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荊公之政術（二）民政及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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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藏錢五百萬缗，上供米三百萬石。
時議慮其為擾，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
神宗使自擇之，向于是辟是劉恍、衛琪、孫冕、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
其後侍禦史劉琦、侍禦史裹行錢豈頁、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知谏院範純仁、谏官李常等屢疏言其不便，且劾向，帝皆不聽，且下诏獎薛向。
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均輸之法，始于漢桑宏羊，至唐劉晏而益完密。
荊公實師其制，非創作也。
古代貨币之用未周，民以實物為市，其國家之徵租稅，亦以實物。
故緣道裡之遠近，而輸送之勞佚有所不均。
緣年歲之豐歉，而供求之相劑有所不調。
下既大受其害，而上亦不蒙其利，誠有如條例司原奏所雲者。
故桑劉行均輸法，不加賦而國用足，史家美之，良非無由。
今世交通之利大開，貨币之用益溥。
吾輩讀史，見其不憚煩為此，幾苦索解，而不知當時治事者之苦心孤詣，嗚乎其不可及也。
（觀近世之漕運，則可以知均輸之妙用。
如能用商運供京師之米而盡折南漕，則國庫興人民交受春利者，歲不以千萬計乎？均輸之意亦猶是也。
夫漕米則亦以實物充租稅，而古代拙制至今蛻化未盡者也。
）而當時議者嚣然攻之何也？史稱其卒不能成，其所以不成之故未言之，豈以攻者多而中止耶？ 第四市易法 市易法者，本漢平準，将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實一種之專買法也。
今記其緣起及其内容如下： （宋史-食貨志）熙甯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丐假官錢為本，诏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貨物給之，因命韶領其事。
韶欲移司于古渭城，李若愚以為多聚貨以啟戎心，文彥博、曾公亮、馮京、韓绛、陳升之皆以為疑。
王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缗錢二三十萬。
彼尚不畏劫，豈朝廷威靈，乃至衰弱如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
古渭邊砦，便于應接，商旅并集，居者愈多，因建為軍，增兵馬，擇人守之，則形勢張矣。
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複逋負，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赢，更辟荒士，異日可以聚兵。
由此觀之，市易之起，本出于荊公之殖民政策。
蓋邊徼未開之地，而欲以人力助長之，使趨于繁盛，其下手必在商務。
然地既未開，商賈裹足，非以國力行之，莫為功也，此荊公之所以排群議而行之也。
後此既有成效，乃推以及腹地。
（宋史-食貨志）熙甯五年，遂诏出内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
先是有魏繼宗者，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
财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榷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财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
于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得售者，平其價市之。
願以易官物者聽，欲市于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并仰給焉。
……其後諸州皆設市易務。
竊嘗疑當時均輸法，何以暫行之而遽廢？彼神宗與荊公決非搖于人言者，始因市易行而均輸遂罷也。
市易與均輸，其立法之意略同，惟均輸所及者，僅在定額之租稅；而市易所及者，則在一般之商務，故其範圍有廣狹之異。
而既有市易，則均輸之效，已可并寓于其中也。
考荊公所以行市易法者，其用意蓋有二：一則專注重于經濟學上所謂分配之一方面，用以裁抑豪富，保護貧民。
蓋小農小工，有所獲殖制造，鬻之于市，往往為豪富聯行抑勒不予善價，則貧民之生産者病；豪商既以賤價得之，及其轉鬻也，又聯行而昂其值，則貧民之消費者又病。
荊公思有以救濟之，故其法，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而買之。
其賣出亦随時估價，不得過取，凡以求分配之均也。
一則更注重于經濟學上所謂生産之一方面，使金融機關得以流通，而母财之用愈廣。
蓋小農小工之從事生産者，其資本大率有限，必待所生産之貨物賣訖，然後能回複其資本以再從事于生産。
則中間往往隔斷不相屬，而生産力緣此而萎微。
荊公思有以救濟之，故其法，凡人民能得五人以上為之保證者，或以産業金銀抵當者，官可以貸以錢。
（當時以銅錢及絹布等為貨币，而金銀非貨币，故得以充抵當品。
）而以所借期限之長短，而取其息十之一或十之二，凡以廣生産之資也。
市易法立法之本意如此，荊公之盡心于民事，亦可謂至矣。
然則其法果可行乎？曰：以吾論之，荊公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
請言其故。
由後之說，則市易務實一銀行也。
（青苗與市易二法，皆與今世銀行所營之業相近。
青苗則農業銀行之性質也，市易則商業銀行之性質也。
） 夫以荊公生八百年前，乃能知銀行為國民經濟最要之機關，其識固卓絕千古。
雖然，銀行之為物，其性質宜于民辦而不宜于官辦。
雖以今世各國之中央銀行，猶且以集股而成，不過政府施嚴重之監督而已，而其他之大小銀行，無一不委諸民辦，更無論也。
今一一由政府躬親之，而董之以官吏，靡論其瑣碎而非治體也，而又斷不足以善其事，此歐洲各國皆嘗試之而不勝其敝者也。
由前之說，則為一種專賣制度，夫其立法之本意，不過曰之貨之不售者，而官乃為收之耳。
而及其末流，則必至籠天下之貨，而悉由官司其買賣。
即不然，亦須由官估其價值，蓋非是而其所謂平物價之目的不得達也。
夫籠天下之貨而司以官吏，此近世社會主義派所主張條理之一種，顧彼有與之相輔者焉。
蓋從其說則以國家為唯一之資本家，為唯一之企業家，更無第二者以與之競争，夫是以可行，然其果可行與否，猶未敢斷言也。
若在現今社會制度之下，欲行此制，雲胡而可？現今之經濟社會，惟有聽其供求相劑，而自至于平，所謂自由競争者，實其不可動之原則也。
今乃欲取營運之職，而悉歸諸國家，靡論其必不能緻也，苟能緻焉，而其危險，乃将愈甚。
蓋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結果，勢必至以國家而自為兼并者也。
