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荊公之政術（三）軍政
關燈
小
中
大
力最多，而因此招緻的诽謗和怨恨也最深重。
其他的新法，大體上專門是為便民的，因此反對王安石的隻有朝廷那些因意氣而作對的人，百姓沒有幾人附和的，隻是到了保甲法，因為它與裁減軍隊交互施行，募兵因此怨恨他，這是一點；因為保甲法中的職責如警察以維持治安，那些盜賊和窩藏盜賊的人也怨恨他，這是第二點；然而這還不夠，全天下的成年壯士，無論貴賤、貧富，都要從事武力之事，都要用紀律約束，那些不願意的怨恨他，這是第三點。
常人一般都好逸惡勞，喜歡放縱而不願被束縛，況且憑中國數千年來已經習慣放任的人民，尤其到宋的中葉，紀綱茫然無存，上下都習慣于愉閑懶惰，已經成為習慣，現在忽然想束縛住他，使他的筋骨疲勞，使他的負擔加重，百姓會認為是害自己，反對新法也就很正常了。
因此當時朝廷的耳目所看到的，說有斬斷手指來逃避出丁、抱在一起痛哭的，這是情理中應當有的事，未必就是誣陷诽謗之詞。
即使這樣，這足以成為保甲法的弊端嗎？子産有“孰殺”之歌（子産是春秋時政治家，改革不被理解，有歌謠唱：“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
”）孔子有“麛裘”的诽謗（孔子始用于魯國，有人作詩諷刺他說：“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
”諷刺孔子的身份和他得到的地位和權力是不相稱的。
），凡一個政策在改革的開始，必定有多數人會感到非常苦痛。
因為這個就廢除法令不施行，那天下還有什幺弊端能革除呢？王安石說：“自古做事，沒有不使用權勢率領衆人而使上下如一的。
”又說：“如果隻聽憑民情的願望罷了，何必要立國君？”這難道是法家**的言論嗎？政治的原理，确實就是這樣。
痛恨**，是痛恨**的人害國害民而自己從中取利。
如果事情是關乎國家利益和百姓幸福的，而由主權者強制來執行，那幺還有什幺可痛恨的呢？強迫國民去服兵役的義務，這正是一個國家應當有的；如果有違抗，就是對國家進行叛逆了。
而王安石當時對于這些人，未曾進行過懲治，隻是反複勸谕，而且為他們多方面想辦法，誘導獎勵他們，使他們自己逐漸醒悟，我隻看到了他的仁心；而議論他的人反将他的法令看成苛刻的政令，這些盲人的言論是不足以辨别是非的。
《宋史》中有關訓練保甲為民兵的記述如下：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開始設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用王中正、狄谘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合二十二縣建設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共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學習一種武藝，設教頭一名。
總共禁軍教頭二百七十名，都教頭三十名。
使臣十名。
弓按八鬥、九鬥、一石分為三等，弩按二石四鬥、二石七鬥、三石分成三等，騎馬射擊按九鬥、八鬥分成二等，那些勇力超群的人作為超等。
遇上教練的時候，每月供應錢三千，每日提供糧食，官府給予兵器、戰袍，又準備好銀碟、濁酒作為犒賞。
三年，大保長武藝學成，便建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練保丁。
凡是一都保相近的分成五個團，靠近該團都副保正所住的空地集合訓練他們。
用大保長中武藝學成的十人連續教練，五天輪一遍。
将他們的壯丁分成五部分，用其中之一作為騎兵，二部分是弓，三部分是弩。
府界法修成，便推廣到三路，各設文武官員一名提舉，河北就是狄谘、劉定，陝西就是張山甫，河東就是黃廉、王崇拯，用儲備庫藏豢養義勇保甲的錢糧供給他們的費用。
這年，引導府界武藝學成的保甲，由皇帝親自檢閱，錄用能幹的人，其餘的賞賜錢帛。
四年，将五路義勇改成保甲。
那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聯合考核保甲，都保一共三千二百六十六人，正長、壯丁一共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比過去的費用節省缗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每年耗費缗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集中訓練的賞賜錢一百多萬不算在内。
