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執政前之荊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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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按穆堂此文可謂溫渚然犀，物無遁形。
蔡氏上翔引申之，凡數萬言，其确證辨奸及墓表之僞，更足令人呼快。
今以文繁不具引。
夫明允非聖人，就令其賞為此文以诋荊公，亦何足為荊公病！然僞者自僞，不得以為真也。
邵氏之流，以誣荊公者并誣明允，其鬼蜮之醜态，吾實無以測之，獨恨後之編史者，悉奉此等讕言以為實錄，而沈沈冤獄，遂千古而莫伸也，吾亦安能已于言哉？ （考異六）朱子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雲：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
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
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天下将治，地氣自北而南；将亂，自南而北。
今南方地氣至矣。
按此文亦見邵氏聞錄，而朱子采之，其誕妄俚陋，不值識者一笑。
康節即前知，而杜鵑豈前知哉？蓋緣當時小人儒疾荊公已甚，而又各有其所崇拜之人，因托于其所崇拜者先見之言以自重。
此濂溪之三谒不見，老泉之辨奸，康節之聞杜鵑，所由來也。
考宋史司馬光傳言神宗嘗問光：近相陳升之外議雲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将援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此言褊陋娼嫉，稍知大體者，當不能出諸口。
其果溫公有此言，或謗者依托溫公，未之敢斷。
然即此可見當時之小人儒，其南北門地之見甚重。
荊公以南人驟入相，北人妒焉，此又天津聞杜鵑之說所由來也。
而此等謬種流傳，直至今日，變本加厲，以成省界，而妨及國家之統一，悲夫！ 【譯文】 王安石在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提點江東刑獄，使臣催他回朝複命，于是上書言事。
這封上書說是王安石的政見宣傳也可以。
後世做學問稍稍了解治國理論的人，大概沒有不曾讀過這篇文章的。
這裡不管這文章是常見的，而全抄錄在這裡，大略為它做了解釋，以供治理國家的人審閱。
微臣很不才，蒙受皇家的恩典到江南東路任職，現在又蒙恩召回朝中，授以職位，要用自己的努力報答陛下，也不考慮自己并不能勝任這個職務，就敢在自己的職責範圍之内，冒昧地談論天下大事，恭請陛下仔細考慮以後能從中選出可以執行的策略，就是我最大的幸運了。
我私下裡看到陛下有謙恭節儉的品德，有聰明睿智的才思，起早睡晚，一天也不松懈，聲色犬馬、遊覽觀望、喜好玩物的事情，絲毫不會妨礙您治理國家，而愛惜百姓珍視萬物的心願，為天下人信服；又公開選拔出願意輔佐您治理天下的人才委以職權，不會因為奸邪弄巧大臣的讒言而心懷疑惑。
即使古代賢明的二帝三王也不過如此而已。
這樣一定能做到家給人足、天下安甯。
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國内必須為江山社稷擔憂，國外時刻擔心外族入侵，國家的财力物力日益減少，社會風氣越來越壞，各地有志之士，心懷恐懼，常常擔心天下會長久不安定。
這是什幺原因呢？弊病在于不知法度。
現今朝廷法律嚴格條令完備，各方面都涉及了，而我卻認為沒有法度，為什幺這樣說呢？如今的法度，大多是與先王的政治制度不統一才出現類似的情況。
孟子說：“有仁義的心腸和仁義的名聲，而恩澤卻不能施加到百姓的身上，就在于處理政務時沒有遵循先王的制度。
”用孟子的觀點來審視現在的失誤，就正是這個原因。
現今的時代距先王的時代很遙遠了，所遇到的變化和形勢不一樣，如果想完全遵循先王的體制，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這樣做是困難的。
但是我所說的如今治理失誤的弊病在于沒有仿效先王的體制，是說要仿效先王治國的意旨而已。
古代的二帝三王，距離現代已經一千多年了，當時治理得太平還是混亂，那幺興盛或衰敗的時代就出現了。
他們遭遇的變化和形勢，也各不相同，施行的方針策略也都不相同，而他們治理天下國家的大意，本末先後，沒有什幺不同的。
所以我說隻是應該仿效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
如果隻是仿效意旨，那幺我所說的改革變易，就不至于駭人聽聞，使得議論紛紛，這樣本來就合乎先王的體制了。
