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荊公之政術（三）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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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置軍器監，總内外軍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
先是軍器領于三司，至是罷之，一總于監。
凡知軍器利害者聽詣監陳述，于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雲。
按元澤為荊公愛子，其學行才能皆有大過人者，惜蚤卒不得表見。
而後人诋之，不遺餘力，即宋史載此奏，亦以為逢迎上意，欲妄更舊制。
夫舊制之敝壞，既已若此，即欲不更之，其可得乎？觀其所言，與今東西諸國之法正暗合。
蓋國家而欲強兵，非先利其器不可。
而欲利戎器，非設專官以董其事不可。
若如宋前此之制，委各州官吏循例供獻，即欲求其不朽窳而差堪用，猶不可得，況能改良以日新者哉！夫軍器監之設，雖以今日之中國，尚為當務之急，而執政者且未見及也。
而元澤于千年前能言之，其識不亦遠耶！以宋史兵志所載，自軍器監設置之後，其發明新式之軍器，不一而足。
勸工之效，亦可見矣。
而元?更張，又一舉而廢之，還責諸諸路坊作，斯真元澤所謂聚工以毀天地有用之材耳！宋之為宋如此，雖欲不南，安可得也？ 綜觀荊公之軍政，其大體悉衷于學理，與今世各國之軍政略相近。
而其欲變募兵以為民兵，更經國之遠漠。
今之中國猶未能行，而非斷行之不足以圖強者也。
但其保甲之法，全仿古制，非徒使人人為兵而已。
又欲使人人無時而不為兵，夫人人為兵，宜也；人人無時而不為兵，此在古代小國寡民，或可行之，而非可以施諸秦以後泱泱之大國。
何也？古代部落，以戰争為國家第一大事，而經濟不過為供給戰争之資。
及夫世運日進文明，則以經濟為國家第一大事，而戰争不過保護經濟之具。
人人無時而不為兵，則雖曰農隙講武，而有妨于生産者終不少焉。
法之未盡善，此其一也。
又古代小國寡民，非盡籍為兵，不足以禦侮。
後世禹域一家，民數自數千萬以增至數萬萬，使人人無時而不為兵。
則國家固無需此多兵，且即盡搜一國之财，亦不足以供其費。
法之未盡善，此其二也。
故唐府兵之所以變為弓廣騎，雖曰執政之無術？然亦勢所必至者矣。
然曰荊公人人皆兵之主義，竟不能實行乎？曰：是又不然。
今世各國之區别常備兵、預備兵、後備兵，得其道矣。
人人皆有執幹戈衛社稷之義務，然其服此義務也，或一年，或二年、三年，過此以往，則散而歸農，非有大故，則征調不及也。
此各國已然之成法，雖有後聖，亮無以易矣。
曰：然則以荊公之學識，胡乃見不及此乎？曰：荊公蓋已見及之。
曰：既見及則何為不行？曰：是當論其世也。
彼荊公執政之時，國家固已有募兵百餘萬，此即比于各國之常備兵者也。
以荊公之計劃，固欲盡廢之而代以民兵也。
然中唐以來數百年之積弊，革之不能驟也，故以漸焉。
于一方面減募兵，同時于一方面以民兵補其所省之額，于是乎有所謂上番者。
其上番之民兵，即服常備兵之義務者也；其退番之民兵，即服預備兵後備兵之義務者也。
孰謂荊公而風不及此也！使無反對黨之阻撓，而荊公更久于其位，則安知現今各國通行之軍制，我國不于千年前創之，以為世界模範耶！ 【譯文】 軍政第一省兵 宋朝因為養兵而使國家困頓，擁有百萬的軍隊，所花費占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二，而一仗都不能打，稍有見識的人不能不為此感到憂慮，然而最終沒能進行改革，是因為這弊端已經積累很久，若不是豪傑之士不能改變。
而當時的士大夫們習慣于偷懶，他們沒有誰的心力足以擔當此任的。
現在先來述說當時的賢人們所論述有關養兵的弊端，然後再說王安石裁撤軍隊的政策（下面所抄錄的雖然很長，然而讀了這些才能知道當時舊法的弊病極大，不得不改變。
又可以看到王安石的保甲法和裁撤軍隊相配合，而攻擊他的人是無理取鬧）。
仁宗嘉祐年間（公元1056年~1063年）知谏院範鎮上書說： 現在土地很多，百姓很少，賦斂很重，國家财政費用很不足的原因，正是因為兵多。
議論的人肯定要說這是為防契丹而準備的。
契廟五十年不敢南侵的原因，是因為朝廷送給他們的金銀等财物更有利。
