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荊公之政術（二）民政及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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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去冗費十分之四，那些朝廷大臣們大半是靠這些冗費來吃穿的，他們反對王安石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而青苗法的本意，就是要抑制有錢大戶的兼并；而朝廷中的這些大臣們，又都是有錢的大戶，他們的力量都足以進行兼并，他們反對王安石，也是很自然的事。
當時鬧着反對王安石的，怎幺能保證他們沒有此私心？即使有兩三個賢明的人，未必有此私心，然而他們也像聾子一樣附和罷了。
況且他們所謂的賢者，都是習慣了苟且偷懶的，将生出事由視為大戒，不管事情的善還是惡，有利還是有害，隻要有人來添麻煩就起來對他叫嚷恐吓，他們與王安石與宋神宗格格不入也就很正常了。
而數百年後的今天，社會的情形，就和王安石當時的情況一樣，王安石的話，就不止為當時而說的了，悲哀啊！ 青苗法立法的本意，既然它有這樣的美好願望，那幺它可行嗎？回答是：“它不一定可行。
”好卻不可行，這是為什幺呢？況且王安石在鄞縣時行之有效，為什幺還懷疑它不可行呢？回答是：“一縣不是全國可比的。
一個縣，是王安石可以自己操作的；全國，不是王安石一人可以控制的。
因此當時就有禁止強行借貸，而官府把全部借貸出去當做功勞，即使不想強行借貸也做不到。
法令中有遇到災年在第二年要補繳所借貸的錢數，而每年是豐收還是災年是無常的，災年的數目還很多，這樣官府就可以玩弄手法，即使不想使借貸的錢累年積壓也不可能。
”這兩個弊端，隻有韓琦和歐陽修的奏議說的很詳細，他們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诤臣（韓琦、歐陽修的文章很長，不抄錄在此。
這段舉出它的大意）。
問的人說：“韓琦、歐陽修兩人所說的既然切中它的弊端，而王安石不醒悟，那幺即使說他執拗，怎幺能說為過呢？”回答說：“不是這樣。
”當時這些人攻擊新法，有弊端的自然攻擊，無弊端的也要攻擊，而無弊端的也攻擊，正像王安石所說，他們的用意不在于法。
為王安石打算，隻有一件事都不做，靜靜地和那些人同流，這樣才有可能免于被指責，而不管王安石的本意怎樣，這是為什幺呢？況且法既然很好，出現弊端，那幺就不是法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
就如青苗法，王安石在鄞縣時能行之有效，李參在陝西能行之有效，如果每個縣都能有像王安石這樣的人來做縣令，那幺每個縣都會和鄞縣一樣；即使不能那樣，如果每一路都能用如李參這樣的人來做轉運使，再加上用考核審計的辦法來督查，那也就每一路都和陝西一樣了。
根據條例司所核定，全國共設置提取官四十一人，憑當時這幺多的賢才，想要找如李參這樣的四十一個人，估計不是什幺難事，而王安石又不是不想和這些君子共事，而無奈這些君子們，一聽說王安石要發表意見，就把耳朵掩起來不聽，不問他所發表的是什幺見解；見到一封诏書是王安石所起草，就閉目不看，根本不問他所起草的是什幺诏書。
要求他們去做事，不是以賢者長者的名義對抗，就是彈劾王安石之後離去。
這些君子們既然不屑于幫助王安石，而王安石也不能違背情理一事不辦而向這些君子們賠罪，也不能靠自己把天下的事都做了，而在這些君子之外另求那些能幫助自己的人，又怎幺能得到呢？何況這些君子們非但不幫助王安石，還在一旁煽動、唆使和阻撓，看到新法的弊端滋生，施行沒有成效而幸災樂禍，本來青苗法可以施行沒有弊端的，而因為這些君子們的緣故，想要沒有弊端，怎幺能辦到呢？其他的事也是這樣的啊！ 由此來說，我所說的青苗法雖好但不一定可行的道理，就很明顯了。
假如縣令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樣，就确實可行，而不是這樣，就不可行。
退一步說，如果提舉能人，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樣，就還可以施行，否則不可行。
再退一步說，如果執政者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樣，那幺在不可行中還有可能行，如果得不到，那就不可行了。
然而青苗法的弊病，果真如那些君子們所說的嗎？王安石新法的良好用意，而百姓真的一點都沒有得到好處嗎？回答是：“這又不是那樣。
”曆史寫成于诽謗王安石的人手中，他們的目的是揚惡而隐善，凡是可以表彰王安石功績的，删除唯恐不盡。
即使這樣，還是有些他們沒有删除的。
王安石《與曾公書》中說：“開始以為人們不會來借貸，而來借貸的擋都擋不住，最後以為他們會不還，而來交還的人都無法推卻”，當時人們歡欣鼓舞的場面是可以想見的。
在他的《上五事劄子》中說：（熙甯五年，即公元1072年）“過去貧困的人，從有錢人那裡借貸，現在貧困的人，從官府借貸，官府的利息少而百姓得到救濟，這事執行了多年并有成效。
”在他的《謝賜元豐敕令格式表》中說：“在苗頭出現之前創立新法，在反對者的聲音落下後取得成績。
”可以說在王安石被罷免丞相之後它的效果更加顯着了。
然而這還是王安石自己說的不一定可信，請容我用旁觀者的話來證實。
河北轉運使王廣廉上奏，說百姓都歡呼感激朝廷的恩德。
李定到京師，李常見到他，問他：“你從南方來，百姓認為青苗法怎幺樣？”李定說：“百姓感到方便，沒有不高興的。