夫兼并者之病民誠烈矣。
然有一兼并者起，不能禁他之兼并者不起，而與之相競，相競則可以漸底于平矣。
若國家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與抗焉，則民之憔悴，更安得蘇也？凡此皆市易不可行之理由也。
且尤有一說焉，荊公欲以一市易法而兼達前此所舉之兩目的，而不知此兩目的非能以一手段而并達之也。
銀行之性質，最不宜于兼營其他商務，而普通商業，又最忌以抵當而貸出其資本。
今市易法乃兼此兩種矛盾之營業，有兩敗俱傷耳。
故當時諸法中，惟此最為厲民，而國庫之食其利也亦甚薄，則荊公之意雖善，而行之未得其道故也。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者，變當時最病民之差役制以為募役制，而令民出代役之征以充募資，實近于一種之人身稅，而其辦法極類今文明國之所得稅，荊公救時惠民之第一良政也。
吾侪生當今日，自本朝康、雍間實行一條鞭法以後，政府從無役其民之事。
語及役法，往往莫解其為何物。
而豈意數千年來，國民之宛轉以死于是者不知凡幾，自大政治家王荊公出，乃始啟其蘇生之路，今日猶食其賜也。
考差役之法，其源甚古，經傳所稱有力役之征，即所述先王之政，亦隻言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準此以談，則力役之征，雖三代以前，未嘗免矣。
蓋古代租稅之制未備，國家财政極微，有所興作，不得不用民力。
揆以人民對于國家之義務，此亦未足雲厲。
然君主每濫用之而無節制，故孟子稱奪其民時便不得耕耨以緻凍餓離散，其水深火熱之狀，可以想見。
秦漢以還，沿而勿革，逮宋而其敝益甚。
今最錄當時士大夫所記事實與其所建議，以見荊公之改革，乃應于時勢之要求，萬不容已，而其法之完善而周密，亦以校諸前此之論者而可見也。
仁宗皇興中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裡正衙前。
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單丁。
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疏密，與赀力高下不均。
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赀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赀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馀，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英宗時，谏官司馬光言：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加貧，貧者不敢求富。
臣嘗行于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
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裡已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闾舍乎？臣聞其事，□焉傷心。
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者乎？ 及神宗即位，知谏院吳充亦上言：衙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懷杵匕箸，皆計資産，定為分數，以應須求。
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猶逮。
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上，無以為生，乞定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
三司使韓绛亦言：害農之弊，無過差役。
重者衙前，多緻破産；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将為衙前，其父告其子雲：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
自經而死。
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
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
又有鬻田産于富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戶，其馀戕賊農民，未易遽數。
望令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委侍從台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則農民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矣。
凡此所稱述，十分未得其一端，然千載下讀之，猶使人膚栗鼻酸涕泗而不能禁。
則當時躬遭斯厄者，尚得有人趣矣乎！此所雲衙前者，不過役之最苦累者耳。
自馀名目，更仆難數。
蓋衙前以主官物，裡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以給官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木舀等，不可悉紀。
各以鄉戶等第定差，而命官、将、吏、僧、道皆得複役（複者免役。
）。
黠者或投身彼輩，為之傭奴，亦得随免。
民以得度牒出家為脫苦難，度牒之值，重于地契。
而鄉氓賤族，應役愈繁數而生計愈窘，觀前所錄諸奏議，則當時國民經濟之困頓，岌岌乎不可終日，可以想見。
而史家猶稱仁宗之世家給人足，此孟子所以不如無書之歎也。
而其緻敝之根原，則莫甚于役法。
前此範文正以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乃首廢河南府諸縣，将以次及他州。
（然己為舊黨所攻，所廢者不久旋複。
）韓魏公欲驗鄉之闊狹、役之疏密而均之，然此皆補罅漏，于根本救治鹹無當也。
司馬溫公言衙前當募民為之，其餘諸役則農民為之，是亦五十步之與百步耳。
而募之必有所酬，所酬将安出，溫公未及計也。
及神宗立，荊公相，乃廓然與之更始，而募役法以起。
《文獻通考》卷十二記其略雲： 熙甯二年，诏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
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錢雇役為便，即先王之法緻民财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也。
願以條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奏可。
于是條論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随分數給之。
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獎。