到熙甯九年（公元1076年），義勇、保甲以及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萬二千零二十八人。
這是保甲法推行的大略情況。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成效顯着，開始時将保甲用做警察，而盜賊都沒有了。
之前在京城周圍的群盜，搶劫殺掠，每年動不動就有二百起，到這時就一個也沒有了。
僅長野一縣，捕獲到京城附近被保甲驅逐出來的大賊，就有三十人。
接着是用他們做民兵，才開始訓練時，人們的議論沸騰，當教授的技藝學成後，竟能超過正規軍隊。
獎賞所需要的錢，都是從往年的财政結餘以及禁軍缺額所節省出的錢中支出的，沒有費戶部一點錢。
司農官親自參與這事，督察檢查極為精細。
縣令有人強迫保甲買服裝的，都予以處分，因此人們沒有敢不奉法的。
獎勵既然豐厚，仕宦和有人力的家庭，子弟們都高高興興的前去（以上都節錄自《宋史-兵志》）。
由此來看，王安石和宋神宗十餘年經營的苦心，可以說沒有辜負；誰能想到宋神宗屍骨未寒，良法的美意就被破壞殆盡了。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哲宗繼位，當時知陳州的司馬光就第一個上書請求廢除保甲法，他寫到： （前略）自從唐朝開元以來，民兵之法被破壞，戍守戰攻，全都招募長期作戰的士兵，民間哪曾練過兵？國家治平相承有一百多年，滿頭白發的老人不認識兵器，有朝一日田間的百姓都穿上軍服拿起兵器，滿地奔跑，老人歎氣認為不吉祥。
事情初創，調遣缺乏法度，挨家挨戶騷擾，一家也不遺漏。
而且朝廷常常派遣使者，到處巡行按察，所到之地犒勞賞賜，浪費金帛，以巨萬計數。
這些都是鞭撻平民百姓，一铢一兩一丈一尺地收刮他們，一旦使用起來就如糞土一般。
可是鄉村的百姓，隻是苦于勞役，并不感戴恩德。
農民的勞苦已經那樣，國家的開支又像這樣，到底用他們幹什幺呢？如果讓他們搜捕強盜，保衛鄉村，那幺有什幺必要這樣多呢？讓他們戍守邊境，從事征伐，而那些邊遠地方的百姓，以騎馬射箭作為本業，将進攻作戰作為習俗，從小到大，再沒有其他的事情；中原的百姓，大半從事種田努力耕作，即使再交給他們武器，教他們攻擊刺殺，在教場當中坐下起立前進後退，好像很整肅，如果一定要讓他們同敵人相遇，咚咚敲起鼓來，響箭開始交接，他們敗逃潰散可以預料，是必定無疑的。
（後略） 唉！司馬光用來反對保甲法的理由，不過如此而已。
我這裡試着辯駁他：他說民不了解軍事已經百餘年，因此民兵是不可以恢複的。
人之所以貴于萬物，是因為他們有學習的能力，即使是以前沒有見過的事，如果國家鼓勵，就沒有做不到的，而何況是百年前已經有，還沒有完全被消失的呢？如果像司馬光所說，那幺國家一切教育培訓的政策都不能施行，難道隻是保甲嗎？他說“老人們不認識兵器，見有穿軍服拿兵刃的，就歎息認為是不祥之兆”。
他說話随意到可笑的程度，或者更厲害。
如果大臣為國家謀求百年大計，而他們的政策卻取決于鄉間的老人，天下的事就可以知道了。
正因為百姓不認識兵器，政府才應該使他們振作起來，更不能停止了。
宋神宗與王安石所作果斷迅速，在規定的期限内就看到了訓練的成果。
假如像司馬光所說，全國忌諱談軍事，而隻是以手拿冰來嬉戲，這對歌舞太平确實合适，而之後敵人的戰馬長驅直入，百城投降，我就不知道，這是什幺祥兆呢？他說：“保甲法草創之時，調度無法，每戶百姓都被騷擾。
”凡是屬于草創的事情，沒有積累經驗，舉措有失當之處，在所難免，然而也要看事情是不是應當施行。
如果是應當施行的，即使有許多措施失當的地方，也不能馬上停止。
何況司馬光提出這種問題的時候，距離熙甯保甲法的草創已經十七年了，官吏已經熟習了此法，而這法也已經看到了效果。
追究過去的罪過，這難道說公正嗎？而何況過去因為百姓不熟悉而施行，本就會有騷擾，現在百姓已經熟悉了而要廢止，難道說不是騷擾嗎？以暴易暴，尚且不可，就更别說以暴易仁了。
他說“犒賞的費用，浪費國家的财政”，似乎是這樣，難道他不知道保甲所花費的，都是從财政或者裁撤軍隊的盈餘中取得的，而沒有動用戶部的一文錢嗎？不看看熙甯四年（公元1071年）的統計，因為改行保甲法的緣故，每年省六十餘萬的費用，而保甲和犒賞所需要的僅為三十餘萬，兩者進行比較，所省的不也下不了三十萬嗎？（這裡所舉的是京城周邊的統計，彙總全國的數字，會更多）為保護國家的安全，即使是多花費了，也是不可以停止的。
現代的各國，不惜數億萬資金來建造艦隊就是這個道理，更何況比以前有所節省呢？司馬光的這些話，恐怕是要迷惑皇上啊。