即使他們放棄這種利益而南侵，那幺黃河以北，就連婦人女子，都要成為守城的人，城市不依靠田地中耕田的人，又将有什幺用呢？隻是預先蓄養而使民困頓。
從百姓中征兵就會造成民稀，民稀田地就會空閑，田地空閑賦稅就會加重，賦稅加重民心就會背離；寓兵于民間百姓就會多，百姓多田地就會開辟得多，田地多賦稅就會輕，賦稅輕民心就會穩固。
與其使百姓離心而防備契丹，契丹沒有來而民力已經匮乏，不如鞏固民心以防備契丹，即使契丹來了民力也有餘，國家支出有準備，這其中的利害如看白黑，如數一二一樣明白。
而現在在此問題上猶豫的人，讓我深感迷惑。
當年漢武帝因為軍事使天下因頓，是他用兵來征匈奴掃平漠北而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陛下因為軍事使天下困頓，是不用兵養兵以至于此的緣故，并沒有達到自己目的，何必要這樣來做呢？ 歐陽修也論述這事說： 國家從景德年間與遼國議和休戰以來，已經有三十三年的時間了。
當年經曆過戰争的士兵，如今已經年老死盡了，而後來當兵的人還沒有聽見過戰鬥的鑼鼓、見識過戰争的場面。
出生在太平年代衣食飽暖，滋生驕橫懶惰是必然的。
現在入京宿衛的士兵，自己不拿甲胄而讓别人替他拿，禁軍分的口糧，自己不背卻雇别人替他背。
驕惰到這個樣于，又怎幺肯吃苦冒險去作戰呢！前不久西邊的将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次用兵都遭失敗，就是證明。
假如士兵真能耐住辛苦參加戰鬥，隻是需要農民的供養，還是可以的，可惜他們空有一個士兵的虛名，其實卻是驕惰無用之人。
古代的普通百姓成年健壯的都在田裡勞動，農閑時教他們作戰的本領。
現在則大不相同，一遇荒年，州郡的官吏拿着尺子去衡量老百姓，健壯的便被招去當禁兵，另外不夠尺度較瘦弱的，都被送去當廂兵。
官吏招人多的有賞，而老百姓正當窮困之時，便争着去當兵，因此一遇災荒，留在家裡耕田種地的隻有年老體弱的人了。
官吏對此卻說：不招他們去當兵，恐怕他們去當強盜。
唉！僅知道使他們一時不會變為強盜，卻不知道他們将因此一生驕橫怠惰變成寄生蟲。
古時成年健壯的人負責耕田種地，老弱的人遊手好閑，現在是成年健壯的人遊手好閑，而年老體弱的人留下來耕種，怎幺這幺相反呢？既然百姓盡力耕種，仍不免要吃豬狗之食，而一旦去當和尚、士兵，就會終身安閑，享受美好的食物，那幺耕田的人就不得不日益減少了。
所以說有誘民之弊，指的就是這個。
又說： 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讓他們赴湯蹈火。
現在廂軍和禁軍，官吏不敢使用，到不得已的時候暫時使用他們，就稱這為暫時借用。
那些官兵相互傳告說，官吏央求我們了。
而調遣軍隊的公文也稱為請求。
那賞賜是用來酬勞的，現在因為大禮的原因，沒有勞心勞力的賞賜三年就要有一遍，用款**百萬，官吏不敢延遲一天。
兵士得到賞賜，不因為沒有功勞而覺得羞愧，而是去稱量賞賜的多少，比較賞賜的好與差，稍不如意，就聚集起來呼叫，拿棍棒想攻擊朝廷的官吏。
沒有事情的時候還像這樣，因此知道士兵的驕橫。
兵士敢于驕橫的原因，是因為使用他們沒有正确的方法，制度沒有建立。
往日五代的混亂可以說達到了極點，五十三年之間變更了五個姓氏的十二個君王，因為亡國被殺死的有八個。
在位時間最長的不過十餘年，短的甚至隻有三四年就滅亡了。
那些五代的君主難道都是愚笨的人嗎？他們的心裡難道喜歡禍亂而不想實行長治久安的大計嗎？但他們的力量有不能做王的地方，是因為環境和條件的制約。
那個時期，東邊北漢據山西，西邊有前蜀、後蜀據四川等地，北邊有契丹，南邊有吳據淮南、南唐據江南、閩據福建、南漢據南海、吳越據兩浙、楚據湖南、南平據荊南，天下分為十三四，中原被四面環繞。
以非常狹窄的中國，又有叛将強臣實行割據，那些統治天下的人，大抵都治理國家的時間短，威望德行沒有融洽。
強暴的君王勇猛的國君依靠武力實施統治，僅僅能夠維持統治，不能庇佑懦弱的子孫，不過一兩次傳位就要陷于敗亂。
因此養兵就像讓童子去吃虎狼的肉，因為害怕不敢吃，哪裡還談得上制約！天下的形勢就像破屋子，修補内室則牆角壞了，修整椽子則棟梁傾頹，拼命支撐着，勉強存在罷了，哪還有時間制禮作樂，對各方面進行約束，建立健全制度呢？現在宋朝存在已經八十年了。
對外平息了僭亂，沒有能與我們抗衡的敵國；對内削除了藩鎮割據，沒有強大叛逆的臣子。
天下實現了統一，海内平安。
建立國家不能說時間不長，天下不能說不廣大，可是軍隊不能夠對外震懾卻敢驕橫國内，制度不能成為萬世的法則卻日益細碎雜亂，一切得過且過，與五代的時候沒有差異，這确實太讓人歎惜了。
