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荊公之政術（四）教育及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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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官志雲：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絕少，熙甯以後增置焉。
又曰：在京宮觀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示優禮。
然則此制不創于荊公甚明。
宋史諸傳中前大臣罷政領宮觀者不可悉數，即以見于臨川集者論之，王德用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除會靈觀使，在慶曆八年。
賈文元以檢校太師充景靈宮使，在嘉?二年。
凡此皆遠在熙甯以前者也。
熙甯初朝廷議廢宮觀使副都監，荊公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為冗散，然今所置，但為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不以職事責之者也。
廢與置其為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為可省也。
據此則荊公當國，安有增置員數之事？聽官志殆亦緣謗者之言而采入之耳，而瓊山漁洋之徒，于祠祿所由來載于諸書者若全未入目，亦何足與語史事哉！因論荊公新法而附辨之如此。
【譯文】 教育及選舉 民政、财政、軍政，王安石的新法，大概就是這些了。
此外還有一兩點，在這裡概括說一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是王安石平時所最重視的，他在《上仁宗書》中說的最迫切。
他執政後，首先注意的就是學校。
熙甯元年（公元1068年），增加太學生員。
四年，把錫慶院、朝集院作為太學的講舍，把生員分為三等：才入學的為外舍，外舍升為内舍，内舍升為上舍。
上舍一百人，内舍二百人，外舍不限人數。
後來内舍增加到三百人，外舍生限制在二千人。
那一年，設置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五路學，讓陸佃等人為各路學官。
之後各路的州府都建立學校，學官共五十三人。
馬端臨說這時大興學校，而教官隻有這些人，是因為重視學官，不肯輕易授予随便設置的緣故。
他們所教的，以經為主，每人專治一經。
到熙甯八年，将王安石所編着的《三經新義》頒布于學校。
“三經”，指《周官》和《詩》、《書》。
按《三經新義》，也是當時和後世攻擊王安石的一大口實。
史稱蘇嘉在太學，顔複曾策問王莽後周變法的事，蘇嘉極力論說它的錯誤，得了優等。
王安石發怒，于是逐走這些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事。
選學官，不是執政者所喜好的不用，之後就頒布《三經新義》等說法。
考察王安石平時的言論，大多将學術作為正人心的根本，那幺史書上所說的，估計不是誣辭。
這确實是王安石政術中最醜陋的事了。
要想保持社會的進化，首先要保證思想的自由，因此現代讨論政治，沒有不以整齊劃一為寶貴，而隻有學術不是這樣，任憑它一起成長，信仰也根據人自己的所好，那樣道理就越辯越明了。
人的心靈，疏通而不會枯竭。
強行束縛歸于統一，就會産生弊病。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而中國學術史上，光耀頓時減少，憑王安石的賢能，而仍舊走那條老路，悲哀啊！ 考察王安石當時，也并不是在新義之外，全都禁止異說，隻不過是在大學以此為教育罷了。
既然設立了學校，就必定有教的人；教的人肯定有他們的主張。
學校既然是一國學術的源頭，那它的學說就會在社會中占有特别的地位。
這也是事實必然，是無法避免的。
就像如今的日本，它的帝國大學二三老輩的學說，很是被新上來的賢才所抨擊，而全國的學習者，大都仍然學習他們，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而這也不足成為王安石的罪過。
王安石禁止異說，就算是損害了思想自由，然而王安石并沒有禁止，隻不過是提倡自己所主張的罷了。
學者有自己所主張的學說，必定會想讓它發揚光大而行于天下，這不僅不悖常理，也是責任使他這樣，王安石有什幺過失呢？如果學者不求自立，而隻是揣摩執政的喜好和崇尚，目的是求取爵位，這就是學者的罪過，而不是倡導新說人的罪過了。
《三經新義》自從元祐年間（公元1086年~1093年）廢除以後，南宋學者對它的抨擊更加不遺餘力，從此數百年來做學問的人差不多都這樣。
《詩書義》出自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和他門人的手，已經失傳。
隻有《周官義》是王安石親手所寫，本朝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拾取重編，還可以看到。
我曾私下讀過，它精要的地方很多，實在是為我國經學開辟的一條新蹊徑，從漢代到今天，沒有能超過他的。
這将在第二十章另外論述，這裡不再贅述。
而學者們不細看，随聲附和恣意诋毀，不正像韓愈所說的“蜉蝣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嗎？王安石并沒有禁止人學習王氏以外的學說，而反對王安石的人，禁止人們學習王安石的學說，那幺束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是王安石呢，還是反對王安石的人呢？這又是不能不說清楚的。
哲宗元祐元年，國子司業黃隐燒毀《三經義》的版，禁止學生們誦習。
大學的學生們聽說王安石死了，想設齋祭奠，也被禁止。
二年，下诏禁止科舉用王氏經義學說。
欽宗靖康年間（公元1126年），祭酒楊時上奏說王安石着的邪說污染了學習者的耳目，請求追奪王安石的爵名，使**邪說不再迷惑學習者。