至于他最後所論，說中國的百姓，即使教給他們軍事，也沒有什幺用途。
他這樣說，給他加個對百姓大不敬的罪名都是可以的。
如果像他所說，那幺外國人，理應永遠是征服者，而中國的百姓，理應永遠是被征服者（參見前面奏議的原文）。
人民即使經過了訓練而仍不能戰，那些募兵，難道他們不是人民的一分子嗎？那些募兵不能抵禦外侮，就連五尺的兒童都知道，難道司馬光不知道嗎？現在隻管說保甲不可參加戰役罷了，而更不能依靠他們來取得戰争的勝利，那幺根據司馬光的用意，難道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屈于北方異族天經地義而不敢背叛嗎？唉！當時的那些賢人不滿于新法，他們的理由僅是如此，從保甲法這一項，就可以看到其他了。
自元祐年間（公元1086年~1093年）廢保甲法後，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雖然議論恢複而沒有真的施行。
到徽宗崇甯年間（公元1102年~1106年），蔡京這個反複小人，托言紹述時的事，又重新倡導。
但它的精神和形式，已經不再是王安石所施行的舊樣子了。
高安的陳汝锜說的多好啊！他說：“宋朝，是由武力衰敗而衰弱的國家。
将權被釋于杯酒，而各地方的兵也就弱了；天子的禁軍，都去守衛邊境以備征讨，而京城周圍的兵也就弱了；招攬一些遊手好閑之人給他們刺上字而成為士卒，既攪擾當地百姓，還因供養他們而使百姓困頓，他們所在地方的防禦力量就弱了。
因此金國一作亂，攻下了朔代，圍困太原，取得燕薊，直接打到汴京，有南朝無人的感歎。
而太後的手诏，也有人們不懂軍事之恨。
假如保甲不廢，又能按時訓練，号令一天天熟悉，家家有武器，人人同仇敵忾，縱然胡人入侵，又何至于一甩膀子就縱行數千裡，沒有哪個地方能阻擋他們的鋒芒！而又何至于紛紛召集，頒下哀痛的勤王诏書啊！因此我認為編保甲法，訓練民兵，已經預知将來必定有靖康之恥；而靖康時之所以河決魚爛，正是因為保甲法被破壞了。
頂着它的名義而放棄了它的實際，用度一天天多，而銳氣一天天少，驅趕病殘兒童赤手空拳與饑餓的豺狼搏鬥，自然馬上就死于利爪之下，這樣還會去罵王安石嗎？”（蔡上翔《年譜》中引）唉！這話真是說到了我心上。
保甲法既然廢除，将兵的制度也破壞，宋要想不南遷，怎幺能夠呢？然而給宋帶來禍患的，真的是王安石嗎？還是司馬光呢？ 第四保馬 保馬法，就是官府給百姓馬，讓百姓來代養，并且獎勵百姓自己養，等有急用時，就給他們錢然後拉去用。
馬是戰陣的利器，于軍事是不能忽視的，所以曆代都把馬政當做國家的大政之一，就是今天各國也是這樣。
宋代的馬極缺乏，在這之前設置有群牧監，常以樞府大臣為主管，用以增加它的分量。
然而官馬作弊很多，耗費很大，而不能收到應用的效果，到王安石時才有了保馬法。
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诏令開封府界各縣保甲可自願牧馬，将陝西所購馬匹挑選給他們。
熙甯六年，又頒诏讓司農寺立《養馬法》，于是曾布等按诏令呈上規定：凡是五路義勇願意養馬的，每戶一匹，有财力願意養兩匹的也可以。
全都由監牧司現有馬匹提供。
或者官府給出馬價讓自己購買，不要強迫。
開封府界不要超過三千匹，五路不能超過五千匹。
除了追捕強盜之外，騎馬超過三百裡都是被禁止的。
在府界的，免除收買糧草二百五十束，增加供給錢币。
在五路的，每年免除折抵交納錢。
三等以上，十戶組成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組成一社，以應付病死賠償。
保戶馬匹死亡，保戶獨立賠償；社戶馬匹死亡，社戶賠償一半。
每年檢查一次肥瘦，禁止扣留。
一共十四條，先從府界施行，五路委托監司、經略司、州縣推行。
王安石所創的各個法中，最不合理的，要算是保馬法了。
馬是生物，它的肥瘦生死，往往不全由人力，要求百姓來養，有損失就讓他們賠償，這不是施政的方法。
元祐初施行，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都認為它有傷百姓，按理來說，這話差不多是可信的。
即使這樣，王安石當時施行這項法令，也是有原因的。
王安石所最關注的，是訓練民兵，也就是保甲。
而練民兵不可以沒有馬，官府不給就沒有用的，官府給卻又沒有，因此把馬貸給百姓讓他們自己養，這隻是與保甲法相關聯而已。
然而既然用這種法令，也應該有它的方法。
保馬法，是他在不應該幹涉的地方幹涉了，這是千慮中的一失。
現代的各國，用來籌劃馬政的方法很多，這不關大局，就不細說了。
第五軍器監 兵器不精，等于把士卒送給敵人。