蘇轼也論述到： 軍隊沒有事而要吃飯，這樣就不能讓他們集中在一起；如果集中，就不能讓他們隻吃飯而沒有事做。
這兩者是相互矛盾而不能并行的，事情就是這樣。
現在有百頃的閑田就足以養馬四千匹，而不用花費什幺，聚集起四千匹馬而運來百頃地上的馬草，則它的費用要增加百倍，這是很容易明白的。
過去漢代的制度，有輪流服役的士卒，而沒有耕田的士卒，雖然都出身于農夫，而當他們成為士卒後，就不再關心農夫的事，因此郡縣裡沒有經常屯駐的軍隊，而京師也不過有南北兩個軍期門羽林而已。
邊境有事，諸侯有變，都要用虎符調動郡國的軍隊。
到戰事完後，軍隊就休整，各分散到原來的地方。
因此它的士兵雖然不離開農業，而天下也不至于有匮乏，這是它不常聚的原因。
唐擁有天下後，設置十六個衛府兵，天下駐軍有八百餘處，而屯在關中的，就有五百處，而他們沒有戰事時就耕田生産谷物，不僅可以自己養活自己，還能增加縣裡糧食的存儲，因此它軍隊雖然在京師，而天下也不至于困頓的原因，是他們不曾隻吃飯而什幺事都不做。
而現在天下的軍隊，聚集在京城周圍而不從事耕作的有數十萬，都要仰仗着縣官來養活，有漢唐的禍患，而沒有漢唐的好處，選擇了它們不好的地方都吸收了，這就是不分辨而将弊端全吸收。
天下的财物，近的在淮河流域，遠的到吳楚，凡是車船能到達的地方，人力能去的地方，沒有不把那裡的财物都搜取到京城來的。
天下安定無事，而賦稅聚斂的程度，達到了不能再高的地步，而财政部門所掌握的收入，仍苦于不夠支出，這弊端都是由不從事耕種的軍隊在内聚集，而吃四方的貢賦的緣故。
不僅如此，還有循環往來屯駐在郡縣中的。
過去建國初，那些分裂的勢力，擁有軍隊而不服，太祖和太宗，親披戰袍，經過奮戰而取得那些地方，收降了它們的君主而擁有了它們的疆土。
而它們仍然有殘餘的力量，皇上怕複發，于是派出禁兵戍守在那裡，大到蕃鎮州府，小到縣鎮，處處都有京師的軍隊。
由此來看，則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天子自己來守衛，而這樣能長久不變嗎？花費沒有比養兵更大的了，養兵的費用，沒有比出征和行進更多的。
現在派禁兵來守郡縣，遠的有數千裡，除了他們每月每年應當供給的外，而每天還要供給他們糧草，三年輪換一次，去的紛紛擾擾，來的接連不斷，雖然每批不過數百人，而總共算下來，與數十萬兵沒有什幺區别。
三年一出征，農夫之力，怎幺能不枯竭？來回運輸的士卒，怎幺能不疲憊？況且現在天下沒有戰事，武夫和兇悍的士卒，沒有什幺功勞可以取得上面的重視，然而都不得不成為閑居無用的士卒，他們以為給天子當兵，就應該吃好的穿好的，開府庫，拿出金帛，如果有不盡他們意的，就群起而攪鬧。
這是做什幺呢？天下是一家，已經是數千百年了，百姓擁戴國君，到海邊都應是這樣，和京城周圍沒有什幺兩樣，也不必懷疑四方的軍隊而隻信任禁軍。
過去四川有均賊，近來貝州之亂，并不一定非要禁兵才可以平定。
我認為郡縣的士兵，可以慢慢訓練而悄悄奪去他們的權利，那幺禁兵就可以逐漸不用了。
天下武功高的人，非要有固定的場所嗎？大自然所賦予人的，各地沒有什幺不同，以前戰國時各地都是要使用的。
四川人的怯懦，吳地人的矮小，都曾與大國來抗衡，怎幺能隻用禁兵呢？現在的士卒，是疲憊、怯懦而振作不起來的，他們見到郡縣都有禁兵，而對待他們很特殊，因此就把自己看成是低等的役夫，這樣将吏們也無法使他們聽從命令。
假如禁兵漸漸減少，而供養他們的錢糧來優待郡縣的士兵，那他們肯定會非常高興，出于意外，他們會感激皇上的恩德，而願為朝廷效力，又怎幺怕他們不如禁兵呢？士兵一天天多，禁兵一天天少，除了皇帝的侍衛以及保衛城池外，就不必再用禁軍，這樣則内部就不再有屯兵聚集供養的費用，外也沒有遷徙供應的勞頓，費用的節省，就可以過半了。
又說：（《策别十六》） 三代之兵，不等選擇就已經很精，這是什幺原因呢？從農民中選擇士兵，有固定的數目而沒有固定的人；國家有重要的事，每一家出一個士兵，如此而已。
這樣老年人能得以奉養，有疾病的能得以休息。
百姓中被官府所用的，沒有不是健壯的子弟的。
因此他們在沒有戰事的時候耕作和打獵，這些用不到老弱的百姓；軍隊出征而供應糧食，不曾喂養無用的士卒。
使他們經曆艱險，精于武藝，智慧足以跟随旗鼓的指揮而進退，強大鋒利足以攻入堅固之地，守城的人，人人都能夠自己保衛自己，這樣損失少而取得的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
到了後世，兵民既然分開，士卒不再是平民百姓，于是開始有了老弱的士卒。
