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荊公之政術（四）教育及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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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财政軍政，荊公之新法，殆盡于是矣。
此外尚有一二，請括而論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荊公平昔所最重也，其上仁宗書言之最切。
及執政，首注意于學校。
熙甯元年，增太學生員。
四年，以錫慶院朝集院為大學講舍，厘學生員為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
上舍員百，内百二百，外舍不限員。
其後内舍生增至三百人，外舍生限二千人。
其年，置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為諸州學官。
其後諸路州府皆悉立學，而學官共五十三人。
馬氏端臨謂是時大興學校，而教官隻有此數者，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
其所教者，以經為主，人專一經。
至熙甯八年，以荊公所編着三經新義頒于學官焉。
三經者，周官及詩、書也。
按三經新義，亦為當時及後世攻擊荊公之一大口實。
史稱蘇嘉在太學顔複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其非在優等。
荊公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事，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其後遂頒三經新義雲。
考荊公平日言論，多以一學術為正人心之本，則史所雲雲，諒非誣辭，此實荊公政術之最陋者也。
蓋欲社會之進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無一不以整齊畫一為貴，而獨于學術則反是，任其并起齊茁，而信仰各從乎人之所好，則理以辨而愈明，人心之靈，浚之而不竭矣。
強束而歸于一，則是敝之也。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而中國學術史上，光耀頓減。
以荊公之賢，而猶蹈斯故智，悲夫！ 考荊公當時，亦非于新義之外，悉禁異說，不過大學以此為教耳。
夫既設學校，則必有教者，教者必有其所主張之說。
學校既為一國學術所從出，則此說遂若占特别勢力于社會，此亦事勢所必至，無可逃避者。
即如今之日本，其帝國大學二三老輩之學說，頗為新進諸顔所抨擊。
然舉國學者，大率仍誦習之，此亦無可如何也。
然則是亦不足深為荊公罪矣。
蓋使荊公而禁異說，則為戕賊思想之自由，然公固未嘗禁之，不過提倡己之所主張而已。
夫學者有其所主張之說，則必欲發揮光大之以易天下，非徒于理不悖，抑責任亦應爾也，于公乎何尤？若夫學者不求自立，而惟揣摩執政之所好尚，欲以幹祿，此則學者之罪，而非倡新說者之罪也。
三經新義，自元?廢黜以後，南宋學者，更抨擊不遺餘力，自是數百年來承學之士羞稱之。
詩書義出荊公子及其門人之手，已佚。
惟周官義乃荊公所手着，本朝乾隆間修四庫書，從永樂大典掇拾重編，尚可得而見焉。
吾嘗竊取讀之，其精要之處蓋甚多，實為吾中國經學辟一新蹊徑，自漢以迄今日，未有能過之者也。
此當于第二十章别論之，今不先贅。
而學者不察，随聲附和肆為诋排，昌黎所謂蜉蝣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非耶？荊公未嘗禁人習王氏以外之學說，而反對荊公者，則禁人習王氏學說。
然則束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者，為荊公耶？為反對荊公者耶？是又不可以不察也。
哲宗元?元年，國子司業黃隐焚三經義之版，禁諸生誦習矣。
大學諸生聞荊公之薨，欲設齋緻奠，且禁之矣。
二年，下诏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矣。
欽宗靖康間，祭酒楊時奏言王安石着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請追奪王爵，使邪說**不能為學者惑矣。
高宗紹興六年，張浚為相，又申臨川學禁矣。
由此觀之，以荊公視諸賢何如哉？當楊時之诋王學也，禦史中丞王過庭劾之雲： 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
以所是者為正，所否者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
頃者指蘇轼為邪學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許采其長而用之，實為通論。
祭酒楊時矯枉太過，複诋王氏以為邪說，此又非也。
諸生習用王學，率衆見時而诋詈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此亦足以見時之不能服衆矣。
此言可為笃論。
楊時何入？即程門高弟，依附蔡京以幹進，而學者尊之為龜山先生從祀孔子廟庭至今未廢者也。
而諸儒所以尊之者，蓋又以其排斥王學之功獨高也。
當時程氏之徒，自以其學為孔子之正統，凡異己者，皆攘斥之。
夫着書講學，辟他人之說以申己說，此固學者本分所當然，獨奈何欲挾帝者之力以箝天下之口也！有宋之黨争，前此不過在政見之異同耳。
及程氏之徒得志，始焉禁锢蘇氏之蜀學，繼焉荼锢王學，自是學黨之争日烈。
而政界又益相水火。
以至終宋之世，誰生厲階，君子不能不深惡痛絕于楊時輩也。
後此慶元僞學之禁，讀史者鹹能斥之。
夫韓胄之禁僞學則誠非矣，然亦曾思作俑者誰乎？胄所為，亦請君入甕而已。
夫吾于程朱之學，雖非所願學者，然固敬仰之，豈敢妄诋！然于諸君子之妄自尊大排斥異己，非直不敢附和，且以為中國近數百年來學術之不發達，厥由程朱之徒務束縛人思想自由，實屍其咎，故今因論荊公經義而及之。
熙甯五年，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教以諸家兵法，纂次曆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解釋之，生員以百人為額。
熙甯六年，又于大學置律學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占入學。
同年，又诏進士諸科及選人任子，并令試斷案律令大義。
