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荊公之政術（二）民政及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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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士之論荊公，大率以之與掊克聚斂之臣同視，此大謬也。
公之事業，誠強半在理财。
然其理财也，其目的非徒在增國帑之歲入而已，實欲蘇國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為國家政費，故發達國民經濟，實其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乃其第二目的也。
而其所立諸法，則于此兩者皆有關系者也。
故不名之曰财政，而名之曰民政及财政。
第一制置三司條例司 制置三司條例司者，公所創立之财政機關也。
公之言曰： 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财。
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
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争利，今欲理财，則當修泉府之法。
熙甯二年二月，遂設立此司。
诏曰： 朕以為欲緻天下于治者，必先富之而後可為也。
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輔臣，置司于内，以革其弊。
夫事颛于所習，則能明得失之原。
今将權天下之财，而資之于有司，有司能習知其事，則其所得必精，其所言必通，物聚而求足，是洵富吾民之術也。
若夫苛刻之論，剝削其下而斂怨于上者，朕所不取。
宜令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内外官，受诏後兩月，各具财用之利害以聞。
司既立，以公及陳升之領之。
時升之為宰相，公則參知政事也。
今世各立憲國，往往以總理大臣兼度支大臣，蓋财務為庶政之本，公深知其意也。
公之志，在制兼并，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緻天下于治。
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職在此，而後此所立之法，亦無不本此意以行。
史稱公嘗與司馬溫公廷辯理财，溫公曰：善理财者不過頭會箕斂耳。
公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溫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
争議不已。
（史所載僅此，荊公反駁溫公之言則缺之，想更有偉論，惜不可得見矣。
）夫溫公之言，其果衷于事理也耶？彼财貨百物，果為天地所生而終古不變者耶？抑亦人所生而得其道可以增殖者耶？夫财貨百物，固有既不在民亦不在官者矣，則棄之于地。
是也。
如其增殖之，則既可以在民，而同時亦可以在官。
今世歐美諸國，其明效矣。
荊公欲整理财政，而以發達國民經濟為下手之方，孔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
中國自古言理财者，其識未有能及此也。
荊公之意，以為國民經濟所以日悴者，由國民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産也。
國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産者，由豪富之兼并也。
國中豪富少而貧民多，而豪富又習于奢汰，不以其所得為母财，而貧民涓滴之母财又為兼并家歲月蝕盡。
則一國之母财舉匮，而民之生無以複聊，于是殚精竭慮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于摧抑兼并。
而能摧抑兼并者誰乎？則國家而已。
荊公欲舉财權悉集于國家，然後由國家的酌盈劑虛，以均諸全國之民，使各有所藉以從事于生産。
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财。
人主擅操柄，如天持鬥魁。
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
其青苗、均輸、市易諸法，皆本此意也。
此義也，近數十年來乃大盛于歐美兩洲，命之曰社會主義，其說以國家為大地主，為大資本家，為大企業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誠如公所謂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者也。
彼都學者，往往夢想之以為大同太平之極軌，而識者又以為茲事體大，非易數世後，未或能緻也。
夫以歐美今日猶未能緻者，而荊公乃欲于數百年前之中國緻之，其何能淑？雖曰其造端非若彼之弘大，其條目非若彼之纖悉，其程度非若彼之極端，然其終不能全适于荊公之時與地，可斷言矣。
荊公之所蔽，惟在于是。
若其學識之精卓，規模之宏遠，宅心之慈仁，則真隻千古而無兩也，溫公安足以知之？ 社會主義所以難行者不一端，而為國家分掌此理财機關之人，甚難其選，而集權既重，弊害易滋，此其着者也。
夫以彼都所倡社會主義者，行之于立憲政體确立之後，猶以為難，而況在**之代乎？本意欲以摧抑兼并，萬一行之不善，而國家反為兼并之魁，則民何訴焉？而盜臣之因緣以自肥，又無論也。
故荊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雖頗豐，而于國民經濟上所收之效滋啬，良以此也。
宋财政之敝，至仁宗晚年而極，前既言之矣。
神宗即位，首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
後數日，光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敝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
及制置條例司既設，乃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着定式，所裁省冗費十之四。
（以上皆錄《宋史食貨志》上之六原文。
）夫财政之敝,既已如彼，即不言興利，而節費亦安得已？溫公亦非不知之矣，而猶颟顸其詞，曰磨以歲月驟不能減，而徒欲诿其難于君上，何其不負責任乃爾耶！且溫公所謂不能者，何荊公驟裁其十之四，而不見其有他變耶？夫以數十年相沿之歲費，而驟減其十之四，此誠天下至難之業。
而制置條例司之初設，即奏此膚功，則颌此司者，其任事之忠勤，其才識之明敏，其魄力之毅偉，可想見矣。
（當時所裁者多屬宮廷費，非神宗之賢，荊公亦不得行其也。
據宋史，則神宗之命溫公義裁減，似在荊公未入相以前。
二公皆為翰林學士，當同拜此命者也，而溫公以敷衍答上命也。