既然募民而成為兵，他們的妻子兒女房屋等，都要托付到軍隊之中，他們的姓名既然已經寫到官府的兵籍冊中，就行走不能做商人，居住不能做農民，隻能依靠官府，到衰老後無家可歸，那幺他們肯定不願意離開軍營。
因此就是那些沒有用的兵卒，即使減少他們的糧食和報酬，也都要一輩子靠軍營生活。
所有人從二十歲往上一直到衰老，不過四十餘年，身強力壯，足以上戰場拼殺的，也不過二十多年，現在供養他們終身，就是一個士卒共有二十年沒有用而卻要官府供養。
由此可以推斷，養兵十萬，其中有五萬人是可以離開的；屯兵十年，其中有五年是沒有益處的花費。
現在天下募集的士卒很多，過去陝西那一仗，都靠平民為兵。
加上明道、寶元年間，天下遭旱災和蝗災，到近年青州和齊州的饑荒以及河朔的水災，百姓急于當兵的日益多起來。
查考資料就可以看出，近代以來，募兵的數目，沒有像今天這樣多的了，然而都是些老弱沒有經過訓練的，不能頂上古代士卒的十分之五，而衣食的花費，比古代多百倍。
這實在不能長久不變。
凡是百姓要當兵的，他們這些人多數不是良民，在他們少壯時，賭博飲酒，不在家安分守己，因此能舍身到軍營中，等他們年歲大了，氣力不足了，後悔也來不及。
我認為五十以上，願意再恢複為百姓的，應該聽從他們。
從現在起，百姓願意當兵的，三十歲以下可以收，限期十年消除他的兵籍。
百姓三十而去當兵，十年後回去，他們的精力還足以養小的送老的，還可以為他們的終身打算。
在他們應募時，就已經知道在這裡不出十年，而要為他這十年而打算，到時候削除了他們的兵籍而沒有怨言。
用官府終身供養無用的士卒的錢來招募别人，應征的人肯定會多，這樣官府就不會有老弱的士卒，而百姓中不能打仗的，也不至于無辜而死。
他們都知道不超過十年就要恢複為平民，就會自愛而不去犯法，也不至于結交一些無賴或自己去做惡人。
現在天下的禍患，在于民不了解兵，因此士卒們常常驕橫兇悍，而百姓常常害怕，盜賊來攻而不能抵禦，外族來搶掠也不能抵抗。
現在如果讓百姓來代替他們而來當兵，之後還可以恢複為百姓，那幺天下了解軍隊的就多了，而盜賊和外族就會有所忌憚。
讀了這些就知道，當時養兵的弊端，是萬萬不能不改變了。
而範、歐陽、蘇這些人所建議的，就是後來王安石所施行的。
要等到王安石的時候才改，這是為什幺呢？事情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天下的大業，終究不是那些議論者所能辦到的。
宋仁宗是優柔寡斷之主，不能和他來讨論大計。
而神宗則是英明果斷的君王，可以輔佐他并施行這些改革。
然而皇上一談到要實際操作，群臣們一個個都變了臉色，誰也不敢負這個責任，首先阻撓的就是司馬光，他說： 淘汰的多了，人們惶恐且懷疑，會招來憂愁怨恨，雖然國家太平，法令嚴密，這種攪擾，也不會怎幺樣。
可是诏書一下，萬一有人散布流言，煽動百姓，朝廷到那時想省事，把诏書收還，就會馬上失去威嚴，之後就不能指揮這些驕兵了。
如果硬要推行，則衆怨難犯。
梁朝因分魏博的兵，導緻張彥之亂，這事是可以借鑒的。
司馬光的這種說法，可以說是當時反對黨的代表。
問他們理由，不過就是擔心驕兵不能控制，怕激惹他們造反，而決心姑息養癰。
假如沒有王安石，那幺這件事也就因為聽了别人的意見而廢止了。
當時皇帝和王安石議論裁兵的事，皇上說：“密院以為肯定要有唐建中的叛亂。
”王安石說：“陛下親身施行德義，勤勞于政事，上下都不相蒙蔽，不會有這樣的道理。
建忠叛亂的原因，是因為德宗用盧杞這些人而疏遠陸贽，他不亡國，是他的幸運。
現在所決斷的事都出于皇上，詳細定立條例，逐漸來施行。
”皇上的決心才下。
于是熙甯元年（公元1068年），下诏給各路的監司，察州兵中不符合條件的記錄下來，不能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能任廂軍的免為平民。
不久又下诏挑選各路年齡四十五歲以下還能打仗的，升一等；五十歲以上願還為民的，聽其自便。
舊制兵卒到六十一歲才可退休，有進還不馬上允許，這時免為平民的很多，冗兵從此裁減許多。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下诏廢除合并各個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并為二百七十，馬軍數額改為三百人，步兵四百人。
之後總兵也進行調換合并，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并為三百五十五營，而京城的兵，都和京城周邊的各路以及廂軍調撥合并，都聚集并取整補零，都規定了人數。