兵器的重要性，自古就是這樣。
宋代從仁宗以來，拘泥于太平，兵器都腐朽鏽蝕得不能再用了。
熙甯五年（公元1073年），崇政殿說書王雱上疏說： 漢宣帝号稱中興賢明君主，可是曆史上所說的能工巧匠，偏偏在漢元帝、漢成帝時期最精絕。
這雖然是有關官吏的事，卻關系到朝廷的政事。
當今對外防禦邊疆禍患，對内戒備盜賊，可是全國每年征收弓弩、甲胄充實軍庫的按千萬計數，竟沒有一件堅固完好精巧銳利确實能夠作為防備的武器。
為臣曾經看到各州作院兵匠缺少，以至于拘捕市民來服役，所制作的兵器，僅僅是外表而已。
武器庫的官吏，計算兵器多少儲藏，不要求有實用價值，所以積聚的雖然衆多，但大都破舊粗劣。
治政像這個樣子，想要抗敵決勝，抗外治内，确實不行。
如想精簡軍備，對天下表示太平無事，金屬木料、絲麻、筋膠、獸角、鳥羽這些材料，都是百姓的财力，無緣無故聚集工匠而毀壞，非常可惜。
不如另行制定法規，收聚幾州的作院集合在一個地方，就像現在的錢監那樣，選擇懂得工藝的官員專管這些事務。
并且招募全國的好工匠分散擔任匠師，而在朝廷内設工官來總管這些事，察看所造兵器的精細和粗劣然後獎賞或懲罰，那樣人人盡量想要做好，不加苛求就全都精良了。
皇帝聽從了他所說的，第二年，設立軍器監，總管内外兵器的政務，設判一名、同判一名。
下屬有丞，有主簿，有管當公事。
在此之前，武器被三司所掌管，到這時廢止，全部歸軍器監總管。
凡是懂得兵器利弊的人，聽任到軍器監陳說，這時官民進獻兵器制造方法的人非常的多。
（按）元澤是王安石的愛子，他的學問才能都有過人之處，可惜死得早而沒有表現出來，而後人诋毀他不遺餘力，即使是《宋史》記載的這奏章，也以為是逢迎皇上的意思，想要變更舊制。
舊制度的弊端既然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想不更正，能夠做到嗎？看他所說的話，和現在東西各國的做法正暗合。
國家要想強兵，非使武器精良不可；而想使武器精良，非得設置專門的官吏來主持這事情不可。
如果還像宋朝以前的制度，讓各州官吏按照舊例貢獻，就是想讓武器不朽壞而湊合着用也不可能，何況指望加以改良而更新呢？設置軍器監，就是在當今的中國，仍然是當務之急，而執政的人神志不清，不曾提及，而元澤在千年前能說出來，他的見識不是很高遠嗎？按《宋史-兵志》所記載，自軍器監設置之後，它所發明的新式軍器，不一而足，督促的效果，就可以看到了。
而元祐年間的改革，又全都廢止了，仍讓各路的作坊去制造，這真是元澤所說的聚集衆人來毀壞天地間有用的材料啊。
宋代這樣做，即使不想南遷，怎幺能做到呢？！ 綜觀王安石的軍政，大體上還是合理的，與當今各國的軍政很相近；而他想變募兵為民兵，更是治理國家的長久之計，現在的中國仍然不能施行，而不這樣施行是斷然不能圖強的。
而他的保甲法，全仿照古制，不隻是使人人為兵就罷了，而又使人人時刻都為兵。
人人為兵，這是合理的，人人時刻為兵，這在古代的小國可能還可行，而不能在秦之後的泱泱大國施行。
這是為什幺呢？古代的部落，把戰争當做國家的第一大事，而經濟不過是為戰争供應物資的。
等到世界一天天文明，就将經濟當做國家第一大事，而戰争不過是保護經濟的工具。
人人無時不為兵，雖然說是農閑的時候講武，而妨礙生産也是不少的。
法令不是很完善，這是一點。
再說古代的小國，如果都不當兵，就不能抵禦敵人。
後世天下一家，百姓的數目從數千萬增加到數萬萬，讓人人無時不為兵，那幺國家本來就用不到這幺多的兵，況且搜羅整個國家的财物，也不能給它提供費用。
法令不很完善，這是第二點。
唐代的府兵之所以要變為騎，雖說是執政無術，也是形勢的必然。
然而王安石這人人皆兵主義，就最終不能施行嗎？回答是：“又不是這樣。
”現在世界各國區分常備兵、預備兵、後備兵，這種方法是正确的，人人都有拿起武器保家衛國的義務，然而服役于這個義務，或一年，或二年、三年，過了這個時間，就分散去務農，沒有什幺大事，就不征調他們。
這在各國已經是成熟的法令，即使将來有聖人，也是無法改變的了。
問：“憑王安石的常識，怎幺會看不到這一點呢？”回答：“王安石可能已經看到了。
”問：“既然見到了，為什幺不施行呢？”回答：“應當根據當時的情況。
”王安石執政時，國家本來就已經有募兵百餘萬，就是這各國的常備兵。
按王安石的計劃，本來是想把他們都廢了用民兵代替。
然而中唐以來數百年積累下來的弊端，改變是不可以太急促的，因此就逐漸改變；一方面減少募兵，另一方面用民兵補它所裁掉的數額，于是就有稱為上番的，上番的民兵，就是常備兵中的義務兵。
而退番的民兵，就是預備兵、後備兵中的義務兵，誰說王安石看不到這一點呢？假使沒有反對黨的阻撓，王安石能更長久在丞相的位置上，那幺怎知現代各國能行的軍制，我國不能在千年前開創而成為世界的模範呢？