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驿場務公使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無費。
承符散從等舊苦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
凡有産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
皆其條目也。
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樸願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緻人言之豪右。
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又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
築室道謀，難以成就。
欲自司農申明所降條約，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仿視施行。
若其法實便百姓，當特獎之，從之，于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以其府界所行條目奏上之。
帝下之司農寺，诏判寺鄧绾曾布更議之。
绾布上言：畿内鄉戶計産業若家資貧富之上下，分為五等。
歲以夏秋，随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
兩縣有産業者，上等各随縣中等并一縣輸。
析居者随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随役重輕制祿。
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缗，以萬二百為祿，赢其二千七百以備兇荒欠阙。
他縣仿此。
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着 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诏責郡縣。
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業，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為之升降。
若故為高下者，以違制論。
募法三人相任，（案任者保證也）衙前仍供物産為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
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
着為令，于是頒其法天下。
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随戶等均取。
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阙，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嗚呼！吾讀條例司及司農寺所拟役法條目，而歎荊公及其僚屬，真所謂體大思精，可以為立法家之模範矣！夫差役之病民，既已若彼其甚，則勢不能以不革明矣。
然前此諸役，固有其煩苛而可以迳蠲之者，亦有其為國家所必需而不能蠲之者。
今熙甯新法，于其可蠲者而既已蠲之矣，（即條例司原議所謂如部水陸運以下今當省使無費者是也。
）其不可蠲者既不複以役諸民，又不能以不役民之故而廢其事，則不得不由國家募民之願充者以充之，此事理至易見者也。
然既募充矣，則非複義務的性質，而變為合意契約的性質，非有報酬，而孰肯為之？然國家者，非能如私人之自有财産也，其有所需，則取諸民而已。
而此等義務，人民本已負之者既數十年，徒以立法不善，故樸願而弱者益病，黠而豪強者幸免。
今因其固有之義務而修明之，易征徭之性質為賦稅之性質，視前非有所增也。
此免役錢所以為衷乎理也，而其征收之也，以财産之高下列為等第，富者所征較重，貧者所征愈微，其尤貧者，則盡豁免之，此與今世各 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
各國之收所得稅，凡人民之收入少而僅足以維持其生計者不稅，其有羨則稅之。
（日本之法，所得在三百圓以下者不稅，以上則稅之。
各國定限不同，意則同一。
）而其稅之也，定其等級比例而累進之。
（日本之法，所得三百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五。
百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二。
一千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五。
如是凡分為十一等，直至十萬圓以上者，千分稅五十五，此其大較也。
他國略類是。
此實極均平之課稅法，而各國财政學家所最稱道也。
乃荊公當數百年前各國未發明此法之時，而所定與之暗合，所謂計産業若家資貧富之上下，分為等第，随等輸錢。
鄉戶自四等。
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者是也。
豪族僧侶，不供賦役，而國家一切負擔，盡責諸弱而無力之平民。
此歐洲中 世以來之弊政，而法國之大革命、與夫近百年來歐洲諸國之革命，其動機之泰半，皆坐是也。
荊公痛心疾首于此等不平之政，不憚得罪于巨室，而毅然課彼輩以助役錢，此歐洲諸國流億萬人之血乃得之者，而公纡籌于廟堂，頃刻而指揮若定也。
夫其立法之完善而周備，既若是矣，猶不敢自信，乃揭示一月民無異辭，然後着為令。
而其行之也，又不敢急激，先施諸一兩州，候其成就，乃推之各州軍。
所謂勞謙君子有終吉者非耶？自此法既行，後此屢有變遷，而卒不能廢。
直至今日，而人民不複知有徭役之事，既語其名亦往往不能解，伊誰之賜？荊公之賜也。
公之此舉，取堯舜三代以來之弊攻而一掃之，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也。
吾侪生今日，淡焉忘之久矣！試一觀當時諸人所述舊社會颠沛杌陧之情形，又考歐洲中世近世之曆史，見其封建時代右族僧侶剝削平民之事實，兩兩相印證，則夫對于荊公，宜如何屍祝而膜拜者。
而乃數百年來，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至今猶曰迂闊也，執拗也，苛酷也；甚者則曰營私也，佥壬也。
嗚呼，我國民之薄于報恩，可以慨矣！ 當時立法者之言曰：今所寬優皆村鄉樸願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緻人言之豪右，知新法之行，不便彼輩，而撓之者必衆矣。
果也當時所謂士君子者交起而攻之，而其所持之理由，則不外出于自利。
今略舉一二： 蘇轍之言曰：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蘇轼之言曰：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
又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于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
