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荊公之政術（二）民政及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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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都不敢做。
”今天想多種一棵桑樹，多買一頭牛，存兩年的糧食，存十匹帛，鄰裡已經看做是富戶了，指定他到衙前，何況敢于增加田地修蓋房屋的呢？我聽到這事，心中很傷痛。
怎幺會有聖明的君主在上，四方沒有戰事，而設立法令使百姓不敢做長久生存的打算呢？ 到神宗即位，知谏院吳充也上書說：衙前被差的日子，官吏到門前，就連杯子、舂米的木棒、羹匙和筷子，都計入資産中，定為分數，來應需求。
有人家裡的東西都沒有了，還有拖欠的賦稅沒有交完；子孫都死了，而鄰居和保人仍然被逮。
因此民間逃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免增加丁等，骨肉不敢聚在一處而怕人多了無法生存。
希望早定鄉間差役的新規定，早日施行。
三司使韓绛也說：傷害農民的弊端，沒有比差役更厲害的了。
重的是衙前，大多都導緻破産；次等的是州役，也要重重的花費。
過去聽說京東有父子二人，将要被征為衙前，父親告訴兒子說：“我要自殺，使你免于凍餓之苦。
”于是上吊自殺而死。
又聽說江南有将祖母嫁出和與母親分開居住以逃避差役的，這是違背人倫，讓人不忍聽說。
又有賣田産給富戶，田地都到了不用服役的人家，而差役都增加給了本等戶。
其他迫害農民的，都數不過來。
希望朝中朝外的大臣，把差役的利害羅列清，送給相關的部門去商議，考查古代制度的辦法，使百姓服勞役沒有偏重的禍患，那樣百姓就能想辦法謀生，能安居樂業。
這裡所叙述，總共不到實情的十分之一，而千年之後來讀，還使人渾身顫抖，鼻酸淚流不止，那幺當時親身遭此厄運的人，活得還像人一樣嗎？這裡所說的衙前，不過是差役中最苦最累的一種，其他的名目，數不勝數。
大概衙前是看管官物；裡正、戶長、鄉書手是征收賦稅的；耆長、弓手、壯丁是追捕盜賊的；承符、人力、手力、散從是供官府使喚的。
從縣曹司到押錄，從州曹司到孔目官，下到雜職，虞侯、揀掏等，不能都記下來，都以鄉戶和等次定差，而命官、将、吏、僧、道，都可以複役（複役就是免役）。
狡猾的人有的投靠那些人，他們做傭奴，也得以免除差役。
百姓得到度牒出家可脫離苦難，度牒的價值，比地契還高，而普通的百姓賤民，服役越多生活就起窮困。
看前面所抄錄的奏議，則當時國民經濟的困頓情況，一天到晚岌岌可危的情況可以想見。
而史家還說仁宗時家給人足，這就是孟子所說的“都相信書上寫的，就不如無書”的感歎啊。
而造成這種弊端的根源，沒有比役法再狠的了。
在此之前範仲淹說天下的縣多，因而差役多而百姓貧瘠，于是首先廢除了河南省的一些縣，都并到了其他的州（然而已經被舊黨攻擊，所廢除的縣不久就恢複了）。
韓琦想要衡量每個縣的大小、差役的疏密而使它平均，而這都是彌補事情的漏洞，對從根本上救治沒有什幺作用。
司馬光說衙前應當招募百姓來充任，其它各種勞役由農民來做，這也是五十步和百步的關系。
而募人必定要有酬勞，酬勞的費用從哪裡出呢？司馬光沒來得及想。
到神宗即位，王安石為相，才大刀闊斧地進行革新，提出了募役法。
《文獻通考》卷二記載事情的大略說：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下诏讓制置條例司籌備立役法，條例司說：綜合衆人的意見，都認為讓百姓出錢雇使差役為好，就是先王之法中用百姓的财物來供養在官的平民的用意。
希望把法令條目派人送到天下各處，盡量廣泛聽取意見。
奏請的事被允許。
于是給各路發文說：衙前這一職務，是繁重和艱難的，凡酒坊所抽的稅，原來用以酬勞衙前的，讓官府自己賣，用這錢和役錢分給衙前；鹽鐵的專賣機構，過去酬勞獎勵衙前不讓百姓出售的，就用過去所定的數額作為報名為衙前的人酬勞。
在水陸運、驿站、鹽鐵、倉庫等地方的衙前，過去因被攪擾而要預備的，現在當省去不再花費。
承符、散從等過去苦重差役還沒有償還的，現在應當改變法令消除弊端使他們不再為難。
凡是有産業物力而過去沒有勞役的，現在應當出錢來助役。
這都是其中的條目。
過了一段時間，司農寺說：所得到實惠的，都是鄉村中不能向上面傳達心意的窮困百姓，所裁取利益的，是做官和有錢之家，能使人為他們說話的人，如果法令一定，那幺衙司、縣吏這些人，就無法施行取巧舞弊的勾當，因此新法的施行，尤其不方便。
盲目聽從别人的，難以取得成就。
想要從司農講明所要頒布的條令，先從一兩個州開始，等他們成功後，再讓各路都仿效施行。
如果他們的法令果真方便百姓，應當特别獎勵。
上面允許這樣做。
于是提點府界公中趙子幾把他府界所施行的條目奏上，皇上将此下達到司農寺，讓判寺鄧绾、曾布再商量。
鄧绾上奏說：京畿内的鄉戶按産業家資如貧富的不同分為五等，每年在夏秋，按等交錢。
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不交。
兩縣有産業的，上等各随縣中等并到一縣上交，分家的随所分戶而升降等次。
像官戶、女戶、寺觀、沒有成丁的都減半交，都用這些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根據差役的輕重決定祿數。
開封縣有戶二萬二千六百多，每年交錢一萬二千九百缗，以一萬零二百為差役的祿錢，餘下二千七百防備兇荒欠收的年景。
其他的縣也模仿來施行。
然而交錢是按戶等的高下來區别的，而戶等的判斷，過去因為有人弄巧而失實，于是下诏責令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