若此神宗之不樂得此不負責任之大臣以共國事，不亦宜哉！）以視不負責任之溫公，何相反耶？而後之論荊公者，于此等偉績，沒而不道，抑何心也！ 史所稱編着定式，即今世立憲國之所謂豫算案也。
史又言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馀缗，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馀缗。
省冗費以增官祿，誠整理行政之根本哉！當時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舉善政，或更多，史阙不可考，而此東鱗西爪，已非流俗所能及矣,《文獻通考》二十四引元興元年蘇轍奏：言熙甯初，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随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
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
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
至是特設帳司默磨文帳雲。
前此财政機關之**，可見一斑。
第二青苗法 青苗法者，頗有類于官辦之勸業銀行，荊公惠民之政也。
《宋史-食貨志》上之四載其緣起雲： 熙甯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谷，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貫石以上。
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
今欲以見在斛鬥，遇貴量減市價粜，遇賤量增市價粜，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
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随稅輸納斛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内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
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
非惟足以待兇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
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滞，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粜，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
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欲量諸路錢谷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端緒，推之諸路。
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并用常平倉轉移法。
诏可，既而條例司又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先行于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
此青苗法之大略及其施行之緣起也。
名曰青苗者，蓋當時陝西轉運司李參，以部内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隐度麥粟之赢，先貸以錢，俟谷熟還官，号青苗錢。
經數年，廪有餘糧，至是仿行之，故襲其名也。
荊公之懷此政策久矣,其少作寓言詩，既有此意。
（詩見第六章。
）及為鄞令，複行之而有效。
及其當國，乃欲舉而措之于天下也。
竊嘗論之，無論何國，無論何時，彼力田之民，能終歲勤動者，苟非有水旱之災，則所入恒足以自贍。
而以數年之通，則必能有所羨餘，以為冠昏喪祭之計。
然而往往不然者，則緣初時母财不裕。
牛種之資，以及青黃不接時食指之所需，不能不稱貸于豪右，或遇偏災而又貸焉，或遇嘉兇諸禮而又貸焉，而豪右乘其急以持其短長，于是一歲所入，見蝕于息者泰半，及夫來年，其不能不舉債如故也。
債日以重，息日以加，而終歲之勤動，遂為豪右作牛馬走已耳。
此民之所以日悴，而國民經濟之所以日蹙也。
在昔泰西之希臘、羅馬，富者往往貸金谷于貧民，其後負責日重，無以為償，則鬻身以為之奴。
泰西古代奴隸之多，蓋起于此。
曆數千年，此制終無由革。
西紀一千五百年以降，各國政府紛紛以法律定取息之率，逾率者罪之，然其不能禁如故也。
及近世銀行制度興，此弊始稍蘇，其效不能及于農民。
近數十年來，有所謂勸業銀行、農工銀行、信用組合等，利漸溥矣，然猶未能盡人而蒙其澤也。
故此貧富不均之問題，實為數千年來萬國所共若而卒未能解決之一宿題。
而欲解決之，則非國家振其樞焉而不可得也。
其圓滿之解決法，則如吾國古代之所謂井田，如泰西近世所謂社會主義，使人民不得有私财是也。
未能圓滿而思其次，則國家設貸之機關而自當其沖，使豪右居奇之技，無所得施，則荊公所計劃者是也。
吾國之前乎荊公而為此者，亦有人焉，景公之于齊，子皮之于鄭，司城子罕之于宋，皆以斯道得民，而荊公則師其意者也。
時蘇轍亦嘗着論雲：“天下之人，無田以為農，無财以為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于溝壑。
使富民為貸，則用不仁之法，收泰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為質。
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
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之息。
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着之民。
”按穎濱此論，正與荊公青苗吻合，不知其嘗聞其緒餘與，抑自創見也。
然穎濱後卒以攻青苗自乞罷，豈文士之言之者，非其所欲行之者耶？ 荊公既欲實施此法，然行之不可以無資本也。
由國庫撥給資本，力又有所不逮也。
适有常平廣惠倉者，諸路諸州縣莫不有之，而其所儲，實棄置于無用之地，公乃變無用為有用，而利用之為資本，其用意之周詳，其眼光之銳敏，至可佩也。
而司馬溫公乃言常平倉為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
然常平倉之無實惠可以及民，如彼條例司原奏中所述，溫公其能為之辯護乎？則亦強辭而已。
法既行，舉朝洶洶，起與為難，不可究诘。
其人與其言，皆不備述。
惟有公答司馬谏議一書，錄之可見當時議論之一斑，而公所以堅于主持之故亦見焉。
（溫公緻公原書三千三百馀言，雜引經傳及漢唐遺文，見集中。