從熙甯到元豐，每年廢除和合并都很多，而增加武衛軍，嚴格他們的訓練方法，不過幾年都成為了精兵。
冗兵應該裁減，當時是既然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不敢有所動作的原因，就是怕兵變。
然而王安石
先是軍器領于三司，至是罷之，一總于監。
凡知軍器利害者聽詣監陳述，于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雲。
按元澤為荊公愛子，其學行才能皆有大過人者，惜蚤卒不得表見。
而後人诋之，不遺餘力，即宋史載此奏，亦以為逢迎上意，欲妄更舊制。
夫舊制之敝壞，既已若此，即欲不更之，其可得乎？觀其所言，與今東西諸國之法正暗合。
蓋國家而欲強兵，非先利其器不可。
而欲利戎器，非設專官以董其事不可。
若如宋前此之制，委各州官吏循例供獻，即欲求其不朽窳而差堪用，猶不可得，況能改良以日新者哉！夫軍器監之設，雖以今日之中國，尚為當務之急，而執政者且未見及也。
而元澤于千年前能言之，其識不亦遠耶！以宋史兵志所載，自軍器監設置之後，其發明新式之軍器，不一而足。
勸工之效，亦可見矣。
而元?更張，又一舉而廢之，還責諸諸路坊作，斯真元澤所謂聚工以毀天地有用之材耳！宋之為宋如此，雖欲不南，安可得也？ 綜觀荊公之軍政，其大體悉衷于學理，與今世各國之軍政略相近。
而其欲變募兵以為民兵，更經國之遠漠。
今之中國猶未能行，而非斷行之不足以圖強者也。
但其保甲之法，全仿古制，非徒使人人為兵而已。
又欲使人人無時而不為兵，夫人人為兵，宜也；人人無時而不為兵，此在古代小國寡民，或可行之，而非可以施諸秦以後泱泱之大國。
何也？古代部落，以戰争為國家第一大事，而經濟不過為供給戰争之資。
及夫世運日進文明，則以經濟為國家第一大事，而戰争不過保護經濟之具。
人人無時而不為兵，則雖曰農隙講武，而有妨于生産者終不少焉。
法之未盡善，此其一也。
又古代小國寡民，非盡籍為兵，不足以禦侮。
後世禹域一家，民數自數千萬以增至數萬萬，使人人無時而不為兵。
則國家固無需此多兵，且即盡搜一國之财，亦不足以供其費。
法之未盡善，此其二也。
故唐府兵之所以變為弓廣騎，雖曰執政之無術？然亦勢所必至者矣。
然曰荊公人人皆兵之主義，竟不能實行乎？曰：是又不然。
今世各國之區别常備兵、預備兵、後備兵，得其道矣。
人人皆有執幹戈衛社稷之義務，然其服此義務也，或一年，或二年、三年，過此以往，則散而歸農，非有大故，則征調不及也。
此各國已然之成法，雖有後聖，亮無以易矣。
曰：然則以荊公之學識，胡乃見不及此乎？曰：荊公蓋已見及之。
曰：既見及則何為不行？曰：是當論其世也。
彼荊公執政之時，國家固已有募兵百餘萬，此即比于各國之常備兵者也。
以荊公之計劃，固欲盡廢之而代以民兵也。
然中唐以來數百年之積弊，革之不能驟也，故以漸焉。
于一方面減募兵，同時于一方面以民兵補其所省之額，于是乎有所謂上番者。
其上番之民兵，即服常備兵之義務者也；其退番之民兵，即服預備兵後備兵之義務者也。
孰謂荊公而風不及此也！使無反對黨之阻撓，而荊公更久于其位，則安知現今各國通行之軍制，我國不于千年前創之，以為世界模範耶！ 【譯文】 軍政第一省兵 宋朝因為養兵而使國家困頓，擁有百萬的軍隊，所花費占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二，而一仗都不能打，稍有見識的人不能不為此感到憂慮，然而最終沒能進行改革，是因為這弊端已經積累很久，若不是豪傑之士不能改變。
而當時的士大夫們習慣于偷懶，他們沒有誰的心力足以擔當此任的。
現在先來述說當時的賢人們所論述有關養兵的弊端，然後再說王安石裁撤軍隊的政策（下面所抄錄的雖然很長，然而讀了這些才能知道當時舊法的弊病極大，不得不改變。
又可以看到王安石的保甲法和裁撤軍隊相配合，而攻擊他的人是無理取鬧）。
仁宗嘉祐年間（公元1056年~1063年）知谏院範鎮上書說： 現在土地很多，百姓很少，賦斂很重，國家财政費用很不足的原因，正是因為兵多。
議論的人肯定要說這是為防契丹而準備的。
契廟五十年不敢南侵的原因，是因為朝廷送給他們的金銀等财物更有利。
即使他們放棄這種利益而南侵，那幺黃河以北，就連婦人女子，都要成為守城的人，城市不依靠田地中耕田的人，又将有什幺用呢？隻是預先蓄養而使民困頓。
從百姓中征兵就會造成民稀，民稀田地就會空閑，田地空閑賦稅就會加重，賦稅加重民心就會背離；寓兵于民間百姓就會多，百姓多田地就會開辟得多，田地多賦稅就會輕，賦稅輕民心就會穩固。