在農閉時聚集衆人，核查百姓的物業，考查他們的貧富，察出他們的欺詐和僞裝，将戶等升降。
如果故意改變等級的，以違制論處。
募法是三人互相作保，衙前仍然将物産作為抵押。
弓手試武藝，典史試書法和計算，三年或二年更換一次。
法令編寫成後，公布了一個月，百姓沒有反對的，就修着為令，于是頒布天下。
天下各地風俗不同，差役的輕重不一樣，百姓的貧富也不等，都根據其不同而形成法令。
凡應當派差役的戶根據戶等出錢，稱為“免役錢”。
坊郭等級的戶，以及成丁單女戶、寺觀、有品級的官吏之家，過去沒有差役而要出錢的，稱為“助役錢”。
凡要收錢，先要看州或縣應該雇用多少人，而随戶等均取。
雇人的錢數夠用後，又按這個數增加二分，以防備水旱欠缺之年，即使增加也不得超過二分，叫做“免役寬剩錢”。
唉！我看條例司和司農寺所草拟的役法條目，而感歎王安石和他的僚屬們，而所謂體大思精，可以做立法家的楷模了！差役對百姓的傷害，既然已經是那樣的厲害，就不能不改變。
而之前的差役，固然有的煩瑣苛刻而可以直接除去的，也有是國家必需的而不能除去的，現在的熙甯新法，對可以除去的都已經除去了（即條例司原議中所說的如部水陸運以下，現在當省去不再有費用所指的就是這些），那些不可以除去的，既然不能再讓百姓服役，而又不能因為不可役使百姓而廢了事情，就不得不由國家招募百姓願意充當的來充任，這道理是很容易看明白的。
然而既然是招募，就改變服義務的性質為合同契約的性質，沒有報酬，而誰肯來呢？而國家并不像私人的私有财産，它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從百姓那裡取得的。
而這些義務，人民本來已經負擔了數十年，隻因為立法不善，使淳樸而貧弱的更加窮困，狡猾而豪強的得以幸免。
現在根據它本來應有的義務來闡明，變征徭役的性質為賦稅的性質，比之前沒有增加。
這就是免役錢合乎道理的原因。
而在征收的時候，根據财産的多少分為等級，富有的人所征收的較多，貧窮的人所征收的越來越少，那些特别貧困的，就全部免除，這與當今各文明國收所得稅的法律正相同。
各國收所得稅，凡是人民收入少而僅夠維持生活的不交稅，那些有餘的就收稅（日本的法律，所得在三百圓以下的不交稅，以上的交稅。
各國所定的數額不同，大意都差不多）。
而收稅時，核定等級，按比例進行累加（日本的法律，所得三百圓以上的交千分之十五的稅，百圓以上的，交百分之十二的稅，一千圓以上的交千分之十五的稅，如此分為十一等，至到十萬圓以上的交千分之五十五的稅。
這是它的大概，其他國家大體也是這樣）。
這實際是極為均衡公平的課稅方法，也是各國财政學家所稱道的。
王安石在數百年前，在各國還沒有發明此法的時候，所定的法度和他們的暗暗相合。
所謂的按産業如家資的貧富上下分等級，根據戶等交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不用交錢的辦法，就是這樣。
豪族和僧侶，不用服役，而國家一切負擔，全都由弱小而無力的平民負擔，這是中世紀以來歐洲各國的弊政。
而法國的大革命，和近百年來歐洲各國的革命，其動機的大半，都是因為這個。
王安石痛心疾首于這些不公平的政策，不怕得罪于豪強大戶，而毅然去向他們要助役錢，這是歐洲各國流億萬人的血才得到的結果。
而王安石在廟堂中籌劃一番，頃刻間指揮若定。
他立法的完善和周備，既然是這樣，還不敢自信，于是公示了一月，百姓沒有反對，然後才寫成命令。
而施行時，也不敢急促，先在一兩個州施行，等它的結果，才把它推廣到其他各州。
所說的謙虛恭敬的君子最終有好的結果，難道不是嗎？自從此法施行，後來又多次變遷，而最終也不能廢，直到今日。
而人民不知道有徭役這件事，就是說出它的名字來也常常不理解，這是誰的恩賜呢？是王安石的恩賜。
王安石此舉，将堯舜三代以來的弊政一掃而去，在國史上、世界史上是最有名的社會革命。
我們這些人生在當今，已經将這些淡忘很久了，試着看一看當時的一些人所講述的舊社會颠沛流離的情形，再考查一番中世紀歐洲的曆史，看一看封建時代的豪族僧侶剝削平民的事實，兩兩相印證，則對于王安石，應該對他怎樣地頂禮膜拜？數百年來，，一隻狗見到影子而叫，百隻狗聽聲而叫，直到今天還說王安石迂闊、執拗、苛刻、冷酷，甚至說他營私、斂财。
唉！我國國民的不善于報恩，真使人感慨。
當時立法的人說：現在所得到實惠的，都是鄉村中不能向上面傳達心意的窮困百姓，所裁取的，是做官和有錢之家，知道新法的執行，不利于那些人，而阻撓的人必定很多。
果然當時所謂的士君子們相繼起來攻擊新法，而他們所持的理由，也不外乎自利。
現在略舉一二： 蘇轍說：“差役不能不用鄉戶，就像官吏不能不用士人。
” 蘇轼說：“自古差役一定要用鄉戶，就像吃東西一定要吃五谷，穿衣一定要用絲麻，過江河一定要用舟船，在地上行走要用牛馬，雖然有時會用其他的東西充當，但終究不是天下所常行的。
”又說：“士大夫放下親人到遠方做官，在出力之餘，也應當得到歡樂，這是人之常情。
如果像廚子那樣可憐，那就如同瀕臨危亡的國家的風俗，恐怕不是太平盛世所應當看到的。
” 宋神宗曾與近臣說起免役法的好處，文彥博說：“祖宗法制都在，不應改變從而失去人心。
”皇上說：“變更法制，士大夫們确實是不高興，然而對百姓有什幺不方便的呢？”文彥博說：“皇上與士大夫們共同治理天下，并不是與百姓共同治理天下。
” 唉！當時攻擊新法的人，他們的肺肝如同見到一般。
如二蘇所說，讓鄉民服役，是天經地義而不可去除的，這就陷入了階級制度的醜陋習俗，以為天下的人民生來就有貴賤之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貴族，俄國現代的貴族，都持這樣的論調來維護他們不正當的權利，想不到我國的所謂賢者也都是這樣。