） 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複一一自辨。
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緻天下怨謗也。
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财，不為征利；避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衆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為而不洶洶。
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
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此書文雖甚簡，然其任事之艱貞，自信之堅卓，躍見紙上。
千載下讀之，如見公之精神焉，可以興矣。
當時之制，貸青苗錢者，官取其息二分，故議公者指以為聚斂之據。
公有答曾公立書雲： 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不在于法也。
孟子惡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
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
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謂義也。
一部周禮，理财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奸人者，緣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卻。
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
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
然不與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
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
然而有官吏之俸，辇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
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于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于法，而世之哓哓者不足言也。
此書殆可謂解釋法意之理由書也。
當時舉朝洶洶，除公所共事之數人外，殆無一不緻難于青苗。
累其劾狀，殆可隐入。
而公卒不為之動，而神宗亦不為之動者，非徒以公自信之堅，得君之專，而當時言者，實無一語能批其要故也。
言者鹹指為掊克聚斂，損下益上，而公立法之本意，乃适與之相反。
蓋其立法之本意，實以惠民，無一毫借此以助帑藏之心，條例司原奏所言，非飾詞，乃真相也。
而論者乃拟之以桑孔之用心，是所謂無的而放矢，宜公之不敢服，而神宗亦目笑存之也。
公之龂龂于名實之辨，非以此乎？其謂治道之興，邪人不利，而倡異論者意不在于法。
嗚呼！何其一語破的而言之有餘痛也！昔羅馬偉人格力加士為執政時，倡限民名田之制，全國人民歡聲雷動，而議院幾于全數反對之，卒被叢毆以死于院中，蓋亦有不利于治道之興者，而其意非在于法也。
荊公初政，裁冗費十之四，彼廷臣大半衣食于冗費者，其不利之也久矣。
而青之本意，凡以抑豪右之兼并，而廷臣者又皆豪右，而其力足以行兼并者也。
其不利之，亦固其所。
當時之洶洶為難者，安保其不挾此心？即二三賢者，未必爾爾，然亦群聾之和而已。
況彼之所謂賢者，皆習于苟且偷惰，以生事為大戒，不問其事之善惡利病，但有所生則駭而華之，宜乎其與公與神宗枘鑿而不相入也。
而數百年以後之今日，其社會之情狀乃一如公之時，而公之言乃不啻為今而發也，悲夫！ 青苗法立法之本意，其善美既若是矣，然則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
善而不可行何也？且公在鄞行之而效，而猶疑其不可行何也？曰：一縣非全國之比也。
一縣者，公之所得自為也；全國者，非公之所得自為也，是故當時抑配有禁矣。
（抑配者，謂強民使貸也。
）而有司以盡數散為功，雖欲不抑配焉而不可得也。
災傷則有下料造納之條矣，（謂遇兇年則于次期補納所貸也。
）而年歲豐兇不常，兇之數尤夥，而有司因得以上下其手，雖欲不至于累年積壓而不能也。
此二弊者，惟韓魏公、歐陽公之奏議言之至詳，殆可稱公之義诤臣也。
（韓、歐奏議文長不錄，此段即舉其大意也。
） 問者曰：韓、歐二公所言既中其弊，而公猶不寤，則雖謂之執拗，甯得為過？應之曰：不然。
當時諸君子之攻新法也，其有弊者固攻之，其無弊者亦攻之，誠有如公之所雲，意不在于法也。
為公之計，惟有一事不辦，偃然與彼輩同流，庶可以免于罪戾，而無如非公之本意何也。
且法既已善矣，其有弊焉，則非法弊而人弊也。
即如青苗法者，公在鄞行之而既有效矣，李參在陝行之而又既有效矣，使縣縣皆得如公者以為之令，則縣縣皆鄞也。
即不能焉，而使路路皆得如參者以為之轉運使，而因以綜核名實之法督其縣，則亦路路皆陝也。
據條例司所核定，凡全國置提舉官四十一人，以當時賢才之衆，欲求得如李參者四十一人，諒非難也。
而公又非不欲與諸君子共之也，而無如諸君子者。
聞有一議為公之所發，則掩耳而不聽，初不問其所發為何議也，見有一诏為公所拟，則閉目而不視，初不問其所拟為何诏也。
責以奉行，非挾賢挾長以抗，則投劾而去耳。
諸君子既不屑為公助，而公又不能忍心害理一事不辦以自謝于諸君子，而又不能以一身而盡任天下之事，然則非于諸君子之外而别求其助我者，安可得耶？況諸君子非徒不助之而已，又煽之嗾之撓之于其旁，私幸其弊之日滋、功之不就以為快，是青苗本可以行之而無弊者，而以諸君子之故，則欲其無弊焉，安可得也？夫他事亦若是則已耳。
由此言之，則吾所謂青苗法雖善而不必其可行者，可以見矣。
使得人人如公者以為縣令，則誠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
無已而思其次，得人人如公者以為提舉，則猶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
無已而更思其次，得人人如公者以為執政，則于不可行中而猶有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
然則青苗法之弊，果盡如當時諸君子之所言乎？公之良法美意，而民竟未嘗一蒙其澤乎？曰：是又不然。
史成于謗公者之手，其旨在揚惡而隐善。
凡有可以表公之功者，惟恐不盡。
雖然，固有不能盡善者。
公與曾公立書，言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卻，則當時民之歡欣鼓舞可想見也。
其上五事劄子雲： （熙甯五年）昔之貧者，舉息之于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于官。
