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執政前之荊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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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生靈塗炭，僥幸沒有死在山溝裡的人沒有幾個。
人才不足的憂慮就表現在這方面。
現在的公卿大夫，沒有人願意替陛下做長遠打算，為國家籌劃萬世的基業，我對此事很疑惑。
當初晉武帝隻注重眼前的繁華，不為子孫做長遠謀劃，當時的官員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悅皇帝，良好的社會風氣蕩然無存，舍棄了禮義，丢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過失，卻沒有誰以為這樣是錯誤的。
有識之士本來就知道将天下大亂，而後來果然海内發生了大的變故，中國遭受戰争的困苦達二百多年。
我考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帝的神靈把天下交給陛下，本來就為的是能夠萬世相傳，可以無窮無盡地庇護天下的百姓。
我希望陛下能夠借鑒漢、唐、五代混亂滅亡的原因，批判晉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災禍，明白昭示大臣，想一想該怎樣培養天下的人才，研究出辦法，計算好數量，逐漸加以推行，希望能适合當代的變化，不要辜負先王托付天下的心願，那幺天下的人才就不可勝用了。
人才可以不可勝用，那幺陛下想要什幺而找不到，想做什幺又做不成呢？ （按）文章懇切率真而且沉痛，至此已經無以複加了。
當全國都沉醉于太平盛世的時候，而寫出這毫無忌諱的言辭，即使是賈誼的痛哭流涕，怎幺會超過呢？而可惜的是宋仁宗不省悟啊。
研究出辦法，計算好數量，逐步加以推行，培養天下的人才就很容易了。
我開始讀《孟子》時，看到孟子說執行王政很容易，心裡也以為确實是這樣。
等看到他和慎子讨論齊、魯的土地，認為先王治理國家，大都不超過一百裡，主張再有王者出現，凡是諸侯的土地，有的方圓千裡，有的方圓五百裡，都應該減少土地一直到幾十裡。
于是我就懷疑雖然孟子很賢能，他的仁義和智慧足以統一天下，又怎幺能不通過武力脅迫，就可以使幾百幾千裡的強國，在某一天會割讓自己十之**的土地，和先王時的諸侯一樣大小呢？後來我看到漢武帝采納了主父偃的計策，允許諸侯王公可以推廣皇家的恩德把土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孫，皇帝親自到他那裡确定封号，讓他另外歸屬于中央政府。
于是諸侯王的兒子和弟弟，都各自得到了分得的土地，勢力強大土地廣闊的最終也被分得弱小，然後就可以懂得研究辦法、計算數量、逐步推行，就可以使大的變成小的，強的變成弱的，不至于發展到傾覆、驚駭、變亂、敗亡的境地。
孟子說的話并沒有錯，況且現在想改革變易，從客觀形勢來看并不像孟子當時所要做的那樣困難。
所以我說：研究出方法，計算好數量，逐步推行，做起事來就很容易。
但先王治理天下，不擔心人們不去做，卻擔心人們不能做，不擔心人們不能做，卻擔心自己不努力。
什幺是不擔心不去做卻擔心不能做呢？人們希望獲得的，是善行、美名、高等爵位、豐厚的利益，先王能控制這些統領天下士人，天下的士人中有能夠遵從先王的意志去治理天下的，就把他想得到的都給他。
不能這樣做就不給，如果是自己能力所及誰願意舍棄希望得到的東西，不去努力實現呢？所以說不擔心人們不去做，卻擔心人們不能做。
什幺是不擔心不能做卻擔心自己不努力呢？先王的法度，用來對待人的可以說仁至義盡了，如果不是特别愚昧不可造就的人，沒有不用力去做的。
但如果不用至誠懇切的心去謀劃，身體力行做出表率，人們就不可能用至誠懇切的心身體力行加以響應。
所以說不擔心人們不能做隻擔心自己不努力。
如陛下确實想造就天下英才，我希望陛下隻要自我努力就可以了。
我又看到先前朝廷想進行改革變易，開始估計利害關系不成熟，隻要有世俗僥幸的人不高興進行攻擊責難，就馬上停止不敢再做下去。
法度确立了人們就不會出現獨自享受僥幸的情況，所以先王的政治足以施利給天下的百姓，當它繼承了前代的流弊和破壞之後，面對世俗的僥幸，想創立法制，一定會遭到艱難和阻礙。
如果說因為先王創立法制，天下僥幸的人就會順從高興地趨之若鹜，不會有抵觸，那幺先王的法令到今天仍然會存在，正因為創立法度艱難，僥幸的人不會高興地順從、認真奉行，因此古人想創立法度，未嘗不是先進行征讨誅罰然後才能按計劃進行。
《詩經》上說：“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加以征伐沖擊，使不好的東西滅絕，四面八方的人就沒有誰敢不順從了。
）是說先王先進行征讨誅罰然後才能按自己的意圖治理天下。
先王想創立法度來改變衰落敗壞的風俗，成就天下的人才，即使征讨誅罰難以進行，也堅持去做，認為不這樣做就不會有所作為。
到了孔子，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周遊列國，每到一個國家，就讓那裡的君臣舍棄他們熟悉的、違背他們的意願、強迫他們去做不擅長的事，他也隻能來回勞碌，最終被人排擠驅逐。
但孔子最終也不改變自己的觀念，認為不這樣做就不可能有所作為，他所堅持的，和周文王的心意相同。
在上的聖人沒有誰比得上文王，在下的聖人沒有誰比得上孔子，想有所作為進行改革，他們所作所為也大緻如此。