”李常說：“整個朝廷都在争論這事，你不要這樣說！”李定說：“我隻知道根據實情說，不知京師不讓随便說話。
”說明當時的輿論，有想按住人的舌頭而沒有達到目的的。
而還有人說這是為了依附王安石而希望得到寵信才這樣說的，并不可信，請容我再用反對黨的話來證實。
朱熹的《金華社倉記》中說：“憑我觀察前輩賢人的論述，而用今天的事來說，則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本來并不是不善。
”程頤曾評論王安石，而不免後悔對他有些偏激，他晚年知道自己攻擊青苗法是錯誤的，而朱熹尚且歌頌過它。
蘇轼《與滕達道書》中說：“我們這些人在新法施行當初，動不動就抱守偏見，以至有了同黨異黨的說法，雖然出于耿耿忠心，出于憂國之情，而所說的差錯和謬誤，很少符合道理的。
當今皇上的品德日益更新，衆化有了大成果，回顧當時自己所持觀點，越來越覺得有疏漏。
”蘇轼晚年深深忏悔，而他感歎新法取得的成果，他的話和王安石所說的“在反對者的聲音落下後取得成就”是相吻合的。
所說的“衆化”，大概是說新法，而青苗法是其中之一。
以程頤、蘇轼兩人，是當時反對王安石的主力，而都是這樣，如果不是确有成效，而能說這話嗎？以此來推測，與程頤、蘇轼的想法一樣，而他們的言論不為後世所流傳的，應當還有。
不僅是這些，元祐初，新法全被廢除。
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廢除青苗法，三月，範純仁以财政費用不足為理由，請求恢複青苗法。
八月，司馬光上奏請求散青苗本錢來利民，隻是應當禁止強行借貸。
這些都是寫在奏折中，記在正史裡的。
難道司馬光、範純仁不是帶頭攻擊青苗法的人和攻擊最用力的嗎？為什幺在十八年後，又對青苗法如此津津樂道？由此看來，可知當時的青苗法，确實取得了顯着成效；而百姓蒙受這種恩惠時間長了，即使強要埋沒它的好處而辦不到。
然而當初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他們是怎幺做的呢？論語上說：“不可能和小民一起考慮開始時的決策，而可以和他們一起享受成果。
”而這些君子們，不也成了凡人百姓了。
我們這些人現在來讨論，還覺得青苗法是那樣的難以施行，而王安石當年施行它，雖說它的弊端不能夠避免，而它的效果已經很明顯，我于是更加佩服王安石的才幹無人能及，而诋毀當時奉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的話，我最終也不敢信。
再平心來讨論一下，青苗法，不過是一個銀行業罷了，想要靠它來抑制兼并，它的作用可以說是很小的。
而銀行作為一個行業，它的性質适于民辦，而不适于官辦，但如果國家為它詳細制訂條例，使放貸者和借貸者都能受利而不是相互禍害，而國家再設立一個國家銀行，作為各私立銀行的樞紐，而不必和人民直接借貸，那幺這樣的方法就能行得通了。
王安石所做的，是代替匠人來砍削，很容易傷了自己的手。
即使如此，這隻是立足于現在來說的。
如果在當時，人民既沒有設立銀行的能力，全國也沒有一個金融機關，百業因此而凋敝，王安石能察覺産生這一切的原因，而創立此法來救治它，沒有過人的見識而能做到嗎？中國人知道金融機關是國民經濟命脈的，自古至今，隻有王安石一人罷了。
後來有暗地竊取青苗法的實際而明着又避開它的名稱的，就是朱熹的社倉。
他的方法是取息十分之二，夏天放出貸，冬天收回來，這與青苗法有什幺不同？朱熹在崇安施行而奏效，而想把這施行到天下，也就像王安石在鄞縣施行後而因行之有效而要施行到天下一樣。
朱熹平日本來是非常诋毀王安石的，說他是急于得到财利，使天下攪擾不堪，鬧得人都不想活了。
等他倡導社倉，有反對他的，他奮然說：“王安石就隻有施行青苗法一事是對的！”（都見于《朱子語類》）王安石果然是急于求取财利嗎？王安石所做正确的事，果然隻有青苗法這一件事嗎？也不過是他的說法罷了。
第三均輸法 均輸法，是用來流通天下貨物的方法，其中規定了物資買進和賣出的方法，使運輸者方便，而有的和沒有的人之間可以貿易，也是一種惠民的政策。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上書說：（按：此文是王安石自撰，《宋史-食貨志》所錄删去了其中許多主要語句，今根據《本集》全抄錄在此） 我觀察先王的法令，在京畿之内，賦稅按照精粗，以一百裡為差距，而京畿之外的各個諸侯國，各自拿出自己的出産進貢，又制訂了經用通财的辦法，根據貿易不斷遷移。
管理市場上的财物，讓沒有的人擁有，為害者要除去；在集市上售不出去，貨物積壓阻礙了百姓的使用，官吏把這些貨物收集起來，等待其他時候來購買的人，像這些都不是專利。
聚集天下人，不能沒有财物；管理天下的财物不能不講道義。
通過道義管理天下的财物，輾轉運輸時的辛勞或安逸，不能不保持平均，用度的多少不能不全盤掌握，貨物的有無不能不加制約，而輕重聚散的權利不能沒有方法使用。
如今天下的财物用度困窘急迫沒有餘額，主管的官員受到蹩腳法律的限制，内外不能互相了解，充盈空虛不能互相補充。
各路供應的東西每年都有限定的數額，豐收的年代和方便的地區可以多進貢，又不敢不留剩餘；年成不好物價變貴，難以供應完備，卻又不敢不供給充足。
遠方運輸是兩倍五倍的成本，在京城隻能按半價出售。
三司轉運使按照文書催促到期聚會而已，在中間對于貨物增損不置可否。
等遇到軍國祭祀大事花費巨大，就派人鏟除粉刷，幾乎不再有多餘的儲備，各部門财政用度往往自我掩飾，不敢說實話以防備有急事。
又擔心年度預算不足，就多方拆挪變賣，從百姓手中收取，繳納的租稅甚至超過成本一倍。
而朝廷所用的，往往要求進貢不出産的東西，而且不按季節索要，富有的大商人趁着公私的急難，掌握了輕重聚散的大權。