其他的新法，大體上專門是為便民的，因此反對王安石的隻有朝廷那些因意氣而作對的人，百姓沒有幾人附和的，隻是到了保甲法，因為它與裁減軍隊交互施行，募兵因此怨恨他，這是一點；因為保甲法中的職責如警察以維持治安，那些盜賊和窩藏盜賊的人也怨恨他，這是第二點；然而這還不夠，全天下的成年壯士，無論貴賤、貧富，都要從事武力之事，都要用紀律約束，那些不願意的怨恨他，這是第三點。
常人一般都好逸惡勞，喜歡放縱而不願被束縛，況且憑中國數千年來已經習慣放任的人民，尤其到宋的中葉，紀綱茫然無存，上下都習慣于愉閑懶惰，已經成為習慣，現在忽然想束縛住他，使他的筋骨疲勞，使他的負擔加重，百姓會認為是害自己，反對新法也就很正常了。
因此當時朝廷的耳目所看到的，說有斬斷手指來逃避出丁、抱在一起痛哭的，這是情理中應當有的事，未必就是誣陷诽謗之詞。
即使這樣，這足以成為保甲法的弊端嗎？子産有“孰殺”之歌（子産是春秋時政治家，改革不被理解，有歌謠唱：“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
”）孔子有“麛裘”的诽謗（孔子始用于魯國，有人作詩諷刺他說：“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
”諷刺孔子的身份和他得到的地位和權力是不相稱的。
），凡一個政策在改革的開始，必定有多數人會感到非常苦痛。
因為這個就廢除法令不施行，那天下還有什幺弊端能革除呢？王安石說：“自古做事，沒有不使用權勢率領衆人而使上下如一的。
”又說：“如果隻聽憑民情的願望罷了，何必要立國君？”這難道是法家**的言論嗎？政治的原理，确實就是這樣。
痛恨**，是痛恨**的人害國害民而自己從中取利。
如果事情是關乎國家利益和百姓幸福的，而由主權者強制來執行，那幺還有什幺可痛恨的呢？強迫國民去服兵役的義務，這正是一個國家應當有的；如果有違抗，就是對國家進行叛逆了。
而王安石當時對于這些人，未曾進行過懲治，隻是反複勸谕，而且為他們多方面想辦法，誘導獎勵他們，使他們自己逐漸醒悟，我隻看到了他的仁心；而議論他的人反将他的法令看成苛刻的政令，這些盲人的言論是不足以辨别是非的。
《宋史》中有關訓練保甲為民兵的記述如下：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開始設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用王中正、狄谘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合二十二縣建設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共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學習一種武藝，設教頭一名。
總共禁軍教頭二百七十名，都教頭三十名。
使臣十名。
弓按八鬥、九鬥、一石分為三等，弩按二石四鬥、二石七鬥、三石分成三等，騎馬射擊按九鬥、八鬥分成二等，那些勇力超群的人作為超等。
遇上教練的時候，每月供應錢三千，每日提供糧食，官府給予兵器、戰袍，又準備好銀碟、濁酒作為犒賞。
三年，大保長武藝學成，便建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練保丁。
凡是一都保相近的分成五個團，靠近該團都副保正所住的空地集合訓練他們。
用大保長中武藝學成的十人連續教練，五天輪一遍。
将他們的壯丁分成五部分，用其中之一作為騎兵，二部分是弓，三部分是弩。
府界法修成，便推廣到三路，各設文武官員一名提舉，河北就是狄谘、劉定，陝西就是張山甫，河東就是黃廉、王崇拯，用儲備庫藏豢養義勇保甲的錢糧供給他們的費用。
這年，引導府界武藝學成的保甲，由皇帝親自檢閱，錄用能幹的人，其餘的賞賜錢帛。
四年，将五路義勇改成保甲。
那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聯合考核保甲，都保一共三千二百六十六人，正長、壯丁一共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比過去的費用節省缗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每年耗費缗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集中訓練的賞賜錢一百多萬不算在内。