如今陛下掌握天下的權力，處于先王托付天下的地位，創立法制，又沒有征伐誅讨的艱難；即使有心存僥幸的人不滿意加以非難，本來也抵不過天下人都順從悅服。
然而一旦有流于世俗心存僥幸的人說出不滿意的話，就馬上停止不敢行動，是因為心存疑惑。
陛下果真有意造就天下的人才，我希望陛下能迅速做出決斷。
研究出方法，計算好數量，逐步加以推行，用成功來勉勵自己，果斷做出決策，然而仍然不能造就人才的情況，我還沒有見識過。
（按）讀了這以後，想到王安石後來執政後，被流俗所中傷，這是王安石早就已經預料到了。
文中所說的百折不悔，他也做到了。
可惜的是這些話不值得對宋仁宗講。
範仲淹執政時，所進行的變革不過二三件事，而仍然不被偶然得到寵信的人所容，隻有三個月就離開了官位，仁宗皇帝的優柔寡斷，大概也就可以知道了。
而王安石則是你即使不聽也要反複去說，難道是所說的齊人不如我敬大王的那種嗎？ 但我所稱道的一切，是流俗之人不加考慮的，而今天的議論者，認為是迂闊不切實際的陳詞濫調。
據我觀察，近代的士大夫願意竭盡心目耳力輔助朝廷的還是有的。
但他們的意思，如果不是關系到當代的利害關系，就沒有必要施行。
士大夫已經用這種觀點迎合當世，而朝廷所選拔的天下士人，也不過如此。
至于大的綱常法律，禮義制度，先王一直堅持不變的，大都不予涉及。
一旦涉及這些内容，大家就聚在一起譏笑他，認為很迂闊。
現在朝廷緻力于使所有人都認為政治措施得力，有關部門精心推敲法令條文的字眼，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但它的效果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迂闊和陳詞濫調，也希望陛下可以稍微留心觀察一下。
在唐太宗貞觀年初，大臣的議論各不相同，像封德彜之類的人，都認為不混合使用秦漢兩朝的體制，就不足以治理天下。
能夠認真思考先王的政事、啟發唐太宗的，隻不過魏文正公一個人而已。
他們施行的方針措施，即使不能完全合乎先王的意圖，但大緻還是一緻的。
所以能用幾年的時間把天下治理得幾乎不再使用刑罰，國内安定，外族順服，自從上古三王以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盛世。
唐太宗初即位時，天下的風俗，和現在大體一樣，魏文正公的話，本來就是當時所謂的迂闊不堪的陳詞濫調，但它竟然産生了如此大的效果。
賈誼說：“現在有人說道德教化不如法令有效，為什幺不引證商、周、秦、漢的史實來印證一下呢？”但唐太宗的情況．也足以作為印證的事例了。
我很榮幸地向陛下彙報工作，不去考慮自己才能低下不能稱職，竟敢談論國家的大政方針，但我承蒙陛下任用我而應當回報。
私下裡認為在位的官員人才不足，不能使朝廷滿意，但朝廷任命天下之士的時候，有時不合情理，士人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也在我被任命的職權範圍之内，是陛下應該提前了解的。
說出這一篇話舉出一些瑣碎的事情，玷污了陛下的視聽，最終對國家也沒有什幺益處。
也不能報答陛下對待我的知遇之恩。
請陛下仔細考慮，選擇可以執行的措施，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按）這篇文章是秦漢之後的第一篇長文章，能夠與它相比的，隻有漢代賈誼的《陳政事疏》。
而賈誼所說的，大半都是君主自求保存他們的宗廟社稷的方法，凡是論述國事民事的，又往往是不計量原來基礎的高低，而隻比較它的末端，怎能與王安石的這篇文章這樣内容廣闊，以天下為公，要求天子來做國民的忠仆，從根本上整頓和清理，一項項都符合它應有的規律呢？李商隐的詩中說：“公之斯文若元氣”，這篇文章是當之無愧的。
在這之前，範仲淹應诏上書列出十件事，所引用《易經》中的話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很是貼切，認為國家改變了五代的混亂局面已經平安了八十年，國家的綱法制度一天天被侵蝕敗壞，做官的在上面無所作為，百姓日漸窮困，不能不改革來救他們。
他這種見解，差不多與王安石相同，而滿朝廷的人都紛紛起來為難他，宋仁宗也無法左右。
這難道隻是宋仁宗的過錯，流俗已經習慣了當前的平安局面，把錯誤的也當成是正确的，即使有雷霆萬鈞之力，往往也不能改變這些。
我讀王安石的《與司馬谏議書》，裡面有：“人們習慣于苟且已經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們大都不能為國事盡力，大家都把取媚于衆人作為一種風尚。
”當時社會的心理，可以看出來了，而為什幺要單單要求宋仁宗呢？漢文帝對于賈誼，宋仁宗對于王安石，是極相類似的：賈誼沒有遇到明主而憂憤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而輔佐他，因而賈誼隻因文章留名于後，而王安石能因事業而着名。
而王安石遇到神宗，他所取得的成就也僅僅是這些，就像在這山上已經放牧過牛羊，因而隻能看到它光秃秃的樣子。
自從王安石被當時人所非議和辱罵，數百年至今沒有為他申冤，而那些苟且于事不為國盡力而又盡力取媚于衆人的人，為後世人所稱贊和推崇，而中國于是就千年如同長夜一般，隻留下這篇文章，成為應試者不懷好意斷章取義的資本。
悲哀啊！ 此書不被皇帝所采納，到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上一《陳時政疏》，裡面說： 我私下觀察從古以來國君在位的時間很長，如果沒有至誠懇切為天下憂慮的心意，即使沒有暴政酷刑施加到百姓身上，天下也沒有不亂的。