我們認為發運使總管六路的賦稅收入，但他的職責隻是管理茶、鹽、礬的稅收，軍事儲備和國家用度都依賴他，應該借給他錢财貨物，補充他的用度不足，使他普遍了解六路财稅的有無，再調配使用。
凡是購買進貢的物品都要買賤的不買貴的，用近處的不用遠處的，命令在京城倉庫中收藏和每年定量支出的應當供辦的數額，能夠在方便的時候變賣，以等待上面的命令。
逐漸收回輕重聚散物資的職權，歸入官家，而是制約有無以便輾轉運輸，省去勞務費用，去除沉重的賦稅，使農民寬松，差不多國家用度充足，百姓的财力不會匮乏。
所有本司都應該設立下屬。
允許他們舉薦，等有了應該執行的事情，令他們根據條例上奏，皇上再下令命制置司參照執行。
《宋史-食貨志》記載均輸法施行的始末大略如下： 诏令發運司拟定實施方案上報，而命令發運使薛向負責均輸平準事務，拟給内藏庫錢五百萬貫、上繳的米為三百萬石。
當時議論者顧慮實行均輸法會造成麻煩，多認為不妥。
薛向既然主管此事，便請求設機構委任官員，神宗讓他自己委任官員，薛向于是舉薦劉恍、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下屬官員，又請求有關部門提供六路每年應當上繳的數目、京城每年耗用物品及現存物品估計能滿足供應的時間，總共應當置辦的有多少等，都預先下達給有關部門。
神宗同意他的請求。
之後侍禦史劉琦、侍禦史裡行錢、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知谏院範純仁、谏官李常等多次上書說這法不應施行，并彈劾薛向。
神宗一律不聽，還下诏獎勵薛向，可均輸法最終也沒有施行成功。
均輸法，開始于漢代的桑弘羊，到唐代劉晏而更加完善，王安石實際上是學習了他們的制度，并不是自己的創造。
古代貨币的使用不完備，百姓用實物來交換，國家征租稅，也是用實物，因為道路的遠近，輸送的辛勞和閑逸不均衡；因為年景的不同，供求的關系也不相同，下面的百姓大受其害，而朝廷也得不到利益，确實有條例司所上奏的情況。
因而桑弘羊和劉晏施行均輸法，不加賦稅而國家的開支充足了，史家贊揚他們，并不是沒有理由。
現代交通的便利大開，貨币使用也很廣泛，我們讀曆史，隻看到他們不怕煩瑣，苦苦尋求解決的辦法，而不知當時治理國家的人的苦心孤詣，是我們遠遠地趕不上啊（看現在的漕運，就可以知道均輸的妙用。
如果能把商運供應京城的米都折合成南方的糧食，那幺國庫與人民所收到的利益，每年不也以千萬來計算嗎？均輸的意思也是這樣。
漕米也是用實物來充租稅，是古代拙劣的方法到今天還蛻化完畢）。
而當時轟然群起攻擊新法是為什幺呢？史書上說它最終不能成功，它不成的原因并沒有說，難道是因為攻擊它的人多才終止的嗎？ 第四市易法 市易法，本是漢代的平準法，是用來平抑物價而使貨物流通的，實際上是一種專賣法。
這裡記錄它興起的原因和内容如下： （《宋史-食貨志》）熙甯三年（公元1070年），保平軍節度使推官王韶首先提倡沿邊界地區實行市易法的方案，請求借官錢做成本。
诏令秦鳳路經略司用四川交子買貨物撥給他，于是任命王韶為本路帥司擔當公事兼管市易事。
當時想把公署遷移到古渭城，李若愚等認為聚集很多貨物會誘發戎人奪搶之心，又妨礙秦州、小馬、大馬的民間貿易，不同意。
文彥博、曾公亮、馮京、韓绛、陳升之都心存疑慮。
王安石于是說：“現在蕃族人富裕的，往往儲蓄現錢二三百貫，他們尚且不怕搶劫，難道朝廷威望，反而衰弱到怕人搶奪的地步？現在想聯合生羌（羌，古代居住在中國西部的部族），則形勢應當擴張，接應應當靠近羌族。
古渭邊寨，便于接應聯絡，商人聚集，居民越來越多，以此立為軍，增駐兵馬，選擇将領把守，則形勢就擴張了。
而且蕃族能與官方貿易，邊境百姓不再有欠賬，足以使蕃族有歸向之心，以貿易取利來補助軍費，再開辟荒地，将來可以聚集軍隊。
” 由此看來，市易法的施行，本出于王安石的殖民政策。
在邊境沒有開發的地方，而想用人力使它發展，使它繁盛，必然要從商務下手，然而本地上不開放，商人們就不來，如果不以國力施行，就達不到目的。
這就是王安石力排衆議所施行的。
後來這種辦法有了成效，就推廣到内地。
（《宋史-食貨志》）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便诏令撥給内庫錢帛，在京城設市易務。
在此之前，有個叫魏繼宗的，自稱平民百姓，上書說：“京城百貨沒有固定的價格，現在的富人大姓，趁百姓有急需，取好幾倍的利息，财利既聚集于少數人手中，國家經費也來源不足。
請求借給榷貨務錢，設常平市易司，選擇精通财務的官員負責，找來好的商人經營貿易。
讓他們确切地掌握市場貨物的價格，賤則提價購買，貴則減價出賣，從中取利，以供給公家需要。
”于是中書上奏在京城設立市易務官。
凡是貨物可以交易以及積壓于民而不能售出的，以平價收購，願意換官方貨物的準許。
如果向官方購買，則根據他抵押财産數量貸給他錢，限期讓他償還，半年交利息十分之一，到一周年加倍。
凡各部門購買物品，全都靠市易務供給之後各州都設立了市易務。
我私下懷疑當時的均輸法，怎幺能施行的時候緩慢而廢除時那幺快，宋神宗和王安石，絕不是能被人所左右的人。
原因是市易法的施行而使均輸法被廢。
市易法和均輸法，它們建立的用意差不多，隻是均輸法所涉及的，僅是定額的租稅，而市易法所涉及的，是一般的商務，因而它們的範圍有廣闊和狹窄的分别。
既然已經有了市易法，則均輸法就可以并到市易法之中了。
考查王安石之所以要施行市易法的原因，他的用意大概有兩點：一是針對經濟學上所謂的分配這一方面，用來抑制豪富，保護貧民。
小農小工這些人，能夠制造财物的，到市場上出售，往往被富豪們聯手抑制和勒索，不給他們應有的價格，使貧民中的生産者受害；豪強商人用賤價買到，等他們轉賣，又聯手提高價錢，于是貧民的消費者又受害。