凡在今天，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都無所謂役使别人，無所謂用鄉戶，難道就是不用五谷而能吃飯、不用絲麻而能得到衣服嗎？蘇東坡見到這種情況，他将說什幺呢；況且蘇東坡是痛恨免役的，隻說“如廚夫般可憐，無法使在四方做官的人來取樂”這種話，如果真是那樣，用這來粉飾太平盛世，就不曾想到百姓因此而孀母改嫁，新族分家，把田地送給别人以免成為上等，非正常地去死以求得能成為單丁家庭這些事嗎？就不記得百姓因此而不敢于多種一棵桑樹，多買一頭牛，存二年的糧食，藏十匹的帛嗎？就因為少數官吏取樂的原因，而使多數百姓分崩離析、凍餓、求死唯恐不及，這簡直是飲人的血來取樂啊，這是豺狼的言論啊，稍有人心的怎幺能忍心說出口？想不到号稱賢士大夫的人，恬然說了出來，而數百年的賢士大夫們都相附和，而把矛頭指向為民請命開辟新局面的一代宰相，我從這就看出中國沒有公論已經很久了。
至于像文彥博所說，尤其有令人深為驚駭的，他說：“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如果确實如他所說，那幺把百姓的生命财産全都殺害奪取，以示是取悅于士大夫，難道不是大治的極點嗎？我請正告天下後世讀史的人：王安石當時所推行的新法，沒有一件事不利于百姓的，也沒有一件事是利于士大夫；那些士大夫們的利害和百姓的利害本來就是相沖突的。
今天我們能考查到的，隻是當時士大夫們所說的話；而百姓所說的，沒有一點是可以考查到的。
而想拿一面之詞而成為确鑿的材料，那其中的冤屈難道隻如莫須有這樣簡單嗎？免役隻是其中的一項罷了。
當時制造言論對王安石進行诽謗的不能都記下來。
據《文獻通考》記載，有同判司寺曾布上奏他們辨論情況的文章，其中诽謗者虛構誣蔑和不審核實情而妄加揣測的言論，都可以看到。
這裡抄錄它的大略： 京城地區上等戶完全免除往日衙前役，所以現在所繳的錢比舊日服役時，其花費減少了十分之四五；中等戶過去充當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現在讓上等戶以及坊郭戶、寺觀、單丁戶、官戶都出錢助役，所以他們的花費減少十分之六七；下等戶完全免除以前繁雜役種，而專充壯丁，而且不繳一錢，所以他們的花費減少十分之**。
大抵上等戶所減的花費少，下等戶所減的花費多。
上言的人講優待上等戶而虐待了下等戶，诽謗新役法是聚斂錢财，這是我所不明白的。
提舉司因為各縣戶等劃定得與事實不符，所以首先制定衡量升降的辦法，開封府、司農寺初上奏議定方案時，大約不知己曾增減舊日數額。
然而舊日敕書規定每三年一次造戶簿，戶等曾有升降，則現在衡量升降戶等也不為錯；又況且立即向民戶公布說明，假如有不适當的地方，都可以改正，則所講戶等升降，實際尚未曾實行。
批評的人則因此講衡量确定戶等的事，大抵是想多收雇役錢，提升一些戶為上等戶是為了補足役錢的數目。
至于祥符縣等，将許多上等戶都減低為下等戶，卻偏偏掩蓋不講，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
凡州縣徭役，沒有不能雇募人的道理。
現在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管理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役法都許雇人，實行很久了；僅有耆長、壯丁，按照今天所規定的役法是最輕的役，所以僅輪流指派鄉戶充當，不再雇募人。
批評者則因此講衙前雇人，就會損壞流失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以消除；又因此講靠近邊境有奸細應募，則會焚燒倉庫，或者把守城門，則恐怕暗地裡通外國，這些是我所不明白的。
免役或者繳現錢，或者繳糧食，都聽從百姓方便，制定役法到這種地步，也可算想得很周全了。
批評者則講直接讓百姓繳錢，則絲帛粟麥必定跌價，如果用别的物品計價折錢，則又挑揀拒收敲詐勒索，必将危害百姓。
如此說來則應當怎樣施行？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
過去徭役都是百姓所承擔，即使是災荒饑餓，也未嘗停止服役；現在役錢必須要稍有盈餘，是為了作為災年減免的後備，其餘又專門用以興修農田水利、增加吏人俸祿。
批評者則因此講助役錢不像賦稅那樣有擱置不征和減免的時候，我不知道過去的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也曾擱置減免嗎？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
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繳役錢七十萬貫罷了；而京城地區内戶十六萬，役錢也是十六萬貫。
就是說兩浙路百姓每戶平均所繳役錢是京城地區内百姓的一半，然而京城地區内所征役錢用以雇募服役者，所餘也沒有多少。
批評者則因此講官吏利用新役法，多算雇募支出增收役錢，如兩浙路，想用結餘的錢讨好上司以求獎賞，司農寺想用結餘來邀功，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
看到這些就知道當時的诽謗者，都是力求揚惡而隐善，又對變法前的利弊和變法後的利弊，不曾比較而權衡輕重，他們所說的都是為私利的意氣之語，而不是為公衆，免役法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罷了。
到宋神宗駕崩，司馬光執政，首先去掉的就是募役法，恢複差役法，而之攻擊新法最用力的範堯夫，則說差役的事應當仔細商量，不然，将滋生為民害了。
原來把差用鄉戶比為絲麻五谷的蘇轼，又極力說差役可雇不可差，即使聖人再出現也不能更改，而且說農民應差，官吏百般誅殺敲詐，比雇役苦又多十倍。
同一人，而前後十餘年，他的言論如此相反，難道不是開始時他害怕看到他沒有見過的東西，等成效卓着，就開始不得不從心裡折服嗎？古語說：“不平常的措施，百姓害怕。
