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荊公之政術（二）民政及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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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賞。
其後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于此業。
史稱自熙甯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水利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雲。
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
公之言唆黃河也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複澱塞。
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
時司馬歐陽二公皆沮之，歐陽之言曰：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
與其勞人，不如勿開。
荊公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
夫即此二說，而一為偷安，一為任勞，其孰 賢蓋易見矣。
清汴之議，則荊公早倡之。
直至乞休後，元豐元年始行之，用功四十五日而成。
此兩事者，為利為害，吾未能言之。
要之足以證公之盡心民事而已。
而當時蘇轼上書诋之，謂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已盡，今欲鑿空訪尋水利，必大煩擾。
此皆以一切不事事之主義者，當時之士風然也。
夫中國直至今日，遺利猶且遍地。
況宋代承大亂之後，而真仁間之凋敝，又如前所述耶！謂曰已無遺利，抑誰欺哉！ （乙）方田均稅 方田均稅者，荊公整理田賦之政也。
史記其始末如下： 熙甯五年八月，诏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項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
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
随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魆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
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
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緻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之。
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
凡田方之角，立土為□，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
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因為正。
令既具，乃以濟州钜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仿焉。
此蓋當時調查土地整頓賦稅之一政策，雖非荊公所特創，然亦言理财者所首當有事也。
方田法蓋如近世所謂土地台帳法，言地稅者稱此法最善焉。
但其每年厘定一次，未免太煩數，不能持久耳。
先揭以示民，一季無訟，乃着為令，此又至仁之政也。
方帳莊帳甲帖戶帖，雖其内容今不可考，然與今世文明國之法度，蓋甚有合矣。
嚴禁越額增數，豁免瘠鹵及公利之地，惠民之意尤多，孰謂公之立法損下益上哉！ （丙）漕運 累朝建都北部，仰食東南，故漕運實為國家一大政，北宋時尤甚。
前此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托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
熙甯二年，荊公薦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
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雲。
此在荊公相業中，雖甚為微末，然其知人善任綜核名實之效，蓋可見也。
以上所列，皆荊公興舉民政财政之大略也。
其條目班班可考，其本意無一不出于利民，烏有所謂損下益上如俗吏掊克之所為乎？雖其時奉行不實，緻有與立法之本意相迕，而收效不如其所期者，蓋亦有焉。
然吾固言之矣，當交通未便之時代，而欲以幹涉政策治大國，其事實難，然則是固不足為荊公罪也。
況當時所謂廉潔之君子，莫肯為之助，則雖有用人不當，而其咎則所謂君子者當分之矣。
吾故詳述當時财政之真相如右，俾後之讀史者省覽焉。
【譯文】 民政及财政 俗人評說王安石，大概把他當做會聚斂的大臣一樣看待，這就大錯了。
王安石的事業，确實一大半在理财，而他理财的目的并不隻是在增加國庫每年的收入，實際是要解除國民的困苦而使他們富有，再從他們富有當中取得一些盈餘，作為國家的行政費用。
因此發展國民經濟，實際上是他的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是他的第二目的。
而他所設立的諸多法令，和這兩者都有關系，因此不把它叫做“财政”，而叫做“民政和财政”。
