就開始禁锢蘇氏的蜀學，然後禁锢王安石的學說，從此開始學黨的争論日益激烈，而政界更加水火不容，以至到宋代末，問是誰造成的這禍端，君子們不能不對楊時這些人深惡痛絕。
後來慶元年間（公元1195年~1200年）禁止僞學，讀史的人都能排斥。
韓侂胄禁僞學确實是錯誤的，然而能想到那始作俑者是誰嗎？韓侂胄的所作所為，也不過是請君入甕罷了。
我對于程朱的學說，雖說不願學，然而也敬仰，怎幺敢于妄加诋毀？然而對于諸君子的妄自尊大，排斥異己，非但不敢附和，并且認為數百年來中國學術的不發達，都是由程朱這些人極力束縛思想的自由而受牽連，所以今天因為論說王安石的經義而提到它。
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選取文武官員懂軍事的為教授，教授諸家的兵法，編撰曆代用兵的成敗、前世忠義的節操，對足以成為典範的加以解釋，生員名額為百人。
熙甯六年，又在大學設置律學教授四人。
凡是官吏學人，都能自己估量着入學。
同年，又下诏進士各科以及選官員子孫入官，都要加試斷案、律令、大義。
又在大學設置醫學教授，以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以及在外的良醫來做，學生常進行春試，錄取名額為三百人。
有方脈科、針科、瘍科。
考察、升職、補職，和其他各學的方法一樣。
選用時，最高的是尚藥醫師，其次是醫職，其他都根據等級補官，為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等（此事《宋史》沒有記載，今根據《文獻通考》，但《通考》沒有說是哪一年設立，隻是說神宗時罷了）。
這是王安石教育行政的大概。
觀察他采取的措施，大都注重京師大學，而各州縣的學校，規模好像沒有形成，不知道是史書上沒有記載，還是限于當時的力量無暇顧及。
至于大學，和今天歐美各國相比較，雖不能說完備，然而看他有律學、醫學等科，與經學并重，分科大學的制度可能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它的起源比英國的阿士弗大學還要古老。
假如不是中途廢止，能繼續它的事業并延續到今天，難道不足以在世界上自豪嗎？然而即使是這樣的昙花一現，已經足為我國學術史的光榮了。
在王安石最初設置法科時，司馬光上奏說：“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所必須掌握的，何必設置為一科，讓做士的人預習。
禮所指的方向，就是刑法所取的，作為士果然能知曉道義，自然會與法律暗合，如果士不知曉道義，學習了法律也隻能成為刻薄的人，為政哪裡會有奉公守法，也就不能教育人才，使風俗敦厚了。
”唉！司馬光這種說法，在今天法制論盛行的時候，不用深入辨析，稍有見識的人都會明白他的錯誤，如果真如他所說，那幺今天的這些文明國，不曾研究法學的不能擔任官職，那他們應該沒有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了。
我一直不理解司馬光對于王安石每項措施，無論大小，而必定反對，并不遺餘力，他的用心何在？我也不理解後世讀史的人，對于當時的所有措施，無論大小，而必定袒護司馬光而貶低王安石，這用心又何在呢？ 第二選舉 科舉取士，并不是王安石的本意。
在他給仁宗的上書中論科舉弊端很詳細，等到他執政，卻仍然不改革，這是為什幺呢？王安石自己說過原因，在他的《請改科條制劄子》中說：“現在想根據古代的制度來改革它的弊端，隻是擔心沒有下手之處，應當先去除對偶聲病這樣的文章，使學習的人能專心研究經義，等朝廷興建了學校，講求三代教育選舉的方法，施行于天下。
”由此看來，隻是不考詩賦而考經義，不過是王安石的權宜之策，并不是他認為這樣就可以了，可當時攻擊他的人已經很多了。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議改變貢舉法，去除詩賦、明經等科的考試，以經義、論策考試進士，直史蘇轼上議，其中說： 求得人才之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辦法，在于求其實際。
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實之政，那幺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嘗沒有人才，何況學校和科舉？即使沿用現在的辦法，我以為人才還有餘。
假使君主和宰相沒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實，即使在公卿和侍從之臣中也會常常憂慮沒有人才，何況學校和科舉
不久前指斥蘇轼為邪說，因而加以非常嚴格的禁止；現在這一禁令已經放寬，允許采用其中的長處，确實是通達的見解。
而祭酒楊時矯枉過正，又诋毀王氏之學是邪說，這又是不對的。
學生習慣于使用王氏學說，聽到楊時的建議，群起指責他，楊時退避不敢出門，學生這才散去。
這足以看出楊時的說法是不能服衆的。
此言可以說是确切的評論。
楊時是什幺人呢？是程頤的高徒，依附蔡京以求仕進，而學者尊稱他為“龜山先生”，在孔廟中成為從祀至今沒有被廢。
儒者們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為他在排斥王安石的學說中功績最高。