從秦代往下，在位時間長的，有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
這三位帝王，都是聰明有智謀有功業的天子。
在位時間長，國内外沒有憂患，因循守舊苟且偷活，沒有至誠懇切為天下擔憂的意念，隻注意度過目前的目子，不做長遠的打算。
自以為災禍不會降臨到自己身上，常常等到災禍降臨時後悔也來不及了。
即使有時候自身可以免于遭難，而國家本來已經受到了破壞和侮辱，妻子兒女本來也遭受了窮困而走投無路，天下的百姓也已經屍橫遍野，生還的人也時刻擔心饑餓困頓和搶劫捆綁的危險。
為人子孫，使宗廟毀壞受到侮辱，為人父母，卻使百姓一家挨一家地死去，這些難道是仁孝的天子能夠忍受的嗎？然而晉、梁、唐的三位帝王由清平世界導緻敗亡，自認為災禍不至于發生，卻不知道突然之間災禍就降臨了。
天下是最大的寶器，若非大力修明法度就不足以維持，若不廣泛培養賢才就不足以保護所擁有的。
如果沒有至誠懇切為天下擔憂的意念，就不能尋求考察賢才，講求法度。
不任用賢才，不修明法度，苟且度歲月，有時還僥幸沒有什幺變故，但天長日久，沒有不發生大的動亂的。
皇帝陛下有謙恭節儉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有善待百姓珍愛萬物的心意，而且在位時間很長了，此時确實是應該誠心為天下擔憂，把晉、梁、唐的三位帝王作為借鑒的時候了。
根據我的觀察，現在朝廷中擔任官職的人，還不能說任用了賢才，實施的政令措施，也不能說是合乎法度。
官員在上胡作非為，底層的百姓日漸貧困，社會風氣一天天地淡薄，國家财力一天天匮乏，而陛下住在深宮之中，從來沒有咨詢考察講求法度的意思。
這就是我為陛下計議而不能不發慨歎的原因。
像因循守舊苟且偷生，貪圖安逸而無所作為，可以僥幸一時，卻不能保持天長日久。
晉、梁、唐的三位帝王不知道考慮這些，所以災難變亂一時間就發生了，即使再想去咨詢考察講求法度來救護自己，也已經來不及了。
用古代來衡量現代，天下的安危成敗，還可以加以挽救。
有所作為的時機，沒有什幺時候比今天更緊急了，過了今天，我擔心後悔也來不及了。
那幺用至誠的态度咨詢考察、廣泛培養賢才。
用至誠的态度講求法度并極大地修明法度，陛下今日怎幺能不抓緊時間去做呢？《尚書》上說：“如果吃了藥隻是為了不感到頭暈目眩，疾病就不能痊愈。
”請陛下時刻憂慮這些緻命的病症，不要以一天的頭暈目眩為苦。
我已經承蒙陛下提拔，讓我做了侍從的官職，朝廷的治亂興衰，都和我的榮辱有關，因此我不敢回避越級進谏的罪行而忘記規勸陛下的大義。
請求陛下深入思考我的言論，作為自己的警戒，那幺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這封上書是前面所上書内容上的反複陳說，而用語更加尖銳，用心更為良苦。
大概王安石對當時危急的局勢更加恐懼，不能坐視不管，而宋仁宗還是可以做些好事，于是就希望他或許可能施行一些改革。
然而仁宗已經老了，更沒有能力，不到兩年就駕崩了。
（考異四）邵伯溫的《聞見錄》中說：“王安石任知制诰，一天在賞花釣魚的宴會上，内侍分别用金盤盛着魚餌放在幾上，王安石把它全吃了。
第二天宋仁宗對宰輔說：王安石是個詭詐的人，讓他誤吃魚餌，吃一粒就算了，他全吃了，真不盡人情啊。
于是常常不高興。
後來王安石在自己寫的《日錄》中，厭惡鄙視這些皇帝，尤其是宋仁宋。
”蔡上翔說：“做臣子的侍候皇上賞花釣魚，皇帝離得很近，朝廷的大臣也在一旁。
不過是釣餌，内侍既然用金盤盛上來了，而人們都知道這是釣餌，哪裡會誤給了王安石吃而又被天子親眼看到呢？而天子如果真的看到了，而一定要等第二天對宰輔說這事，難道他害怕王安石而不敢說嗎？并且還從此常不對他高興，又是什幺原因使他這樣隐忍呢？況且這是釣餌，王安石既然知道它錯了，還非把它全吃了來行詐，他的詐術在哪裡？皇上也一定要等他吃完了才知道他詭詐，這道理又在哪裡呢？皇上因此不滿意臣子，臣子也因此很怨恨皇上，以至于後來寫《日錄》，特别輕視宋仁宗，何邵诽謗人，怎幺到如此地步呢？！“按蔡上翔的反駁，可以說如快刀斬亂麻。
這類小事，本來不值得分辨，之所以要抄錄下來，隻因為王安石這樣純潔，而诽謗他的人以“詐”來誣蔑他，那幺即使他有善言善行，都要被這一個“詐”字抹殺了！天下還有公論嗎？ 考異五）在熙豐年間，整個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過不去，而從來沒有诋毀王安石人格的。
如果有，那就是從後世所流傳的蘇洵的《辯奸論》開始的。
他說：“誤導天下蒼生的，必定是這個人。
”說：“他是王衍、盧杞合為一人。
”說：“口中誦讀着孔子和老子的書，身上履行着伯夷和叔齊的操行，收羅和招集起追求名聲的人物和不得志的人，與他們在一起制造輿論，私自标榜。
”說：“陰險兇狠，和一般人的志趣大不一樣。
”說：“頭發像囚犯，臉色像家裡死了人，卻大談《詩經》《尚書》。
”說：“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幾乎都是大奸大惡，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
”難聽诽謗的言語，什幺都說了。
近代李穆堂才考評它的虛假，他在《書〈辯奸論〉後》說：蘇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來的版本看不到了，現在流傳的版本中有《辯奸》一篇，世人都因這篇文章說蘇洵對王安石誤國有先見之明。
這些話最早見于邵氏的《聞見錄》中，《聞見錄》編于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