”又說：“百姓可與他們共享成果，不能與他們去策劃。
”以範堯夫、蘇轼的賢能，而他們的見識不過與平民百姓同等水平，那幺王安石把他們一概看做是流俗，難道是“誣蔑”他們嗎？然而範堯夫、蘇轼，悟出原來的錯誤而翻然醒悟，最終不失為君子所犯的過錯。
隻怪司馬光，在王安石還沒有行這法令的時候，已經極力言說差役的弊端，首先倡導募役的設想，等到他繼為丞相，于是聽從這個反複無常的蔡京，将原丞相的所作所為全反轉過來，而且放棄了自己當初所持論點，難道他不是恨功名不是自己所建，而有把别人弄倒才感到快樂的私心嗎？憑司馬光的賢德，我本不敢這樣來懷疑，然而除了這個以外，我又不能知道他的居心到底何在。
第六其他關于民政财政的新法 以上青苗、均輸、市易、募役四法，都是當時王安石創設的有關民政财政的法（保甲法也是民政的重要法令，因為王安石施行保甲法的用意在于整頓軍政，因此放入下一章），其他就舊法而整頓改良的還有很多，今略論如下： （甲）農田水利 王安石才執政，就分别派遣各路常平官使專門領導管理農田水利，使官吏百姓能知土地種植的方法，池塘、堤岸、圩壩、溝渠的利與弊都要親自說明，行之有效，根據功勞的大小酬賞。
之後在位之日，始終積極地在這方面盡心盡力。
史書上說自熙甯三年（公元1070年）至九年（公元1076年），京城所轄以及其他各路所興修水利田共一萬七百九十三處，造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
王安石所開水利，不能數清，大的如疏通黃河、清汴河。
王安石提到疏通黃河，說：“向北流不通，加上水到處漫流，時間長了就沉澱堵塞。
去年修了兩條渠，花費很少，而公私的田都露出來。
原來淹沒的地方，都成了肥沃的土地。
”當時司馬光、歐陽修兩人都阻止他。
歐陽修說：“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費民力，不如不開。
”王安石說：“勞民以除害，就是所說的治理天下，百姓跟随。
”就這兩種說法，一是偷安，是一任勞，誰更有賢德就很容易看出了。
有關清汴河的議論，王安石是早就倡導了，直到乞求退休後，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才開始施行，共用四十五日而完成。
這兩件事，是利是害我不能說。
重要的是這足以證明王安石盡心于民事罷了。
而當時蘇轼上書诋毀這事，說“天下久平，百姓的物資滋生，四方的遺利已經用盡，現在想鑿空尋求水利，必将生出大的煩擾”。
這都是以一切不事事為主義的，當時的士風就是這樣。
中國直到今天，遺失的利益遍地都是，況且宋代剛處于大亂之後，而真宗、仁宗年間的凋敝，又如前面所叙述，說沒有了遺利，這是欺騙誰呢？ （乙）方田均稅 方田均稅，是王安石整理田賦的政策，《宋史》記錄它的始末如下： 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诏令司農将《方田均稅條約并式》頒布全國。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相當于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作為一方；每年九月，縣委任令、佐分地計算丈量，随坡地平原沼澤而确定這些土地的土質，按紅色淤地黑色堅硬的土地分辨土地的顔色。
丈量結束，按土質和顔色參考确定肥瘠而分為五等，用以訂立稅收規章。
到第二年三月結束，張榜告示百姓，一個季度沒有引起訴訟，就寫在戶帖上，和莊賬一起付給他們，作為土地憑證。
均稅的辦法，每縣各自以其租額稅數為限，以前曾經将零數按整數征收，如米不到十合而按一升收，絹不滿十分便按一寸收之類，現在不許按這樣的數額平均攤派增加，緻使超過原來的數額，凡是超過定額增加數量的都禁止。
如果是貧瘠鹽堿不毛之地，以及百姓受益的山林、池塘、溝路、墳墓，都不定稅。
凡是方田的角上，堆上土堆，種植其土壤适宜種的樹木來封住。
有方賬，有莊賬，有甲帖，有戶帖，凡是分家析産、典賣割讓轉移，官府給地契，縣襄作賬簿，都按現在丈量的土地為準。
法令已經具備，于是令濟州巨野尉王曼為指導官，先從京東路推行，各路效法。
這是當時調查土地，整頓賦稅的一項政策，雖然不是王安石所獨創，然而也是理财的人所首先應當做的事。
方田法大概如近世所謂的土地台賬法，講地稅的人稱贊這種法是最好的，但它每年要定一次，未免太煩瑣，不能堅持持久。
先發榜以示民，一季度沒有人提出意見，才形成公文，這又是最仁德的行政了。
方賬、莊賬、甲帖、戶帖，雖說它們的内容今天不可考，而這些與現代文明國的法度，大概有很多相同之處。
嚴禁超額增加數目，豁免貧瘠鹽堿的不毛和用于公利的土地，惠民的用意很多，誰說王安石的法令損下益上呢？ （丙）漕運 曆朝建都北部而靠東南方的糧食，因此漕運實為國家的一件大事，北宋時尤其是這樣。
這之前的漕運吏卒，上下一起盜取貿易，嚴重的甚至借風水沉沒來滅迹，官府的貨物丢失折損，每年不下二十萬斛。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舉薦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開始招募私人的船隻和官船分運貨物，互相檢察，舊的弊病才得以消除。
每年要運的貨物足數，招募的商船運到京城的糧食，有二十六萬餘石而不止。
這在王安石的政績中很是微小，但他知人善任，考核官吏名實的效果，差不多是可以看出的。
以上所列，都是王安石變法中有關民政财政的大的方面，相關的條目都可考證，他的本意沒有一個不是出于利民，哪裡有所謂的損下益上，如俗吏聚斂财物的所作所為呢？雖然當時有施行不到位，緻使有和立法者的本意相違背的，而收效也不如所期望，這也是有的。
然而我已經說過了，在那個交通不便的時代，想要用幹涉的政策來治理大的國家，那是非常困難的。