第一設立三司條例司 設置三司條例司，這是王安石所設立的财政機關。
王安石說： 周代設立有泉府這一官職，以制止兼并，救濟貧窮的人，變通天下的财物，後世隻有桑弘羊、劉晏大略領會了這用意，學者不能明白先王立法的用意，反認為做君主的不能與百姓争利，現在要理财，就應當編寫泉府之法。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于是設立該司。
诏書上說： 朕認為要想達到天下大治，必須先富足然後才可有所作為。
現在縣官的費用都不夠，而民财虧空嚴重，因此特地下诏給大臣們，在朝内置司，以改革這些弊端。
事情認真地考慮，就能明白它的得失。
現在将天下的财權，賦予有關部門，他們如果能認真考慮，則能夠得到的效果必定好，所說的也肯定通達。
财富聚集滿足需要，這實在是富民的辦法。
如果是用苛刻的辦法，剝削下面而使怨恨都指向朝廷，這是不可取的。
命令三司判官各路監司和内外官，受诏後兩月内，都将财物的利害報上來。
三司條例司成立後，王安石和陳升之主持。
這時陳升之為宰相，王安石是參知政事。
當今的各個立憲國，往往以總理大臣兼财政大臣，大概财務是各種政務的根本，王安石也深知這個道理。
王安石的目的，在于制止兼并，救濟百姓的貧困，變動天下的财富，使百姓富足，使天下大治，設置三司條例司的職責就在于此。
而之後所立的法，也都是按這樣的思路來施行的。
史書上說王安石曾經與司馬光在朝廷上辯論，司馬光說：“善于理财不過是按人頭征收苛刻的賦稅罷了。
”王安石說：“不是這樣，善于理财是不增加賦稅而使國家的用度充足。
”司馬光說：“天下哪裡有這樣的道理？天地所生産的财物百貨，不在民手中就在官手中，如果設法從百姓那裡奪來，這害處比增加賦稅還嚴重。
”争論不休（史書上的記載僅有這些。
王安石反駁司馬光的話缺少了。
想必他還有高見，可惜見不到了）。
司馬光的話，能切中事理嗎？那些财物百貨，果真是天地所生産而終始不變嗎？還是人生産得法就可以增殖呢？财物百貨，本來就有既不在百姓手裡也不在官手裡的，隻是被丢棄在地上的。
如果增殖了，那幺增殖的那部分可以屬于百姓，也可以屬于官。
現在歐美這些國家，在這方面效果明顯。
王安石想要整頓财政，以發展國民經濟為入手的方法，孔子所說的“百姓富足了，君王還能不富足嗎”，中國自古論理财的人，見識沒有能達到這一高度的。
王安石的意思，認為國民經濟之所以一天天地下滑，是因為國民不能發揮力量來從事生産。
國民不盡力從事生産的原因，是因為富豪的兼并。
國家的富豪少而貧民多，而富豪們都習慣了奢侈浪費，不把他們的收入用來投資，而貧民一點點的小本錢，又被人兼并一天天沒有了，使國家生産的投資匮乏，使百姓的生計無以為靠，于是要殚精竭慮尋求拯救的辦法，最急迫的是消除和抑制兼并。
而誰能抑制兼并呢？隻有國家。
王安石想把所有的财權都收歸國家，然後由國家根據情況調度，使全國的百姓受益均衡，使他們都有從事生産的憑借。
他在詩中說：“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财。
人主擅操柄，如天持鬥魁。
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
”他的青苗、均輸、市易等法令，都是根據這個主張提出的。
這種主張，近數十年來在歐美兩大洲很興盛，稱為社會主義。
這種理論把國家作為大地主、大資本家、大企業家，而人民不能有私财。
這就是王安石所說的“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那些學者，往往夢想能建立一個大同太平盛世的楷模，而有見識的人則認為這事很大，不經過多少代是不可能做成的。
憑歐美今天這樣都沒有能做成，而王安石想在數百年前的中國來實現，怎幺能辦到呢？雖然說他的目的不如人家那幺宏大，他的條目也不如人家的精細，施行程度也不如人家那幺徹底，然而最終還是不能完全适合于王安石所處的時間和環境，這是可斷言的。
王安石所被蒙蔽的，隻在于此。
他常識的精深卓絕，規模的宏大，用心的仁慈，是千古無雙的，司馬光怎幺能了解呢？ 社會主義之所以難以施行不是一個原因造成的，作為國家分管财政機關的人，是非常難選擇的，這裡集中的權力太多，很容易滋生弊害，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些倡導社會主義的國家，是施行于立憲的政治體制确立之後，還覺得難，更何況在**的時代呢？本意是要抑制豪強，萬一施行得不好，而國家會反而成為兼并最嚴重的，那幺百姓向誰來訴求呢？而奸臣們就勢肥了自己，這就更不說了。
因此王安石的政策，他在财政上收到的效果很多，而對國民經濟上收到的成果很少，肯定是因為這些了。
宋代财政的弊病，到宋仁宗晚年達到了極點，前面已經說過了。
神宗即位，先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等人籌劃裁減國家經費使用的制度，仍拿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的數目和現在支出的數目分析出來看。
過了一些天，司馬光說國家經費不足的原因，是用度太奢侈，賞賜沒有節制，宗室人數繁多，軍隊不精，必須要陛下和兩府大臣以及三司的官吏好好想想糾正弊端的方法，多花些時間，或許能見效，這不是我一朝一夕能裁減下來的。
到制置條例司設立，才查三司的賬目，對各項支出裁減的長遠調整進行商讨。
凡是一年的支出和郊祀費用，都要編成固定的規格，能省下的費用有十分之四（以上都是抄錄《宋史-食貨志》上之六的原文）。
财政的弊端已經成了這個樣子，即使不去興利，能節省費用也算可以，司馬光也不是不知道；而還是含糊其辭地說“多花些時間，不能馬上裁減”，而隻是想把這難辦的事推給皇帝，有這幺不負責任的嗎？況且司馬光所說不能辦到的，為什幺王安石一下就裁掉了十分之四，而沒有看到其他的變故呢？數十年相沿襲下來每年的費用，現在馬上減去十分之四，這實在是天下最難辦的事了，而制置條例司剛剛設立，就有了這樣的功績，那這個部門的領導者，他辦事的忠實和勤勞，他才識的聰明和機敏，他魄力之堅毅宏偉，是可以想見的（當時所裁減的多數屬于宮廷費，如果不是神宗賢明，王安石也是推行不下去他的政策的）。