（按）現在談論政治的，必定要說以法治國，國家沒有誰能不要法律而使國家大治的，而中國的儒者很避諱談這些，隻以守祖宗的成法來自我标榜。
他們所說的祖宗的成法是什幺呢？隻是因襲前代的舊法而已，前代又襲前代的舊法罷了。
數千年來，一丘之貉，因陋就簡，每況愈下，以政治家聞名于後世的，不過是在現有法的基礎上，彙總檢查一下它的名稱和實際而已。
更好一些的，補上舊法中的缺漏罷了。
唯一一個變法的倡議者，就是漢代的董仲舒。
他說的“就像琴瑟的音調很不準确了，一定要把弦更換掉，才可以彈奏”。
這話很相似。
考察他的措施，僅不過是改變一下衣服的顔色。
換季時衣服顔色的改變這些瑣事，并非與國家的治理有關，這是很明顯的。
所以說董仲舒也并不是真能變法的人，而漢武帝的心志達不到這個高度，這裡也就不再說了。
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聽說别的人将更改法令的大業作為自己的使命的。
大概是因為能以誠實懇切的态度為國家擔憂的，多少代也見不到一個，即使有這樣的人，他們的學識也達不到這個高度。
他們對國家的性質，大概還不知道，認為國家就是君主罷了，認為法度都是為君主而設立的。
假如法度都是為君主而設立，則憑數千年稱霸者的經驗，本來就應該日益完備了，不必改弦更張也是合适的。
唉！三代以上不再說了，秦代以後，能知道國家的性質，能以誠懇的态度為國家所憂慮的，隻有王安石一個人而已。
王安石憂國之情很深，他痛心疾首于國家的衰敗和停滞不前，國民的蒙昧和不能發達，反複尋求其中的原因，就如同找黃河的源頭而來到了星宿海一樣，于是敢以一言而推斷說：國家的禍患在不知法度的緣故。
唉！這就夠了！即使是這樣，評論者有的因為王安石提出取法先王，就懷疑他是保守家，理想家而不能通達當今的時務，王安石不是說了嗎：“取法先王隻是取法他們精神罷了。
”用現代的術語來解釋，則王安石所說的“先王”，并不是具體的某個“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
再說得明确些，所謂的“先王之意”，是指政治上的原理和原則而已。
王安石的變法，并不是要使天下人驚駭，使天下人叫嚷，而結果卻使天下驚駭和叫嚷，這并不是王安石的罪過啊。
即使這樣，按當今的形勢來推斷，陛下想改革變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依形勢來看肯定不能做到。
陛下有謙恭節儉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有愛惜百姓珍視萬物的心意，再能仿效先王的意旨，那幺做什幺不能做成，想得到什幺東西不能得到呢？但我卻認為陛下即使想改革變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根據形勢來看又肯定不能做到，這是什幺緣故呢？是因為現在國家人才不足造成的。
我私下裡觀察天下任職的人員，沒有哪一個時代比現在更缺乏的了。
缺乏人才擔任職務，那幺一定有人才埋沒在草野之中，沒有被當代的人士發現出來。
我又到民間鄉裡去搜求，也沒有見到很多人才。
難道不是教育人才不得法才造成的這種局面嗎？所以我說現在在位人員中人才缺乏，通過我管轄範圍内的情況就可以推斷出來。
現今一個路能管轄幾千裡的地域，能夠推行朝廷法令，知道輕重緩急，一切措施都從役使百姓提高辦事效率出發的官員太少，而沒有才學苟且貪婪的人擔任官職的情況，竟達到了不可勝數的地步。
那些能考慮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适應當代的變化的官員，大概一個郡裡也找不出一個來。
朝廷每一條政令下達，用意即使是好的，官員尚且不能推行，來造福于民，差吏更是借機生事，擾亂百姓。
所以我說：在職人員人才缺乏，而民間鄉裡也沒有過多發現。
所以我說，人才不足，陛下即使想改革變易天下大事來合乎先王的意旨，大臣中即使有人能順應您的心意想倡導這種事，但九州廣大，四海遙遠，有誰能領會陛下的心意，哪怕推行一部分措施，使每個人都能享受陛下的恩德呢？所以我說根據形勢來看肯定做不到。
孟子說：“隻是簡單效法并不能使自己行動起來。
”說的不就是這回事嗎？但現在的當務之急，在于人才。
果真能做到人才濟濟，我們就可以從中選拔合适人選授以職位。
有才能的人擔任了官職，然後再逐漸依據形勢是否允許，考慮到百姓的疾苦，變革天下有弊害的法令，接近先王的意旨，就非常容易了。
（按）法治固然是急務，然而施行法令的是人，王安石既然以法度為根本，就又将人才為根本的根本。
治國本來應該以大多數人民為元氣，這是王安石的想法。
如今的天下，和先王的天下一樣，先王的時代，曾經人才鼎盛，為什幺到現在人才匮乏了呢？所以我說：是教育培養人才的人，沒有遵循正确方法的緣故。
商代時，曾經天下大亂。
官員貪婪狠毒敗壞綱紀，都不是合适的人選。
等文王出現，天下也曾經缺乏人才。
此時，文王培養天下的士人，使他們都有君子的才能，然後再根據他們的才能授任官職。
《詩經》上說：“溫文爾雅的君子，為什幺不培養人才？”說的就是這件事。