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神宗嘗與近臣論免役之利，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嗚呼，當時之攻新法者，其肺肝如見矣！如二蘇言，認鄉民之服役為天經地義而不可拔，此陷溺于階級制度之陋俗，以為天之生民生而有貴賤也。
法國大革命時之貴族，俄國現今之貴族，皆持此論以自擁護其不正之權利，而不意吾國所謂賢者乃若此也！夫在今日，無論中國外國，皆無所謂役人，無所謂用鄉戶者矣。
是得毋不以五谷而得食，不以絲麻而得衣耶？東坡見此，其将何說之辭！況東坡所痛恨于免役者，從以廚傅蕭然無以供從官于四方者之取樂雲爾。
如其所言，以此飾太平之盛觀，夫盛則誠盛矣，曾不記吾民緣此，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棄田與人以免上等、非分求死以就單丁者乎？曾不記吾民緣此，而不敢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乎？夫以少數官吏取樂之故，而使多數人民離析凍餒祈死惟恐不速，是直飲人之血以為樂耳！是豺狼之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諸口？不意号稱賢士大夫者，腼然言之，而數百年之賢士大夫且附和焉！以集矢于為民請命之誼辟哲相，吾有以見中國之無公論也久矣！至如文潞公所言，尤有深可駭者，曰：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信如後言，則盡戕奪百姓之生命财産，以求容悅于士大夫者，其得非郅治之極也耶？吾請正告天下後世之讀史者曰：荊公當時之新法，無一事焉非以利民，亦無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
彼士大夫之利害與人民之利害固相沖突者也。
今吾輩所能考見者，則當時士大夫之言也，其人民之言，則無一而可考見者也。
而欲摭一面之詞以成信谳，則其冤豈直莫須有雲爾哉！夫免役則其一端面已。
當時造作言說以相謗讪者不可殚紀。
據《文獻通考》載有同判司農寺曾布條奏辯诘之文，則夫謗者之虛構誣詞與夫不審情實而漫為揣測者，皆可以見。
今錄其略雲： 畿内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
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
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
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谕也。
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
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為非。
又況方曉谕民戶，苟有未便，皆與厘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
言者則以為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
至于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
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
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
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複募人。
言者則以為專典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
又以為近邊奸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廪，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
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鬥，皆從民便。
為法至此，亦已周矣。
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
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
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兇荒饑馑，未嘗罷役。
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為兇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
言者則以為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谕也。
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缗錢七十萬耳。
而畿内戶十六萬，率缗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财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
言者則以為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谕也。
觀此則知當時之謗者，皆務揚惡而隐善，又于變法前之利病，與變法後之利病，未嘗一比較而權其輕重，其言悉為意氣之私，而非義理之公。
夫免役則其一端而已。
及神宗殂落，司馬溫公執政，首罷募役法，複差役法。
而前此攻新法最力之範堯夫，則謂差役之事當熟講，不然，滋為民害矣。
前此以差用鄉戶比諸絲麻五谷之蘇子瞻，又極言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複 起不能易。
且謂農民應差，官吏百端誅求，比于雇役苦樂十倍矣。
同是一人也，而前後十餘年，其言論之相反如此，豈非前者駭于其所未經見，及成效卓着，乃始不得不從而心折耶？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又曰：凡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以堯夫子瞻之賢，而其識乃不過與黎民凡人同科，則荊公概目之為流俗，豈得曰誣。
然堯夫子瞻，悟前說之非而幡然以改，終不失為君子之過。
獨怪彼司馬溫公者，當荊公未行此法以前，已極言差役之弊，首倡募役之說。
及其繼相，乃聽一佥壬反覆之蔡京，以盡反故相之所為，且并棄前此己所持說而不顧焉，謂其惡功名之不出自我，而傾人以自快取私耶！以溫公之賢，吾固不敢以此疑之，然舍此以外，吾又不能得其居心之何在也。
第六其他關于民政财政諸法 以上青苗、均輸、市易、募役四法，皆當時荊公特創之法之關于民政财政者也。
（保甲法亦民政之重要者，今以荊公行之之意在整頓軍政，故以入次章。
）其他就舊法而整頓改良之者尚多，今略論焉。