王安石考慮救濟他們的方法，所以在這法令中，遇到客人的貨物，不能出賣而願意賣給官家的，允許到相關部門出賣，行人、中間人和客人們用平價來買；出賣時也随時間而估價，不能過分要價，這都是求得分配的均等。
一來是更注意經濟學上所謂生産的一方面，使金融機關能得以流通，本錢的使用越來越廣。
小農小工從事生産的人，他們的資本大都很有限，必須等所生産的貨物賣完了，才能收回本錢再來從事生産，這中間往往中斷而跟不上，生産力也就因此而萎縮。
王安石思考改變這種情況的辦法，因此在這法令中，凡平民能有五人以上作保證的，或者以金銀抵押的，官府可以貸給錢（當時以銅錢和絹布為貨币，而金銀不是貨币，因此可以充做抵押品），而根據所借期限的長短，而取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利息，這些用來增加生産的資本。
市易法的本意是這樣，王安石對民事的盡心，也可以說是到了極點。
然而這法可行嗎？回答是：依我來看，王安石諸多新法中最不可行的，沒有超過這個的了。
讓我說出它的原因：從後面的那種說法，則市易這個業務實際上是一個銀行（青苗和市易二法都和今天銀行經營的業務相近，青苗法是農業銀行的性質，市易法是商業銀行的性質）。
憑王安石八百年前，就能知道銀行是國民經濟最重要的機關，他的見識可以說是千古卓絕，即使這樣，銀行這一存在，它的性質适宜民辦而不适宜官辦。
即使現在的各國中央銀行，還都是集股資而建成，不過是政府進行了嚴格的監督罷了，而其他的大小銀行，無一個不是讓百姓來辦的，這更不用說了。
現在一一都讓政府親自來辦，還任命官吏來管理，不說它是怎幺的瑣碎，并不是治理的機關，這些人又肯定不擅長做些事，這是歐洲各國都嘗試過而受不了它的弊端的。
由前面的說法，這是一種專賣制度。
他立法的本意，不過是貨賣不出去的，官府來收購。
而最終的結果，是把天下所有的貨物，都由官府來買賣。
即使不是這樣，也要由官府來估量它的價值，不這樣他所說的平抑物價的目的就會達不到。
收集天下的貨物而讓官吏來管理，這是近代社會主義派所主張的條理之一，隻是它有與之相輔相成的内容。
如果按這種說法，那幺國家就成了唯一的資本家，成了唯一的企業家，更沒有第二個和他競争的，這可以施行，而它的結果怎幺樣，還是不敢斷定的。
如果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下，想要施行這種制度，怎幺不可以？現在的經濟社會，隻要聽從它供求之間的相互調濟，而自然會達到平等，所謂的自由競争，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
現在想要把營運的職責，都讓國家來承擔，别說它達不到，如果能辦到，而它的危險，也将越來越厲害。
大概它最初的本意是抑制兼并，而它的結果，勢必會使國家自己成為兼并者。
兼并者對百姓是非常有害的，而一個兼并者出現，而不能禁止其他的兼并者不起來與他競争，競争的結果就是逐漸達到平等。
如果國家成為唯一的兼并者，而沒有人與它抗争，則百姓的窮困，怎幺能夠得到解救呢？這都是市易法不可施行的理由。
況且還有一種說法：王安石想要用這一個市易法來達到前面所說的兩個目的，而不知道這兩個目的是不能用一個手段來達到的。
銀行的性質，最不适于兼營其他的商務，而普通的商業，又最忌諱用抵押典當而貸出它的資本。
現在的市易法兼有這兩種矛盾的營業性質，結果會兩敗俱傷。
因而當時的新法中，隻有這種是傷害百姓，國庫從中得到的好處也最少，王安石的用意雖好，隻是沒有找到解決辦法。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是改變當時最害民的差役法制度而成為募役制，讓百姓出代替勞役的稅款來充當募兵的資本，這近似于一種人身稅，而它的辦法和當今文明國家的所得稅很類似。
這是王安石救時惠民的第一好政策。
我們生在當今這個時代，自本朝康熙、雍正年間實行一條鞭法之後，政府從來不再有役使百姓的事，說到役法，人們往往不知道是什幺東西。
而怎幺能想到數千年來，國民宛轉死于這役法上面的不知有多少人，自從大政治家王安石出現，才打開了它求生的路，今天我們仍然得到它的好處。
考證差役法，它的源頭很遠，經書上說有“力役之征”，說的就是先王的政策，也隻說用民力每年不超過三天。
如果這種說法可信，那幺從民間征力役，即使是三代之前，也不曾避免。
大概古代租稅制度不完備，國家财政很可憐，有一些事情的時候，不得不使用民力。
就人民對國家的義務來說，這也不能說嚴重；然而君主經常濫用它而沒有節制，因此孟子說它影響了百姓按時耕種以至于凍餓離散，這種水深火熱的情形，是可以想見的。
自秦漢以來，延續下來而沒有改變，到宋時它的弊端更加嚴重。
現在抄錄當時士大夫們所記的事實和建議，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是順應了時勢的要求，不能不這樣了；而這項法令的完善和周密，也可以印證前面這些人的議論。
仁宗皇祐年間（公元1049年~1053年）知并州韓琦上疏說：“州縣百姓的痛苦，沒有比裡正衙前更深重的了。
有的寡母改嫁，親族分居，有的放棄田産給别人，以避免為上等戶，有的無病無禍求死，以使親人成為單丁戶，千方百計用盡心思，以求避免慘死溝壑的禍患。
每鄉被差役的疏密，與财力高低不公平。
假如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資财有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資财有五十萬；輪番休息及服役，則甲鄉十五年輪一遍，乙鄉五年輪一遍。