等到教育成功了，即使是地位低賤的獵人，也沒有誰不注重品德修養，《兔罝》這首詩說的是這件事，更何況那些地位高高在上的官員呢？正因為文王能做到這一點，所以他去征伐，别人能歸服，他守衛自己的領地能使國家安定。
《詩經》上說：“手捧着玉石舉行盛大的儀式，每個英俊的士人都按部就班各得其所。
”又說：“周王出征時，所有的軍隊都來随行。
”意思是說文王任用的人才，文武官員都能各盡其用，不會妨礙公務。
等到夷王、厲王使天下大亂時，天下的人才又缺乏了。
等周宣王複興，能一起圖謀大事的臣子，隻有仲山甫一個人而已。
所以詩人感歎說：“周王的品德輕如鴻毛，隻有仲山甫輔佐他，可惜沒有人能幫助他。
”這是歎惜士人缺乏，而仲山甫又孤立無助。
宣王能重用仲山甫，并推舉任用他的同類使他們德美才新，然後人才又多起來。
此時在國内修明政事，在國外讨伐不來朝拜的諸侯，才又一次有了文武官員發揮才能的領城。
所以詩人贊美他說：“快快地采粱黍，到那開墾了兩年的田裡去，到那耕了一年的田裡去。
”是說宣王能使天下的士人德美才新，使他們成為有用之材，就如同農民開墾他們的土地使自己有東西可以采摘一樣。
由此來看，人的才學，未嘗不是國君陶冶培養造就出來的。
（按）對這種說法，近代的曾國藩加以總結和引申，他說：“現在當權的君子們，動不動就說天下無才，他們自覺得站在高處，不能用自己的志趣來轉移世人的習俗，而反倒說無才，說他們正确，可能嗎？十戶人家的城市，必定有好義之士，他的智慧足可以影響十個人，必定能從十個人中選擇優秀者培養為人才；智慧足可以影響百人的，必定能從百人中選擇優秀者培養為人才。
然而轉移習俗而陶冶一代的人，不隻是那些站在高處的人所能做的了。
從最小的官往上，都是有責任的。
”這話說得更加深刻明确。
看一看王安石這番話，隻把陶冶百姓的責任歸到皇帝身上，這是什幺原因呢？并不是因和他講話的人是皇帝。
個人陶冶别人的範圍狹小而皇帝影響的範圍大，個人陶冶人的效果慢，而皇帝影響人的速度快，因而不在高處而強調他的責任，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辦法，隻是說有比沒有強罷了。
要想發揚一國人才的能力而一起奔向一個目标，方法沒有比從**的人開始更快的，這就是俾斯麥造就了那樣的德國，而曾國藩所造就的中國僅如此而已。
所謂陶冶培養使他成材，指的是什幺呢？也就是教育他、撫養他、選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法而已。
所謂教育方法是什幺呢？古時候的天子諸侯一直到鄉村都設立學校，廣泛設置教導的官員而嚴格選拔人才。
朝廷中常用的禮法刑獄音樂政治等都可以在學校中學到，士人所看到并加以學習的，都是先王的法令言論品德行為和治理天下的意旨，那幺他的才能就可以應用到治理天下國家上。
如果不能被天下國家使用的才能，就不教給他，可以被天下國家使用的，全都能夠在學校裡學到。
這就是教育的方法。
所謂撫養他的方法是什幺呢？使他們在财物上富有，用禮法加以約束，用法律來制裁。
什幺是在财物上富有呢？人的本性是這樣的，如果缺少财物，就會貪婪卑鄙而随意獲取财物，無論什幺方法都會用到。
先王知道會有這種情況，所以設定了俸祿，庶人中擔任官職的人員，他們的俸祿足以頂替他們耕種的收入。
從這一類人向上說，每升職一級俸祿都有增加，使他們足以培養自己廉潔的品德而遠離貪鄙的行為。
這樣做了仍然認為不全面，又把俸祿推廣到他的子孫，叫做“世祿”。
使他在活着時，既供養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妻子兒女，又能滿足婚姻、朋友之間的待人接物，都不會産生遺憾；等他死的時候，又不會擔心子孫缺衣少食。
什幺是用禮法加以約束呢？人的本性如果在财物方面富足了，卻沒有禮法節制，就會放縱邪僻不走正路，什幺不好的事都做，先王知道這種情況，所以設立了制度。
凡是婚喪、祭養、宴享之類的事情，吃穿用度的器具，都以固定的數目予以節制，用統一的度量衡使數量保持齊一。
如果按照規定有一定的數量但财力不足以置辦，就不要置辦；如果财力允許而按規定不能配備，那幺一絲一毫也不要增加。
什幺叫用法律制裁呢？先王對于天下的士人，要教給他們道理和技藝，不服從教誨就用貶到遠方、一輩子也不再提起的方法來對待。
用禮法來約束，不遵守禮法就用流放、殺頭的辦法來對待。
《王制》上說：“改變自己衣服的定制，他的君主就要流放他。
”《酒诰》上說：“我告誡你們，聚衆飲酒時不要太胡鬧，我會把你們都抓起來送到朝廷上，全部殺掉。
”像聚衆飲酒、改變服裝定制，都是小錯誤；流放、殺頭，都是大刑。
犯了小罪卻要施加大刑，但先王之所以忍心這樣做而毫不遲疑，是因為不這樣就不能統一天下的習俗而成就天下平定的局面。
用禮法約束，用法律制裁，天下人都主動服從而不會反抗，并非僅僅是禁令森嚴和派人監視造成的結果。
應該是因為我心懷至誠，态度誠懇，而且自己親體力行做出表率。
陛下左右的達官顯貴，都順從皇上的旨意而服從執行，有一個不執行的，法律的制裁就從他開始。
權貴都知道避免皇上厭惡的東西，那幺天下百姓中不用懲罰就能停止的人就很多了。
所以說這就是撫養百姓的方法。