（甲）農田水利 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
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
時議慮其為擾，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
神宗使自擇之，向于是辟是劉恍、衛琪、孫冕、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
其後侍禦史劉琦、侍禦史裹行錢豈頁、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知谏院範純仁、谏官李常等屢疏言其不便，且劾向，帝皆不聽，且下诏獎薛向。
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均輸之法，始于漢桑宏羊，至唐劉晏而益完密。
荊公實師其制，非創作也。
古代貨币之用未周，民以實物為市，其國家之徵租稅，亦以實物。
故緣道裡之遠近，而輸送之勞佚有所不均。
緣年歲之豐歉，而供求之相劑有所不調。
下既大受其害，而上亦不蒙其利，誠有如條例司原奏所雲者。
故桑劉行均輸法，不加賦而國用足，史家美之，良非無由。
今世交通之利大開，貨币之用益溥。
吾輩讀史，見其不憚煩為此，幾苦索解，而不知當時治事者之苦心孤詣，嗚乎其不可及也。
（觀近世之漕運，則可以知均輸之妙用。
如能用商運供京師之米而盡折南漕，則國庫興人民交受春利者，歲不以千萬計乎？均輸之意亦猶是也。
夫漕米則亦以實物充租稅，而古代拙制至今蛻化未盡者也。
）而當時議者嚣然攻之何也？史稱其卒不能成，其所以不成之故未言之，豈以攻者多而中止耶？ 第四市易法 市易法者，本漢平準，将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實一種之專買法也。
今記其緣起及其内容如下： （宋史-食貨志）熙甯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丐假官錢為本，诏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貨物給之，因命韶領其事。
韶欲移司于古渭城，李若愚以為多聚貨以啟戎心，文彥博、曾公亮、馮京、韓绛、陳升之皆以為疑。
王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缗錢二三十萬。
彼尚不畏劫，豈朝廷威靈，乃至衰弱如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
古渭邊砦，便于應接，商旅并集，居者愈多，因建為軍，增兵馬，擇人守之，則形勢張矣。
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複逋負，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赢，更辟荒士，異日可以聚兵。
由此觀之，市易之起，本出于荊公之殖民政策。
蓋邊徼未開之地，而欲以人力助長之，使趨于繁盛，其下手必在商務。
然地既未開，商賈裹足，非以國力行之，莫為功也，此荊公之所以排群議而行之也。
後此既有成效，乃推以及腹地。
（宋史-食貨志）熙甯五年，遂诏出内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
先是有魏繼宗者，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
财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榷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财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
于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得售者，平其價市之。
願以易官物者聽，欲市于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并仰給焉。
……其後諸州皆設市易務。
竊嘗疑當時均輸法，何以暫行之而遽廢？彼神宗與荊公決非搖于人言者，始因市易行而均輸遂罷也。
市易與均輸，其立法之意略同，惟均輸所及者，僅在定額之租稅；而市易所及者，則在一般之商務，故其範圍有廣狹之異。
而既有市易，則均輸之效，已可并寓于其中也。
考荊公所以行市易法者，其用意蓋有二：一則專注重于經濟學上所謂分配之一方面，用以裁抑豪富，保護貧民。
蓋小農小工，有所獲殖制造，鬻之于市，往往為豪富聯行抑勒不予善價，則貧民之生産者病；豪商既以賤價得之，及其轉鬻也，又聯行而昂其值，則貧民之消費者又病。
荊公思有以救濟之，故其法，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而買之。
其賣出亦随時估價，不得過取，凡以求分配之均也。
一則更注重于經濟學上所謂生産之一方面，使金融機關得以流通，而母财之用愈廣。
蓋小農小工之從事生産者，其資本大率有限，必待所生産之貨物賣訖，然後能回複其資本以再從事于生産。
則中間往往隔斷不相屬，而生産力緣此而萎微。
荊公思有以救濟之，故其法，凡人民能得五人以上為之保證者，或以産業金銀抵當者，官可以貸以錢。
（當時以銅錢及絹布等為貨币，而金銀非貨币，故得以充抵當品。
）而以所借期限之長短，而取其息十之一或十之二，凡以廣生産之資也。
市易法立法之本意如此，荊公之盡心于民事，亦可謂至矣。
然則其法果可行乎？曰：以吾論之，荊公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
請言其故。
由後之說，則市易務實一銀行也。
（青苗與市易二法，皆與今世銀行所營之業相近。
青苗則農業銀行之性質也，市易則商業銀行之性質也。
） 夫以荊公生八百年前，乃能知銀行為國民經濟最要之機關，其識固卓絕千古。
雖然，銀行之為物，其性質宜于民辦而不宜于官辦。
雖以今世各國之中央銀行，猶且以集股而成，不過政府施嚴重之監督而已，而其他之大小銀行，無一不委諸民辦，更無論也。
今一一由政府躬親之，而董之以官吏，靡論其瑣碎而非治體也，而又斷不足以善其事，此歐洲各國皆嘗試之而不勝其敝者也。
由前之說，則為一種專賣制度，夫其立法之本意，不過曰之貨之不售者，而官乃為收之耳。
而及其末流，則必至籠天下之貨，而悉由官司其買賣。
即不然，亦須由官估其價值，蓋非是而其所謂平物價之目的不得達也。
夫籠天下之貨而司以官吏，此近世社會主義派所主張條理之一種，顧彼有與之相輔者焉。
蓋從其說則以國家為唯一之資本家，為唯一之企業家，更無第二者以與之競争，夫是以可行，然其果可行與否，猶未敢斷言也。
若在現今社會制度之下，欲行此制，雲胡而可？現今之經濟社會，惟有聽其供求相劑，而自至于平，所謂自由競争者，實其不可動之原則也。
今乃欲取營運之職，而悉歸諸國家，靡論其必不能緻也，苟能緻焉，而其危險，乃将愈甚。
蓋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結果，勢必至以國家而自為兼并者也。
夫兼并者之病民誠烈矣。
然有一兼并者起，不能禁他之兼并者不起，而與之相競，相競則可以漸底于平矣。
若國家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與抗焉，則民之憔悴，更安得蘇也？凡此皆市易不可行之理由也。