富的休息有餘，窮的一個接一個地敗家破産，這難道是朝廷為民父母的本意？宋英宗時，谏官司馬光說：“設置鄉戶衙前以來，百姓更困乏，什幺都不敢經營，富有的人還不如貧民，貧窮的人不敢求富。
我曾在村落中行走，見到百姓賴以生存的東西很少，問他們原因，都說什
而青苗法的本意，就是要抑制有錢大戶的兼并；而朝廷中的這些大臣們，又都是有錢的大戶，他們的力量都足以進行兼并，他們反對王安石，也是很自然的事。
當時鬧着反對王安石的，怎幺能保證他們沒有此私心？即使有兩三個賢明的人，未必有此私心，然而他們也像聾子一樣附和罷了。
況且他們所謂的賢者，都是習慣了苟且偷懶的，将生出事由視為大戒，不管事情的善還是惡，有利還是有害，隻要有人來添麻煩就起來對他叫嚷恐吓，他們與王安石與宋神宗格格不入也就很正常了。
而數百年後的今天，社會的情形，就和王安石當時的情況一樣，王安石的話，就不止為當時而說的了，悲哀啊！ 青苗法立法的本意，既然它有這樣的美好願望，那幺它可行嗎？回答是：“它不一定可行。
”好卻不可行，這是為什幺呢？況且王安石在鄞縣時行之有效，為什幺還懷疑它不可行呢？回答是：“一縣不是全國可比的。
一個縣，是王安石可以自己操作的；全國，不是王安石一人可以控制的。
因此當時就有禁止強行借貸，而官府把全部借貸出去當做功勞，即使不想強行借貸也做不到。
法令中有遇到災年在第二年要補繳所借貸的錢數，而每年是豐收還是災年是無常的，災年的數目還很多，這樣官府就可以玩弄手法，即使不想使借貸的錢累年積壓也不可能。
”這兩個弊端，隻有韓琦和歐陽修的奏議說的很詳細，他們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诤臣（韓琦、歐陽修的文章很長，不抄錄在此。
這段舉出它的大意）。
問的人說：“韓琦、歐陽修兩人所說的既然切中它的弊端，而王安石不醒悟，那幺即使說他執拗，怎幺能說為過呢？”回答說：“不是這樣。
”當時這些人攻擊新法，有弊端的自然攻擊，無弊端的也要攻擊，而無弊端的也攻擊，正像王安石所說，他們的用意不在于法。
為王安石打算，隻有一件事都不做，靜靜地和那些人同流，這樣才有可能免于被指責，而不管王安石的本意怎樣，這是為什幺呢？況且法既然很好，出現弊端，那幺就不是法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
就如青苗法，王安石在鄞縣時能行之有效，李參在陝西能行之有效，如果每個縣都能有像王安石這樣的人來做縣令，那幺每個縣都會和鄞縣一樣；即使不能那樣，如果每一路都能用如李參這樣的人來做轉運使，再加上用考核審計的辦法來督查，那也就每一路都和陝西一樣了。
根據條例司所核定，全國共設置提取官四十一人，憑當時這幺多的賢才，想要找如李參這樣的四十一個人，估計不是什幺難事，而王安石又不是不想和這些君子共事，而無奈這些君子們，一聽說王安石要發表意見，就把耳朵掩起來不聽，不問他所發表的是什幺見解；見到一封诏書是王安石所起草，就閉目不看，根本不問他所起草的是什幺诏書。
要求他們去做事，不是以賢者長者的名義對抗，就是彈劾王安石之後離去。
這些君子們既然不屑于幫助王安石，而王安石也不能違背情理一事不辦而向這些君子們賠罪，也不能靠自己把天下的事都做了，而在這些君子之外另求那些能幫助自己的人，又怎幺能得到呢？何況這些君子們非但不幫助王安石，還在一旁煽動、唆使和阻撓，看到新法的弊端滋生，施行沒有成效而幸災樂禍，本來青苗法可以施行沒有弊端的，而因為這些君子們的緣故，想要沒有弊端，怎幺能辦到呢？其他的事也是這樣的啊！ 由此來說，我所說的青苗法雖好但不一定可行的道理，就很明顯了。
假如縣令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樣，就确實可行，而不是這樣，就不可行。
退一步說，如果提舉能人，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樣，就還可以施行，否則不可行。
再退一步說，如果執政者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樣，那幺在不可行中還有可能行，如果得不到，那就不可行了。
然而青苗法的弊病，果真如那些君子們所說的嗎？王安石新法的良好用意，而百姓真的一點都沒有得到好處嗎？回答是：“這又不是那樣。
”曆史寫成于诽謗王安石的人手中，他們的目的是揚惡而隐善，凡是可以表彰王安石功績的，删除唯恐不盡。
即使這樣，還是有些他們沒有删除的。
王安石《與曾公書》中說：“開始以為人們不會來借貸，而來借貸的擋都擋不住，最後以為他們會不還，而來交還的人都無法推卻”，當時人們歡欣鼓舞的場面是可以想見的。
在他的《上五事劄子》中說：（熙甯五年，即公元1072年）“過去貧困的人，從有錢人那裡借貸，現在貧困的人，從官府借貸，官府的利息少而百姓得到救濟，這事執行了多年并有成效。
”在他的《謝賜元豐敕令格式表》中說：“在苗頭出現之前創立新法，在反對者的聲音落下後取得成績。
”可以說在王安石被罷免丞相之後它的效果更加顯着了。
然而這還是王安石自己說的不一定可信，請容我用旁觀者的話來證實。
河北轉運使王廣廉上奏，說百姓都歡呼感激朝廷的恩德。
李定到京師，李常見到他，問他：“你從南方來，百姓認為青苗法怎幺樣？”李定說：“百姓感到方便，沒有不高興的。
”李常說：“整個朝廷都在争論這事，你不要這樣說！”李定說：“我隻知道根據實情說，不知京師不讓随便說話。
”說明當時的輿論，有想按住人的舌頭而沒有達到目的的。
而還有人說這是為了依附王安石而希望得到寵信才這樣說的，并不可信，請容我再用反對黨的話來證實。