與其使百姓離心而防備契丹，契丹沒有來而民力已經匮乏，不如鞏固民心以防備契丹，即使契丹來了民力也有餘，國家支出有準備，這其中的利害如看白黑，如數一二一樣明白。
而現在在此問題上猶豫的人，讓我深感迷惑。
當年漢武帝因為軍事使天下因頓，是他用兵來征匈奴掃平漠北而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陛下因為軍事使天下困頓，是不用兵養兵以至于此的緣故，并沒有達到自己目的，何必要這樣來做呢？ 歐陽修也論述這事說： 國家從景德年間與遼國議和休戰以來，已經有三十三年的時間了。
當年經曆過戰争的士兵，如今已經年老死盡了，而後來當兵的人還沒有聽見過戰鬥的鑼鼓、見識過戰争的場面。
出生在太平年代衣食飽暖，滋生驕橫懶惰是必然的。
現在入京宿衛的士兵，自己不拿甲胄而讓别人替他拿，禁軍分的口糧，自己不背卻雇别人替他背。
驕惰到這個樣于，又怎幺肯吃苦冒險去作戰呢！前不久西邊的将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次用兵都遭失敗，就是證明。
假如士兵真能耐住辛苦參加戰鬥，隻是需要農民的供養，還是可以的，可惜他們空有一個士兵的虛名，其實卻是驕惰無用之人。
古代的普通百姓成年健壯的都在田裡勞動，農閑時教他們作戰的本領。
現在則大不相同，一遇荒年，州郡的官吏拿着尺子去衡量老百姓，健壯的便被招去當禁兵，另外不夠尺度較瘦弱的，都被送去當廂兵。
官吏招人多的有賞，而老百姓正當窮困之時，便争着去當兵，因此一遇災荒，留在家裡耕田種地的隻有年老體弱的人了。
官吏對此卻說：不招他們去當兵，恐怕他們去當強盜。
唉！僅知道使他們一時不會變為強盜，卻不知道他們将因此一生驕橫怠惰變成寄生蟲。
古時成年健壯的人負責耕田種地，老弱的人遊手好閑，現在是成年健壯的人遊手好閑，而年老體弱的人留下來耕種，怎幺這幺相反呢？既然百姓盡力耕種，仍不免要吃豬狗之食，而一旦去當和尚、士兵，就會終身安閑，享受美好的食物，那幺耕田的人就不得不日益減少了。
所以說有誘民之弊，指的就是這個。
又說： 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讓他們赴湯蹈火。
現在廂軍和禁軍，官吏不敢使用，到不得已的時候暫時使用他們，就稱這為暫時借用。
那些官兵相互傳告說，官吏央求我們了。
而調遣軍隊的公文也稱為請求。
那賞賜是用來酬勞的，現在因為大禮的原因，沒有勞心勞力的賞賜三年就要有一遍，用款**百萬，官吏不敢延遲一天。
兵士得到賞賜，不因為沒有功勞而覺得羞愧，而是去稱量賞賜的多少，比較賞賜的好與差，稍不如意，就聚集起來呼叫，拿棍棒想攻擊朝廷的官吏。
沒有事情的時候還像這樣，因此知道士兵的驕橫。
兵士敢于驕橫的原因，是因為使用他們沒有正确的方法，制度沒有建立。
往日五代的混亂可以說達到了極點，五十三年之間變更了五個姓氏的十二個君王，因為亡國被殺死的有八個。
在位時間最長的不過十餘年，短的甚至隻有三四年就滅亡了。
那些五代的君主難道都是愚笨的人嗎？他們的心裡難道喜歡禍亂而不想實行長治久安的大計嗎？但他們的力量有不能做王的地方，是因為環境和條件的制約。
那個時期，東邊北漢據山西，西邊有前蜀、後蜀據四川等地，北邊有契丹，南邊有吳據淮南、南唐據江南、閩據福建、南漢據南海、吳越據兩浙、楚據湖南、南平據荊南，天下分為十三四，中原被四面環繞。
以非常狹窄的中國，又有叛将強臣實行割據，那些統治天下的人，大抵都治理國家的時間短，威望德行沒有融洽。
強暴的君王勇猛的國君依靠武力實施統治，僅僅能夠維持統治，不能庇佑懦弱的子孫，不過一兩次傳位就要陷于敗亂。
因此養兵就像讓童子去吃虎狼的肉，因為害怕不敢吃，哪裡還談得上制約！天下的形勢就像破屋子，修補内室則牆角壞了，修整椽子則棟梁傾頹，拼命支撐着，勉強存在罷了，哪還有時間制禮作樂，對各方面進行約束，建立健全制度呢？現在宋朝存在已經八十年了。
對外平息了僭亂，沒有能與我們抗衡的敵國；對内削除了藩鎮割據，沒有強大叛逆的臣子。
天下實現了統一，海内平安。
建立國家不能說時間不長，天下不能說不廣大，可是軍隊不能夠對外震懾卻敢驕橫國内，制度不能成為萬世的法則卻日益細碎雜亂，一切得過且過，與五代的時候沒有差異，這确實太讓人歎惜了。
蘇轼也論述到： 軍隊沒有事而要吃飯，這樣就不能讓他們集中在一起；如果集中，就不能讓他們隻吃飯而沒有事做。
這兩者是相互矛盾而不能并行的，事情就是這樣。
現在有百頃的閑田就足以養馬四千匹，而不用花費什幺，聚集起四千匹馬而運來百頃地上的馬草，則它的費用要增加百倍，這是很容易明白的。