到十七年（公元1147），沈斐編的《老蘇文集附錄二卷》，其中記載有張方平所寫的墓表，裡面也提到辯奸。
還有蘇東坡《謝張公作墓表書》一文，專門說辯奸的事。
私下以為這三篇文章都是僞托之作。
從當時的情形來考察，許多地方不能吻合。
按《墓表》所說，嘉祐初王安石名聲才大起來，他的朋黨權傾當時。
他的《命相制》說：“自有人類以來，隻有幾個人。
行為言語，快要達到聖人的程度。
歐陽修也稱贊他，勸先生與他交往，而王安石也願交往先生。
先生說：我了解這樣的人，他是那種不近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為天下的禍患的。
”而《聞見錄》叙說辯奸的起因，與墓表相同，如果是引用的，就應當明說是墓表上所說，不應當做為自叙的語氣；如果是未經商讨而意思契合，那也不應當詞句都一樣。
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還沒有被起用，黨友也很少。
嘉祐三年，才授以度支判官，上萬言書，變法并沒有施行。
第二年命令他編起居注，上書了**次，才授予他制知诰的官職，不久得罪了執政者，于是借母親的喪事而離開，整個英宗時代多次召他不來。
這裡說嘉祐初他的朋黨權傾一時，也太有誤了。
将王安石當做聖人的，是宋神宗，讓他主持執政，是在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而蘇洵死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後面的事是他所沒有聽說過的。
（中略）像那些收召貪圖名利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輿論，将自己比做顔淵、孟子這樣的話，在《宋史》王安石的傳以及王安石的集中都沒有這樣的事。
王安石在執政之後，或許有依附他的人，而蘇洵已經去世，怎幺能知道。
蘇洵所見到的王安石，官職小而且處于偏遠之地，并沒有号召人的能力，我不知道他所說的貪圖名聲而不得志的人是指哪些人。
人如果做壞事，必定對自己有好處才去做，王安石生平，自認為是臯陶、夔、稷、契，給多大的好處都不理會，給多大的官也不改變志向，這是天下人都相信的，那他為什幺要為奸呢？他見到大宋長時間形成的衰弱狀态，憂慮不可終日，而公卿大臣們，如同堂的燕雀，安閑地自以為沒有什幺事，他不得不出來擔負天下大事，而又幸好遇到有作為的君主，于是就毅然地與皇上一起改變制度和風俗，力排衆議而開始施行。
這都是為了改國家的弊端，尋求萬世的安定，沒有絲毫自私自利的想法，即使他的方法不好，而心意是可以原諒的，怎幺會有奸呢？又說：我小時候讀俗刻本《老泉集》，曾在他的《辯奸論》後面寫過，盡力分辨這是不是蘇洵的文章，看到的人半信半疑，想得到宋代的版本來參考，而尋求了多年，沒有得到。
可能馬貴和《經籍考》所記載的蘇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版本不稱“嘉祐”，書名既然不同，又多到二十多卷，肯定有後人的僞托之作混入其中。
最近得到明代嘉靖壬申年太原太守張镗翻刻巡按禦史沣南王公家藏本，它的書名和卷帙，都和《經籍考》一樣，而文章中并沒有《辯奸論》，于是更相信那是邵氏的僞托之作是确定無疑的了，又歎息邵氏雖費盡心機，卻沒有達到目的，凡是假的沒有不敗露的。
我看李穆堂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光照萬物，什幺東西都不會要顯露出來。
蔡上翔引申了這些說法有數萬字，确實證明了《辯奸》和《墓志》是僞托之作，更令人稱快，因為它内容太多這裡就不引用了。
蘇洵不是聖人，即使是他曾作了這篇文章來诽謗王安石，又怎幺能成為王安石的缺點，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永遠也成不了真的。
邵氏這些人，因為诽謗王安石而诽謗蘇洵，他們鬼怪般的醜态，我實在不想推想，隻恨後世編寫史書的人，都将這些假話當做史實，于是這沉沉的冤獄，就千古不得伸張了，我又怎幺能停下來不說呢！ （考異六）朱子《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中說：治平年間與客人在天津橋上散步，聽到杜鵑的叫聲，心裡悲痛不很高興的樣子。
客人問原因，說：“洛陽原來沒有杜鵑，今天才有，有所預示。
”客人說：“那是什幺呢？”先生說：“不到兩年，皇上将有南方的士子為相，多舉薦南方人，專門用心于變革，天下從此将多事了。
天下将要大治時，地氣是從北向南；天下将要大亂時，地氣是從南向北。
現在南方的地氣到了。
”這篇文章也見于邵氏《聞見錄》，而朱子采用了。
它的内容荒誕低俗，不值得有識之士一笑。
邵康節能預見未來，而杜鵑也能預見未來嗎？可能是當時的小人，恨王安石已經到了極點，而他們都有崇拜的人，于是托他們所崇拜者的言語來增加自己的分量。
這就程頤三次被拜谒而不見、蘇洵的《辯奸》、邵康節的聽到杜鵑之聲這些事的由來。
在《宋史-司馬光傳》中，提到宋神宗問司馬光：“現在的丞相陳升之，外面對他的議論怎幺樣呢？”司馬光說：“閩人狡猾陰險，楚人太随意。
現在的兩相丞相都是閩人，兩個參政都是楚人，他們肯定要薦舉自己的同鄉，天下的風俗，怎幺能變得樸實呢？”這種話淺陋嫉妒，稍知大體的人，都不會說出口。
是司馬光果真說了這話，還是别人假托是司馬光所說，不能斷定。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小人，他們的南北門第觀念很重。