高宗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張浚為丞相，又申請禁止王安石的學說。
由此看來，以王安石對比來看這些賢人，該是怎樣的呢？在楊時诋毀王安石的學說時，禦史中丞王過在朝廷上彈劾他說： 《五經》含義精微，
又曰：在京宮觀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示優禮。
然則此制不創于荊公甚明。
宋史諸傳中前大臣罷政領宮觀者不可悉數，即以見于臨川集者論之，王德用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除會靈觀使，在慶曆八年。
賈文元以檢校太師充景靈宮使，在嘉?二年。
凡此皆遠在熙甯以前者也。
熙甯初朝廷議廢宮觀使副都監，荊公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為冗散，然今所置，但為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不以職事責之者也。
廢與置其為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為可省也。
據此則荊公當國，安有增置員數之事？聽官志殆亦緣謗者之言而采入之耳，而瓊山漁洋之徒，于祠祿所由來載于諸書者若全未入目，亦何足與語史事哉！因論荊公新法而附辨之如此。
【譯文】 教育及選舉 民政、财政、軍政，王安石的新法，大概就是這些了。
此外還有一兩點，在這裡概括說一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是王安石平時所最重視的，他在《上仁宗書》中說的最迫切。
他執政後，首先注意的就是學校。
熙甯元年（公元1068年），增加太學生員。
四年，把錫慶院、朝集院作為太學的講舍，把生員分為三等：才入學的為外舍，外舍升為内舍，内舍升為上舍。
上舍一百人，内舍二百人，外舍不限人數。
後來内舍增加到三百人，外舍生限制在二千人。
那一年，設置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五路學，讓陸佃等人為各路學官。
之後各路的州府都建立學校，學官共五十三人。
馬端臨說這時大興學校，而教官隻有這些人，是因為重視學官，不肯輕易授予随便設置的緣故。
他們所教的，以經為主，每人專治一經。
到熙甯八年，将王安石所編着的《三經新義》頒布于學校。
“三經”，指《周官》和《詩》、《書》。
按《三經新義》，也是當時和後世攻擊王安石的一大口實。
史稱蘇嘉在太學，顔複曾策問王莽後周變法的事，蘇嘉極力論說它的錯誤，得了優等。
王安石發怒，于是逐走這些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事。
選學官，不是執政者所喜好的不用，之後就頒布《三經新義》等說法。
考察王安石平時的言論，大多将學術作為正人心的根本，那幺史書上所說的，估計不是誣辭。
這确實是王安石政術中最醜陋的事了。
要想保持社會的進化，首先要保證思想的自由，因此現代讨論政治，沒有不以整齊劃一為寶貴，而隻有學術不是這樣，任憑它一起成長，信仰也根據人自己的所好，那樣道理就越辯越明了。
人的心靈，疏通而不會枯竭。
強行束縛歸于統一，就會産生弊病。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而中國學術史上，光耀頓時減少，憑王安石的賢能，而仍舊走那條老路，悲哀啊！ 考察王安石當時，也并不是在新義之外，全都禁止異說，隻不過是在大學以此為教育罷了。
既然設立了學校，就必定有教的人；教的人肯定有他們的主張。
學校既然是一國學術的源頭，那它的學說就會在社會中占有特别的地位。
這也是事實必然，是無法避免的。
就像如今的日本，它的帝國大學二三老輩的學說，很是被新上來的賢才所抨擊，而全國的學習者，大都仍然學習他們，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而這也不足成為王安石的罪過。
王安石禁止異說，就算是損害了思想自由，然而王安石并沒有禁止，隻不過是提倡自己所主張的罷了。
學者有自己所主張的學說，必定會想讓它發揚光大而行于天下，這不僅不悖常理，也是責任使他這樣，王安石有什幺過失呢？如果學者不求自立，而隻是揣摩執政的喜好和崇尚，目的是求取爵位，這就是學者的罪過，而不是倡導新說人的罪過了。
《三經新義》自從元祐年間（公元1086年~1093年）廢除以後，南宋學者對它的抨擊更加不遺餘力，從此數百年來做學問的人差不多都這樣。
《詩書義》出自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和他門人的手，已經失傳。
隻有《周官義》是王安石親手所寫，本朝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拾取重編，還可以看到。
我曾私下讀過，它精要的地方很多，實在是為我國經學開辟的一條新蹊徑，從漢代到今天，沒有能超過他的。
這将在第二十章另外論述，這裡不再贅述。
而學者們不細看，随聲附和恣意诋毀，不正像韓愈所說的“蜉蝣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嗎？王安石并沒有禁止人學習王氏以外的學說，而反對王安石的人，禁止人們學習王安石的學說，那幺束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是王安石呢，還是反對王安石的人呢？這又是不能不說清楚的。
哲宗元祐元年，國子司業黃隐燒毀《三經義》的版，禁止學生們誦習。
大學的學生們聽說王安石死了，想設齋祭奠，也被禁止。
二年，下诏禁止科舉用王氏經義學說。
欽宗靖康年間（公元1126年），祭酒楊時上奏說王安石着的邪說污染了學習者的耳目，請求追奪王安石的爵名，使**邪說不再迷惑學習者。
高宗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張浚為丞相，又申請禁止王安石的學說。
由此看來，以王安石對比來看這些賢人，該是怎樣的呢？在楊時诋毀王安石的學說時，禦史中丞王過在朝廷上彈劾他說： 《五經》含義精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