且尤有一說焉，荊公欲以一市易法而兼達前此所舉之兩目的，而不知此兩目的非能以一手段而并達之也。
銀行之性質，最不宜于兼營其他商務，而普通商業，又最忌以抵當而貸出其資本。
今市易法乃兼此兩種矛盾之營業，有兩敗俱傷耳。
故當時諸法中，惟此最為厲民，而國庫之食其利也亦甚薄，則荊公之意雖善，而行之未得其道故也。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者，變當時最病民之差役制以為募役制，而令民出代役之征以充募資，實近于一種之人身稅，而其辦法極類今文明國之所得稅，荊公救時惠民之第一良政也。
吾侪生當今日，自本朝康、雍間實行一條鞭法以後，政府從無役其民之事。
語及役法，往往莫解其為何物。
而豈意數千年來，國民之宛轉以死于是者不知凡幾，自大政治家王荊公出，乃始啟其蘇生之路，今日猶食其賜也。
考差役之法，其源甚古，經傳所稱有力役之征，即所述先王之政，亦隻言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準此以談，則力役之征，雖三代以前，未嘗免矣。
蓋古代租稅之制未備，國家财政極微，有所興作，不得不用民力。
揆以人民對于國家之義務，此亦未足雲厲。
然君主每濫用之而無節制，故孟子稱奪其民時便不得耕耨以緻凍餓離散，其水深火熱之狀，可以想見。
秦漢以還，沿而勿革，逮宋而其敝益甚。
今最錄當時士大夫所記事實與其所建議，以見荊公之改革，乃應于時勢之要求，萬不容已，而其法之完善而周密，亦以校諸前此之論者而可見也。
仁宗皇興中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裡正衙前。
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單丁。
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疏密，與赀力高下不均。
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赀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赀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馀，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英宗時，谏官司馬光言：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加貧，貧者不敢求富。
臣嘗行于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
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裡已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闾舍乎？臣聞其事，□焉傷心。
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者乎？ 及神宗即位，知谏院吳充亦上言：衙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懷杵匕箸，皆計資産，定為分數，以應須求。
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猶逮。
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上，無以為生，乞定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
三司使韓绛亦言：害農之弊，無過差役。
重者衙前，多緻破産；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将為衙前，其父告其子雲：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
自經而死。
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
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
又有鬻田産于富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戶，其馀戕賊農民，未易遽數。
望令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委侍從台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則農民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矣。
凡此所稱述，十分未得其一端，然千載下讀之，猶使人膚栗鼻酸涕泗而不能禁。
則當時躬遭斯厄者，尚得有人趣矣乎！此所雲衙前者，不過役之最苦累者耳。
自馀名目，更仆難數。
蓋衙前以主官物，裡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以給官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木舀等，不可悉紀。
各以鄉戶等第定差，而命官、将、吏、僧、道皆得複役（複者免役。
）。
黠者或投身彼輩，為之傭奴，亦得随免。
民以得度牒出家為脫苦難，度牒之值，重于地契。
而鄉氓賤族，應役愈繁數而生計愈窘，觀前所錄諸奏議，則當時國民經濟之困頓，岌岌乎不可終日，可以想見。
而史家猶稱仁宗之世家給人足，此孟子所以不如無書之歎也。
而其緻敝之根原，則莫甚于役法。
前此範文正以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乃首廢河南府諸縣，将以次及他州。
（然己為舊黨所攻，所廢者不久旋複。
）韓魏公欲驗鄉之闊狹、役之疏密而均之，然此皆補罅漏，于根本救治鹹無當也。
司馬溫公言衙前當募民為之，其餘諸役則農民為之，是亦五十步之與百步耳。
而募之必有所酬，所酬将安出，溫公未及計也。
及神宗立，荊公相，乃廓然與之更始，而募役法以起。
《文獻通考》卷十二記其略雲： 熙甯二年，诏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
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錢雇役為便，即先王之法緻民财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也。
願以條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奏可。
于是條論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随分數給之。
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獎。
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驿場務公使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無費。