再看不負責任的司馬光，他做的怎幺這樣不同呢？（據《宋史》，神宗命司馬光讨論裁減财政支出是在王安石入相之前，這兩人都是翰林學士，都應當擔當此命。
而司馬光以敷衍的态度來回複上命，神宗不願和這樣不負責任的大臣來共商國是，不也是應當的嗎？）而後人評論王安石的，對這樣的功績，隐藏不說，是什幺用心呢？ 史書所說的“編着定式”，就是今天立憲國所謂的“預算案”。
史書上又說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城每年增加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缗，監察各州六十八萬九千餘缗，省下的錢用來增加官吏的俸祿，這确實是整理行政的根本。
當時制置三司條例司所施行的好政策可能更多，史書上缺少因而不可考證，就是這零零碎碎的内容，也已經不是流俗之人所能達到的了。
《文獻通考》二十四引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蘇轍的奏章，說熙甯初（公元1068年），在三司取天下所呈報的賬籍來看，甚至有到省三二十年沒有開封的。
大概州郡所發來的文賬，随賬都有賄賂，各有固定的數目。
數目足的，都不開封。
一旦有不足，就百般問難，至到要足才罷休。
現在設立了賬司來核對文賬，而此前财政機關的**，可見一斑。
第二青苗法 青苗法，很類似官辦的勸業銀行，是王安石惠民政策的一項。
《宋史-食貨志》上之四記載它的緣起說：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制置三司條例司上言：“諸路常平倉、廣惠倉錢糧，粗略計算可以達到一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斂散不适當不得法，所以利益不夠大。
現在想用現有的糧食，遇糧價高時以适當低于市價的價格出售，遇糧價低時以适當高于市價的價格買進，轉運司所管青苗稅以及錢糧可以通融轉換使用的，也允許兌換使用。
另外以現錢依照陝西借貸青苗錢的先例，百姓願預先借貸就貸給他們。
随稅繳納償還糧食，一半在繳納夏稅時償還，一半在繳秋稅時償還，内有借貸糧食償還時糧價貴而願繳納錢的，都聽從借貸者的意願。
如遇災害欠收，允許推遲到下次納稅豐收時繳納。
不但足以消除災荒的患害，而且百姓既借貸到糧食，則兼并之家就不能乘青黃不接借出高利貸收成倍的利息。
另外常平倉、廣惠倉的糧食，收藏積蓄停滞，一定等欠收年物價高然後出售，得到好處的不過是城市遊手好閑的人，現今一路之内互通有無，糧價高時賣，低時買，用以增加貯蓄，平抑物價，使農民按農時進行農作，而兼并之家不能乘人之危。
凡是以上所講都是為了百姓，而國家并不由此得到收入，這也是先王施恩惠興利于民，作為農業補助的意思。
拟根據各路錢糧多少，分别派遣官員統管，每州選通判或幕職官一員，負責調撥和貸出追收，另外先從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試行，等待有成果後推廣到各路。
廣惠倉糧食除适當留給年老殘疾貧窮的人外，其餘一律按常平倉轉移法執行。
”下诏可以。
不久條例司又上言：常平、廣惠倉法令先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推行，據了解民間多願借貸，請求下令讓全國各路轉運司全面施行。
這是青苗法的大概和它施行的起因。
命名為“青苗”，大概是當時陝西轉運使李參，以所管轄的區域兵多而糧食儲備不足，讓百姓自己想辦法來度過青黃不接的時候，先貸給他們錢，等谷熟後把借的錢還給官吏，稱為“青苗錢”。
過了幾年，庫裡就有了餘糧，到現在仿照此法施行，因而沿習了這個名稱。
王安石心中有這樣的想法已經很久了，他少年時所作的《寓言詩》，就有了這樣的意思（詩見第六章），等做了鄞縣的縣令，又施行而很有效。
等他執政，就把這個法令放到天下來推行。
我私下想，無論是哪個國家，無論是什幺時候，那些用力種田的人，能一年到頭辛苦勞動的，如果不是有水旱災害，則收入足可以贍養自己；而這樣能持續數年，就肯定有剩餘，用來作為冠禮、婚禮、喪事、祭祀的用度。
然而往往不是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開始時本錢不充足，耕牛種子的投資，以及青黃不接時的需要，不能不向有錢的大戶借貸；如果遇到災害還要借貸，遇到喜事喪事又要借貸；而有錢的大戶乘他們急需而要挾，于是一年的收入，被利息用掉的有一多半，等到來年，又不能不和過去一樣去借貸了。
債一天天地多，利息一天天地加，而一年的勤勞，都是為有錢人當牛做馬了。
這就是百姓一天天貧窮，國民經濟一天不如一天的原因。
在西方的希臘羅馬，富人往往貸金或谷物給貧民，之後貧民負債逐漸增加，無法償還，就賣身為奴。
西方古代奴隸多，可能就因此而起。
經曆了數千年，這種制度始終沒有改變。
西元一千五百年以來，各國政府紛紛用法律來規定索要利息的比率，利息超過規定的有罪，而仍然和過去一樣不能禁止。
到近代銀行制度興起，這種弊病才稍為好轉，隻是它的效用還不能惠及農民。
數十年來，有所謂的勸業銀行、農工銀行、信用組合等，好處逐漸多起來，而也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處。
因而貧富不均的問題，實在是數千年來各國都受其害而最終沒能解決的老問題，而要解決它，就非得國家解決它的關鍵才能達到目的。
圓滿解決的方法，就如我國古代所說的井田制，如西方近代所說的社會主義，使人民不能有私财。
不能圓滿解決的次一些的辦法，就是國家設置借貸的機關把握主動，使有錢人乘人之危的那些伎倆，無法實現。
王安石所計劃的就是這樣。
我國在王安石之前這樣做的也有，景公在齊、子皮在鄭、司城子罕在宋，都用這種方法取得民心，王安石就是學習他們的用意。
當時蘇轍也曾論說道：“天下的人，做農民沒有田地，做商人沒有本錢，不借貸給他們，不免會死于野外。
讓富人借貸給他們，就會用不仁的辦法，收取一大半的利息。