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是其行之既數年而有成效也。
其謝賜元豐令格式表雲：創法于群幾之先，收功于異論之後，則是公罷相後而其效益着也。
然猶得曰公自言之未可為信，也請徵諸旁觀之言。
河北轉運司王廣廉入奏，則謂民皆歡呼感德矣。
李定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
常曰：舉朝方共争此事，君勿為此言。
定曰：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
是一時輿論所在，有欲扪其舌而不可得者矣。
然猶得曰是依附公以希寵者言之，未可為信也。
請更徵諸反對黨之口。
朱子金華社倉記雲：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論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
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悔于其已甚而有激。
是程子晚年知其攻難青苗之為誤，而朱子且歌誦之矣。
蘇子瞻與滕達道書雲：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于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
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是子瞻晚年深自忏悔，而鹹歎于衆化之大成。
其言與公所謂收功于異論之後者蓋吻合。
所謂衆化者，蓋指凡新法而言，而青苗必其一矣。
以程蘇二人為當時反對最力者，而皆如是，非确有成效，而能得耶？以此度之，與程蘇同心而其言不傳于後者，當更何限？不甯惟是，元興初政，盡芟新法。
元年二月，罷青苗。
三月，範純仁以國用不足，請複之矣。
八月，司馬光奏稱散青苗本為利民，惟當禁抑配矣。
是皆形諸奏牍載諸正史者。
夫司馬君實範堯夫非當時首攻青苗之人，且攻之最力者耶？曷為于十八年之後，乃複津津樂道之如此？由此觀之，則知當時之青苗法，實卓着成效，而民之涵濡其澤者既久，雖欲強沒有美而有所不可得也。
然則前此之哓哓，果何為也哉？語曰：凡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樂成，然則諸君子者，毋亦凡民而已矣。
夫以吾侪居今日以論之，而猶覺青苗法之難行也如彼，而荊公當日行之，雖其弊非所能免，其效抑已章章。
吾于是益歎公之才之不可及，而诋當時奉行新法皆為小人者，吾卒未之敢信也。
更平心以論之，青苗法者，不過一銀行之業耳，欲恃之以摧抑兼并，其效蓋至為微末。
而銀行之為業，其性質乃宜于民辦而不宜于官辦。
但使國家為之詳定條例，使貸者與借者交受其利而莫能以相病，而國家複設一中央銀行，以為各私立銀行之樞紐，而不必直接與人民相貸，則其道得之矣。
荊公之為此，所謂代大匠易傷其手也。
雖然，此立夫今日以言之耳，若在當時，人民既無有設立銀行之能力，而舉國中無一金融機關，而百業坐是雕敝。
荊公能察受敝之原，而創此法以救治之，非有過人之識力而能若是耶？夫中國人知金融機關為國民經濟之命脈者，自古迄今，荊公一人而已。
後此有陰竊青苗法之實而陽避其名者，則朱子之社倉是也。
其法取息十二，夏放而冬收之，此與青苗何異？朱子行之于崇安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亦猶荊公行之于鄞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也。
夫朱子平日固痛诋荊公，謂其汲汲财利，使天下嚣然喪其樂生之心者也。
及倡社倉議，有诘之者，則奮然曰：介甫獨散青苗一事是耳。
（俱見《朱子語類》。
）夫介甫果汲汲财利耶？介甫之是者，果獨青苗一事耶？毋亦是其所謂是而已。
第三均輸法 均輸法者，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亦一種惠民之政也。
熙甯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上言雲：（按此文為荊公自撰，《宋史-食貨志》所錄多删去其精要語，今據本集全錄之。
）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賦入精粗，以百裡為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為貢。
又為經用通财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财，則無者使有，害者使除。
市之不售，貨之滞于民用，則吏為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
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無義。
夫以義理天下之财，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
今天下之财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
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緻，而不敢或赢；年儉物貴，難于供備，而不敢不足。
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
三司轉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于其間。
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刷，殆無餘藏。
諸司财用事往往為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
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為支移折變以取之。
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于不産，責于非時。
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
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茶鹽礬稅為事。
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财賦之有無，而移用之。
凡粜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徒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
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