承符散從等舊苦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
凡有産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
皆其條目也。
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樸願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緻人言之豪右。
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又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
築室道謀，難以成就。
欲自司農申明所降條約，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仿視施行。
若其法實便百姓，當特獎之，從之，于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以其府界所行條目奏上之。
帝下之司農寺，诏判寺鄧绾曾布更議之。
绾布上言：畿内鄉戶計産業若家資貧富之上下，分為五等。
歲以夏秋，随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
兩縣有産業者，上等各随縣中等并一縣輸。
析居者随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随役重輕制祿。
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缗，以萬二百為祿，赢其二千七百以備兇荒欠阙。
他縣仿此。
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着 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诏責郡縣。
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業，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為之升降。
若故為高下者，以違制論。
募法三人相任，（案任者保證也）衙前仍供物産為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
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
着為令，于是頒其法天下。
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随戶等均取。
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阙，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嗚呼！吾讀條例司及司農寺所拟役法條目，而歎荊公及其僚屬，真所謂體大思精，可以為立法家之模範矣！夫差役之病民，既已若彼其甚，則勢不能以不革明矣。
然前此諸役，固有其煩苛而可以迳蠲之者，亦有其為國家所必需而不能蠲之者。
今熙甯新法，于其可蠲者而既已蠲之矣，（即條例司原議所謂如部水陸運以下今當省使無費者是也。
）其不可蠲者既不複以役諸民，又不能以不役民之故而廢其事，則不得不由國家募民之願充者以充之，此事理至易見者也。
然既募充矣，則非複義務的性質，而變為合意契約的性質，非有報酬，而孰肯為之？然國家者，非能如私人之自有财産也，其有所需，則取諸民而已。
而此等義務，人民本已負之者既數十年，徒以立法不善，故樸願而弱者益病，黠而豪強者幸免。
今因其固有之義務而修明之，易征徭之性質為賦稅之性質，視前非有所增也。
此免役錢所以為衷乎理也，而其征收之也，以财産之高下列為等第，富者所征較重，貧者所征愈微，其尤貧者，則盡豁免之，此與今世各 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
各國之收所得稅，凡人民之收入少而僅足以維持其生計者不稅，其有羨則稅之。
（日本之法，所得在三百圓以下者不稅，以上則稅之。
各國定限不同，意則同一。
）而其稅之也，定其等級比例而累進之。
（日本之法，所得三百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五。
百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二。
一千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五。
如是凡分為十一等，直至十萬圓以上者，千分稅五十五，此其大較也。
他國略類是。
此實極均平之課稅法，而各國财政學家所最稱道也。
乃荊公當數百年前各國未發明此法之時，而所定與之暗合，所謂計産業若家資貧富之上下，分為等第，随等輸錢。
鄉戶自四等。
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者是也。
豪族僧侶，不供賦役，而國家一切負擔，盡責諸弱而無力之平民。
此歐洲中 世以來之弊政，而法國之大革命、與夫近百年來歐洲諸國之革命，其動機之泰半，皆坐是也。
荊公痛心疾首于此等不平之政，不憚得罪于巨室，而毅然課彼輩以助役錢，此歐洲諸國流億萬人之血乃得之者，而公纡籌于廟堂，頃刻而指揮若定也。
夫其立法之完善而周備，既若是矣，猶不敢自信，乃揭示一月民無異辭，然後着為令。
而其行之也，又不敢急激，先施諸一兩州，候其成就，乃推之各州軍。
所謂勞謙君子有終吉者非耶？自此法既行，後此屢有變遷，而卒不能廢。
直至今日，而人民不複知有徭役之事，既語其名亦往往不能解，伊誰之賜？荊公之賜也。
公之此舉，取堯舜三代以來之弊攻而一掃之，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也。
吾侪生今日，淡焉忘之久矣！試一觀當時諸人所述舊社會颠沛杌陧之情形，又考歐洲中世近世之曆史，見其封建時代右族僧侶剝削平民之事實，兩兩相印證，則夫對于荊公，宜如何屍祝而膜拜者。
而乃數百年來，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至今猶曰迂闊也，執拗也，苛酷也；甚者則曰營私也，佥壬也。
嗚呼，我國民之薄于報恩，可以慨矣！ 當時立法者之言曰：今所寬優皆村鄉樸願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緻人言之豪右，知新法之行，不便彼輩，而撓之者必衆矣。
果也當時所謂士君子者交起而攻之，而其所持之理由，則不外出于自利。
今略舉一二： 蘇轍之言曰：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蘇轼之言曰：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
又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于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