然而這也不足以成為王安石的罪過。
況且當時所謂廉潔的君子，沒有肯幫助他的，那幺雖然用人不當，那幺這責任應當是那些所謂的君子承擔。
我因此用上面詳細的篇幅來叙述當時财政的真相，待後來的讀史者審閱。
”今天想多種一棵桑樹，多買一頭牛，存兩年的糧食，存十匹帛，鄰裡已經看做是富戶了，指定他到衙前，何況敢于增加田地修蓋房屋的呢？我聽到這事，心中很傷痛。
怎幺會有聖明的君主在上，四方沒有戰事，而設立法令使百姓不敢做長久生存的打算呢？ 到神宗即位，知谏院吳充也上書說：衙前被差的日子，官吏到門前，就連杯子、舂米的木棒、羹匙和筷子，都計入資産中，定為分數，來應需求。
有人家裡的東西都沒有了，還有拖欠的賦稅沒有交完；子孫都死了，而鄰居和保人仍然被逮。
因此民間逃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免增加丁等，骨肉不敢聚在一處而怕人多了無法生存。
希望早定鄉間差役的新規定，早日施行。
三司使韓绛也說：傷害農民的弊端，沒有比差役更厲害的了。
重的是衙前，大多都導緻破産；次等的是州役，也要重重的花費。
過去聽說京東有父子二人，将要被征為衙前，父親告訴兒子說：“我要自殺，使你免于凍餓之苦。
”于是上吊自殺而死。
又聽說江南有将祖母嫁出和與母親分開居住以逃避差役的，這是違背人倫，讓人不忍聽說。
又有賣田産給富戶，田地都到了不用服役的人家，而差役都增加給了本等戶。
其他迫害農民的，都數不過來。
希望朝中朝外的大臣，把差役的利害羅列清，送給相關的部門去商議，考查古代制度的辦法，使百姓服勞役沒有偏重的禍患，那樣百姓就能想辦法謀生，能安居樂業。
這裡所叙述，總共不到實情的十分之一，而千年之後來讀，還使人渾身顫抖，鼻酸淚流不止，那幺當時親身遭此厄運的人，活得還像人一樣嗎？這裡所說的衙前，不過是差役中最苦最累的一種，其他的名目，數不勝數。
大概衙前是看管官物；裡正、戶長、鄉書手是征收賦稅的；耆長、弓手、壯丁是追捕盜賊的；承符、人力、手力、散從是供官府使喚的。
從縣曹司到押錄，從州曹司到孔目官，下到雜職，虞侯、揀掏等，不能都記下來，都以鄉戶和等次定差，而命官、将、吏、僧、道，都可以複役（複役就是免役）。
狡猾的人有的投靠那些人，他們做傭奴，也得以免除差役。
百姓得到度牒出家可脫離苦難，度牒的價值，比地契還高，而普通的百姓賤民，服役越多生活就起窮困。
看前面所抄錄的奏議，則當時國民經濟的困頓情況，一天到晚岌岌可危的情況可以想見。
而史家還說仁宗時家給人足，這就是孟子所說的“都相信書上寫的，就不如無書”的感歎啊。
而造成這種弊端的根源，沒有比役法再狠的了。
在此之前範仲淹說天下的縣多，因而差役多而百姓貧瘠，于是首先廢除了河南省的一些縣，都并到了其他的州（然而已經被舊黨攻擊，所廢除的縣不久就恢複了）。
韓琦想要衡量每個縣的大小、差役的疏密而使它平均，而這都是彌補事情的漏洞，對從根本上救治沒有什幺作用。
司馬光說衙前應當招募百姓來充任，其它各種勞役由農民來做，這也是五十步和百步的關系。
而募人必定要有酬勞，酬勞的費用從哪裡出呢？司馬光沒來得及想。
到神宗即位，王安石為相，才大刀闊斧地進行革新，提出了募役法。
《文獻通考》卷二記載事情的大略說：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下诏讓制置條例司籌備立役法，條例司說：綜合衆人的意見，都認為讓百姓出錢雇使差役為好，就是先王之法中用百姓的财物來供養在官的平民的用意。
希望把法令條目派人送到天下各處，盡量廣泛聽取意見。
奏請的事被允許。
于是給各路發文說：衙前這一職務，是繁重和艱難的，凡酒坊所抽的稅，原來用以酬勞衙前的，讓官府自己賣，用這錢和役錢分給衙前；鹽鐵的專賣機構，過去酬勞獎勵衙前不讓百姓出售的，就用過去所定的數額作為報名為衙前的人酬勞。
在水陸運、驿站、鹽鐵、倉庫等地方的衙前，過去因被攪擾而要預備的，現在當省去不再花費。
承符、散從等過去苦重差役還沒有償還的，現在應當改變法令消除弊端使他們不再為難。
凡是有産業物力而過去沒有勞役的，現在應當出錢來助役。
這都是其中的條目。
過了一段時間，司農寺說：所得到實惠的，都是鄉村中不能向上面傳達心意的窮困百姓，所裁取利益的，是做官和有錢之家，能使人為他們說話的人，如果法令一定，那幺衙司、縣吏這些人，就無法施行取巧舞弊的勾當，因此新法的施行，尤其不方便。
盲目聽從别人的，難以取得成就。
想要從司農講明所要頒布的條令，先從一兩個州開始，等他們成功後，再讓各路都仿效施行。
如果他們的法令果真方便百姓，應當特别獎勵。
上面允許這樣做。
于是提點府界公中趙子幾把他府界所施行的條目奏上，皇上将此下達到司農寺，讓判寺鄧绾、曾布再商量。
鄧绾上奏說：京畿内的鄉戶按産業家資如貧富的不同分為五等，每年在夏秋，按等交錢。
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不交。
兩縣有産業的，上等各随縣中等并到一縣上交，分家的随所分戶而升降等次。
像官戶、女戶、寺觀、沒有成丁的都減半交，都用這些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根據差役的輕重決定祿數。
開封縣有戶二萬二千六百多，每年交錢一萬二千九百缗，以一萬零二百為差役的祿錢，餘下二千七百防備兇荒欠收的年景。
其他的縣也模仿來施行。
然而交錢是按戶等的高下來區别的，而戶等的判斷，過去因為有人弄巧而失實，于是下诏責令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
在農閉時聚集衆人，核查百姓的物業，考查他們的貧富，察出他們的欺詐和僞裝，将戶等升降。
如果故意改變等級的，以違制論處。
募法是三人互相作保，衙前仍然将物産作為抵押。
弓手試武藝，典史試書法和計算，三年或二年更換一次。
法令編寫成後，公布了一個月，百姓沒有反對的，就修着為令，于是頒布天下。