又于大學置醫學教授，以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為之，學生常以春試，取三百人為額。
有方脈科、針科、瘍科，考察升補，略
此外尚有一二，請括而論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荊公平昔所最重也，其上仁宗書言之最切。
及執政，首注意于學校。
熙甯元年，增太學生員。
四年，以錫慶院朝集院為大學講舍，厘學生員為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
上舍員百，内百二百，外舍不限員。
其後内舍生增至三百人，外舍生限二千人。
其年，置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為諸州學官。
其後諸路州府皆悉立學，而學官共五十三人。
馬氏端臨謂是時大興學校，而教官隻有此數者，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
其所教者，以經為主，人專一經。
至熙甯八年，以荊公所編着三經新義頒于學官焉。
三經者，周官及詩、書也。
按三經新義，亦為當時及後世攻擊荊公之一大口實。
史稱蘇嘉在太學顔複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其非在優等。
荊公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事，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其後遂頒三經新義雲。
考荊公平日言論，多以一學術為正人心之本，則史所雲雲，諒非誣辭，此實荊公政術之最陋者也。
蓋欲社會之進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無一不以整齊畫一為貴，而獨于學術則反是，任其并起齊茁，而信仰各從乎人之所好，則理以辨而愈明，人心之靈，浚之而不竭矣。
強束而歸于一，則是敝之也。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而中國學術史上，光耀頓減。
以荊公之賢，而猶蹈斯故智，悲夫！ 考荊公當時，亦非于新義之外，悉禁異說，不過大學以此為教耳。
夫既設學校，則必有教者，教者必有其所主張之說。
學校既為一國學術所從出，則此說遂若占特别勢力于社會，此亦事勢所必至，無可逃避者。
即如今之日本，其帝國大學二三老輩之學說，頗為新進諸顔所抨擊。
然舉國學者，大率仍誦習之，此亦無可如何也。
然則是亦不足深為荊公罪矣。
蓋使荊公而禁異說，則為戕賊思想之自由，然公固未嘗禁之，不過提倡己之所主張而已。
夫學者有其所主張之說，則必欲發揮光大之以易天下，非徒于理不悖，抑責任亦應爾也，于公乎何尤？若夫學者不求自立，而惟揣摩執政之所好尚，欲以幹祿，此則學者之罪，而非倡新說者之罪也。
三經新義，自元?廢黜以後，南宋學者，更抨擊不遺餘力，自是數百年來承學之士羞稱之。
詩書義出荊公子及其門人之手，已佚。
惟周官義乃荊公所手着，本朝乾隆間修四庫書，從永樂大典掇拾重編，尚可得而見焉。
吾嘗竊取讀之，其精要之處蓋甚多，實為吾中國經學辟一新蹊徑，自漢以迄今日，未有能過之者也。
此當于第二十章别論之，今不先贅。
而學者不察，随聲附和肆為诋排，昌黎所謂蜉蝣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非耶？荊公未嘗禁人習王氏以外之學說，而反對荊公者，則禁人習王氏學說。
然則束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者，為荊公耶？為反對荊公者耶？是又不可以不察也。
哲宗元?元年，國子司業黃隐焚三經義之版，禁諸生誦習矣。
大學諸生聞荊公之薨，欲設齋緻奠，且禁之矣。
二年，下诏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矣。
欽宗靖康間，祭酒楊時奏言王安石着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請追奪王爵，使邪說**不能為學者惑矣。
高宗紹興六年，張浚為相，又申臨川學禁矣。
由此觀之，以荊公視諸賢何如哉？當楊時之诋王學也，禦史中丞王過庭劾之雲： 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
以所是者為正，所否者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
頃者指蘇轼為邪學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許采其長而用之，實為通論。
祭酒楊時矯枉太過，複诋王氏以為邪說，此又非也。
諸生習用王學，率衆見時而诋詈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此亦足以見時之不能服衆矣。
此言可為笃論。
楊時何入？即程門高弟，依附蔡京以幹進，而學者尊之為龜山先生從祀孔子廟庭至今未廢者也。
而諸儒所以尊之者，蓋又以其排斥王學之功獨高也。
當時程氏之徒，自以其學為孔子之正統，凡異己者，皆攘斥之。
夫着書講學，辟他人之說以申己說，此固學者本分所當然，獨奈何欲挾帝者之力以箝天下之口也！有宋之黨争，前此不過在政見之異同耳。
及程氏之徒得志，始焉禁锢蘇氏之蜀學，繼焉荼锢王學，自是學黨之争日烈。
而政界又益相水火。
以至終宋之世，誰生厲階，君子不能不深惡痛絕于楊時輩也。
後此慶元僞學之禁，讀史者鹹能斥之。
夫韓胄之禁僞學則誠非矣，然亦曾思作俑者誰乎？胄所為，亦請君入甕而已。
夫吾于程朱之學，雖非所願學者，然固敬仰之，豈敢妄诋！然于諸君子之妄自尊大排斥異己，非直不敢附和，且以為中國近數百年來學術之不發達，厥由程朱之徒務束縛人思想自由，實屍其咎，故今因論荊公經義而及之。
熙甯五年，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教以諸家兵法，纂次曆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解釋之，生員以百人為額。
熙甯六年，又于大學置律學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占入學。
同年，又诏進士諸科及選人任子，并令試斷案律令大義。
又于大學置醫學教授，以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為之，學生常以春試，取三百人為額。
有方脈科、針科、瘍科，考察升補，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