無法償還時，也不免将衣物住所當做抵押，百姓受了困，而官府得不到利。
周代時官府的做法，是讓要借貸的百姓，和官府商量具體的辦法，而用賦稅作為利息。
現在可使郡縣都放貸，而讓當地人充任此事。
”按蘇轍的這種說法，正和王安石的青苗法相吻合，不知他是不是聽到了什幺，還是自己的創見？而蘇轍最終因為攻擊青苗法而自求罷官，難道他隻是文士的那種隻是說、并不是想那樣做的做派嗎？ 王安石既然想施行這項法令，然而施行是不能沒有資本的；由國庫撥給資本，又是國庫的力量所達不到的。
正好有常平廣惠倉，各路和各州縣都有，而它所儲存的糧食，實際上都沒有什幺用場。
王安石于是把這些無用的糧食派上用場，用它來做資本，他用意的周詳，眼光的敏銳，是很令人佩服的。
而司馬光卻說：“常平倉是三代的好規矩，放青苗錢的害處小，廢常平倉的害處大。
”然而常平倉沒有什幺實惠能給百姓的，如條例司原來奏書中叙述的，司馬光能為它辯護嗎？即使能也是強詞奪理而已。
青苗法一施行，整個朝廷都議論紛紛，群起攻擊王安石，沒完沒了。
這些人和他們所講就不都叙說了，隻有王安石的《答司馬谏議》這封信，抄錄下來就可以看到當時議論的一斑，而王安石之所以堅定地施行這個法令的原因也就能看出來了（司馬光給王安石的原信三千多字，多處引用經傳和漢唐遺文，他集中有這封信）。
昨天承蒙您來信指教，我認為和你長期交遊相好，卻每每讨論問題不能取得一緻的意見，是因為我們所持的政見多有不同的緣故。
我雖然想強辯，但考慮到怎幺樣也不會被理解，因而隻是簡單地回答你，不再一一自辯了。
又想到您對我的厚待與重視，因此在來往書信中不宜草率冒失，故而現在我詳細地說一說事情的原委，希望您能夠原諒我。
大概儒者所争論的事情，最突出的就是名稱與實際的問題了。
一旦名稱和實際的問題明了了，天下的是非曲直之理也就把握住了。
您現在用來指教我的觀點是：認為我侵犯了官員的權力，生事擾民，與人民争奪财物，拒絕納谏，因此招緻了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謗。
但我卻認為：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在朝廷之上議論法律和制度并且修改使之完善，然後交給有關部門去執行，不是侵犯官員的權力；運用和施行古代賢君的政策，以使有利的政策得到施行；去除弊端，不是擾民滋事；為天下理财，不是争奪人民的利益；批評不正确的言論，駁斥小人，不是拒絕納谏。
至于怨恨和诽謗很多，那是我事前就已經想到的。
人們習慣于因循苟且并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們大都不體恤國情，并且以合于流俗和取悅衆人為行事之道。
因此皇上想改變這種情況，而我也不考慮政敵的力量有多幺大，隻是想着出力幫助皇上來反抗這種勢力，因此，衆人怎幺會不窮兇極惡地攻擊我呢？盤庚遷都之時，有怨言的是老百姓，不僅僅是士大夫們。
盤庚沒有因為有人埋怨就改變自己的想法，考慮是合乎道義的然後就行動，因此看不到有什幺值得後悔的。
如果你責怪我在這個位子上很久了，卻還沒能幫助皇上大有作為，以使人民受到恩澤，那幺，我已經知罪了。
如果說現在我們應該什幺事都不做，隻是墨守前代的陳規就行了，那幺我就不敢接受了。
沒有機會和您見面，但我仍對您十分仰幕。
這封信雖然很短，然而他做事的堅定和忠貞，自信執着的樣子躍然紙上，千載之後讀這篇文章，好像能見到王荊公的神采，由此就可見國家會興盛。
按當時的制度，借貸青苗錢的，官取二分的利息，因此議論王安石的人把這作為他聚斂的證據，王安石有《答曾公立書》中說： 來信談到了青苗法的事。
正确的治國之道實行後對奸邪的人會不利，一旦奸邪之人提出不同的言論，大批不明事理的聾子就會起來附和他，他們的目的不在法度的合理與否。
孟子說過，有利是什幺呢？就是有利于我們的國家和利于我們自己而已。
至于富貴之家的豬狗吃人吃的食物就要嚴加禁止，鄉野裡有了餓死的人，就要開倉赈濟，這就是所謂國家政府的工作。
政府的工作之所以包括财務管理，因為财務管理就是合于道義的事。
一部《周禮》，關于理财的内容就占了一半，難道周公是為了利嗎？奸邪的人，因為現象的相似，就想混淆視聽，來蒙弊皇上和人民，他們又是如何理解和對待人們的願望呢？開始的時候，以為農民不會申請青苗的貸款，而後來發現來的人多得不得了，開始以為農民不會交回貸款，可後來交回貸款的人多得很，想不收都不行。
大概是因為按照老百姓的利益去使他們有利，就不會不出現這樣的情況了。
說到貸款的利息，二分利就不如一分利好，一分利就不如不要利息貸給他們，貸給又不如送給他們。
然而為什幺不給了他們而要取二分利呢？是為了使這項工作以後還能繼續下去，如果不能繼續下去，那幺這件事就隻是對老百姓的一種恩惠而不是一種政策了，那幺這個政策就不再是既給老百娃好處又不用多少花費的事了，因此一定要貸款給他們。
而且還要支付做這件事的官吏的俸祿，再加上運輸費、水旱災害和老鼠麻雀的消耗，所以隻有擴大積累才行，這樣才能在他們有了饑荒的時候給予他們，這沒有二分利行嗎？并且二分利是很正常合适的利息，并不高，為什幺還要更改呢？您再和深入了解聖人之道的人去讨論這件事就會知道，我所說的事，沒有一個字不合乎法度的，而世人喋喋不休地亂說，是不必理會的。
這封信差不多可以說是解釋變法用意的信。
當時整個朝廷鬧嚷成一片，除了與王安石共事的幾個人外，幾乎沒有一個不對他的青苗法進行攻擊的，多次彈劾他，而王安石不為所動，宋神宗也不為所動的原因，并不隻是因為王安石的自信和皇帝對他的信任，實際上是當時的反對者，沒有一句話能批到王安石變法的要害之處。
他們隻說他聚斂錢财，損害百姓以利朝廷，而王安石立法的本意，正好與他們所說相反。
他立法的本意，實際上是要利民，沒有一點借這些法令來幫助國庫斂财的心意。
條例司原來上奏的話，沒有修飾，表達的是真意。
而評論的人把他們說成是桑弘羊和孔僅的用心，這就是所謂的無的放矢，别說王安石不服，就是宋神宗也隻是一笑置之罷了。
王安石有關名稱和實際的分辨，不就是說這個的嗎？他說治道的興起，奸邪的人出來反對，而持異議的人他們的用意不在于新法。