所謂選拔的方法是什幺呢？先王選取人才時，一定從鄉裡、學校裡，讓衆人推舉出他們認為賢能的人，上書報告給皇上加以考察。
确實賢能的話，再根據他品德的高低、才能的大小任他為官。
所謂的考察，并不是單憑着道聽途說而偏聽一個人的意見。
想詳細了解他的品德必須問一問他的行為舉止，想詳細了解他的才能必須和他作一下交談，了解了他的言行，再通過具體事件進行測試。
所謂考察，就是用具體工作加以試驗。
即使堯任用舜也不過如此，更何況還比不上舜的人呢？至于九州這樣廣大、四海這樣遙遠，下級官吏千千萬萬，需要大量有才能的士大夫。
作為國君，又不可能一一考察每個人，又不能單單托付給某一位手下，使他在一兩日之内考察官員的優秀還是無能從而決定他的升遷還是罷免。
我可以考察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而委以重任，然後命他選拔同類而進行長久測試，選出才能出衆的禀告皇上，然後再授予他爵位和俸祿。
這就是選拔人才的方法。
所謂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幺呢？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低上下的區别，他們擔任的職位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
先王知道這種情況，所以令後稷掌管農業，命共工掌管手工業。
品德高潔而才能出衆的做官長，品德一般而才能低下的做屬下。
又因他們長時間擔任此職，那幺上面的官員因習以為常而熟悉政務，下面的百姓就會馴順服從而聽從教導，賢人因為功績可以取得成功，沒有才能的人的罪行可以顯露出來，所以長時間擔任某一職位的用考評功過的方法來對待。
能做到這些，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充分運用智慧來取得成績，不用擔心事情沒有一個結局，功績不能成就；性情懶惰苟且偷生的人，即使某一段時間内能博取皇上的歡心，但随之而來的就是自取其辱，他怎幺敢不盡心竭力工作呢？至于沒有才能的人，自然就知道推辭逃避而離去了，任職的時間長了，不能勝任的罪過不會僥幸逃脫，才使他自動離職。
他尚且不敢冒着被制裁的危險而主動辭職遠避，又怎幺會結黨營私、陷害污蔑他人，和别人争搶進取的機會呢？選拔人才已經很周密，使用人才很恰當，處于官位時間很長久，任命人才又很專一，又不完全用法令束縛他，使他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使職權，堯舜統理百官并使百業興旺，也是憑借這個方法。
《尚書》上說：“三年考評官員的成績，通過三次考查，提拔賢能，罷免庸才。
”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堯舜的時代，那些被罷免的官員我們都知道，指的就是四兇。
提拔的官員是指臯、陶、稷、契，都是終身擔任某一官職沒有被升遷，所謂的提拔，隻是封賞爵位，增加俸祿和加重賞賜而已。
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
教育、撫養、選拔、任用的方法就是如此，而當時的國君又能和他的大臣們，盡心竭力，胸懷至誠，深思熟慮然後再執行政策。
這樣做臣子的就不會猶疑不定，對于國家大事也不會出現想有所作為卻不能做到的情況了。
（按）王安石所說的應當興辦教育、官吏應當長久任職等，稍懂得治國綱領的人都不會有反對意見，不用再細說。
隻有他論述的以法裁決，因為小罪而加以大刑，就懷疑他有申不害和商鞅一樣的觀點，對事操之過急，這種懷疑又比對他政治原理的懷疑陰暗得多。
國家和人民的關系，就是國家有命令百姓服從的關系，統治權是至高無上不可抗拒的，并不隻是**國家這樣，非**國家也是這樣，即使是立憲國家也有如此的。
假如不可行的，就不要制定為法令，既然制定為法令了而不執行，就是亵渎國家的神聖。
後來的元祐諸君子，因為阻撓新法而被貶官流放，而他們則把積怨發洩到王安石身上。
曾國藩曾經想到管子治理齊國時的事，說：“命令執行不到位的殺，命令執行過頭的殺，不執行命令的殺，留下命令不上報的殺，不聽從命令的殺。
”王安石之所以失敗，正因為姑息，沒有實踐他在這上書中所講的話。
現在的州裡縣裡雖然有學校，也隻是空有校舍和用具而已，沒有教育督導的官員，也不會有長期培養人才的事情了。
隻有太學裡才有教育督導的官員，但也沒有嚴格選拔。
朝廷中涉及禮法、音樂、刑獄、政務的事，在學校裡也學不到。
學習的人也認為這些應該歸有關部門管理而态度漠然，覺得不是自己應該掌握的。
老師教授知識，也隻是講說辭章句讀而已。
講說辭章句讀，本來就不是古時候教育人的方法。
近幾年才開始教學生學習考試用的文章。
考試文章，若非廣泛讀書強化學習，有窮年累月的工夫，就寫不出來。
他們能夠熟練掌握時，向大處說不足以治理天下國家，往小處說不足以被國家所用。
因此即使他們在學校裡熬白了頭發，耗費大量時間。