到熙甯九年（公元1076年），義勇、保甲以及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萬二千零二十八人。
這是保甲法推行的大略情況。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成效顯着，開始時将保甲用做警察，而盜賊都沒有了。
之前在京城周圍的群盜，搶劫殺掠，每年動不動就有二百起，到這時就一個也沒有了。
僅長野一縣，捕獲到京城附近被保甲驅逐出來的大賊，就有三十人。
接着是用他們做民兵，才開始訓練時，人們的議論沸騰，當教授的技藝學成後，竟能超過正規軍隊。
獎賞所需要的錢，都是從往年的财政結餘以及禁軍缺額所節省出的錢中支出的，沒有費戶部一點錢。
司農官親自參與這事，督察檢查極為精細。
縣令有人強迫保甲買服裝的，都予以處分，因此人們沒有敢不奉法的。
獎勵既然豐厚，仕宦和有人力的家庭，子弟們都高高興興的前去（以上都節錄自《宋史-兵志》）。
由此來看，王安石和宋神宗十餘年經營的苦心，可以說沒有辜負；誰能想到宋神宗屍骨未寒，良法的美意就被破壞殆盡了。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哲宗繼位，當時知陳州的司馬光就第一個上書請求廢除保甲法，他寫到： （前略）自從唐朝開元以來，民兵之法被破壞，戍守戰攻，全都招募長期作戰的士兵，民間哪曾練過兵？國家治平相承有一百多年，滿頭白發的老人不認識兵器，有朝一日田間的百姓都穿上軍服拿起兵器，滿地奔跑，老人歎氣認為不吉祥。
事情初創，調遣缺乏法度，挨家挨戶騷擾，一家也不遺漏。
而且朝廷常常派遣使者，到處巡行按察，所到之地犒勞賞賜，浪費金帛，以巨萬計數。
這些都是鞭撻平民百姓，一铢一兩一丈一尺地收刮他們，一旦使用起來就如糞土一般。
可是鄉村的百姓，隻是苦于勞役，并不感戴恩德。
農民的勞苦已經那樣，國家的開支又像這樣，到底用他們幹什幺呢？如果讓他們搜捕強盜，保衛鄉村，那幺有什幺必要這樣多呢？讓他們戍守邊境，從事征伐，而那些邊遠地方的百姓，以騎馬射箭作為本業，将進攻作戰作為習俗，從小到大，再沒有其他的事情；中原的百姓，大半從事種田努力耕作，即使再交給他們武器，教他們攻擊刺殺，在教場當中坐下起立前進後退，好像很整肅，如果一定要讓他們同敵人相遇，咚咚敲起鼓來，響箭開始交接，他們敗逃潰散可以預料，是必定無疑的。
（後略） 唉！司馬光用來反對保甲法的理由，不過如此而已。
我這裡試着辯駁他：他說民不了解軍事已經百餘年，因此民兵是不可以恢複的。
人之所以貴于萬物，是因為他們有學習的能力，即使是以前沒有見過的事，如果國家鼓勵，就沒有做不到的，而何況是百年前已經有，還沒有完全被消失的呢？如果像司馬光所說，那幺國家一切教育培訓的政策都不能施行，難道隻是保甲嗎？他說“老人們不認識兵器，見有穿軍服拿兵刃的，就歎息認為是不祥之兆”。
他說話随意到可笑的程度，或者更厲害。
如果大臣為國家謀求百年大計，而他們的政策卻取決于鄉間的老人，天下的事就可以知道了。
正因為百姓不認識兵器，政府才應該使他們振作起來，更不能停止了。
宋神宗與王安石所作果斷迅速，在規定的期限内就看到了訓練的成果。
假如像司馬光所說，全國忌諱談軍事，而隻是以手拿冰來嬉戲，這對歌舞太平确實合适，而之後敵人的戰馬長驅直入，百城投降，我就不知道，這是什幺祥兆呢？他說：“保甲法草創之時，調度無法，每戶百姓都被騷擾。
”凡是屬于草創的事情，沒有積累經驗，舉措有失當之處，在所難免，然而也要看事情是不是應當施行。
如果是應當施行的，即使有許多措施失當的地方，也不能馬上停止。
何況司馬光提出這種問題的時候，距離熙甯保甲法的草創已經十七年了，官吏已經熟習了此法，而這法也已經看到了效果。
追究過去的罪過，這難道說公正嗎？而何況過去因為百姓不熟悉而施行，本就會有騷擾，現在百姓已經熟悉了而要廢止，難道說不是騷擾嗎？以暴易暴，尚且不可，就更别說以暴易仁了。
他說“犒賞的費用，浪費國家的财政”，似乎是這樣，難道他不知道保甲所花費的，都是從财政或者裁撤軍隊的盈餘中取得的，而沒有動用戶部的一文錢嗎？不看看熙甯四年（公元1071年）的統計，因為改行保甲法的緣故，每年省六十餘萬的費用，而保甲和犒賞所需要的僅為三十餘萬，兩者進行比較，所省的不也下不了三十萬嗎？（這裡所舉的是京城周邊的統計，彙總全國的數字，會更多）為保護國家的安全，即使是多花費了，也是不可以停止的。
現代的各國，不惜數億萬資金來建造艦隊就是這個道理，更何況比以前有所節省呢？司馬光的這些話，恐怕是要迷惑皇上啊。
至于他最後所論，說中國的百姓，即使教給他們軍事，也沒有什幺用途。
他這樣說，給他加個對百姓大不敬的罪名都是可以的。