唉！他這真是一語破的，同時言辭中有一種沉痛啊！過去羅馬偉人格力加士為執政時，倡導限民名田的制度，全國人民歡聲雷動，而議院幾乎是全數反對，最後被衆人毆打而死在院中。
大概那時也有不利于治道興起的人，而他們的用意也不在法。
王安石初執政時
其後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于此業。
史稱自熙甯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水利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雲。
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
公之言唆黃河也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複澱塞。
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
時司馬歐陽二公皆沮之，歐陽之言曰：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
與其勞人，不如勿開。
荊公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
夫即此二說，而一為偷安，一為任勞，其孰 賢蓋易見矣。
清汴之議，則荊公早倡之。
直至乞休後，元豐元年始行之，用功四十五日而成。
此兩事者，為利為害，吾未能言之。
要之足以證公之盡心民事而已。
而當時蘇轼上書诋之，謂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已盡，今欲鑿空訪尋水利，必大煩擾。
此皆以一切不事事之主義者，當時之士風然也。
夫中國直至今日，遺利猶且遍地。
況宋代承大亂之後，而真仁間之凋敝，又如前所述耶！謂曰已無遺利，抑誰欺哉！ （乙）方田均稅 方田均稅者，荊公整理田賦之政也。
史記其始末如下： 熙甯五年八月，诏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項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
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
随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魆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
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
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緻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之。
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
凡田方之角，立土為□，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
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因為正。
令既具，乃以濟州钜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仿焉。
此蓋當時調查土地整頓賦稅之一政策，雖非荊公所特創，然亦言理财者所首當有事也。
方田法蓋如近世所謂土地台帳法，言地稅者稱此法最善焉。
但其每年厘定一次，未免太煩數，不能持久耳。
先揭以示民，一季無訟，乃着為令，此又至仁之政也。
方帳莊帳甲帖戶帖，雖其内容今不可考，然與今世文明國之法度，蓋甚有合矣。
嚴禁越額增數，豁免瘠鹵及公利之地，惠民之意尤多，孰謂公之立法損下益上哉！ （丙）漕運 累朝建都北部，仰食東南，故漕運實為國家一大政，北宋時尤甚。
前此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托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
熙甯二年，荊公薦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
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雲。
此在荊公相業中，雖甚為微末，然其知人善任綜核名實之效，蓋可見也。
以上所列，皆荊公興舉民政财政之大略也。
其條目班班可考，其本意無一不出于利民，烏有所謂損下益上如俗吏掊克之所為乎？雖其時奉行不實，緻有與立法之本意相迕，而收效不如其所期者，蓋亦有焉。
然吾固言之矣，當交通未便之時代，而欲以幹涉政策治大國，其事實難，然則是固不足為荊公罪也。
況當時所謂廉潔之君子，莫肯為之助，則雖有用人不當，而其咎則所謂君子者當分之矣。
吾故詳述當時财政之真相如右，俾後之讀史者省覽焉。
【譯文】 民政及财政 俗人評說王安石，大概把他當做會聚斂的大臣一樣看待，這就大錯了。
王安石的事業，确實一大半在理财，而他理财的目的并不隻是在增加國庫每年的收入，實際是要解除國民的困苦而使他們富有，再從他們富有當中取得一些盈餘，作為國家的行政費用。
因此發展國民經濟，實際上是他的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是他的第二目的。
而他所設立的諸多法令，和這兩者都有關系，因此不把它叫做“财政”，而叫做“民政和财政”。
第一設立三司條例司 設置三司條例司，這是王安石所設立的财政機關。
王安石說： 周代設立有泉府這一官職，以制止兼并，救濟貧窮的人，變通天下的财物，後世隻有桑弘羊、劉晏大略領會了這用意，學者不能明白先王立法的用意，反認為做君主的不能與百姓争利，現在要理财，就應當編寫泉府之法。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于是設立該司。