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财不匮矣。
《宋史-食貨志》記均輸法施行之始末略雲： 書既上，诏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
公之事業，誠強半在理财。
然其理财也，其目的非徒在增國帑之歲入而已，實欲蘇國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為國家政費，故發達國民經濟，實其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乃其第二目的也。
而其所立諸法，則于此兩者皆有關系者也。
故不名之曰财政，而名之曰民政及财政。
第一制置三司條例司 制置三司條例司者，公所創立之财政機關也。
公之言曰： 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财。
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
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争利，今欲理财，則當修泉府之法。
熙甯二年二月，遂設立此司。
诏曰： 朕以為欲緻天下于治者，必先富之而後可為也。
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輔臣，置司于内，以革其弊。
夫事颛于所習，則能明得失之原。
今将權天下之财，而資之于有司，有司能習知其事，則其所得必精，其所言必通，物聚而求足，是洵富吾民之術也。
若夫苛刻之論，剝削其下而斂怨于上者，朕所不取。
宜令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内外官，受诏後兩月，各具财用之利害以聞。
司既立，以公及陳升之領之。
時升之為宰相，公則參知政事也。
今世各立憲國，往往以總理大臣兼度支大臣，蓋财務為庶政之本，公深知其意也。
公之志，在制兼并，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緻天下于治。
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職在此，而後此所立之法，亦無不本此意以行。
史稱公嘗與司馬溫公廷辯理财，溫公曰：善理财者不過頭會箕斂耳。
公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溫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
争議不已。
（史所載僅此，荊公反駁溫公之言則缺之，想更有偉論，惜不可得見矣。
）夫溫公之言，其果衷于事理也耶？彼财貨百物，果為天地所生而終古不變者耶？抑亦人所生而得其道可以增殖者耶？夫财貨百物，固有既不在民亦不在官者矣，則棄之于地。
是也。
如其增殖之，則既可以在民，而同時亦可以在官。
今世歐美諸國，其明效矣。
荊公欲整理财政，而以發達國民經濟為下手之方，孔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
中國自古言理财者，其識未有能及此也。
荊公之意，以為國民經濟所以日悴者，由國民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産也。
國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産者，由豪富之兼并也。
國中豪富少而貧民多，而豪富又習于奢汰，不以其所得為母财，而貧民涓滴之母财又為兼并家歲月蝕盡。
則一國之母财舉匮，而民之生無以複聊，于是殚精竭慮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于摧抑兼并。
而能摧抑兼并者誰乎？則國家而已。
荊公欲舉财權悉集于國家，然後由國家的酌盈劑虛，以均諸全國之民，使各有所藉以從事于生産。
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财。
人主擅操柄，如天持鬥魁。
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
其青苗、均輸、市易諸法，皆本此意也。
此義也，近數十年來乃大盛于歐美兩洲，命之曰社會主義，其說以國家為大地主，為大資本家，為大企業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誠如公所謂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者也。
彼都學者，往往夢想之以為大同太平之極軌，而識者又以為茲事體大，非易數世後，未或能緻也。
夫以歐美今日猶未能緻者，而荊公乃欲于數百年前之中國緻之，其何能淑？雖曰其造端非若彼之弘大，其條目非若彼之纖悉，其程度非若彼之極端，然其終不能全适于荊公之時與地，可斷言矣。
荊公之所蔽，惟在于是。
若其學識之精卓，規模之宏遠，宅心之慈仁，則真隻千古而無兩也，溫公安足以知之？ 社會主義所以難行者不一端，而為國家分掌此理财機關之人，甚難其選，而集權既重，弊害易滋，此其着者也。
夫以彼都所倡社會主義者，行之于立憲政體确立之後，猶以為難，而況在**之代乎？本意欲以摧抑兼并，萬一行之不善，而國家反為兼并之魁，則民何訴焉？而盜臣之因緣以自肥，又無論也。
故荊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雖頗豐，而于國民經濟上所收之效滋啬，良以此也。
宋财政之敝，至仁宗晚年而極，前既言之矣。
神宗即位，首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
後數日，光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敝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
及制置條例司既設，乃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着定式，所裁省冗費十之四。
（以上皆錄《宋史食貨志》上之六原文。
）夫财政之敝,既已如彼，即不言興利，而節費亦安得已？溫公亦非不知之矣，而猶颟顸其詞，曰磨以歲月驟不能減，而徒欲诿其難于君上，何其不負責任乃爾耶！且溫公所謂不能者，何荊公驟裁其十之四，而不見其有他變耶？夫以數十年相沿之歲費，而驟減其十之四，此誠天下至難之業。
而制置條例司之初設，即奏此膚功，則颌此司者，其任事之忠勤，其才識之明敏，其魄力之毅偉，可想見矣。
（當時所裁者多屬宮廷費，非神宗之賢，荊公亦不得行其也。
據宋史，則神宗之命溫公義裁減，似在荊公未入相以前。
二公皆為翰林學士，當同拜此命者也，而溫公以敷衍答上命也。
若此神宗之不樂得此不負責任之大臣以共國事，不亦宜哉！）以視不負責任之溫公，何相反耶？而後之論荊公者，于此等偉績，沒而不道，抑何心也！ 史所稱編着定式，即今世立憲國之所謂豫算案也。