去遵循皇上的教導，等到讓他們從政，又茫然不知該何去何從，都是諸如此類。
今天的教育，不隻是不能讓人成材，而且又使人困苦敗壞資質，使他不能成材，這是什幺原因呢？人能夠成材，源于專一而毀于蕪雜。
所以先王在安排人才時，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農民安排在田間，把商人安排在市場上，把士人安排到學校裡，使每個人都有固定專一的行業，不會見到其他行業的東西，害怕其他的事情會影響到本行業的發展。
所說的士人，又不僅是不讓他們見到其他的東西，而且把先王的思想做法完全展示給他們，諸子百家的異端雜說，一概摒棄而沒有人敢去學習。
現在士人應該學的，是對天下國家有用的知識。
如今把這些都放置一邊不教給學生，卻教給他們應試文章，使他們損耗精神身體疲倦，天長日久從事這種工作。
等到任用他們這些人做官時，又使他們完全抛棄了所學的知識而要求處理天下大事。
古時候的人們從早到晚專心做天下國家大事，尚且出現有才能和沒有才能的情況。
如今竟然轉移他們的精神，奪走他們的時間，從早到晚學習對國家大事沒有補益的事，等任命他們去處理具體事情時，又突然要求他們成為對國家的有用之材，這樣在他們之中，能力足以有所作為的就很少了。
所以我說：不隻不能使人成材，反而又會使他們困苦敗壞資質，使他們不能成材。
（按）後世評論王安石的人，有人認為八股取士是從王安石發端的，因而認為他有罪，唉，為什幺誣蔑王安石到這地步呢？！王安石說培養士人必須在學校中，他的話是再明白不過了。
他開始的進修為政并沒有廢除原有的選拔人才的辦法，那是因為在學校還沒有普及的時候，依據形勢不能不這樣，這在下面還要論述到。
甚至有更大的害處：先王執政時，士人學習的對象，是文武兩方面的道理。
士人的才能，有的可以做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士，每個人的才能有大有小，擔任官職有适宜有不适宜，這些情況都是有的，至于武學方面的事務，随便他才能大小，沒有不學習的。
所以才能出衆的人，在朝内
蔡氏上翔引申之，凡數萬言，其确證辨奸及墓表之僞，更足令人呼快。
今以文繁不具引。
夫明允非聖人，就令其賞為此文以诋荊公，亦何足為荊公病！然僞者自僞，不得以為真也。
邵氏之流，以誣荊公者并誣明允，其鬼蜮之醜态，吾實無以測之，獨恨後之編史者，悉奉此等讕言以為實錄，而沈沈冤獄，遂千古而莫伸也，吾亦安能已于言哉？ （考異六）朱子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雲：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
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
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天下将治，地氣自北而南；将亂，自南而北。
今南方地氣至矣。
按此文亦見邵氏聞錄，而朱子采之，其誕妄俚陋，不值識者一笑。
康節即前知，而杜鵑豈前知哉？蓋緣當時小人儒疾荊公已甚，而又各有其所崇拜之人，因托于其所崇拜者先見之言以自重。
此濂溪之三谒不見，老泉之辨奸，康節之聞杜鵑，所由來也。
考宋史司馬光傳言神宗嘗問光：近相陳升之外議雲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将援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此言褊陋娼嫉，稍知大體者，當不能出諸口。
其果溫公有此言，或謗者依托溫公，未之敢斷。
然即此可見當時之小人儒，其南北門地之見甚重。
荊公以南人驟入相，北人妒焉，此又天津聞杜鵑之說所由來也。
而此等謬種流傳，直至今日，變本加厲，以成省界，而妨及國家之統一，悲夫！ 【譯文】 王安石在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提點江東刑獄，使臣催他回朝複命，于是上書言事。
這封上書說是王安石的政見宣傳也可以。
後世做學問稍稍了解治國理論的人，大概沒有不曾讀過這篇文章的。
這裡不管這文章是常見的，而全抄錄在這裡，大略為它做了解釋，以供治理國家的人審閱。
微臣很不才，蒙受皇家的恩典到江南東路任職，現在又蒙恩召回朝中，授以職位，要用自己的努力報答陛下，也不考慮自己并不能勝任這個職務，就敢在自己的職責範圍之内，冒昧地談論天下大事，恭請陛下仔細考慮以後能從中選出可以執行的策略，就是我最大的幸運了。
我私下裡看到陛下有謙恭節儉的品德，有聰明睿智的才思，起早睡晚，一天也不松懈，聲色犬馬、遊覽觀望、喜好玩物的事情，絲毫不會妨礙您治理國家，而愛惜百姓珍視萬物的心願，為天下人信服；又公開選拔出願意輔佐您治理天下的人才委以職權，不會因為奸邪弄巧大臣的讒言而心懷疑惑。
即使古代賢明的二帝三王也不過如此而已。
這樣一定能做到家給人足、天下安甯。