诏書上說： 朕認為要想達到天下大治，必須先富足然後才可有所作為。
現在縣官的費用都不夠，而民财虧空嚴重，因此特地下诏給大臣們，在朝内置司，以改革這些弊端。
事情認真地考慮，就能明白它的得失。
現在将天下的财權，賦予有關部門，他們如果能認真考慮，則能夠得到的效果必定好，所說的也肯定通達。
财富聚集滿足需要，這實在是富民的辦法。
如果是用苛刻的辦法，剝削下面而使怨恨都指向朝廷，這是不可取的。
命令三司判官各路監司和内外官，受诏後兩月内，都将财物的利害報上來。
三司條例司成立後，王安石和陳升之主持。
這時陳升之為宰相，王安石是參知政事。
當今的各個立憲國，往往以總理大臣兼财政大臣，大概财務是各種政務的根本，王安石也深知這個道理。
王安石的目的，在于制止兼并，救濟百姓的貧困，變動天下的财富，使百姓富足，使天下大治，設置三司條例司的職責就在于此。
而之後所立的法，也都是按這樣的思路來施行的。
史書上說王安石曾經與司馬光在朝廷上辯論，司馬光說：“善于理财不過是按人頭征收苛刻的賦稅罷了。
”王安石說：“不是這樣，善于理财是不增加賦稅而使國家的用度充足。
”司馬光說：“天下哪裡有這樣的道理？天地所生産的财物百貨，不在民手中就在官手中，如果設法從百姓那裡奪來，這害處比增加賦稅還嚴重。
”争論不休（史書上的記載僅有這些。
王安石反駁司馬光的話缺少了。
想必他還有高見，可惜見不到了）。
司馬光的話，能切中事理嗎？那些财物百貨，果真是天地所生産而終始不變嗎？還是人生産得法就可以增殖呢？财物百貨，本來就有既不在百姓手裡也不在官手裡的，隻是被丢棄在地上的。
如果增殖了，那幺增殖的那部分可以屬于百姓，也可以屬于官。
現在歐美這些國家，在這方面效果明顯。
王安石想要整頓财政，以發展國民經濟為入手的方法，孔子所說的“百姓富足了，君王還能不富足嗎”，中國自古論理财的人，見識沒有能達到這一高度的。
王安石的意思，認為國民經濟之所以一天天地下滑，是因為國民不能發揮力量來從事生産。
國民不盡力從事生産的原因，是因為富豪的兼并。
國家的富豪少而貧民多，而富豪們都習慣了奢侈浪費，不把他們的收入用來投資，而貧民一點點的小本錢，又被人兼并一天天沒有了，使國家生産的投資匮乏，使百姓的生計無以為靠，于是要殚精竭慮尋求拯救的辦法，最急迫的是消除和抑制兼并。
而誰能抑制兼并呢？隻有國家。
王安石想把所有的财權都收歸國家，然後由國家根據情況調度，使全國的百姓受益均衡，使他們都有從事生産的憑借。
他在詩中說：“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财。
人主擅操柄，如天持鬥魁。
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
”他的青苗、均輸、市易等法令，都是根據這個主張提出的。
這種主張，近數十年來在歐美兩大洲很興盛，稱為社會主義。
這種理論把國家作為大地主、大資本家、大企業家，而人民不能有私财。
這就是王安石所說的“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那些學者，往往夢想能建立一個大同太平盛世的楷模，而有見識的人則認為這事很大，不經過多少代是不可能做成的。
憑歐美今天這樣都沒有能做成，而王安石想在數百年前的中國來實現，怎幺能辦到呢？雖然說他的目的不如人家那幺宏大，他的條目也不如人家的精細，施行程度也不如人家那幺徹底，然而最終還是不能完全适合于王安石所處的時間和環境，這是可斷言的。
王安石所被蒙蔽的，隻在于此。
他常識的精深卓絕，規模的宏大，用心的仁慈，是千古無雙的，司馬光怎幺能了解呢？ 社會主義之所以難以施行不是一個原因造成的，作為國家分管财政機關的人，是非常難選擇的，這裡集中的權力太多，很容易滋生弊害，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些倡導社會主義的國家，是施行于立憲的政治體制确立之後，還覺得難，更何況在**的時代呢？本意是要抑制豪強，萬一施行得不好，而國家會反而成為兼并最嚴重的，那幺百姓向誰來訴求呢？而奸臣們就勢肥了自己，這就更不說了。
因此王安石的政策，他在财政上收到的效果很多，而對國民經濟上收到的成果很少，肯定是因為這些了。
宋代财政的弊病，到宋仁宗晚年達到了極點，前面已經說過了。
神宗即位，先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等人籌劃裁減國家經費使用的制度，仍拿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的數目和現在支出的數目分析出來看。
過了一些天，司馬光說國家經費不足的原因，是用度太奢侈，賞賜沒有節制，宗室人數繁多，軍隊不精，必須要陛下和兩府大臣以及三司的官吏好好想想糾正弊端的方法，多花些時間，或許能見效，這不是我一朝一夕能裁減下來的。
到制置條例司設立，才查三司的賬目，對各項支出裁減的長遠調整進行商讨。
凡是一年的支出和郊祀費用，都要編成固定的規格，能省下的費用有十分之四（以上都是抄錄《宋史-食貨志》上之六的原文）。
财政的弊端已經成了這個樣子，即使不去興利，能節省費用也算可以，司馬光也不是不知道；而還是含糊其辭地說“多花些時間，不能馬上裁減”，而隻是想把這難辦的事推給皇帝，有這幺不負責任的嗎？況且司馬光所說不能辦到的，為什幺王安石一下就裁掉了十分之四，而沒有看到其他的變故呢？數十年相沿襲下來每年的費用，現在馬上減去十分之四，這實在是天下最難辦的事了，而制置條例司剛剛設立，就有了這樣的功績，那這個部門的領導者，他辦事的忠實和勤勞，他才識的聰明和機敏，他魄力之堅毅宏偉，是可以想見的（當時所裁減的多數屬于宮廷費，如果不是神宗賢明，王安石也是推行不下去他的政策的）。
再看不負責任的司馬光，他做的怎幺這樣不同呢？（據《宋史》，神宗命司馬光讨論裁減财政支出是在王安石入相之前，這兩人都是翰林學士，都應當擔當此命。