史又言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馀缗，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馀缗。
省冗費以增官祿，誠整理行政之根本哉！當時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舉善政，或更多，史阙不可考，而此東鱗西爪，已非流俗所能及矣,《文獻通考》二十四引元興元年蘇轍奏：言熙甯初，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随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
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
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
至是特設帳司默磨文帳雲。
前此财政機關之**，可見一斑。
第二青苗法 青苗法者，頗有類于官辦之勸業銀行，荊公惠民之政也。
《宋史-食貨志》上之四載其緣起雲： 熙甯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谷，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貫石以上。
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
今欲以見在斛鬥，遇貴量減市價粜，遇賤量增市價粜，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
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随稅輸納斛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内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
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
非惟足以待兇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
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滞，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粜，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
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欲量諸路錢谷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端緒，推之諸路。
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并用常平倉轉移法。
诏可，既而條例司又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先行于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
此青苗法之大略及其施行之緣起也。
名曰青苗者，蓋當時陝西轉運司李參，以部内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隐度麥粟之赢，先貸以錢，俟谷熟還官，号青苗錢。
經數年，廪有餘糧，至是仿行之，故襲其名也。
荊公之懷此政策久矣,其少作寓言詩，既有此意。
（詩見第六章。
）及為鄞令，複行之而有效。
及其當國，乃欲舉而措之于天下也。
竊嘗論之，無論何國，無論何時，彼力田之民，能終歲勤動者，苟非有水旱之災，則所入恒足以自贍。
而以數年之通，則必能有所羨餘，以為冠昏喪祭之計。
然而往往不然者，則緣初時母财不裕。
牛種之資，以及青黃不接時食指之所需，不能不稱貸于豪右，或遇偏災而又貸焉，或遇嘉兇諸禮而又貸焉，而豪右乘其急以持其短長，于是一歲所入，見蝕于息者泰半，及夫來年，其不能不舉債如故也。
債日以重，息日以加，而終歲之勤動，遂為豪右作牛馬走已耳。
此民之所以日悴，而國民經濟之所以日蹙也。
在昔泰西之希臘、羅馬，富者往往貸金谷于貧民，其後負責日重，無以為償，則鬻身以為之奴。
泰西古代奴隸之多，蓋起于此。
曆數千年，此制終無由革。
西紀一千五百年以降，各國政府紛紛以法律定取息之率，逾率者罪之，然其不能禁如故也。
及近世銀行制度興，此弊始稍蘇，其效不能及于農民。
近數十年來，有所謂勸業銀行、農工銀行、信用組合等，利漸溥矣，然猶未能盡人而蒙其澤也。
故此貧富不均之問題，實為數千年來萬國所共若而卒未能解決之一宿題。
而欲解決之，則非國家振其樞焉而不可得也。
其圓滿之解決法，則如吾國古代之所謂井田，如泰西近世所謂社會主義，使人民不得有私财是也。
未能圓滿而思其次，則國家設貸之機關而自當其沖，使豪右居奇之技，無所得施，則荊公所計劃者是也。
吾國之前乎荊公而為此者，亦有人焉，景公之于齊，子皮之于鄭，司城子罕之于宋，皆以斯道得民，而荊公則師其意者也。
時蘇轍亦嘗着論雲：“天下之人，無田以為農，無财以為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于溝壑。
使富民為貸，則用不仁之法，收泰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為質。
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
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之息。
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着之民。
”按穎濱此論，正與荊公青苗吻合，不知其嘗聞其緒餘與，抑自創見也。
然穎濱後卒以攻青苗自乞罷，豈文士之言之者，非其所欲行之者耶？ 荊公既欲實施此法，然行之不可以無資本也。
由國庫撥給資本，力又有所不逮也。
适有常平廣惠倉者，諸路諸州縣莫不有之，而其所儲，實棄置于無用之地，公乃變無用為有用，而利用之為資本，其用意之周詳，其眼光之銳敏，至可佩也。
而司馬溫公乃言常平倉為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
然常平倉之無實惠可以及民，如彼條例司原奏中所述，溫公其能為之辯護乎？則亦強辭而已。
法既行，舉朝洶洶，起與為難，不可究诘。
其人與其言，皆不備述。
惟有公答司馬谏議一書，錄之可見當時議論之一斑，而公所以堅于主持之故亦見焉。
（溫公緻公原書三千三百馀言，雜引經傳及漢唐遺文，見集中。
） 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複一一自辨。
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緻天下怨謗也。
