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荊公之政術（一）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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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利大于弊，大國施行則弊大于利。
因此以前治理大國的人，隻有兩種辦法：一是威逼和脅迫，二是放任。
威逼脅迫的被稱為民賊，這是不足以政治家說的；而放任也絕對不足以稱為政治家，沒有聽說政治家躺着不動就能治理國家的。
既然說放任了，那幺人能做到，并且連土木偶也可以做到，還要這種政治家做什幺呢？我國數千年的曆史，凡是一個姓氏興起的時候，必定以威逼脅迫為政策，如漢高祖、宋太祖的時代就是這樣。
等經過數代，就必定以放任為政策，如漢文景、宋真宗的時代就是這樣。
放任時間長了就會有亂，亂了就會滅亡，亡則會有興，有興就會有威逼脅迫，威逼脅迫倦了就又回到放任上來。
如此一次次地循環，如一丘之貉般。
這就是政治家不在這過程中産生的原因。
即使這樣，我對這種情況也沒有感到迷惑。
舍棄威逼脅迫兩者之外，選擇當中的則隻有幹涉這一條途徑。
而大國難以施行幹涉，這種做法弊大于利，所以我私下認為太大的國家，利于做威武的武夫的舞台，利于庸碌的孩子們來藏身，而最不利于奮發而剛毅，認真負責的大政治家。
從今往後，交通手段日趨發達，大國也如同過去的小國，那幺政治家成就的取得就比較容易了；而在過去，天下最難的事業也莫過于此。
在王安石的那個時代，憑王安石所在的國家，而想要施行王安石的志向，它的難度，不是周公能比得了的，也不是管仲、商鞅、諸葛亮能比得了的，也不是來喀瓦士、梭倫能比的，也不是施泰因、加富爾、俾斯麥、格蘭斯頓能比的。
它是那樣的難，則他的成就僅如此，本來也是合理的；它是那樣的難，而他的成就尚且能如此，那幺王安石在古今中外的各個政治家中，他的位置是可以想見的。
同是幹涉政治，而它的程度也有淺深的差異！程度淺的施行起來比較容易，程度深的施行起來就更難。
王安石幹涉政治，有的是在立憲國可以施行而在**國極難施行的，甚至有的近于國家社會主義，是當今的許多立憲國還沒有施行的。
靠數千年沒有被幹涉過的百姓，而最後用這些加給他們，導緻群起而喧嘩也是正常的。
而王安石的法令是好呢，還是不好呢？我最終也無法說清楚。
另外還有王安石失敗的一個原因：就是所用的，不是要用的人。
這是别人所說的，而我對這種說法，也與過去的說法稍有不同，另列在下面，這裡不再說了。
因此以前治理大國的人，隻有兩種辦法：一是威逼和脅迫，二是放任。
威逼脅迫的被稱為民賊，這是不足以政治家說的；而放任也絕對不足以稱為政治家，沒有聽說政治家躺着不動就能治理國家的。
既然說放任了，那幺人能做到，并且連土木偶也可以做到，還要這種政治家做什幺呢？我國數千年的曆史，凡是一個姓氏興起的時候，必定以威逼脅迫為政策，如漢高祖、宋太祖的時代就是這樣。
等經過數代，就必定以放任為政策，如漢文景、宋真宗的時代就是這樣。
放任時間長了就會有亂，亂了就會滅亡，亡則會有興，有興就會有威逼脅迫，威逼脅迫倦了就又回到放任上來。
如此一次次地循環，如一丘之貉般。
這就是政治家不在這過程中産生的原因。
即使這樣，我對這種情況也沒有感到迷惑。
舍棄威逼脅迫兩者之外，選擇當中的則隻有幹涉這一條途徑。
而大國難以施行幹涉，這種做法弊大于利，所以我私下認為太大的國家，利于做威武的武夫的舞台，利于庸碌的孩子們來藏身，而最不利于奮發而剛毅，認真負責的大政治家。
從今往後，交通手段日趨發達，大國也如同過去的小國，那幺政治家成就的取得就比較容易了；而在過去，天下最難的事業也莫過于此。
在王安石的那個時代，憑王安石所在的國家，而想要施行王安石的志向，它的難度，不是周公能比得了的，也不是管仲、商鞅、諸葛亮能比得了的，也不是來喀瓦士、梭倫能比的，也不是施泰因、加富爾、俾斯麥、格蘭斯頓能比的。
它是那樣的難，則他的成就僅如此，本來也是合理的；它是那樣的難，而他的成就尚且能如此，那幺王安石在古今中外的各個政治家中，他的位置是可以想見的。
同是幹涉政治，而它的程度也有淺深的差異！程度淺的施行起來比較容易，程度深的施行起來就更難。
王安石幹涉政治，有的是在立憲國可以施行而在**國極難施行的，甚至有的近于國家社會主義，是當今的許多立憲國還沒有施行的。
靠數千年沒有被幹涉過的百姓，而最後用這些加給他們，導緻群起而喧嘩也是正常的。
而王安石的法令是好呢，還是不好呢？我最終也無法說清楚。
另外還有王安石失敗的一個原因：就是所用的，不是要用的人。
這是别人所說的，而我對這種說法，也與過去的說法稍有不同，另列在下面，這裡不再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