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國内必須為江山社稷擔憂，國外時刻擔心外族入侵，國家的财力物力日益減少，社會風氣越來越壞，各地有志之士，心懷恐懼，常常擔心天下會長久不安定。
這是什幺原因呢？弊病在于不知法度。
現今朝廷法律嚴格條令完備，各方面都涉及了，而我卻認為沒有法度，為什幺這樣說呢？如今的法度，大多是與先王的政治制度不統一才出現類似的情況。
孟子說：“有仁義的心腸和仁義的名聲，而恩澤卻不能施加到百姓的身上，就在于處理政務時沒有遵循先王的制度。
”用孟子的觀點來審視現在的失誤，就正是這個原因。
現今的時代距先王的時代很遙遠了，所遇到的變化和形勢不一樣，如果想完全遵循先王的體制，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這樣做是困難的。
但是我所說的如今治理失誤的弊病在于沒有仿效先王的體制，是說要仿效先王治國的意旨而已。
古代的二帝三王，距離現代已經一千多年了，當時治理得太平還是混亂，那幺興盛或衰敗的時代就出現了。
他們遭遇的變化和形勢，也各不相同，施行的方針策略也都不相同，而他們治理天下國家的大意，本末先後，沒有什幺不同的。
所以我說隻是應該仿效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
如果隻是仿效意旨，那幺我所說的改革變易，就不至于駭人聽聞，使得議論紛紛，這樣本來就合乎先王的體制了。
（按）現在談論政治的，必定要說以法治國，國家沒有誰能不要法律而使國家大治的，而中國的儒者很避諱談這些，隻以守祖宗的成法來自我标榜。
他們所說的祖宗的成法是什幺呢？隻是因襲前代的舊法而已，前代又襲前代的舊法罷了。
數千年來，一丘之貉，因陋就簡，每況愈下，以政治家聞名于後世的，不過是在現有法的基礎上，彙總檢查一下它的名稱和實際而已。
更好一些的，補上舊法中的缺漏罷了。
唯一一個變法的倡議者，就是漢代的董仲舒。
他說的“就像琴瑟的音調很不準确了，一定要把弦更換掉，才可以彈奏”。
這話很相似。
考察他的措施，僅不過是改變一下衣服的顔色。
換季時衣服顔色的改變這些瑣事，并非與國家的治理有關，這是很明顯的。
所以說董仲舒也并不是真能變法的人，而漢武帝的心志達不到這個高度，這裡也就不再說了。
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聽說别的人将更改法令的大業作為自己的使命的。
大概是因為能以誠實懇切的态度為國家擔憂的，多少代也見不到一個，即使有這樣的人，他們的學識也達不到這個高度。
他們對國家的性質，大概還不知道，認為國家就是君主罷了，認為法度都是為君主而設立的。
假如法度都是為君主而設立，則憑數千年稱霸者的經驗，本來就應該日益完備了，不必改弦更張也是合适的。
唉！三代以上不再說了，秦代以後，能知道國家的性質，能以誠懇的态度為國家所憂慮的，隻有王安石一個人而已。
王安石憂國之情很深，他痛心疾首于國家的衰敗和停滞不前，國民的蒙昧和不能發達，反複尋求其中的原因，就如同找黃河的源頭而來到了星宿海一樣，于是敢以一言而推斷說：國家的禍患在不知法度的緣故。
唉！這就夠了！即使是這樣，評論者有的因為王安石提出取法先王，就懷疑他是保守家，理想家而不能通達當今的時務，王安石不是說了嗎：“取法先王隻是取法他們精神罷了。
”用現代的術語來解釋，則王安石所說的“先王”，并不是具體的某個“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
再說得明确些，所謂的“先王之意”，是指政治上的原理和原則而已。
王安石的變法，并不是要使天下人驚駭，使天下人叫嚷，而結果卻使天下驚駭和叫嚷，這并不是王安石的罪過啊。
即使這樣，按當今的形勢來推斷，陛下想改革變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依形勢來看肯定不能做到。
陛下有謙恭節儉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有愛惜百姓珍視萬物的心意，再能仿效先王的意旨，那幺做什幺不能做成，想得到什幺東西不能得到呢？但我卻認為陛下即使想改革變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根據形勢來看又肯定不能做到，這是什幺緣故呢？是因為現在國家人才不足造成的。
我私下裡觀察天下任職的人員，沒有哪一個時代比現在更缺乏的了。
缺乏人才擔任職務，那幺一定有人才埋沒在草野之中，沒有被當代的人士發現出來。
我又到民間鄉裡去搜求，也沒有見到很多人才。
難道不是教育人才不得法才造成的這種局面嗎？所以我說現在在位人員中人才缺乏，通過我管轄範圍内的情況就可以推斷出來。
現今一個路能管轄幾千裡的地域，能夠推行朝廷法令，知道輕重緩急，一切措施都從役使百姓提高辦事效率出發的官員太少，而沒有才學苟且貪婪的人擔任官職的情況，竟達到了不可勝數的地步。
那些能考慮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适應當代的變化的官員，大概一個郡裡也找不出一個來。