而司馬光以敷衍的态度來回複上命，神宗不願和這樣不負責任的大臣來共商國是，不也是應當的嗎？）而後人評論王安石的，對這樣的功績，隐藏不說，是什幺用心呢？ 史書所說的“編着定式”，就是今天立憲國所謂的“預算案”。
史書上又說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城每年增加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缗，監察各州六十八萬九千餘缗，省下的錢用來增加官吏的俸祿，這确實是整理行政的根本。
當時制置三司條例司所施行的好政策可能更多，史書上缺少因而不可考證，就是這零零碎碎的内容，也已經不是流俗之人所能達到的了。
《文獻通考》二十四引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蘇轍的奏章，說熙甯初（公元1068年），在三司取天下所呈報的賬籍來看，甚至有到省三二十年沒有開封的。
大概州郡所發來的文賬，随賬都有賄賂，各有固定的數目。
數目足的，都不開封。
一旦有不足，就百般問難，至到要足才罷休。
現在設立了賬司來核對文賬，而此前财政機關的**，可見一斑。
第二青苗法 青苗法，很類似官辦的勸業銀行，是王安石惠民政策的一項。
《宋史-食貨志》上之四記載它的緣起說：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制置三司條例司上言：“諸路常平倉、廣惠倉錢糧，粗略計算可以達到一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斂散不适當不得法，所以利益不夠大。
現在想用現有的糧食，遇糧價高時以适當低于市價的價格出售，遇糧價低時以适當高于市價的價格買進，轉運司所管青苗稅以及錢糧可以通融轉換使用的，也允許兌換使用。
另外以現錢依照陝西借貸青苗錢的先例，百姓願預先借貸就貸給他們。
随稅繳納償還糧食，一半在繳納夏稅時償還，一半在繳秋稅時償還，内有借貸糧食償還時糧價貴而願繳納錢的，都聽從借貸者的意願。
如遇災害欠收，允許推遲到下次納稅豐收時繳納。
不但足以消除災荒的患害，而且百姓既借貸到糧食，則兼并之家就不能乘青黃不接借出高利貸收成倍的利息。
另外常平倉、廣惠倉的糧食，收藏積蓄停滞，一定等欠收年物價高然後出售，得到好處的不過是城市遊手好閑的人，現今一路之内互通有無，糧價高時賣，低時買，用以增加貯蓄，平抑物價，使農民按農時進行農作，而兼并之家不能乘人之危。
凡是以上所講都是為了百姓，而國家并不由此得到收入，這也是先王施恩惠興利于民，作為農業補助的意思。
拟根據各路錢糧多少，分别派遣官員統管，每州選通判或幕職官一員，負責調撥和貸出追收，另外先從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試行，等待有成果後推廣到各路。
廣惠倉糧食除适當留給年老殘疾貧窮的人外，其餘一律按常平倉轉移法執行。
”下诏可以。
不久條例司又上言：常平、廣惠倉法令先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推行，據了解民間多願借貸，請求下令讓全國各路轉運司全面施行。
這是青苗法的大概和它施行的起因。
命名為“青苗”，大概是當時陝西轉運使李參，以所管轄的區域兵多而糧食儲備不足，讓百姓自己想辦法來度過青黃不接的時候，先貸給他們錢，等谷熟後把借的錢還給官吏，稱為“青苗錢”。
過了幾年，庫裡就有了餘糧，到現在仿照此法施行，因而沿習了這個名稱。
王安石心中有這樣的想法已經很久了，他少年時所作的《寓言詩》，就有了這樣的意思（詩見第六章），等做了鄞縣的縣令，又施行而很有效。
等他執政，就把這個法令放到天下來推行。
我私下想，無論是哪個國家，無論是什幺時候，那些用力種田的人，能一年到頭辛苦勞動的，如果不是有水旱災害，則收入足可以贍養自己；而這樣能持續數年，就肯定有剩餘，用來作為冠禮、婚禮、喪事、祭祀的用度。
然而往往不是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開始時本錢不充足，耕牛種子的投資，以及青黃不接時的需要，不能不向有錢的大戶借貸；如果遇到災害還要借貸，遇到喜事喪事又要借貸；而有錢的大戶乘他們急需而要挾，于是一年的收入，被利息用掉的有一多半，等到來年，又不能不和過去一樣去借貸了。
債一天天地多，利息一天天地加，而一年的勤勞，都是為有錢人當牛做馬了。
這就是百姓一天天貧窮，國民經濟一天不如一天的原因。
在西方的希臘羅馬，富人往往貸金或谷物給貧民，之後貧民負債逐漸增加，無法償還，就賣身為奴。
西方古代奴隸多，可能就因此而起。
經曆了數千年，這種制度始終沒有改變。
西元一千五百年以來，各國政府紛紛用法律來規定索要利息的比率，利息超過規定的有罪，而仍然和過去一樣不能禁止。
到近代銀行制度興起，這種弊病才稍為好轉，隻是它的效用還不能惠及農民。
數十年來，有所謂的勸業銀行、農工銀行、信用組合等，好處逐漸多起來，而也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處。
因而貧富不均的問題，實在是數千年來各國都受其害而最終沒能解決的老問題，而要解決它，就非得國家解決它的關鍵才能達到目的。
圓滿解決的方法，就如我國古代所說的井田制，如西方近代所說的社會主義，使人民不能有私财。
不能圓滿解決的次一些的辦法，就是國家設置借貸的機關把握主動，使有錢人乘人之危的那些伎倆，無法實現。
王安石所計劃的就是這樣。
我國在王安石之前這樣做的也有，景公在齊、子皮在鄭、司城子罕在宋，都用這種方法取得民心，王安石就是學習他們的用意。
當時蘇轍也曾論說道：“天下的人，做農民沒有田地，做商人沒有本錢，不借貸給他們，不免會死于野外。
讓富人借貸給他們，就會用不仁的辦法，收取一大半的利息。
無法償還時，也不免将衣物住所當做抵押，百姓受了困，而官府得不到利。
周代時官府的做法，是讓要借貸的百姓，和官府商量具體的辦法，而用賦稅作為利息。
現在可使郡縣都放貸，而讓當地人充任此事。