王安石以南方人的身份突然做了丞相，北方人就嫉妒。
這就是在天津橋上聽到杜鵑聲這種說法的由來。
而這些荒謬言語的流傳，一直到了今天，變本加厲，成了兩地的界限，而妨礙了國家的統一，悲哀啊！
人才不足的憂慮就表現在這方面。
現在的公卿大夫，沒有人願意替陛下做長遠打算，為國家籌劃萬世的基業，我對此事很疑惑。
當初晉武帝隻注重眼前的繁華，不為子孫做長遠謀劃，當時的官員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悅皇帝，良好的社會風氣蕩然無存，舍棄了禮義，丢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過失，卻沒有誰以為這樣是錯誤的。
有識之士本來就知道将天下大亂，而後來果然海内發生了大的變故，中國遭受戰争的困苦達二百多年。
我考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帝的神靈把天下交給陛下，本來就為的是能夠萬世相傳，可以無窮無盡地庇護天下的百姓。
我希望陛下能夠借鑒漢、唐、五代混亂滅亡的原因，批判晉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災禍，明白昭示大臣，想一想該怎樣培養天下的人才，研究出辦法，計算好數量，逐漸加以推行，希望能适合當代的變化，不要辜負先王托付天下的心願，那幺天下的人才就不可勝用了。
人才可以不可勝用，那幺陛下想要什幺而找不到，想做什幺又做不成呢？ （按）文章懇切率真而且沉痛，至此已經無以複加了。
當全國都沉醉于太平盛世的時候，而寫出這毫無忌諱的言辭，即使是賈誼的痛哭流涕，怎幺會超過呢？而可惜的是宋仁宗不省悟啊。
研究出辦法，計算好數量，逐步加以推行，培養天下的人才就很容易了。
我開始讀《孟子》時，看到孟子說執行王政很容易，心裡也以為确實是這樣。
等看到他和慎子讨論齊、魯的土地，認為先王治理國家，大都不超過一百裡，主張再有王者出現，凡是諸侯的土地，有的方圓千裡，有的方圓五百裡，都應該減少土地一直到幾十裡。
于是我就懷疑雖然孟子很賢能，他的仁義和智慧足以統一天下，又怎幺能不通過武力脅迫，就可以使幾百幾千裡的強國，在某一天會割讓自己十之**的土地，和先王時的諸侯一樣大小呢？後來我看到漢武帝采納了主父偃的計策，允許諸侯王公可以推廣皇家的恩德把土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孫，皇帝親自到他那裡确定封号，讓他另外歸屬于中央政府。
于是諸侯王的兒子和弟弟，都各自得到了分得的土地，勢力強大土地廣闊的最終也被分得弱小，然後就可以懂得研究辦法、計算數量、逐步推行，就可以使大的變成小的，強的變成弱的，不至于發展到傾覆、驚駭、變亂、敗亡的境地。
孟子說的話并沒有錯，況且現在想改革變易，從客觀形勢來看并不像孟子當時所要做的那樣困難。
所以我說：研究出方法，計算好數量，逐步推行，做起事來就很容易。
但先王治理天下，不擔心人們不去做，卻擔心人們不能做，不擔心人們不能做，卻擔心自己不努力。
什幺是不擔心不去做卻擔心不能做呢？人們希望獲得的，是善行、美名、高等爵位、豐厚的利益，先王能控制這些統領天下士人，天下的士人中有能夠遵從先王的意志去治理天下的，就把他想得到的都給他。
不能這樣做就不給，如果是自己能力所及誰願意舍棄希望得到的東西，不去努力實現呢？所以說不擔心人們不去做，卻擔心人們不能做。
什幺是不擔心不能做卻擔心自己不努力呢？先王的法度，用來對待人的可以說仁至義盡了，如果不是特别愚昧不可造就的人，沒有不用力去做的。
但如果不用至誠懇切的心去謀劃，身體力行做出表率，人們就不可能用至誠懇切的心身體力行加以響應。
所以說不擔心人們不能做隻擔心自己不努力。
如陛下确實想造就天下英才，我希望陛下隻要自我努力就可以了。
我又看到先前朝廷想進行改革變易，開始估計利害關系不成熟，隻要有世俗僥幸的人不高興進行攻擊責難，就馬上停止不敢再做下去。
法度确立了人們就不會出現獨自享受僥幸的情況，所以先王的政治足以施利給天下的百姓，當它繼承了前代的流弊和破壞之後，面對世俗的僥幸，想創立法制，一定會遭到艱難和阻礙。
如果說因為先王創立法制，天下僥幸的人就會順從高興地趨之若鹜，不會有抵觸，那幺先王的法令到今天仍然會存在，正因為創立法度艱難，僥幸的人不會高興地順從、認真奉行，因此古人想創立法度，未嘗不是先進行征讨誅罰然後才能按計劃進行。
《詩經》上說：“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加以征伐沖擊，使不好的東西滅絕，四面八方的人就沒有誰敢不順從了。
）是說先王先進行征讨誅罰然後才能按自己的意圖治理天下。
先王想創立法度來改變衰落敗壞的風俗，成就天下的人才，即使征讨誅罰難以進行，也堅持去做，認為不這樣做就不會有所作為。
到了孔子，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周遊列國，每到一個國家，就讓那裡的君臣舍棄他們熟悉的、違背他們的意願、強迫他們去做不擅長的事，他也隻能來回勞碌，最終被人排擠驅逐。
但孔子最終也不改變自己的觀念，認為不這樣做就不可能有所作為，他所堅持的，和周文王的心意相同。
在上的聖人沒有誰比得上文王，在下的聖人沒有誰比得上孔子，想有所作為進行改革，他們所作所為也大緻如此。
如今陛下掌握天下的權力，處于先王托付天下的地位，創立法制，又沒有征伐誅讨的艱難；即使有心存僥幸的人不滿意加以非難，本來也抵不過天下人都順從悅服。
然而一旦有流于世俗心存僥幸的人說出不滿意的話，就馬上停止不敢行動，是因為心存疑惑。