朱熹的《金華社倉記》中說：“憑我觀察前輩賢人的論述，而用今天的事來說，則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本來并不是不善。
”程頤曾評論王安石，而不免後悔對他有些偏激，他晚年知道自己攻擊青苗法是錯誤的，而朱熹尚且歌頌過它。
蘇轼《與滕達道書》中說：“我們這些人在新法施行當初，動不動就抱守偏見，以至有了同黨異黨的說法，雖然出于耿耿忠心，出于憂國之情，而所說的差錯和謬誤，很少符合道理的。
當今皇上的品德日益更新，衆化有了大成果，回顧當時自己所持觀點，越來越覺得有疏漏。
”蘇轼晚年深深忏悔，而他感歎新法取得的成果，他的話和王安石所說的“在反對者的聲音落下後取得成就”是相吻合的。
所說的“衆化”，大概是說新法，而青苗法是其中之一。
以程頤、蘇轼兩人，是當時反對王安石的主力，而都是這樣，如果不是确有成效，而能說這話嗎？以此來推測，與程頤、蘇轼的想法一樣，而他們的言論不為後世所流傳的，應當還有。
不僅是這些，元祐初，新法全被廢除。
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廢除青苗法，三月，範純仁以财政費用不足為理由，請求恢複青苗法。
八月，司馬光上奏請求散青苗本錢來利民，隻是應當禁止強行借貸。
這些都是寫在奏折中，記在正史裡的。
難道司馬光、範純仁不是帶頭攻擊青苗法的人和攻擊最用力的嗎？為什幺在十八年後，又對青苗法如此津津樂道？由此看來，可知當時的青苗法，确實取得了顯着成效；而百姓蒙受這種恩惠時間長了，即使強要埋沒它的好處而辦不到。
然而當初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他們是怎幺做的呢？論語上說：“不可能和小民一起考慮開始時的決策，而可以和他們一起享受成果。
”而這些君子們，不也成了凡人百姓了。
我們這些人現在來讨論，還覺得青苗法是那樣的難以施行，而王安石當年施行它，雖說它的弊端不能夠避免，而它的效果已經很明顯，我于是更加佩服王安石的才幹無人能及，而诋毀當時奉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的話，我最終也不敢信。
再平心來讨論一下，青苗法，不過是一個銀行業罷了，想要靠它來抑制兼并，它的作用可以說是很小的。
而銀行作為一個行業，它的性質适于民辦，而不适于官辦，但如果國家為它詳細制訂條例，使放貸者和借貸者都能受利而不是相互禍害，而國家再設立一個國家銀行，作為各私立銀行的樞紐，而不必和人民直接借貸，那幺這樣的方法就能行得通了。
王安石所做的，是代替匠人來砍削，很容易傷了自己的手。
即使如此，這隻是立足于現在來說的。
如果在當時，人民既沒有設立銀行的能力，全國也沒有一個金融機關，百業因此而凋敝，王安石能察覺産生這一切的原因，而創立此法來救治它，沒有過人的見識而能做到嗎？中國人知道金融機關是國民經濟命脈的，自古至今，隻有王安石一人罷了。
後來有暗地竊取青苗法的實際而明着又避開它的名稱的，就是朱熹的社倉。
他的方法是取息十分之二，夏天放出貸，冬天收回來，這與青苗法有什幺不同？朱熹在崇安施行而奏效，而想把這施行到天下，也就像王安石在鄞縣施行後而因行之有效而要施行到天下一樣。
朱熹平日本來是非常诋毀王安石的，說他是急于得到财利，使天下攪擾不堪，鬧得人都不想活了。
等他倡導社倉，有反對他的，他奮然說：“王安石就隻有施行青苗法一事是對的！”（都見于《朱子語類》）王安石果然是急于求取财利嗎？王安石所做正确的事，果然隻有青苗法這一件事嗎？也不過是他的說法罷了。
第三均輸法 均輸法，是用來流通天下貨物的方法，其中規定了物資買進和賣出的方法，使運輸者方便，而有的和沒有的人之間可以貿易，也是一種惠民的政策。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上書說：（按：此文是王安石自撰，《宋史-食貨志》所錄删去了其中許多主要語句，今根據《本集》全抄錄在此） 我觀察先王的法令，在京畿之内，賦稅按照精粗，以一百裡為差距，而京畿之外的各個諸侯國，各自拿出自己的出産進貢，又制訂了經用通财的辦法，根據貿易不斷遷移。
管理市場上的财物，讓沒有的人擁有，為害者要除去；在集市上售不出去，貨物積壓阻礙了百姓的使用，官吏把這些貨物收集起來，等待其他時候來購買的人，像這些都不是專利。
聚集天下人，不能沒有财物；管理天下的财物不能不講道義。
通過道義管理天下的财物，輾轉運輸時的辛勞或安逸，不能不保持平均，用度的多少不能不全盤掌握，貨物的有無不能不加制約，而輕重聚散的權利不能沒有方法使用。
如今天下的财物用度困窘急迫沒有餘額，主管的官員受到蹩腳法律的限制，内外不能互相了解，充盈空虛不能互相補充。
各路供應的東西每年都有限定的數額，豐收的年代和方便的地區可以多進貢，又不敢不留剩餘；年成不好物價變貴，難以供應完備，卻又不敢不供給充足。
遠方運輸是兩倍五倍的成本，在京城隻能按半價出售。
三司轉運使按照文書催促到期聚會而已，在中間對于貨物增損不置可否。
等遇到軍國祭祀大事花費巨大，就派人鏟除粉刷，幾乎不再有多餘的儲備，各部門财政用度往往自我掩飾，不敢說實話以防備有急事。
又擔心年度預算不足，就多方拆挪變賣，從百姓手中收取，繳納的租稅甚至超過成本一倍。
而朝廷所用的，往往要求進貢不出産的東西，而且不按季節索要，富有的大商人趁着公私的急難，掌握了輕重聚散的大權。
我們認為發運使總管六路的賦稅收入，但他的職責隻是管理茶、鹽、礬的稅收，軍事儲備和國家用度都依賴他，應該借給他錢财貨物，補充他的用度不足，使他普遍了解六路财稅的有無，再調配使用。
凡是購買進貢的物品都要買賤的不買貴的，用近處的不用遠處的，命令在京城倉庫中收藏和每年定量支出的應當供辦的數額，能夠在方便的時候變賣，以等待上面的命令。