過去漢代的制度，有輪流服役的士卒，而沒有耕田的士卒，雖然都出身于農夫，而當他們成為士卒後，就不再關心農夫的事，因此郡縣裡沒有經常屯駐的軍隊，而京師也不過有南北兩個軍期門羽林而已。
邊境有事，諸侯有變，都要用虎符調動郡國的軍隊。
到戰事完後，軍隊就休整，各分散到原來的地方。
因此它的士兵雖然不離開農業，而天下也不至于有匮乏，這是它不常聚的原因。
唐擁有天下後，設置十六個衛府兵，天下駐軍有八百餘處，而屯在關中的，就有五百處，而他們沒有戰事時就耕田生産谷物，不僅可以自己養活自己，還能增加縣裡糧食的存儲，因此它軍隊雖然在京師，而天下也不至于困頓的原因，是他們不曾隻吃飯而什幺事都不做。
而現在天下的軍隊，聚集在京城周圍而不從事耕作的有數十萬，都要仰仗着縣官來養活，有漢唐的禍患，而沒有漢唐的好處，選擇了它們不好的地方都吸收了，這就是不分辨而将弊端全吸收。
天下的财物，近的在淮河流域，遠的到吳楚，凡是車船能到達的地方，人力能去的地方，沒有不把那裡的财物都搜取到京城來的。
天下安定無事，而賦稅聚斂的程度，達到了不能再高的地步，而财政部門所掌握的收入，仍苦于不夠支出，這弊端都是由不從事耕種的軍隊在内聚集，而吃四方的貢賦的緣故。
不僅如此，還有循環往來屯駐在郡縣中的。
過去建國初，那些分裂的勢力，擁有軍隊而不服，太祖和太宗，親披戰袍，經過奮戰而取得那些地方，收降了它們的君主而擁有了它們的疆土。
而它們仍然有殘餘的力量，皇上怕複發，于是派出禁兵戍守在那裡，大到蕃鎮州府，小到縣鎮，處處都有京師的軍隊。
由此來看，則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天子自己來守衛，而這樣能長久不變嗎？花費沒有比養兵更大的了，養兵的費用，沒有比出征和行進更多的。
現在派禁兵來守郡縣，遠的有數千裡，除了他們每月每年應當供給的外，而每天還要供給他們糧草，三年輪換一次，去的紛紛擾擾，來的接連不斷，雖然每批不過數百人，而總共算下來，與數十萬兵沒有什幺區别。
三年一出征，農夫之力，怎幺能不枯竭？來回運輸的士卒，怎幺能不疲憊？況且現在天下沒有戰事，武夫和兇悍的士卒，沒有什幺功勞可以取得上面的重視，然而都不得不成為閑居無用的士卒，他們以為給天子當兵，就應該吃好的穿好的，開府庫，拿出金帛，如果有不盡他們意的，就群起而攪鬧。
這是做什幺呢？天下是一家，已經是數千百年了，百姓擁戴國君，到海邊都應是這樣，和京城周圍沒有什幺兩樣，也不必懷疑四方的軍隊而隻信任禁軍。
過去四川有均賊，近來貝州之亂，并不一定非要禁兵才可以平定。
我認為郡縣的士兵，可以慢慢訓練而悄悄奪去他們的權利，那幺禁兵就可以逐漸不用了。
天下武功高的人，非要有固定的場所嗎？大自然所賦予人的，各地沒有什幺不同，以前戰國時各地都是要使用的。
四川人的怯懦，吳地人的矮小，都曾與大國來抗衡，怎幺能隻用禁兵呢？現在的士卒，是疲憊、怯懦而振作不起來的，他們見到郡縣都有禁兵，而對待他們很特殊，因此就把自己看成是低等的役夫，這樣将吏們也無法使他們聽從命令。
假如禁兵漸漸減少，而供養他們的錢糧來優待郡縣的士兵，那他們肯定會非常高興，出于意外，他們會感激皇上的恩德，而願為朝廷效力，又怎幺怕他們不如禁兵呢？士兵一天天多，禁兵一天天少，除了皇帝的侍衛以及保衛城池外，就不必再用禁軍，這樣則内部就不再有屯兵聚集供養的費用，外也沒有遷徙供應的勞頓，費用的節省，就可以過半了。
又說：（《策别十六》） 三代之兵，不等選擇就已經很精，這是什幺原因呢？從農民中選擇士兵，有固定的數目而沒有固定的人；國家有重要的事，每一家出一個士兵，如此而已。
這樣老年人能得以奉養，有疾病的能得以休息。
百姓中被官府所用的，沒有不是健壯的子弟的。
因此他們在沒有戰事的時候耕作和打獵，這些用不到老弱的百姓；軍隊出征而供應糧食，不曾喂養無用的士卒。
使他們經曆艱險，精于武藝，智慧足以跟随旗鼓的指揮而進退，強大鋒利足以攻入堅固之地，守城的人，人人都能夠自己保衛自己，這樣損失少而取得的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
到了後世，兵民既然分開，士卒不再是平民百姓，于是開始有了老弱的士卒。
既然募民而成為兵，他們的妻子兒女房屋等，都要托付到軍隊之中，他們的姓名既然已經寫到官府的兵籍冊中，就行走不能做商人，居住不能做農民，隻能依靠官府，到衰老後無家可歸，那幺他們肯定不願意離開軍營。
因此就是那些沒有用的兵卒，即使減少他們的糧食和報酬，也都要一輩子靠軍營生活。
所有人從二十歲往上一直到衰老，不過四十餘年，身強力壯，足以上戰場拼殺的，也不過二十多年，現在供養他們終身，就是一個士卒共有二十年沒有用而卻要官府供養。