朝廷每一條政令下達，用意即使是好的，官員尚且不能推行，來造福于民，差吏更是借機生事，擾亂百姓。
所以我說：在職人員人才缺乏，而民間鄉裡也沒有過多發現。
所以我說，人才不足，陛下即使想改革變易天下大事來合乎先王的意旨，大臣中即使有人能順應您的心意想倡導這種事，但九州廣大，四海遙遠，有誰能領會陛下的心意，哪怕推行一部分措施，使每個人都能享受陛下的恩德呢？所以我說根據形勢來看肯定做不到。
孟子說：“隻是簡單效法并不能使自己行動起來。
”說的不就是這回事嗎？但現在的當務之急，在于人才。
果真能做到人才濟濟，我們就可以從中選拔合适人選授以職位。
有才能的人擔任了官職，然後再逐漸依據形勢是否允許，考慮到百姓的疾苦，變革天下有弊害的法令，接近先王的意旨，就非常容易了。
（按）法治固然是急務，然而施行法令的是人，王安石既然以法度為根本，就又将人才為根本的根本。
治國本來應該以大多數人民為元氣，這是王安石的想法。
如今的天下，和先王的天下一樣，先王的時代，曾經人才鼎盛，為什幺到現在人才匮乏了呢？所以我說：是教育培養人才的人，沒有遵循正确方法的緣故。
商代時，曾經天下大亂。
官員貪婪狠毒敗壞綱紀，都不是合适的人選。
等文王出現，天下也曾經缺乏人才。
此時，文王培養天下的士人，使他們都有君子的才能，然後再根據他們的才能授任官職。
《詩經》上說：“溫文爾雅的君子，為什幺不培養人才？”說的就是這件事。
等到教育成功了，即使是地位低賤的獵人，也沒有誰不注重品德修養，《兔罝》這首詩說的是這件事，更何況那些地位高高在上的官員呢？正因為文王能做到這一點，所以他去征伐，别人能歸服，他守衛自己的領地能使國家安定。
《詩經》上說：“手捧着玉石舉行盛大的儀式，每個英俊的士人都按部就班各得其所。
”又說：“周王出征時，所有的軍隊都來随行。
”意思是說文王任用的人才，文武官員都能各盡其用，不會妨礙公務。
等到夷王、厲王使天下大亂時，天下的人才又缺乏了。
等周宣王複興，能一起圖謀大事的臣子，隻有仲山甫一個人而已。
所以詩人感歎說：“周王的品德輕如鴻毛，隻有仲山甫輔佐他，可惜沒有人能幫助他。
”這是歎惜士人缺乏，而仲山甫又孤立無助。
宣王能重用仲山甫，并推舉任用他的同類使他們德美才新，然後人才又多起來。
此時在國内修明政事，在國外讨伐不來朝拜的諸侯，才又一次有了文武官員發揮才能的領城。
所以詩人贊美他說：“快快地采粱黍，到那開墾了兩年的田裡去，到那耕了一年的田裡去。
”是說宣王能使天下的士人德美才新，使他們成為有用之材，就如同農民開墾他們的土地使自己有東西可以采摘一樣。
由此來看，人的才學，未嘗不是國君陶冶培養造就出來的。
（按）對這種說法，近代的曾國藩加以總結和引申，他說：“現在當權的君子們，動不動就說天下無才，他們自覺得站在高處，不能用自己的志趣來轉移世人的習俗，而反倒說無才，說他們正确，可能嗎？十戶人家的城市，必定有好義之士，他的智慧足可以影響十個人，必定能從十個人中選擇優秀者培養為人才；智慧足可以影響百人的，必定能從百人中選擇優秀者培養為人才。
然而轉移習俗而陶冶一代的人，不隻是那些站在高處的人所能做的了。
從最小的官往上，都是有責任的。
”這話說得更加深刻明确。
看一看王安石這番話，隻把陶冶百姓的責任歸到皇帝身上，這是什幺原因呢？并不是因和他講話的人是皇帝。
個人陶冶别人的範圍狹小而皇帝影響的範圍大，個人陶冶人的效果慢，而皇帝影響人的速度快，因而不在高處而強調他的責任，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辦法，隻是說有比沒有強罷了。
要想發揚一國人才的能力而一起奔向一個目标，方法沒有比從**的人開始更快的，這就是俾斯麥造就了那樣的德國，而曾國藩所造就的中國僅如此而已。
所謂陶冶培養使他成材，指的是什幺呢？也就是教育他、撫養他、選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法而已。
所謂教育方法是什幺呢？古時候的天子諸侯一直到鄉村都設立學校，廣泛設置教導的官員而嚴格選拔人才。
朝廷中常用的禮法刑獄音樂政治等都可以在學校中學到，士人所看到并加以學習的，都是先王的法令言論品德行為和治理天下的意旨，那幺他的才能就可以應用到治理天下國家上。
如果不能被天下國家使用的才能，就不教給他，可以被天下國家使用的，全都能夠在學校裡學到。
這就是教育的方法。
所謂撫養他的方法是什幺呢？使他們在财物上富有，用禮法加以約束，用法律來制裁。
什幺是在财物上富有呢？人的本性是這樣的，如果缺少财物，就會貪婪卑鄙而随意獲取财物，無論什幺方法都會用到。
先王知道會有這種情況，所以設定了俸祿，庶人中擔任官職的人員，他們的俸祿足以頂替他們耕種的收入。
從這一類人向上說，每升職一級俸祿都有增加，使他們足以培養自己廉潔的品德而遠離貪鄙的行為。
這樣做了仍然認為不全面，又把俸祿推廣到他的子孫，叫做“世祿”。
使他在活着時，既供養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妻子兒女，又能滿足婚姻、朋友之間的待人接物，都不會産生遺憾；等他死的時候，又不會擔心子孫缺衣少食。