如果像他所說，那幺外國人，理應永遠是征服者，而中國的百姓，理應永遠是被征服者（參見前面奏議的原文）。
人民即使經過了訓練而仍不能戰，那些募兵，難道他們不是人民的一分子嗎？那些募兵不能抵禦外侮，就連五尺的兒童都知道，難道司馬光不知道嗎？現在隻管說保甲不可參加戰役罷了，而更不能依靠他們來取得戰争的勝利，那幺根據司馬光的用意，難道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屈于北方異族天經地義而不敢背叛嗎？唉！當時的那些賢人不滿于新法，他們的理由僅是如此，從保甲法這一項，就可以看到其他了。
自元祐年間（公元1086年~1093年）廢保甲法後，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雖然議論恢複而沒有真的施行。
到徽宗崇甯年間（公元1102年~1106年），蔡京這個反複小人，托言紹述時的事，又重新倡導。
但它的精神和形式，已經不再是王安石所施行的舊樣子了。
高安的陳汝锜說的多好啊！他說：“宋朝，是由武力衰敗而衰弱的國家。
将權被釋于杯酒，而各地方的兵也就弱了；天子的禁軍，都去守衛邊境以備征讨，而京城周圍的兵也就弱了；招攬一些遊手好閑之人給他們刺上字而成為士卒，既攪擾當地百姓，還因供養他們而使百姓困頓，他們所在地方的防禦力量就弱了。
因此金國一作亂，攻下了朔代，圍困太原，取得燕薊，直接打到汴京，有南朝無人的感歎。
而太後的手诏，也有人們不懂軍事之恨。
假如保甲不廢，又能按時訓練，号令一天天熟悉，家家有武器，人人同仇敵忾，縱然胡人入侵，又何至于一甩膀子就縱行數千裡，沒有哪個地方能阻擋他們的鋒芒！而又何至于紛紛召集，頒下哀痛的勤王诏書啊！因此我認為編保甲法，訓練民兵，已經預知将來必定有靖康之恥；而靖康時之所以河決魚爛，正是因為保甲法被破壞了。
頂着它的名義而放棄了它的實際，用度一天天多，而銳氣一天天少，驅趕病殘兒童赤手空拳與饑餓的豺狼搏鬥，自然馬上就死于利爪之下，這樣還會去罵王安石嗎？”（蔡上翔《年譜》中引）唉！這話真是說到了我心上。
保甲法既然廢除，将兵的制度也破壞，宋要想不南遷，怎幺能夠呢？然而給宋帶來禍患的，真的是王安石嗎？還是司馬光呢？ 第四保馬 保馬法，就是官府給百姓馬，讓百姓來代養，并且獎勵百姓自己養，等有急用時，就給他們錢然後拉去用。
馬是戰陣的利器，于軍事是不能忽視的，所以曆代都把馬政當做國家的大政之一，就是今天各國也是這樣。
宋代的馬極缺乏，在這之前設置有群牧監，常以樞府大臣為主管，用以增加它的分量。
然而官馬作弊很多，耗費很大，而不能收到應用的效果，到王安石時才有了保馬法。
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诏令開封府界各縣保甲可自願牧馬，将陝西所購馬匹挑選給他們。
熙甯六年，又頒诏讓司農寺立《養馬法》，于是曾布等按诏令呈上規定：凡是五路義勇願意養馬的，每戶一匹，有财力願意養兩匹的也可以。
全都由監牧司現有馬匹提供。
或者官府給出馬價讓自己購買，不要強迫。
開封府界不要超過三千匹，五路不能超過五千匹。
除了追捕強盜之外，騎馬超過三百裡都是被禁止的。
在府界的，免除收買糧草二百五十束，增加供給錢币。
在五路的，每年免除折抵交納錢。
三等以上，十戶組成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組成一社，以應付病死賠償。
保戶馬匹死亡，保戶獨立賠償；社戶馬匹死亡，社戶賠償一半。
每年檢查一次肥瘦，禁止扣留。
一共十四條，先從府界施行，五路委托監司、經略司、州縣推行。
王安石所創的各個法中，最不合理的，要算是保馬法了。
馬是生物，它的肥瘦生死，往往不全由人力，要求百姓來養，有損失就讓他們賠償，這不是施政的方法。
元祐初施行，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都認為它有傷百姓，按理來說，這話差不多是可信的。
即使這樣，王安石當時施行這項法令，也是有原因的。
王安石所最關注的，是訓練民兵，也就是保甲。
而練民兵不可以沒有馬，官府不給就沒有用的，官府給卻又沒有，因此把馬貸給百姓讓他們自己養，這隻是與保甲法相關聯而已。
然而既然用這種法令，也應該有它的方法。
保馬法，是他在不應該幹涉的地方幹涉了，這是千慮中的一失。
現代的各國，用來籌劃馬政的方法很多，這不關大局，就不細說了。
第五軍器監 兵器不精，等于把士卒送給敵人。
兵器的重要性，自古就是這樣。
宋代從仁宗以來，拘泥于太平，兵器都腐朽鏽蝕得不能再用了。