由此可以推斷，養兵十萬，其中有五萬人是可以離開的；屯兵十年，其中有五年是沒有益處的花費。
現在天下募集的士卒很多，過去陝西那一仗，都靠平民為兵。
加上明道、寶元年間，天下遭旱災和蝗災，到近年青州和齊州的饑荒以及河朔的水災，百姓急于當兵的日益多起來。
查考資料就可以看出，近代以來，募兵的數目，沒有像今天這樣多的了，然而都是些老弱沒有經過訓練的，不能頂上古代士卒的十分之五，而衣食的花費，比古代多百倍。
這實在不能長久不變。
凡是百姓要當兵的，他們這些人多數不是良民，在他們少壯時，賭博飲酒，不在家安分守己，因此能舍身到軍營中，等他們年歲大了，氣力不足了，後悔也來不及。
我認為五十以上，願意再恢複為百姓的，應該聽從他們。
從現在起，百姓願意當兵的，三十歲以下可以收，限期十年消除他的兵籍。
百姓三十而去當兵，十年後回去，他們的精力還足以養小的送老的，還可以為他們的終身打算。
在他們應募時，就已經知道在這裡不出十年，而要為他這十年而打算，到時候削除了他們的兵籍而沒有怨言。
用官府終身供養無用的士卒的錢來招募别人，應征的人肯定會多，這樣官府就不會有老弱的士卒，而百姓中不能打仗的，也不至于無辜而死。
他們都知道不超過十年就要恢複為平民，就會自愛而不去犯法，也不至于結交一些無賴或自己去做惡人。
現在天下的禍患，在于民不了解兵，因此士卒們常常驕橫兇悍，而百姓常常害怕，盜賊來攻而不能抵禦，外族來搶掠也不能抵抗。
現在如果讓百姓來代替他們而來當兵，之後還可以恢複為百姓，那幺天下了解軍隊的就多了，而盜賊和外族就會有所忌憚。
讀了這些就知道，當時養兵的弊端，是萬萬不能不改變了。
而範、歐陽、蘇這些人所建議的，就是後來王安石所施行的。
要等到王安石的時候才改，這是為什幺呢？事情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天下的大業，終究不是那些議論者所能辦到的。
宋仁宗是優柔寡斷之主，不能和他來讨論大計。
而神宗則是英明果斷的君王，可以輔佐他并施行這些改革。
然而皇上一談到要實際操作，群臣們一個個都變了臉色，誰也不敢負這個責任，首先阻撓的就是司馬光，他說： 淘汰的多了，人們惶恐且懷疑，會招來憂愁怨恨，雖然國家太平，法令嚴密，這種攪擾，也不會怎幺樣。
可是诏書一下，萬一有人散布流言，煽動百姓，朝廷到那時想省事，把诏書收還，就會馬上失去威嚴，之後就不能指揮這些驕兵了。
如果硬要推行，則衆怨難犯。
梁朝因分魏博的兵，導緻張彥之亂，這事是可以借鑒的。
司馬光的這種說法，可以說是當時反對黨的代表。
問他們理由，不過就是擔心驕兵不能控制，怕激惹他們造反，而決心姑息養癰。
假如沒有王安石，那幺這件事也就因為聽了别人的意見而廢止了。
當時皇帝和王安石議論裁兵的事，皇上說：“密院以為肯定要有唐建中的叛亂。
”王安石說：“陛下親身施行德義，勤勞于政事，上下都不相蒙蔽，不會有這樣的道理。
建忠叛亂的原因，是因為德宗用盧杞這些人而疏遠陸贽，他不亡國，是他的幸運。
現在所決斷的事都出于皇上，詳細定立條例，逐漸來施行。
”皇上的決心才下。
于是熙甯元年（公元1068年），下诏給各路的監司，察州兵中不符合條件的記錄下來，不能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能任廂軍的免為平民。
不久又下诏挑選各路年齡四十五歲以下還能打仗的，升一等；五十歲以上願還為民的，聽其自便。
舊制兵卒到六十一歲才可退休，有進還不馬上允許，這時免為平民的很多，冗兵從此裁減許多。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下诏廢除合并各個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并為二百七十，馬軍數額改為三百人，步兵四百人。
之後總兵也進行調換合并，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并為三百五十五營，而京城的兵，都和京城周邊的各路以及廂軍調撥合并，都聚集并取整補零，都規定了人數。
從熙甯到元豐，每年廢除和合并都很多，而增加武衛軍，嚴格他們的訓練方法，不過幾年都成為了精兵。
冗兵應該裁減，當時是既然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不敢有所動作的原因，就是怕兵變。
然而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