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财，不為征利；避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衆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為而不洶洶。
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
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此書文雖甚簡，然其任事之艱貞，自信之堅卓，躍見紙上。
千載下讀之，如見公之精神焉，可以興矣。
當時之制，貸青苗錢者，官取其息二分，故議公者指以為聚斂之據。
公有答曾公立書雲： 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不在于法也。
孟子惡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
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
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謂義也。
一部周禮，理财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奸人者，緣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卻。
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
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
然不與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
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
然而有官吏之俸，辇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
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于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于法，而世之哓哓者不足言也。
此書殆可謂解釋法意之理由書也。
當時舉朝洶洶，除公所共事之數人外，殆無一不緻難于青苗。
累其劾狀，殆可隐入。
而公卒不為之動，而神宗亦不為之動者，非徒以公自信之堅，得君之專，而當時言者，實無一語能批其要故也。
言者鹹指為掊克聚斂，損下益上，而公立法之本意，乃适與之相反。
蓋其立法之本意，實以惠民，無一毫借此以助帑藏之心，條例司原奏所言，非飾詞，乃真相也。
而論者乃拟之以桑孔之用心，是所謂無的而放矢，宜公之不敢服，而神宗亦目笑存之也。
公之龂龂于名實之辨，非以此乎？其謂治道之興，邪人不利，而倡異論者意不在于法。
嗚呼！何其一語破的而言之有餘痛也！昔羅馬偉人格力加士為執政時，倡限民名田之制，全國人民歡聲雷動，而議院幾于全數反對之，卒被叢毆以死于院中，蓋亦有不利于治道之興者，而其意非在于法也。
荊公初政，裁冗費十之四，彼廷臣大半衣食于冗費者，其不利之也久矣。
而青之本意，凡以抑豪右之兼并，而廷臣者又皆豪右，而其力足以行兼并者也。
其不利之，亦固其所。
當時之洶洶為難者，安保其不挾此心？即二三賢者，未必爾爾，然亦群聾之和而已。
況彼之所謂賢者，皆習于苟且偷惰，以生事為大戒，不問其事之善惡利病，但有所生則駭而華之，宜乎其與公與神宗枘鑿而不相入也。
而數百年以後之今日，其社會之情狀乃一如公之時，而公之言乃不啻為今而發也，悲夫！ 青苗法立法之本意，其善美既若是矣，然則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
善而不可行何也？且公在鄞行之而效，而猶疑其不可行何也？曰：一縣非全國之比也。
一縣者，公之所得自為也；全國者，非公之所得自為也，是故當時抑配有禁矣。
（抑配者，謂強民使貸也。
）而有司以盡數散為功，雖欲不抑配焉而不可得也。
災傷則有下料造納之條矣，（謂遇兇年則于次期補納所貸也。
）而年歲豐兇不常，兇之數尤夥，而有司因得以上下其手，雖欲不至于累年積壓而不能也。
此二弊者，惟韓魏公、歐陽公之奏議言之至詳，殆可稱公之義诤臣也。
（韓、歐奏議文長不錄，此段即舉其大意也。
） 問者曰：韓、歐二公所言既中其弊，而公猶不寤，則雖謂之執拗，甯得為過？應之曰：不然。
當時諸君子之攻新法也，其有弊者固攻之，其無弊者亦攻之，誠有如公之所雲，意不在于法也。
為公之計，惟有一事不辦，偃然與彼輩同流，庶可以免于罪戾，而無如非公之本意何也。
且法既已善矣，其有弊焉，則非法弊而人弊也。
即如青苗法者，公在鄞行之而既有效矣，李參在陝行之而又既有效矣，使縣縣皆得如公者以為之令，則縣縣皆鄞也。
即不能焉，而使路路皆得如參者以為之轉運使，而因以綜核名實之法督其縣，則亦路路皆陝也。
據條例司所核定，凡全國置提舉官四十一人，以當時賢才之衆，欲求得如李參者四十一人，諒非難也。
而公又非不欲與諸君子共之也，而無如諸君子者。
聞有一議為公之所發，則掩耳而不聽，初不問其所發為何議也，見有一诏為公所拟，則閉目而不視，初不問其所拟為何诏也。
責以奉行，非挾賢挾長以抗，則投劾而去耳。
諸君子既不屑為公助，而公又不能忍心害理一事不辦以自謝于諸君子，而又不能以一身而盡任天下之事，然則非于諸君子之外而别求其助我者，安可得耶？況諸君子非徒不助之而已，又煽之嗾之撓之于其旁，私幸其弊之日滋、功之不就以為快，是青苗本可以行之而無弊者，而以諸君子之故，則欲其無弊焉，安可得也？夫他事亦若是則已耳。
由此言之，則吾所謂青苗法雖善而不必其可行者，可以見矣。
使得人人如公者以為縣令，則誠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
無已而思其次，得人人如公者以為提舉，則猶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
無已而更思其次，得人人如公者以為執政，則于不可行中而猶有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
然則青苗法之弊，果盡如當時諸君子之所言乎？公之良法美意，而民竟未嘗一蒙其澤乎？曰：是又不然。
史成于謗公者之手，其旨在揚惡而隐善。
凡有可以表公之功者，惟恐不盡。
雖然，固有不能盡善者。
公與曾公立書，言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卻，則當時民之歡欣鼓舞可想見也。
其上五事劄子雲： （熙甯五年）昔之貧者，舉息之于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于官。
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是其行之既數年而有成效也。
其謝賜元豐令格式表雲：創法于群幾之先，收功于異論之後，則是公罷相後而其效益着也。