天下各地風俗不同，差役的輕重不一樣，百姓的貧富也不等，都根據其不同而形成法令。
凡應當派差役的戶根據戶等出錢，稱為“免役錢”。
坊郭等級的戶，以及成丁單女戶、寺觀、有品級的官吏之家，過去沒有差役而要出錢的，稱為“助役錢”。
凡要收錢，先要看州或縣應該雇用多少人，而随戶等均取。
雇人的錢數夠用後，又按這個數增加二分，以防備水旱欠缺之年，即使增加也不得超過二分，叫做“免役寬剩錢”。
唉！我看條例司和司農寺所草拟的役法條目，而感歎王安石和他的僚屬們，而所謂體大思精，可以做立法家的楷模了！差役對百姓的傷害，既然已經是那樣的厲害，就不能不改變。
而之前的差役，固然有的煩瑣苛刻而可以直接除去的，也有是國家必需的而不能除去的，現在的熙甯新法，對可以除去的都已經除去了（即條例司原議中所說的如部水陸運以下，現在當省去不再有費用所指的就是這些），那些不可以除去的，既然不能再讓百姓服役，而又不能因為不可役使百姓而廢了事情，就不得不由國家招募百姓願意充當的來充任，這道理是很容易看明白的。
然而既然是招募，就改變服義務的性質為合同契約的性質，沒有報酬，而誰肯來呢？而國家并不像私人的私有财産，它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從百姓那裡取得的。
而這些義務，人民本來已經負擔了數十年，隻因為立法不善，使淳樸而貧弱的更加窮困，狡猾而豪強的得以幸免。
現在根據它本來應有的義務來闡明，變征徭役的性質為賦稅的性質，比之前沒有增加。
這就是免役錢合乎道理的原因。
而在征收的時候，根據财産的多少分為等級，富有的人所征收的較多，貧窮的人所征收的越來越少，那些特别貧困的，就全部免除，這與當今各文明國收所得稅的法律正相同。
各國收所得稅，凡是人民收入少而僅夠維持生活的不交稅，那些有餘的就收稅（日本的法律，所得在三百圓以下的不交稅，以上的交稅。
各國所定的數額不同，大意都差不多）。
而收稅時，核定等級，按比例進行累加（日本的法律，所得三百圓以上的交千分之十五的稅，百圓以上的，交百分之十二的稅，一千圓以上的交千分之十五的稅，如此分為十一等，至到十萬圓以上的交千分之五十五的稅。
這是它的大概，其他國家大體也是這樣）。
這實際是極為均衡公平的課稅方法，也是各國财政學家所稱道的。
王安石在數百年前，在各國還沒有發明此法的時候，所定的法度和他們的暗暗相合。
所謂的按産業如家資的貧富上下分等級，根據戶等交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不用交錢的辦法，就是這樣。
豪族和僧侶，不用服役，而國家一切負擔，全都由弱小而無力的平民負擔，這是中世紀以來歐洲各國的弊政。
而法國的大革命，和近百年來歐洲各國的革命，其動機的大半，都是因為這個。
王安石痛心疾首于這些不公平的政策，不怕得罪于豪強大戶，而毅然去向他們要助役錢，這是歐洲各國流億萬人的血才得到的結果。
而王安石在廟堂中籌劃一番，頃刻間指揮若定。
他立法的完善和周備，既然是這樣，還不敢自信，于是公示了一月，百姓沒有反對，然後才寫成命令。
而施行時，也不敢急促，先在一兩個州施行，等它的結果，才把它推廣到其他各州。
所說的謙虛恭敬的君子最終有好的結果，難道不是嗎？自從此法施行，後來又多次變遷，而最終也不能廢，直到今日。
而人民不知道有徭役這件事，就是說出它的名字來也常常不理解，這是誰的恩賜呢？是王安石的恩賜。
王安石此舉，将堯舜三代以來的弊政一掃而去，在國史上、世界史上是最有名的社會革命。
我們這些人生在當今，已經将這些淡忘很久了，試着看一看當時的一些人所講述的舊社會颠沛流離的情形，再考查一番中世紀歐洲的曆史，看一看封建時代的豪族僧侶剝削平民的事實，兩兩相印證，則對于王安石，應該對他怎樣地頂禮膜拜？數百年來，，一隻狗見到影子而叫，百隻狗聽聲而叫，直到今天還說王安石迂闊、執拗、苛刻、冷酷，甚至說他營私、斂财。
唉！我國國民的不善于報恩，真使人感慨。
當時立法的人說：現在所得到實惠的，都是鄉村中不能向上面傳達心意的窮困百姓，所裁取的，是做官和有錢之家，知道新法的執行，不利于那些人，而阻撓的人必定很多。
果然當時所謂的士君子們相繼起來攻擊新法，而他們所持的理由，也不外乎自利。
現在略舉一二： 蘇轍說：“差役不能不用鄉戶，就像官吏不能不用士人。
” 蘇轼說：“自古差役一定要用鄉戶，就像吃東西一定要吃五谷，穿衣一定要用絲麻，過江河一定要用舟船，在地上行走要用牛馬，雖然有時會用其他的東西充當，但終究不是天下所常行的。
”又說：“士大夫放下親人到遠方做官，在出力之餘，也應當得到歡樂，這是人之常情。
如果像廚子那樣可憐，那就如同瀕臨危亡的國家的風俗，恐怕不是太平盛世所應當看到的。
” 宋神宗曾與近臣說起免役法的好處，文彥博說：“祖宗法制都在，不應改變從而失去人心。
”皇上說：“變更法制，士大夫們确實是不高興，然而對百姓有什幺不方便的呢？”文彥博說：“皇上與士大夫們共同治理天下，并不是與百姓共同治理天下。
” 唉！當時攻擊新法的人，他們的肺肝如同見到一般。
如二蘇所說，讓鄉民服役，是天經地義而不可去除的，這就陷入了階級制度的醜陋習俗，以為天下的人民生來就有貴賤之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貴族，俄國現代的貴族，都持這樣的論調來維護他們不正當的權利，想不到我國的所謂賢者也都是這樣。
凡在今天，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都無所謂役使别人，無所謂用鄉戶，難道就是不用五谷而能吃飯、不用絲麻而能得到衣服嗎？蘇東坡見到這種情況，他将說什幺呢；況且蘇東坡是痛恨免役的，隻說“如廚夫般可憐，無法使在四方做官的人來取樂”這種話，如果真是那樣，用這來粉飾太平盛世，就不曾想到百姓因此而孀母改嫁，新族分家，把田地送給别人以免成為上等，非正常地去死以求得能成為單丁家庭這些事嗎？就不記得百姓因此而不敢于多種一棵桑樹，多買一頭牛，存二年的糧食，藏十匹的帛嗎？就因為少數官吏取樂的原因，而使多數百姓分崩離析、凍餓、求死唯恐不及，這簡直是飲人的血來取樂啊，這是豺狼的言論啊，稍有人心的怎幺能忍心說出口？想不到号稱賢士大夫的人，恬然說了出來，而數百年的賢士大夫們都相附和，而把矛頭指向為民請命開辟新局面的一代宰相，我從這就看出中國沒有公論已經很久了。