當時程頤的門徒，自認為他們的學問是孔子的正統，凡與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
他們着書立說，排斥别人的學說而宣傳自己的學說，學者的本分就是這樣，而為什幺要挾持皇帝的力量來堵住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黨争，在這之前不過是政見的不同罷了。
等到程氏的門徒們得志，就開始禁锢蘇氏的蜀學，然後禁锢王安石的學說，從此開始學黨的争論日益激烈，而政界更加水火不容，以至到宋代末，問是誰造成的這禍端，君子們不能不對楊時這些人深惡痛絕。
後來慶元年間（公元1195年~1200年）禁止僞學，讀史的人都能排斥。
韓侂胄禁僞學确實是錯誤的，然而能想到那始作俑者是誰嗎？韓侂胄的所作所為，也不過是請君入甕罷了。
我對于程朱的學說，雖說不願學，然而也敬仰，怎幺敢于妄加诋毀？然而對于諸君子的妄自尊大，排斥異己，非但不敢附和，并且認為數百年來中國學術的不發達，都是由程朱這些人極力束縛思想的自由而受牽連，所以今天因為論說王安石的經義而提到它。
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選取文武官員懂軍事的為教授，教授諸家的兵法，編撰曆代用兵的成敗、前世忠義的節操，對足以成為典範的加以解釋，生員名額為百人。
熙甯六年，又在大學設置律學教授四人。
凡是官吏學人，都能自己估量着入學。
同年，又下诏進士各科以及選官員子孫入官，都要加試斷案、律令、大義。
又在大學設置醫學教授，以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以及在外的良醫來做，學生常進行春試，錄取名額為三百人。
有方脈科、針科、瘍科。
考察、升職、補職，和其他各學的方法一樣。
選用時，最高的是尚藥醫師，其次是醫職，其他都根據等級補官，為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等（此事《宋史》沒有記載，今根據《文獻通考》，但《通考》沒有說是哪一年設立，隻是說神宗時罷了）。
這是王安石教育行政的大概。
觀察他采取的措施，大都注重京師大學，而各州縣的學校，規模好像沒有形成，不知道是史書上沒有記載，還是限于當時的力量無暇顧及。
至于大學，和今天歐美各國相比較，雖不能說完備，然而看他有律學、醫學等科，與經學并重，分科大學的制度可能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它的起源比英國的阿士弗大學還要古老。
假如不是中途廢止，能繼續它的事業并延續到今天，難道不足以在世界上自豪嗎？然而即使是這樣的昙花一現，已經足為我國學術史的光榮了。
在王安石最初設置法科時，司馬光上奏說：“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所必須掌握的，何必設置為一科，讓做士的人預習。
禮所指的方向，就是刑法所取的，作為士果然能知曉道義，自然會與法律暗合，如果士不知曉道義，學習了法律也隻能成為刻薄的人，為政哪裡會有奉公守法，也就不能教育人才，使風俗敦厚了。
”唉！司馬光這種說法，在今天法制論盛行的時候，不用深入辨析，稍有見識的人都會明白他的錯誤，如果真如他所說，那幺今天的這些文明國，不曾研究法學的不能擔任官職，那他們應該沒有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了。
我一直不理解司馬光對于王安石每項措施，無論大小，而必定反對，并不遺餘力，他的用心何在？我也不理解後世讀史的人，對于當時的所有措施，無論大小，而必定袒護司馬光而貶低王安石，這用心又何在呢？ 第二選舉 科舉取士，并不是王安石的本意。
在他給仁宗的上書中論科舉弊端很詳細，等到他執政，卻仍然不改革，這是為什幺呢？王安石自己說過原因，在他的《請改科條制劄子》中說：“現在想根據古代的制度來改革它的弊端，隻是擔心沒有下手之處，應當先去除對偶聲病這樣的文章，使學習的人能專心研究經義，等朝廷興建了學校，講求三代教育選舉的方法，施行于天下。
”由此看來，隻是不考詩賦而考經義，不過是王安石的權宜之策，并不是他認為這樣就可以了，可當時攻擊他的人已經很多了。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議改變貢舉法，去除詩賦、明經等科的考試，以經義、論策考試進士，直史蘇轼上議，其中說： 求得人才之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辦法，在于求其實際。
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實之政，那幺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嘗沒有人才，何況學校和科舉？即使沿用現在的辦法，我以為人才還有餘。
假使君主和宰相沒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實，即使在公卿和侍從之臣中也會常常憂慮沒有人才，何況學校和科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