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神宗嘗與近臣論免役之利，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嗚呼，當時之攻新法者，其肺肝如見矣！如二蘇言，認鄉民之服役為天經地義而不可拔，此陷溺于階級制度之陋俗，以為天之生民生而有貴賤也。
法國大革命時之貴族，俄國現今之貴族，皆持此論以自擁護其不正之權利，而不意吾國所謂賢者乃若此也！夫在今日，無論中國外國，皆無所謂役人，無所謂用鄉戶者矣。
是得毋不以五谷而得食，不以絲麻而得衣耶？東坡見此，其将何說之辭！況東坡所痛恨于免役者，從以廚傅蕭然無以供從官于四方者之取樂雲爾。
如其所言，以此飾太平之盛觀，夫盛則誠盛矣，曾不記吾民緣此，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棄田與人以免上等、非分求死以就單丁者乎？曾不記吾民緣此，而不敢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乎？夫以少數官吏取樂之故，而使多數人民離析凍餒祈死惟恐不速，是直飲人之血以為樂耳！是豺狼之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諸口？不意号稱賢士大夫者，腼然言之，而數百年之賢士大夫且附和焉！以集矢于為民請命之誼辟哲相，吾有以見中國之無公論也久矣！至如文潞公所言，尤有深可駭者，曰：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信如後言，則盡戕奪百姓之生命财産，以求容悅于士大夫者，其得非郅治之極也耶？吾請正告天下後世之讀史者曰：荊公當時之新法，無一事焉非以利民，亦無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
彼士大夫之利害與人民之利害固相沖突者也。
今吾輩所能考見者，則當時士大夫之言也，其人民之言，則無一而可考見者也。
而欲摭一面之詞以成信谳，則其冤豈直莫須有雲爾哉！夫免役則其一端面已。
當時造作言說以相謗讪者不可殚紀。
據《文獻通考》載有同判司農寺曾布條奏辯诘之文，則夫謗者之虛構誣詞與夫不審情實而漫為揣測者，皆可以見。
今錄其略雲： 畿内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
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
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
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谕也。
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
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為非。
又況方曉谕民戶，苟有未便，皆與厘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
言者則以為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
至于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
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
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
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複募人。
言者則以為專典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
又以為近邊奸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廪，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
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鬥，皆從民便。
為法至此，亦已周矣。
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
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
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兇荒饑馑，未嘗罷役。
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為兇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
言者則以為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谕也。
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缗錢七十萬耳。
而畿内戶十六萬，率缗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财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
言者則以為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谕也。
觀此則知當時之謗者，皆務揚惡而隐善，又于變法前之利病，與變法後之利病，未嘗一比較而權其輕重，其言悉為意氣之私，而非義理之公。
夫免役則其一端而已。
及神宗殂落，司馬溫公執政，首罷募役法，複差役法。
而前此攻新法最力之範堯夫，則謂差役之事當熟講，不然，滋為民害矣。
前此以差用鄉戶比諸絲麻五谷之蘇子瞻，又極言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複 起不能易。
且謂農民應差，官吏百端誅求，比于雇役苦樂十倍矣。
同是一人也，而前後十餘年，其言論之相反如此，豈非前者駭于其所未經見，及成效卓着，乃始不得不從而心折耶？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又曰：凡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以堯夫子瞻之賢，而其識乃不過與黎民凡人同科，則荊公概目之為流俗，豈得曰誣。
然堯夫子瞻，悟前說之非而幡然以改，終不失為君子之過。
獨怪彼司馬溫公者，當荊公未行此法以前，已極言差役之弊，首倡募役之說。
及其繼相，乃聽一佥壬反覆之蔡京，以盡反故相之所為，且并棄前此己所持說而不顧焉，謂其惡功名之不出自我，而傾人以自快取私耶！以溫公之賢，吾固不敢以此疑之，然舍此以外，吾又不能得其居心之何在也。
第六其他關于民政财政諸法 以上青苗、均輸、市易、募役四法，皆當時荊公特創之法之關于民政财政者也。
（保甲法亦民政之重要者，今以荊公行之之意在整頓軍政，故以入次章。
）其他就舊法而整頓改良之者尚多，今略論焉。
（甲）農田水利 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
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