陛下果真有意造就天下的人才，我希望陛下能迅速做出決斷。
研究出方法，計算好數量，逐步加以推行，用成功來勉勵自己，果斷做出決策，然而仍然不能造就人才的情況，我還沒有見識過。
（按）讀了這以後，想到王安石後來執政後，被流俗所中傷，這是王安石早就已經預料到了。
文中所說的百折不悔，他也做到了。
可惜的是這些話不值得對宋仁宗講。
範仲淹執政時，所進行的變革不過二三件事，而仍然不被偶然得到寵信的人所容，隻有三個月就離開了官位，仁宗皇帝的優柔寡斷，大概也就可以知道了。
而王安石則是你即使不聽也要反複去說，難道是所說的齊人不如我敬大王的那種嗎？ 但我所稱道的一切，是流俗之人不加考慮的，而今天的議論者，認為是迂闊不切實際的陳詞濫調。
據我觀察，近代的士大夫願意竭盡心目耳力輔助朝廷的還是有的。
但他們的意思，如果不是關系到當代的利害關系，就沒有必要施行。
士大夫已經用這種觀點迎合當世，而朝廷所選拔的天下士人，也不過如此。
至于大的綱常法律，禮義制度，先王一直堅持不變的，大都不予涉及。
一旦涉及這些内容，大家就聚在一起譏笑他，認為很迂闊。
現在朝廷緻力于使所有人都認為政治措施得力，有關部門精心推敲法令條文的字眼，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但它的效果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迂闊和陳詞濫調，也希望陛下可以稍微留心觀察一下。
在唐太宗貞觀年初，大臣的議論各不相同，像封德彜之類的人，都認為不混合使用秦漢兩朝的體制，就不足以治理天下。
能夠認真思考先王的政事、啟發唐太宗的，隻不過魏文正公一個人而已。
他們施行的方針措施，即使不能完全合乎先王的意圖，但大緻還是一緻的。
所以能用幾年的時間把天下治理得幾乎不再使用刑罰，國内安定，外族順服，自從上古三王以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盛世。
唐太宗初即位時，天下的風俗，和現在大體一樣，魏文正公的話，本來就是當時所謂的迂闊不堪的陳詞濫調，但它竟然産生了如此大的效果。
賈誼說：“現在有人說道德教化不如法令有效，為什幺不引證商、周、秦、漢的史實來印證一下呢？”但唐太宗的情況．也足以作為印證的事例了。
我很榮幸地向陛下彙報工作，不去考慮自己才能低下不能稱職，竟敢談論國家的大政方針，但我承蒙陛下任用我而應當回報。
私下裡認為在位的官員人才不足，不能使朝廷滿意，但朝廷任命天下之士的時候，有時不合情理，士人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也在我被任命的職權範圍之内，是陛下應該提前了解的。
說出這一篇話舉出一些瑣碎的事情，玷污了陛下的視聽，最終對國家也沒有什幺益處。
也不能報答陛下對待我的知遇之恩。
請陛下仔細考慮，選擇可以執行的措施，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按）這篇文章是秦漢之後的第一篇長文章，能夠與它相比的，隻有漢代賈誼的《陳政事疏》。
而賈誼所說的，大半都是君主自求保存他們的宗廟社稷的方法，凡是論述國事民事的，又往往是不計量原來基礎的高低，而隻比較它的末端，怎能與王安石的這篇文章這樣内容廣闊，以天下為公，要求天子來做國民的忠仆，從根本上整頓和清理，一項項都符合它應有的規律呢？李商隐的詩中說：“公之斯文若元氣”，這篇文章是當之無愧的。
在這之前，範仲淹應诏上書列出十件事，所引用《易經》中的話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很是貼切，認為國家改變了五代的混亂局面已經平安了八十年，國家的綱法制度一天天被侵蝕敗壞，做官的在上面無所作為，百姓日漸窮困，不能不改革來救他們。
他這種見解，差不多與王安石相同，而滿朝廷的人都紛紛起來為難他，宋仁宗也無法左右。
這難道隻是宋仁宗的過錯，流俗已經習慣了當前的平安局面，把錯誤的也當成是正确的，即使有雷霆萬鈞之力，往往也不能改變這些。
我讀王安石的《與司馬谏議書》，裡面有：“人們習慣于苟且已經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們大都不能為國事盡力，大家都把取媚于衆人作為一種風尚。
”當時社會的心理，可以看出來了，而為什幺要單單要求宋仁宗呢？漢文帝對于賈誼，宋仁宗對于王安石，是極相類似的：賈誼沒有遇到明主而憂憤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而輔佐他，因而賈誼隻因文章留名于後，而王安石能因事業而着名。
而王安石遇到神宗，他所取得的成就也僅僅是這些，就像在這山上已經放牧過牛羊，因而隻能看到它光秃秃的樣子。
自從王安石被當時人所非議和辱罵，數百年至今沒有為他申冤，而那些苟且于事不為國盡力而又盡力取媚于衆人的人，為後世人所稱贊和推崇，而中國于是就千年如同長夜一般，隻留下這篇文章，成為應試者不懷好意斷章取義的資本。
悲哀啊！ 此書不被皇帝所采納，到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上一《陳時政疏》，裡面說： 我私下觀察從古以來國君在位的時間很長，如果沒有至誠懇切為天下憂慮的心意，即使沒有暴政酷刑施加到百姓身上，天下也沒有不亂的。
從秦代往下，在位時間長的，有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
這三位帝王，都是聰明有智謀有功業的天子。
在位時間長，國内外沒有憂患，因循守舊苟且偷活，沒有至誠懇切為天下擔憂的意念，隻注意度過目前的目子，不做長遠的打算。