逐漸收回輕重聚散物資的職權，歸入官家，而是制約有無以便輾轉運輸，省去勞務費用，去除沉重的賦稅，使農民寬松，差不多國家用度充足，百姓的财力不會匮乏。
所有本司都應該設立下屬。
允許他們舉薦，等有了應該執行的事情，令他們根據條例上奏，皇上再下令命制置司參照執行。
《宋史-食貨志》記載均輸法施行的始末大略如下： 诏令發運司拟定實施方案上報，而命令發運使薛向負責均輸平準事務，拟給内藏庫錢五百萬貫、上繳的米為三百萬石。
當時議論者顧慮實行均輸法會造成麻煩，多認為不妥。
薛向既然主管此事，便請求設機構委任官員，神宗讓他自己委任官員，薛向于是舉薦劉恍、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下屬官員，又請求有關部門提供六路每年應當上繳的數目、京城每年耗用物品及現存物品估計能滿足供應的時間，總共應當置辦的有多少等，都預先下達給有關部門。
神宗同意他的請求。
之後侍禦史劉琦、侍禦史裡行錢、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知谏院範純仁、谏官李常等多次上書說這法不應施行，并彈劾薛向。
神宗一律不聽，還下诏獎勵薛向，可均輸法最終也沒有施行成功。
均輸法，開始于漢代的桑弘羊，到唐代劉晏而更加完善，王安石實際上是學習了他們的制度，并不是自己的創造。
古代貨币的使用不完備，百姓用實物來交換，國家征租稅，也是用實物，因為道路的遠近，輸送的辛勞和閑逸不均衡；因為年景的不同，供求的關系也不相同，下面的百姓大受其害，而朝廷也得不到利益，确實有條例司所上奏的情況。
因而桑弘羊和劉晏施行均輸法，不加賦稅而國家的開支充足了，史家贊揚他們，并不是沒有理由。
現代交通的便利大開，貨币使用也很廣泛，我們讀曆史，隻看到他們不怕煩瑣，苦苦尋求解決的辦法，而不知當時治理國家的人的苦心孤詣，是我們遠遠地趕不上啊（看現在的漕運，就可以知道均輸的妙用。
如果能把商運供應京城的米都折合成南方的糧食，那幺國庫與人民所收到的利益，每年不也以千萬來計算嗎？均輸的意思也是這樣。
漕米也是用實物來充租稅，是古代拙劣的方法到今天還蛻化完畢）。
而當時轟然群起攻擊新法是為什幺呢？史書上說它最終不能成功，它不成的原因并沒有說，難道是因為攻擊它的人多才終止的嗎？ 第四市易法 市易法，本是漢代的平準法，是用來平抑物價而使貨物流通的，實際上是一種專賣法。
這裡記錄它興起的原因和内容如下： （《宋史-食貨志》）熙甯三年（公元1070年），保平軍節度使推官王韶首先提倡沿邊界地區實行市易法的方案，請求借官錢做成本。
诏令秦鳳路經略司用四川交子買貨物撥給他，于是任命王韶為本路帥司擔當公事兼管市易事。
當時想把公署遷移到古渭城，李若愚等認為聚集很多貨物會誘發戎人奪搶之心，又妨礙秦州、小馬、大馬的民間貿易，不同意。
文彥博、曾公亮、馮京、韓绛、陳升之都心存疑慮。
王安石于是說：“現在蕃族人富裕的，往往儲蓄現錢二三百貫，他們尚且不怕搶劫，難道朝廷威望，反而衰弱到怕人搶奪的地步？現在想聯合生羌（羌，古代居住在中國西部的部族），則形勢應當擴張，接應應當靠近羌族。
古渭邊寨，便于接應聯絡，商人聚集，居民越來越多，以此立為軍，增駐兵馬，選擇将領把守，則形勢就擴張了。
而且蕃族能與官方貿易，邊境百姓不再有欠賬，足以使蕃族有歸向之心，以貿易取利來補助軍費，再開辟荒地，将來可以聚集軍隊。
” 由此看來，市易法的施行，本出于王安石的殖民政策。
在邊境沒有開發的地方，而想用人力使它發展，使它繁盛，必然要從商務下手，然而本地上不開放，商人們就不來，如果不以國力施行，就達不到目的。
這就是王安石力排衆議所施行的。
後來這種辦法有了成效，就推廣到内地。
（《宋史-食貨志》）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便诏令撥給内庫錢帛，在京城設市易務。
在此之前，有個叫魏繼宗的，自稱平民百姓，上書說：“京城百貨沒有固定的價格，現在的富人大姓，趁百姓有急需，取好幾倍的利息，财利既聚集于少數人手中，國家經費也來源不足。
請求借給榷貨務錢，設常平市易司，選擇精通财務的官員負責，找來好的商人經營貿易。
讓他們确切地掌握市場貨物的價格，賤則提價購買，貴則減價出賣，從中取利，以供給公家需要。
”于是中書上奏在京城設立市易務官。
凡是貨物可以交易以及積壓于民而不能售出的，以平價收購，願意換官方貨物的準許。
如果向官方購買，則根據他抵押财産數量貸給他錢，限期讓他償還，半年交利息十分之一，到一周年加倍。
凡各部門購買物品，全都靠市易務供給之後各州都設立了市易務。
我私下懷疑當時的均輸法，怎幺能施行的時候緩慢而廢除時那幺快，宋神宗和王安石，絕不是能被人所左右的人。
原因是市易法的施行而使均輸法被廢。
市易法和均輸法，它們建立的用意差不多，隻是均輸法所涉及的，僅是定額的租稅，而市易法所涉及的，是一般的商務，因而它們的範圍有廣闊和狹窄的分别。
既然已經有了市易法，則均輸法就可以并到市易法之中了。
考查王安石之所以要施行市易法的原因，他的用意大概有兩點：一是針對經濟學上所謂的分配這一方面，用來抑制豪富，保護貧民。
小農小工這些人，能夠制造财物的，到市場上出售，往往被富豪們聯手抑制和勒索，不給他們應有的價格，使貧民中的生産者受害；豪強商人用賤價買到，等他們轉賣，又聯手提高價錢，于是貧民的消費者又受害。
王安石考慮救濟他們的方法，所以在這法令中，遇到客人的貨物，不能出賣而願意賣給官家的，允許到相關部門出賣，行人、中間人和客人們用平價來買；出賣時也随時間而估價，不能過分要價，這都是求得分配的均等。
一來是更注意經濟學上所謂生産的一方面，使金融機關能得以流通，本錢的使用越來越廣。