然猶得曰公自言之未可為信，也請徵諸旁觀之言。
河北轉運司王廣廉入奏，則謂民皆歡呼感德矣。
李定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
常曰：舉朝方共争此事，君勿為此言。
定曰：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
是一時輿論所在，有欲扪其舌而不可得者矣。
然猶得曰是依附公以希寵者言之，未可為信也。
請更徵諸反對黨之口。
朱子金華社倉記雲：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論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
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悔于其已甚而有激。
是程子晚年知其攻難青苗之為誤，而朱子且歌誦之矣。
蘇子瞻與滕達道書雲：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于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
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是子瞻晚年深自忏悔，而鹹歎于衆化之大成。
其言與公所謂收功于異論之後者蓋吻合。
所謂衆化者，蓋指凡新法而言，而青苗必其一矣。
以程蘇二人為當時反對最力者，而皆如是，非确有成效，而能得耶？以此度之，與程蘇同心而其言不傳于後者，當更何限？不甯惟是，元興初政，盡芟新法。
元年二月，罷青苗。
三月，範純仁以國用不足，請複之矣。
八月，司馬光奏稱散青苗本為利民，惟當禁抑配矣。
是皆形諸奏牍載諸正史者。
夫司馬君實範堯夫非當時首攻青苗之人，且攻之最力者耶？曷為于十八年之後，乃複津津樂道之如此？由此觀之，則知當時之青苗法，實卓着成效，而民之涵濡其澤者既久，雖欲強沒有美而有所不可得也。
然則前此之哓哓，果何為也哉？語曰：凡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樂成，然則諸君子者，毋亦凡民而已矣。
夫以吾侪居今日以論之，而猶覺青苗法之難行也如彼，而荊公當日行之，雖其弊非所能免，其效抑已章章。
吾于是益歎公之才之不可及，而诋當時奉行新法皆為小人者，吾卒未之敢信也。
更平心以論之，青苗法者，不過一銀行之業耳，欲恃之以摧抑兼并，其效蓋至為微末。
而銀行之為業，其性質乃宜于民辦而不宜于官辦。
但使國家為之詳定條例，使貸者與借者交受其利而莫能以相病，而國家複設一中央銀行，以為各私立銀行之樞紐，而不必直接與人民相貸，則其道得之矣。
荊公之為此，所謂代大匠易傷其手也。
雖然，此立夫今日以言之耳，若在當時，人民既無有設立銀行之能力，而舉國中無一金融機關，而百業坐是雕敝。
荊公能察受敝之原，而創此法以救治之，非有過人之識力而能若是耶？夫中國人知金融機關為國民經濟之命脈者，自古迄今，荊公一人而已。
後此有陰竊青苗法之實而陽避其名者，則朱子之社倉是也。
其法取息十二，夏放而冬收之，此與青苗何異？朱子行之于崇安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亦猶荊公行之于鄞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也。
夫朱子平日固痛诋荊公，謂其汲汲财利，使天下嚣然喪其樂生之心者也。
及倡社倉議，有诘之者，則奮然曰：介甫獨散青苗一事是耳。
（俱見《朱子語類》。
）夫介甫果汲汲财利耶？介甫之是者，果獨青苗一事耶？毋亦是其所謂是而已。
第三均輸法 均輸法者，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亦一種惠民之政也。
熙甯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上言雲：（按此文為荊公自撰，《宋史-食貨志》所錄多删去其精要語，今據本集全錄之。
）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賦入精粗，以百裡為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為貢。
又為經用通财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财，則無者使有，害者使除。
市之不售，貨之滞于民用，則吏為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
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無義。
夫以義理天下之财，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
今天下之财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
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緻，而不敢或赢；年儉物貴，難于供備，而不敢不足。
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
三司轉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于其間。
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刷，殆無餘藏。
諸司财用事往往為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
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為支移折變以取之。
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于不産，責于非時。
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
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茶鹽礬稅為事。
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财賦之有無，而移用之。
凡粜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徒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
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
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财不匮矣。
《宋史-食貨志》記均輸法施行之始末略雲： 書既上，诏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