自以為災禍不會降臨到自己身上，常常等到災禍降臨時後悔也來不及了。
即使有時候自身可以免于遭難，而國家本來已經受到了破壞和侮辱，妻子兒女本來也遭受了窮困而走投無路，天下的百姓也已經屍橫遍野，生還的人也時刻擔心饑餓困頓和搶劫捆綁的危險。
為人子孫，使宗廟毀壞受到侮辱，為人父母，卻使百姓一家挨一家地死去，這些難道是仁孝的天子能夠忍受的嗎？然而晉、梁、唐的三位帝王由清平世界導緻敗亡，自認為災禍不至于發生，卻不知道突然之間災禍就降臨了。
天下是最大的寶器，若非大力修明法度就不足以維持，若不廣泛培養賢才就不足以保護所擁有的。
如果沒有至誠懇切為天下擔憂的意念，就不能尋求考察賢才，講求法度。
不任用賢才，不修明法度，苟且度歲月，有時還僥幸沒有什幺變故，但天長日久，沒有不發生大的動亂的。
皇帝陛下有謙恭節儉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有善待百姓珍愛萬物的心意，而且在位時間很長了，此時确實是應該誠心為天下擔憂，把晉、梁、唐的三位帝王作為借鑒的時候了。
根據我的觀察，現在朝廷中擔任官職的人，還不能說任用了賢才，實施的政令措施，也不能說是合乎法度。
官員在上胡作非為，底層的百姓日漸貧困，社會風氣一天天地淡薄，國家财力一天天匮乏，而陛下住在深宮之中，從來沒有咨詢考察講求法度的意思。
這就是我為陛下計議而不能不發慨歎的原因。
像因循守舊苟且偷生，貪圖安逸而無所作為，可以僥幸一時，卻不能保持天長日久。
晉、梁、唐的三位帝王不知道考慮這些，所以災難變亂一時間就發生了，即使再想去咨詢考察講求法度來救護自己，也已經來不及了。
用古代來衡量現代，天下的安危成敗，還可以加以挽救。
有所作為的時機，沒有什幺時候比今天更緊急了，過了今天，我擔心後悔也來不及了。
那幺用至誠的态度咨詢考察、廣泛培養賢才。
用至誠的态度講求法度并極大地修明法度，陛下今日怎幺能不抓緊時間去做呢？《尚書》上說：“如果吃了藥隻是為了不感到頭暈目眩，疾病就不能痊愈。
”請陛下時刻憂慮這些緻命的病症，不要以一天的頭暈目眩為苦。
我已經承蒙陛下提拔，讓我做了侍從的官職，朝廷的治亂興衰，都和我的榮辱有關，因此我不敢回避越級進谏的罪行而忘記規勸陛下的大義。
請求陛下深入思考我的言論，作為自己的警戒，那幺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這封上書是前面所上書内容上的反複陳說，而用語更加尖銳，用心更為良苦。
大概王安石對當時危急的局勢更加恐懼，不能坐視不管，而宋仁宗還是可以做些好事，于是就希望他或許可能施行一些改革。
然而仁宗已經老了，更沒有能力，不到兩年就駕崩了。
（考異四）邵伯溫的《聞見錄》中說：“王安石任知制诰，一天在賞花釣魚的宴會上，内侍分别用金盤盛着魚餌放在幾上，王安石把它全吃了。
第二天宋仁宗對宰輔說：王安石是個詭詐的人，讓他誤吃魚餌，吃一粒就算了，他全吃了，真不盡人情啊。
于是常常不高興。
後來王安石在自己寫的《日錄》中，厭惡鄙視這些皇帝，尤其是宋仁宋。
”蔡上翔說：“做臣子的侍候皇上賞花釣魚，皇帝離得很近，朝廷的大臣也在一旁。
不過是釣餌，内侍既然用金盤盛上來了，而人們都知道這是釣餌，哪裡會誤給了王安石吃而又被天子親眼看到呢？而天子如果真的看到了，而一定要等第二天對宰輔說這事，難道他害怕王安石而不敢說嗎？并且還從此常不對他高興，又是什幺原因使他這樣隐忍呢？況且這是釣餌，王安石既然知道它錯了，還非把它全吃了來行詐，他的詐術在哪裡？皇上也一定要等他吃完了才知道他詭詐，這道理又在哪裡呢？皇上因此不滿意臣子，臣子也因此很怨恨皇上，以至于後來寫《日錄》，特别輕視宋仁宗，何邵诽謗人，怎幺到如此地步呢？！“按蔡上翔的反駁，可以說如快刀斬亂麻。
這類小事，本來不值得分辨，之所以要抄錄下來，隻因為王安石這樣純潔，而诽謗他的人以“詐”來誣蔑他，那幺即使他有善言善行，都要被這一個“詐”字抹殺了！天下還有公論嗎？ 考異五）在熙豐年間，整個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過不去，而從來沒有诋毀王安石人格的。
如果有，那就是從後世所流傳的蘇洵的《辯奸論》開始的。
他說：“誤導天下蒼生的，必定是這個人。
”說：“他是王衍、盧杞合為一人。
”說：“口中誦讀着孔子和老子的書，身上履行着伯夷和叔齊的操行，收羅和招集起追求名聲的人物和不得志的人，與他們在一起制造輿論，私自标榜。
”說：“陰險兇狠，和一般人的志趣大不一樣。
”說：“頭發像囚犯，臉色像家裡死了人，卻大談《詩經》《尚書》。
”說：“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幾乎都是大奸大惡，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
”難聽诽謗的言語，什幺都說了。
近代李穆堂才考評它的虛假，他在《書〈辯奸論〉後》說：蘇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來的版本看不到了，現在流傳的版本中有《辯奸》一篇，世人都因這篇文章說蘇洵對王安石誤國有先見之明。
這些話最早見于邵氏的《聞見錄》中，《聞見錄》編于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
到十七年（公元1147），沈斐編的《老蘇文集附錄二卷》，其中記載有張方平所寫的墓表，裡面也提到辯奸。
還有蘇東坡《謝張公作墓表書》一文，專門說辯奸的事。
私下以為這三篇文章都是僞托之作。
從當時的情形來考察，許多地方不能吻合。