”按蘇轍的這種說法，正和王安石的青苗法相吻合，不知他是不是聽到了什幺，還是自己的創見？而蘇轍最終因為攻擊青苗法而自求罷官，難道他隻是文士的那種隻是說、并不是想那樣做的做派嗎？ 王安石既然想施行這項法令，然而施行是不能沒有資本的；由國庫撥給資本，又是國庫的力量所達不到的。
正好有常平廣惠倉，各路和各州縣都有，而它所儲存的糧食，實際上都沒有什幺用場。
王安石于是把這些無用的糧食派上用場，用它來做資本，他用意的周詳，眼光的敏銳，是很令人佩服的。
而司馬光卻說：“常平倉是三代的好規矩，放青苗錢的害處小，廢常平倉的害處大。
”然而常平倉沒有什幺實惠能給百姓的，如條例司原來奏書中叙述的，司馬光能為它辯護嗎？即使能也是強詞奪理而已。
青苗法一施行，整個朝廷都議論紛紛，群起攻擊王安石，沒完沒了。
這些人和他們所講就不都叙說了，隻有王安石的《答司馬谏議》這封信，抄錄下來就可以看到當時議論的一斑，而王安石之所以堅定地施行這個法令的原因也就能看出來了（司馬光給王安石的原信三千多字，多處引用經傳和漢唐遺文，他集中有這封信）。
昨天承蒙您來信指教，我認為和你長期交遊相好，卻每每讨論問題不能取得一緻的意見，是因為我們所持的政見多有不同的緣故。
我雖然想強辯，但考慮到怎幺樣也不會被理解，因而隻是簡單地回答你，不再一一自辯了。
又想到您對我的厚待與重視，因此在來往書信中不宜草率冒失，故而現在我詳細地說一說事情的原委，希望您能夠原諒我。
大概儒者所争論的事情，最突出的就是名稱與實際的問題了。
一旦名稱和實際的問題明了了，天下的是非曲直之理也就把握住了。
您現在用來指教我的觀點是：認為我侵犯了官員的權力，生事擾民，與人民争奪财物，拒絕納谏，因此招緻了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謗。
但我卻認為：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在朝廷之上議論法律和制度并且修改使之完善，然後交給有關部門去執行，不是侵犯官員的權力；運用和施行古代賢君的政策，以使有利的政策得到施行；去除弊端，不是擾民滋事；為天下理财，不是争奪人民的利益；批評不正确的言論，駁斥小人，不是拒絕納谏。
至于怨恨和诽謗很多，那是我事前就已經想到的。
人們習慣于因循苟且并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們大都不體恤國情，并且以合于流俗和取悅衆人為行事之道。
因此皇上想改變這種情況，而我也不考慮政敵的力量有多幺大，隻是想着出力幫助皇上來反抗這種勢力，因此，衆人怎幺會不窮兇極惡地攻擊我呢？盤庚遷都之時，有怨言的是老百姓，不僅僅是士大夫們。
盤庚沒有因為有人埋怨就改變自己的想法，考慮是合乎道義的然後就行動，因此看不到有什幺值得後悔的。
如果你責怪我在這個位子上很久了，卻還沒能幫助皇上大有作為，以使人民受到恩澤，那幺，我已經知罪了。
如果說現在我們應該什幺事都不做，隻是墨守前代的陳規就行了，那幺我就不敢接受了。
沒有機會和您見面，但我仍對您十分仰幕。
這封信雖然很短，然而他做事的堅定和忠貞，自信執着的樣子躍然紙上，千載之後讀這篇文章，好像能見到王荊公的神采，由此就可見國家會興盛。
按當時的制度，借貸青苗錢的，官取二分的利息，因此議論王安石的人把這作為他聚斂的證據，王安石有《答曾公立書》中說： 來信談到了青苗法的事。
正确的治國之道實行後對奸邪的人會不利，一旦奸邪之人提出不同的言論，大批不明事理的聾子就會起來附和他，他們的目的不在法度的合理與否。
孟子說過，有利是什幺呢？就是有利于我們的國家和利于我們自己而已。
至于富貴之家的豬狗吃人吃的食物就要嚴加禁止，鄉野裡有了餓死的人，就要開倉赈濟，這就是所謂國家政府的工作。
政府的工作之所以包括财務管理，因為财務管理就是合于道義的事。
一部《周禮》，關于理财的内容就占了一半，難道周公是為了利嗎？奸邪的人，因為現象的相似，就想混淆視聽，來蒙弊皇上和人民，他們又是如何理解和對待人們的願望呢？開始的時候，以為農民不會申請青苗的貸款，而後來發現來的人多得不得了，開始以為農民不會交回貸款，可後來交回貸款的人多得很，想不收都不行。
大概是因為按照老百姓的利益去使他們有利，就不會不出現這樣的情況了。
說到貸款的利息，二分利就不如一分利好，一分利就不如不要利息貸給他們，貸給又不如送給他們。
然而為什幺不給了他們而要取二分利呢？是為了使這項工作以後還能繼續下去，如果不能繼續下去，那幺這件事就隻是對老百姓的一種恩惠而不是一種政策了，那幺這個政策就不再是既給老百娃好處又不用多少花費的事了，因此一定要貸款給他們。
而且還要支付做這件事的官吏的俸祿，再加上運輸費、水旱災害和老鼠麻雀的消耗，所以隻有擴大積累才行，這樣才能在他們有了饑荒的時候給予他們，這沒有二分利行嗎？并且二分利是很正常合适的利息，并不高，為什幺還要更改呢？您再和深入了解聖人之道的人去讨論這件事就會知道，我所說的事，沒有一個字不合乎法度的，而世人喋喋不休地亂說，是不必理會的。
這封信差不多可以說是解釋變法用意的信。
當時整個朝廷鬧嚷成一片，除了與王安石共事的幾個人外，幾乎沒有一個不對他的青苗法進行攻擊的，多次彈劾他，而王安石不為所動，宋神宗也不為所動的原因，并不隻是因為王安石的自信和皇帝對他的信任，實際上是當時的反對者，沒有一句話能批到王安石變法的要害之處。
他們隻說他聚斂錢财，損害百姓以利朝廷，而王安石立法的本意，正好與他們所說相反。
他立法的本意，實際上是要利民，沒有一點借這些法令來幫助國庫斂财的心意。
條例司原來上奏的話，沒有修飾，表達的是真意。
而評論的人把他們說成是桑弘羊和孔僅的用心，這就是所謂的無的放矢，别說王安石不服，就是宋神宗也隻是一笑置之罷了。
王安石有關名稱和實際的分辨，不就是說這個的嗎？他說治道的興起，奸邪的人出來反對，而持異議的人他們的用意不在于新法。
唉！他這真是一語破的，同時言辭中有一種沉痛啊！過去羅馬偉人格力加士為執政時，倡導限民名田的制度，全國人民歡聲雷動，而議院幾乎是全數反對，最後被衆人毆打而死在院中。
大概那時也有不利于治道興起的人，而他們的用意也不在法。
王安石初執政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