至于像文彥博所說，尤其有令人深為驚駭的，他說：“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如果确實如他所說，那幺把百姓的生命财産全都殺害奪取，以示是取悅于士大夫，難道不是大治的極點嗎？我請正告天下後世讀史的人：王安石當時所推行的新法，沒有一件事不利于百姓的，也沒有一件事是利于士大夫；那些士大夫們的利害和百姓的利害本來就是相沖突的。
今天我們能考查到的，隻是當時士大夫們所說的話；而百姓所說的，沒有一點是可以考查到的。
而想拿一面之詞而成為确鑿的材料，那其中的冤屈難道隻如莫須有這樣簡單嗎？免役隻是其中的一項罷了。
當時制造言論對王安石進行诽謗的不能都記下來。
據《文獻通考》記載，有同判司寺曾布上奏他們辨論情況的文章，其中诽謗者虛構誣蔑和不審核實情而妄加揣測的言論，都可以看到。
這裡抄錄它的大略： 京城地區上等戶完全免除往日衙前役，所以現在所繳的錢比舊日服役時，其花費減少了十分之四五；中等戶過去充當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現在讓上等戶以及坊郭戶、寺觀、單丁戶、官戶都出錢助役，所以他們的花費減少十分之六七；下等戶完全免除以前繁雜役種，而專充壯丁，而且不繳一錢，所以他們的花費減少十分之**。
大抵上等戶所減的花費少，下等戶所減的花費多。
上言的人講優待上等戶而虐待了下等戶，诽謗新役法是聚斂錢财，這是我所不明白的。
提舉司因為各縣戶等劃定得與事實不符，所以首先制定衡量升降的辦法，開封府、司農寺初上奏議定方案時，大約不知己曾增減舊日數額。
然而舊日敕書規定每三年一次造戶簿，戶等曾有升降，則現在衡量升降戶等也不為錯；又況且立即向民戶公布說明，假如有不适當的地方，都可以改正，則所講戶等升降，實際尚未曾實行。
批評的人則因此講衡量确定戶等的事，大抵是想多收雇役錢，提升一些戶為上等戶是為了補足役錢的數目。
至于祥符縣等，将許多上等戶都減低為下等戶，卻偏偏掩蓋不講，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
凡州縣徭役，沒有不能雇募人的道理。
現在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管理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役法都許雇人，實行很久了；僅有耆長、壯丁，按照今天所規定的役法是最輕的役，所以僅輪流指派鄉戶充當，不再雇募人。
批評者則因此講衙前雇人，就會損壞流失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以消除；又因此講靠近邊境有奸細應募，則會焚燒倉庫，或者把守城門，則恐怕暗地裡通外國，這些是我所不明白的。
免役或者繳現錢，或者繳糧食，都聽從百姓方便，制定役法到這種地步，也可算想得很周全了。
批評者則講直接讓百姓繳錢，則絲帛粟麥必定跌價，如果用别的物品計價折錢，則又挑揀拒收敲詐勒索，必将危害百姓。
如此說來則應當怎樣施行？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
過去徭役都是百姓所承擔，即使是災荒饑餓，也未嘗停止服役；現在役錢必須要稍有盈餘，是為了作為災年減免的後備，其餘又專門用以興修農田水利、增加吏人俸祿。
批評者則因此講助役錢不像賦稅那樣有擱置不征和減免的時候，我不知道過去的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也曾擱置減免嗎？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
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繳役錢七十萬貫罷了；而京城地區内戶十六萬，役錢也是十六萬貫。
就是說兩浙路百姓每戶平均所繳役錢是京城地區内百姓的一半，然而京城地區内所征役錢用以雇募服役者，所餘也沒有多少。
批評者則因此講官吏利用新役法，多算雇募支出增收役錢，如兩浙路，想用結餘的錢讨好上司以求獎賞，司農寺想用結餘來邀功，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
看到這些就知道當時的诽謗者，都是力求揚惡而隐善，又對變法前的利弊和變法後的利弊，不曾比較而權衡輕重，他們所說的都是為私利的意氣之語，而不是為公衆，免役法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罷了。
到宋神宗駕崩，司馬光執政，首先去掉的就是募役法，恢複差役法，而之攻擊新法最用力的範堯夫，則說差役的事應當仔細商量，不然，将滋生為民害了。
原來把差用鄉戶比為絲麻五谷的蘇轼，又極力說差役可雇不可差，即使聖人再出現也不能更改，而且說農民應差，官吏百般誅殺敲詐，比雇役苦又多十倍。
同一人，而前後十餘年，他的言論如此相反，難道不是開始時他害怕看到他沒有見過的東西，等成效卓着，就開始不得不從心裡折服嗎？古語說：“不平常的措施，百姓害怕。
”又說：“百姓可與他們共享成果，不能與他們去策劃。
”以範堯夫、蘇轼的賢能，而他們的見識不過與平民百姓同等水平，那幺王安石把他們一概看做是流俗，難道是“誣蔑”他們嗎？然而範堯夫、蘇轼，悟出原來的錯誤而翻然醒悟，最終不失為君子所犯的過錯。