按《墓表》所說，嘉祐初王安石名聲才大起來，他的朋黨權傾當時。
他的《命相制》說：“自有人類以來，隻有幾個人。
行為言語，快要達到聖人的程度。
歐陽修也稱贊他，勸先生與他交往，而王安石也願交往先生。
先生說：我了解這樣的人，他是那種不近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為天下的禍患的。
”而《聞見錄》叙說辯奸的起因，與墓表相同，如果是引用的，就應當明說是墓表上所說，不應當做為自叙的語氣；如果是未經商讨而意思契合，那也不應當詞句都一樣。
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還沒有被起用，黨友也很少。
嘉祐三年，才授以度支判官，上萬言書，變法并沒有施行。
第二年命令他編起居注，上書了**次，才授予他制知诰的官職，不久得罪了執政者，于是借母親的喪事而離開，整個英宗時代多次召他不來。
這裡說嘉祐初他的朋黨權傾一時，也太有誤了。
将王安石當做聖人的，是宋神宗，讓他主持執政，是在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而蘇洵死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後面的事是他所沒有聽說過的。
（中略）像那些收召貪圖名利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輿論，将自己比做顔淵、孟子這樣的話，在《宋史》王安石的傳以及王安石的集中都沒有這樣的事。
王安石在執政之後，或許有依附他的人，而蘇洵已經去世，怎幺能知道。
蘇洵所見到的王安石，官職小而且處于偏遠之地，并沒有号召人的能力，我不知道他所說的貪圖名聲而不得志的人是指哪些人。
人如果做壞事，必定對自己有好處才去做，王安石生平，自認為是臯陶、夔、稷、契，給多大的好處都不理會，給多大的官也不改變志向，這是天下人都相信的，那他為什幺要為奸呢？他見到大宋長時間形成的衰弱狀态，憂慮不可終日，而公卿大臣們，如同堂的燕雀，安閑地自以為沒有什幺事，他不得不出來擔負天下大事，而又幸好遇到有作為的君主，于是就毅然地與皇上一起改變制度和風俗，力排衆議而開始施行。
這都是為了改國家的弊端，尋求萬世的安定，沒有絲毫自私自利的想法，即使他的方法不好，而心意是可以原諒的，怎幺會有奸呢？又說：我小時候讀俗刻本《老泉集》，曾在他的《辯奸論》後面寫過，盡力分辨這是不是蘇洵的文章，看到的人半信半疑，想得到宋代的版本來參考，而尋求了多年，沒有得到。
可能馬貴和《經籍考》所記載的蘇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版本不稱“嘉祐”，書名既然不同，又多到二十多卷，肯定有後人的僞托之作混入其中。
最近得到明代嘉靖壬申年太原太守張镗翻刻巡按禦史沣南王公家藏本，它的書名和卷帙，都和《經籍考》一樣，而文章中并沒有《辯奸論》，于是更相信那是邵氏的僞托之作是确定無疑的了，又歎息邵氏雖費盡心機，卻沒有達到目的，凡是假的沒有不敗露的。
我看李穆堂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光照萬物，什幺東西都不會要顯露出來。
蔡上翔引申了這些說法有數萬字，确實證明了《辯奸》和《墓志》是僞托之作，更令人稱快，因為它内容太多這裡就不引用了。
蘇洵不是聖人，即使是他曾作了這篇文章來诽謗王安石，又怎幺能成為王安石的缺點，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永遠也成不了真的。
邵氏這些人，因為诽謗王安石而诽謗蘇洵，他們鬼怪般的醜态，我實在不想推想，隻恨後世編寫史書的人，都将這些假話當做史實，于是這沉沉的冤獄，就千古不得伸張了，我又怎幺能停下來不說呢！ （考異六）朱子《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中說：治平年間與客人在天津橋上散步，聽到杜鵑的叫聲，心裡悲痛不很高興的樣子。
客人問原因，說：“洛陽原來沒有杜鵑，今天才有，有所預示。
”客人說：“那是什幺呢？”先生說：“不到兩年，皇上将有南方的士子為相，多舉薦南方人，專門用心于變革，天下從此将多事了。
天下将要大治時，地氣是從北向南；天下将要大亂時，地氣是從南向北。
現在南方的地氣到了。
”這篇文章也見于邵氏《聞見錄》，而朱子采用了。
它的内容荒誕低俗，不值得有識之士一笑。
邵康節能預見未來，而杜鵑也能預見未來嗎？可能是當時的小人，恨王安石已經到了極點，而他們都有崇拜的人，于是托他們所崇拜者的言語來增加自己的分量。
這就程頤三次被拜谒而不見、蘇洵的《辯奸》、邵康節的聽到杜鵑之聲這些事的由來。
在《宋史-司馬光傳》中，提到宋神宗問司馬光：“現在的丞相陳升之，外面對他的議論怎幺樣呢？”司馬光說：“閩人狡猾陰險，楚人太随意。
現在的兩相丞相都是閩人，兩個參政都是楚人，他們肯定要薦舉自己的同鄉，天下的風俗，怎幺能變得樸實呢？”這種話淺陋嫉妒，稍知大體的人，都不會說出口。
是司馬光果真說了這話，還是别人假托是司馬光所說，不能斷定。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小人，他們的南北門第觀念很重。
王安石以南方人的身份突然做了丞相，北方人就嫉妒。
這就是在天津橋上聽到杜鵑聲這種說法的由來。
而這些荒謬言語的流傳，一直到了今天，變本加厲，成了兩地的界限，而妨礙了國家的統一，悲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