熙甯五年（公元1073年），崇政殿說書王雱上疏說： 漢宣帝号稱中興賢明君主，可是曆史上所說的能工巧匠，偏偏在漢元帝、漢成帝時期最精絕。
這雖然是有關官吏的事，卻關系到朝廷的政事。
當今對外防禦邊疆禍患，對内戒備盜賊，可是全國每年征收弓弩、甲胄充實軍庫的按千萬計數，竟沒有一件堅固完好精巧銳利确實能夠作為防備的武器。
為臣曾經看到各州作院兵匠缺少，以至于拘捕市民來服役，所制作的兵器，僅僅是外表而已。
武器庫的官吏，計算兵器多少儲藏，不要求有實用價值，所以積聚的雖然衆多，但大都破舊粗劣。
治政像這個樣子，想要抗敵決勝，抗外治内，确實不行。
如想精簡軍備，對天下表示太平無事，金屬木料、絲麻、筋膠、獸角、鳥羽這些材料，都是百姓的财力，無緣無故聚集工匠而毀壞，非常可惜。
不如另行制定法規，收聚幾州的作院集合在一個地方，就像現在的錢監那樣，選擇懂得工藝的官員專管這些事務。
并且招募全國的好工匠分散擔任匠師，而在朝廷内設工官來總管這些事，察看所造兵器的精細和粗劣然後獎賞或懲罰，那樣人人盡量想要做好，不加苛求就全都精良了。
皇帝聽從了他所說的，第二年，設立軍器監，總管内外兵器的政務，設判一名、同判一名。
下屬有丞，有主簿，有管當公事。
在此之前，武器被三司所掌管，到這時廢止，全部歸軍器監總管。
凡是懂得兵器利弊的人，聽任到軍器監陳說，這時官民進獻兵器制造方法的人非常的多。
（按）元澤是王安石的愛子，他的學問才能都有過人之處，可惜死得早而沒有表現出來，而後人诋毀他不遺餘力，即使是《宋史》記載的這奏章，也以為是逢迎皇上的意思，想要變更舊制。
舊制度的弊端既然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想不更正，能夠做到嗎？看他所說的話，和現在東西各國的做法正暗合。
國家要想強兵，非使武器精良不可；而想使武器精良，非得設置專門的官吏來主持這事情不可。
如果還像宋朝以前的制度，讓各州官吏按照舊例貢獻，就是想讓武器不朽壞而湊合着用也不可能，何況指望加以改良而更新呢？設置軍器監，就是在當今的中國，仍然是當務之急，而執政的人神志不清，不曾提及，而元澤在千年前能說出來，他的見識不是很高遠嗎？按《宋史-兵志》所記載，自軍器監設置之後，它所發明的新式軍器，不一而足，督促的效果，就可以看到了。
而元祐年間的改革，又全都廢止了，仍讓各路的作坊去制造，這真是元澤所說的聚集衆人來毀壞天地間有用的材料啊。
宋代這樣做，即使不想南遷，怎幺能做到呢？！ 綜觀王安石的軍政，大體上還是合理的，與當今各國的軍政很相近；而他想變募兵為民兵，更是治理國家的長久之計，現在的中國仍然不能施行，而不這樣施行是斷然不能圖強的。
而他的保甲法，全仿照古制，不隻是使人人為兵就罷了，而又使人人時刻都為兵。
人人為兵，這是合理的，人人時刻為兵，這在古代的小國可能還可行，而不能在秦之後的泱泱大國施行。
這是為什幺呢？古代的部落，把戰争當做國家的第一大事，而經濟不過是為戰争供應物資的。
等到世界一天天文明，就将經濟當做國家第一大事，而戰争不過是保護經濟的工具。
人人無時不為兵，雖然說是農閑的時候講武，而妨礙生産也是不少的。
法令不是很完善，這是一點。
再說古代的小國，如果都不當兵，就不能抵禦敵人。
後世天下一家，百姓的數目從數千萬增加到數萬萬，讓人人無時不為兵，那幺國家本來就用不到這幺多的兵，況且搜羅整個國家的财物，也不能給它提供費用。
法令不很完善，這是第二點。
唐代的府兵之所以要變為騎，雖說是執政無術，也是形勢的必然。
然而王安石這人人皆兵主義，就最終不能施行嗎？回答是：“又不是這樣。
”現在世界各國區分常備兵、預備兵、後備兵，這種方法是正确的，人人都有拿起武器保家衛國的義務，然而服役于這個義務，或一年，或二年、三年，過了這個時間，就分散去務農，沒有什幺大事，就不征調他們。
這在各國已經是成熟的法令，即使将來有聖人，也是無法改變的了。
問：“憑王安石的常識，怎幺會看不到這一點呢？”回答：“王安石可能已經看到了。
”問：“既然見到了，為什幺不施行呢？”回答：“應當根據當時的情況。
”王安石執政時，國家本來就已經有募兵百餘萬，就是這各國的常備兵。
按王安石的計劃，本來是想把他們都廢了用民兵代替。
然而中唐以來數百年積累下來的弊端，改變是不可以太急促的，因此就逐漸改變；一方面減少募兵，另一方面用民兵補它所裁掉的數額，于是就有稱為上番的，上番的民兵，就是常備兵中的義務兵。
而退番的民兵，就是預備兵、後備兵中的義務兵，誰說王安石看不到這一點呢？假使沒有反對黨的阻撓，王安石能更長久在丞相的位置上，那幺怎知現代各國能行的軍制，我國不能在千年前開創而成為世界的模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