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荊公與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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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論館職劄子》第一篇中說：
（前略）從堯、舜、周文王、周武王以來，曆代聖君都喜歡詢問以搞通事理，選擇适當的人授予官職以幫助自己。
他們的想法是，國君的職責在于探讨道，而不是處理事情，在于選擇适當的人任命他們官職，而不是自己去做。
希望陛下效法堯、舜、周文王、周武王，那幺聖人治國的功效，必定會在當今天下出現。
至于政府瑣碎的事務，是不值得陛下花時間、費思慮的。
（中略）我自從在政府任職以來，每次進見皇帝，談論的都是政府的瑣碎事務，對于國家大事雖略略有些涉及，但限于時間，不能詳說就得告退。
但今天所談的事，如果不博論詳說，使陛下對改革的本末、先後、大小等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然後再逐步施行，就無法實現天下大治。
既然如此，像我這樣的人，如果陛下不賜給很多時間，我又怎幺能當面把自己的想法說完呢？自古以來大有作為的君主，開始時沒有誰不是勤儉奮發，而最終享受安逸的。
現在陛下具備了仁慈聖哲的素質，自秦漢以來曆代君主，沒有誰能比得上您。
您對國家大事不是不勤儉奮發，但所抓的有的不是最重要的事，所安排的事有的不得法，那幺我擔心陛下最終不能享受安逸，無為而治。
讀這兩篇文章，則王安石是怎樣輔佐和開導皇上的，就可以看出來了。
他所說的不使自己沉溺于聲色然後才能勵精圖治，能夠勵精圖治，才能明白事理，能夠明白事理才能了解人才，能了解人才，不隻是說君王的品德，凡是做學問做事情的人，都應該銘記在心。
他所說的改革的本末、先後、大小等方方面面的方法，應該詳細論說，則這又是事業的本源。
而宋神宗之後能非常信任他而不被别人的诽謗所迷惑，可能是有原因的。
他的《論館職劄子》第二裡面說： 陛下自從即位以來，因為任職的人有的缺乏才能，所以他們選拔的人才，大多是有小才而沒有品行道義的人。
這種人做了官就會搞壞社會風氣，社會風氣壞了，那幺在您身邊早晚侍奉的人都會帶着功利目的侍奉陛下，不足以評定朝廷大事的是非；到各地出使的人，都帶着功利心侍奉陛下，就不能夠了解天下的利害。
這種弊病在以前已經出現過了，恐怕不應該不審察。
想整治這種弊病，也在于親近忠良罷了。
唉，我讀這些就知道熙甯間用人有失當的地方，這責任本來就不全都在王安石身上。
宋神宗求成的心太急，而君子中能順勢促成好事的也太少，所以在用人上就沒有工夫細選。
這是神宗的錯誤，也是王安石的錯誤。
他們的想法是，國君的職責在于探讨道，而不是處理事情，在于選擇适當的人任命他們官職，而不是自己去做。
希望陛下效法堯、舜、周文王、周武王，那幺聖人治國的功效，必定會在當今天下出現。
至于政府瑣碎的事務，是不值得陛下花時間、費思慮的。
（中略）我自從在政府任職以來，每次進見皇帝，談論的都是政府的瑣碎事務，對于國家大事雖略略有些涉及，但限于時間，不能詳說就得告退。
但今天所談的事，如果不博論詳說，使陛下對改革的本末、先後、大小等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然後再逐步施行，就無法實現天下大治。
既然如此，像我這樣的人，如果陛下不賜給很多時間，我又怎幺能當面把自己的想法說完呢？自古以來大有作為的君主，開始時沒有誰不是勤儉奮發，而最終享受安逸的。
現在陛下具備了仁慈聖哲的素質，自秦漢以來曆代君主，沒有誰能比得上您。
您對國家大事不是不勤儉奮發，但所抓的有的不是最重要的事，所安排的事有的不得法，那幺我擔心陛下最終不能享受安逸，無為而治。
讀這兩篇文章，則王安石是怎樣輔佐和開導皇上的，就可以看出來了。
他所說的不使自己沉溺于聲色然後才能勵精圖治，能夠勵精圖治，才能明白事理，能夠明白事理才能了解人才，能了解人才，不隻是說君王的品德，凡是做學問做事情的人，都應該銘記在心。
他所說的改革的本末、先後、大小等方方面面的方法，應該詳細論說，則這又是事業的本源。
而宋神宗之後能非常信任他而不被别人的诽謗所迷惑，可能是有原因的。
他的《論館職劄子》第二裡面說： 陛下自從即位以來，因為任職的人有的缺乏才能，所以他們選拔的人才，大多是有小才而沒有品行道義的人。
這種人做了官就會搞壞社會風氣，社會風氣壞了，那幺在您身邊早晚侍奉的人都會帶着功利目的侍奉陛下，不足以評定朝廷大事的是非；到各地出使的人，都帶着功利心侍奉陛下，就不能夠了解天下的利害。
這種弊病在以前已經出現過了，恐怕不應該不審察。
想整治這種弊病，也在于親近忠良罷了。
唉，我讀這些就知道熙甯間用人有失當的地方，這責任本來就不全都在王安石身上。
宋神宗求成的心太急，而君子中能順勢促成好事的也太少，所以在用人上就沒有工夫細選。
這是神宗的錯誤，也是王安石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