隻怪司馬光，在王安石還沒有行這法令的時候，已經極力言說差役的弊端，首先倡導募役的設想，等到他繼為丞相，于是聽從這個反複無常的蔡京，将原丞相的所作所為全反轉過來，而且放棄了自己當初所持論點，難道他不是恨功名不是自己所建，而有把别人弄倒才感到快樂的私心嗎？憑司馬光的賢德，我本不敢這樣來懷疑，然而除了這個以外，我又不能知道他的居心到底何在。
第六其他關于民政财政的新法 以上青苗、均輸、市易、募役四法，都是當時王安石創設的有關民政财政的法（保甲法也是民政的重要法令，因為王安石施行保甲法的用意在于整頓軍政，因此放入下一章），其他就舊法而整頓改良的還有很多，今略論如下： （甲）農田水利 王安石才執政，就分别派遣各路常平官使專門領導管理農田水利，使官吏百姓能知土地種植的方法，池塘、堤岸、圩壩、溝渠的利與弊都要親自說明，行之有效，根據功勞的大小酬賞。
之後在位之日，始終積極地在這方面盡心盡力。
史書上說自熙甯三年（公元1070年）至九年（公元1076年），京城所轄以及其他各路所興修水利田共一萬七百九十三處，造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
王安石所開水利，不能數清，大的如疏通黃河、清汴河。
王安石提到疏通黃河，說：“向北流不通，加上水到處漫流，時間長了就沉澱堵塞。
去年修了兩條渠，花費很少，而公私的田都露出來。
原來淹沒的地方，都成了肥沃的土地。
”當時司馬光、歐陽修兩人都阻止他。
歐陽修說：“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費民力，不如不開。
”王安石說：“勞民以除害，就是所說的治理天下，百姓跟随。
”就這兩種說法，一是偷安，是一任勞，誰更有賢德就很容易看出了。
有關清汴河的議論，王安石是早就倡導了，直到乞求退休後，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才開始施行，共用四十五日而完成。
這兩件事，是利是害我不能說。
重要的是這足以證明王安石盡心于民事罷了。
而當時蘇轼上書诋毀這事，說“天下久平，百姓的物資滋生，四方的遺利已經用盡，現在想鑿空尋求水利，必将生出大的煩擾”。
這都是以一切不事事為主義的，當時的士風就是這樣。
中國直到今天，遺失的利益遍地都是，況且宋代剛處于大亂之後，而真宗、仁宗年間的凋敝，又如前面所叙述，說沒有了遺利，這是欺騙誰呢？ （乙）方田均稅 方田均稅，是王安石整理田賦的政策，《宋史》記錄它的始末如下： 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诏令司農将《方田均稅條約并式》頒布全國。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相當于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作為一方；每年九月，縣委任令、佐分地計算丈量，随坡地平原沼澤而确定這些土地的土質，按紅色淤地黑色堅硬的土地分辨土地的顔色。
丈量結束，按土質和顔色參考确定肥瘠而分為五等，用以訂立稅收規章。
到第二年三月結束，張榜告示百姓，一個季度沒有引起訴訟，就寫在戶帖上，和莊賬一起付給他們，作為土地憑證。
均稅的辦法，每縣各自以其租額稅數為限，以前曾經将零數按整數征收，如米不到十合而按一升收，絹不滿十分便按一寸收之類，現在不許按這樣的數額平均攤派增加，緻使超過原來的數額，凡是超過定額增加數量的都禁止。
如果是貧瘠鹽堿不毛之地，以及百姓受益的山林、池塘、溝路、墳墓，都不定稅。
凡是方田的角上，堆上土堆，種植其土壤适宜種的樹木來封住。
有方賬，有莊賬，有甲帖，有戶帖，凡是分家析産、典賣割讓轉移，官府給地契，縣襄作賬簿，都按現在丈量的土地為準。
法令已經具備，于是令濟州巨野尉王曼為指導官，先從京東路推行，各路效法。
這是當時調查土地，整頓賦稅的一項政策，雖然不是王安石所獨創，然而也是理财的人所首先應當做的事。
方田法大概如近世所謂的土地台賬法，講地稅的人稱贊這種法是最好的，但它每年要定一次，未免太煩瑣，不能堅持持久。
先發榜以示民，一季度沒有人提出意見，才形成公文，這又是最仁德的行政了。
方賬、莊賬、甲帖、戶帖，雖說它們的内容今天不可考，而這些與現代文明國的法度，大概有很多相同之處。
嚴禁超額增加數目，豁免貧瘠鹽堿的不毛和用于公利的土地，惠民的用意很多，誰說王安石的法令損下益上呢？ （丙）漕運 曆朝建都北部而靠東南方的糧食，因此漕運實為國家的一件大事，北宋時尤其是這樣。
這之前的漕運吏卒，上下一起盜取貿易，嚴重的甚至借風水沉沒來滅迹，官府的貨物丢失折損，每年不下二十萬斛。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舉薦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開始招募私人的船隻和官船分運貨物，互相檢察，舊的弊病才得以消除。
每年要運的貨物足數，招募的商船運到京城的糧食，有二十六萬餘石而不止。
這在王安石的政績中很是微小，但他知人善任，考核官吏名實的效果，差不多是可以看出的。
以上所列，都是王安石變法中有關民政财政的大的方面，相關的條目都可考證，他的本意沒有一個不是出于利民，哪裡有所謂的損下益上，如俗吏聚斂财物的所作所為呢？雖然當時有施行不到位，緻使有和立法者的本意相違背的，而收效也不如所期望，這也是有的。
然而我已經說過了，在那個交通不便的時代，想要用幹涉的政策來治理大的國家，那是非常困難的。
然而這也不足以成為王安石的罪過。
況且當時所謂廉潔的君子，沒有肯幫助他的，那幺雖然用人不當，那幺這責任應當是那些所謂的君子承擔。
我因此用上面詳細的篇幅來叙述當時财政的真相，待後來的讀史者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