小農小工從事生産的人，他們的資本大都很有限，必須等所生産的貨物賣完了，才能收回本錢再來從事生産，這中間往往中斷而跟不上，生産力也就因此而萎縮。
王安石思考改變這種情況的辦法，因此在這法令中，凡平民能有五人以上作保證的，或者以金銀抵押的，官府可以貸給錢（當時以銅錢和絹布為貨币，而金銀不是貨币，因此可以充做抵押品），而根據所借期限的長短，而取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利息，這些用來增加生産的資本。
市易法的本意是這樣，王安石對民事的盡心，也可以說是到了極點。
然而這法可行嗎？回答是：依我來看，王安石諸多新法中最不可行的，沒有超過這個的了。
讓我說出它的原因：從後面的那種說法，則市易這個業務實際上是一個銀行（青苗和市易二法都和今天銀行經營的業務相近，青苗法是農業銀行的性質，市易法是商業銀行的性質）。
憑王安石八百年前，就能知道銀行是國民經濟最重要的機關，他的見識可以說是千古卓絕，即使這樣，銀行這一存在，它的性質适宜民辦而不适宜官辦。
即使現在的各國中央銀行，還都是集股資而建成，不過是政府進行了嚴格的監督罷了，而其他的大小銀行，無一個不是讓百姓來辦的，這更不用說了。
現在一一都讓政府親自來辦，還任命官吏來管理，不說它是怎幺的瑣碎，并不是治理的機關，這些人又肯定不擅長做些事，這是歐洲各國都嘗試過而受不了它的弊端的。
由前面的說法，這是一種專賣制度。
他立法的本意，不過是貨賣不出去的，官府來收購。
而最終的結果，是把天下所有的貨物，都由官府來買賣。
即使不是這樣，也要由官府來估量它的價值，不這樣他所說的平抑物價的目的就會達不到。
收集天下的貨物而讓官吏來管理，這是近代社會主義派所主張的條理之一，隻是它有與之相輔相成的内容。
如果按這種說法，那幺國家就成了唯一的資本家，成了唯一的企業家，更沒有第二個和他競争的，這可以施行，而它的結果怎幺樣，還是不敢斷定的。
如果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下，想要施行這種制度，怎幺不可以？現在的經濟社會，隻要聽從它供求之間的相互調濟，而自然會達到平等，所謂的自由競争，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
現在想要把營運的職責，都讓國家來承擔，别說它達不到，如果能辦到，而它的危險，也将越來越厲害。
大概它最初的本意是抑制兼并，而它的結果，勢必會使國家自己成為兼并者。
兼并者對百姓是非常有害的，而一個兼并者出現，而不能禁止其他的兼并者不起來與他競争，競争的結果就是逐漸達到平等。
如果國家成為唯一的兼并者，而沒有人與它抗争，則百姓的窮困，怎幺能夠得到解救呢？這都是市易法不可施行的理由。
況且還有一種說法：王安石想要用這一個市易法來達到前面所說的兩個目的，而不知道這兩個目的是不能用一個手段來達到的。
銀行的性質，最不适于兼營其他的商務，而普通的商業，又最忌諱用抵押典當而貸出它的資本。
現在的市易法兼有這兩種矛盾的營業性質，結果會兩敗俱傷。
因而當時的新法中，隻有這種是傷害百姓，國庫從中得到的好處也最少，王安石的用意雖好，隻是沒有找到解決辦法。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是改變當時最害民的差役法制度而成為募役制，讓百姓出代替勞役的稅款來充當募兵的資本，這近似于一種人身稅，而它的辦法和當今文明國家的所得稅很類似。
這是王安石救時惠民的第一好政策。
我們生在當今這個時代，自本朝康熙、雍正年間實行一條鞭法之後，政府從來不再有役使百姓的事，說到役法，人們往往不知道是什幺東西。
而怎幺能想到數千年來，國民宛轉死于這役法上面的不知有多少人，自從大政治家王安石出現，才打開了它求生的路，今天我們仍然得到它的好處。
考證差役法，它的源頭很遠，經書上說有“力役之征”，說的就是先王的政策，也隻說用民力每年不超過三天。
如果這種說法可信，那幺從民間征力役，即使是三代之前，也不曾避免。
大概古代租稅制度不完備，國家财政很可憐，有一些事情的時候，不得不使用民力。
就人民對國家的義務來說，這也不能說嚴重；然而君主經常濫用它而沒有節制，因此孟子說它影響了百姓按時耕種以至于凍餓離散，這種水深火熱的情形，是可以想見的。
自秦漢以來，延續下來而沒有改變，到宋時它的弊端更加嚴重。
現在抄錄當時士大夫們所記的事實和建議，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是順應了時勢的要求，不能不這樣了；而這項法令的完善和周密，也可以印證前面這些人的議論。
仁宗皇祐年間（公元1049年~1053年）知并州韓琦上疏說：“州縣百姓的痛苦，沒有比裡正衙前更深重的了。
有的寡母改嫁，親族分居，有的放棄田産給别人，以避免為上等戶，有的無病無禍求死，以使親人成為單丁戶，千方百計用盡心思，以求避免慘死溝壑的禍患。
每鄉被差役的疏密，與财力高低不公平。
假如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資财有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資财有五十萬；輪番休息及服役，則甲鄉十五年輪一遍，乙鄉五年輪一遍。
富的休息有餘，窮的一個接一個地敗家破産，這難道是朝廷為民父母的本意？宋英宗時，谏官司馬光說：“設置鄉戶衙前以來，百姓更困乏，什幺都不敢經營，富有的人還不如貧民，貧窮的人不敢求富。
我曾在村落中行走，見到百姓賴以生存的東西很少，問他們原因，都說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