什幺是用禮法加以約束呢？人的本性如果在财物方面富足了，卻沒有禮法節制，就會放縱邪僻不走正路，什幺不好的事都做，先王知道這種情況，所以設立了制度。
凡是婚喪、祭養、宴享之類的事情，吃穿用度的器具，都以固定的數目予以節制，用統一的度量衡使數量保持齊一。
如果按照規定有一定的數量但财力不足以置辦，就不要置辦；如果财力允許而按規定不能配備，那幺一絲一毫也不要增加。
什幺叫用法律制裁呢？先王對于天下的士人，要教給他們道理和技藝，不服從教誨就用貶到遠方、一輩子也不再提起的方法來對待。
用禮法來約束，不遵守禮法就用流放、殺頭的辦法來對待。
《王制》上說：“改變自己衣服的定制，他的君主就要流放他。
”《酒诰》上說：“我告誡你們，聚衆飲酒時不要太胡鬧，我會把你們都抓起來送到朝廷上，全部殺掉。
”像聚衆飲酒、改變服裝定制，都是小錯誤；流放、殺頭，都是大刑。
犯了小罪卻要施加大刑，但先王之所以忍心這樣做而毫不遲疑，是因為不這樣就不能統一天下的習俗而成就天下平定的局面。
用禮法約束，用法律制裁，天下人都主動服從而不會反抗，并非僅僅是禁令森嚴和派人監視造成的結果。
應該是因為我心懷至誠，态度誠懇，而且自己親體力行做出表率。
陛下左右的達官顯貴，都順從皇上的旨意而服從執行，有一個不執行的，法律的制裁就從他開始。
權貴都知道避免皇上厭惡的東西，那幺天下百姓中不用懲罰就能停止的人就很多了。
所以說這就是撫養百姓的方法。
所謂選拔的方法是什幺呢？先王選取人才時，一定從鄉裡、學校裡，讓衆人推舉出他們認為賢能的人，上書報告給皇上加以考察。
确實賢能的話，再根據他品德的高低、才能的大小任他為官。
所謂的考察，并不是單憑着道聽途說而偏聽一個人的意見。
想詳細了解他的品德必須問一問他的行為舉止，想詳細了解他的才能必須和他作一下交談，了解了他的言行，再通過具體事件進行測試。
所謂考察，就是用具體工作加以試驗。
即使堯任用舜也不過如此，更何況還比不上舜的人呢？至于九州這樣廣大、四海這樣遙遠，下級官吏千千萬萬，需要大量有才能的士大夫。
作為國君，又不可能一一考察每個人，又不能單單托付給某一位手下，使他在一兩日之内考察官員的優秀還是無能從而決定他的升遷還是罷免。
我可以考察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而委以重任，然後命他選拔同類而進行長久測試，選出才能出衆的禀告皇上，然後再授予他爵位和俸祿。
這就是選拔人才的方法。
所謂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幺呢？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低上下的區别，他們擔任的職位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
先王知道這種情況，所以令後稷掌管農業，命共工掌管手工業。
品德高潔而才能出衆的做官長，品德一般而才能低下的做屬下。
又因他們長時間擔任此職，那幺上面的官員因習以為常而熟悉政務，下面的百姓就會馴順服從而聽從教導，賢人因為功績可以取得成功，沒有才能的人的罪行可以顯露出來，所以長時間擔任某一職位的用考評功過的方法來對待。
能做到這些，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充分運用智慧來取得成績，不用擔心事情沒有一個結局，功績不能成就；性情懶惰苟且偷生的人，即使某一段時間内能博取皇上的歡心，但随之而來的就是自取其辱，他怎幺敢不盡心竭力工作呢？至于沒有才能的人，自然就知道推辭逃避而離去了，任職的時間長了，不能勝任的罪過不會僥幸逃脫，才使他自動離職。
他尚且不敢冒着被制裁的危險而主動辭職遠避，又怎幺會結黨營私、陷害污蔑他人，和别人争搶進取的機會呢？選拔人才已經很周密，使用人才很恰當，處于官位時間很長久，任命人才又很專一，又不完全用法令束縛他，使他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使職權，堯舜統理百官并使百業興旺，也是憑借這個方法。
《尚書》上說：“三年考評官員的成績，通過三次考查，提拔賢能，罷免庸才。
”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堯舜的時代，那些被罷免的官員我們都知道，指的就是四兇。
提拔的官員是指臯、陶、稷、契，都是終身擔任某一官職沒有被升遷，所謂的提拔，隻是封賞爵位，增加俸祿和加重賞賜而已。
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
教育、撫養、選拔、任用的方法就是如此，而當時的國君又能和他的大臣們，盡心竭力，胸懷至誠，深思熟慮然後再執行政策。
這樣做臣子的就不會猶疑不定，對于國家大事也不會出現想有所作為卻不能做到的情況了。
（按）王安石所說的應當興辦教育、官吏應當長久任職等，稍懂得治國綱領的人都不會有反對意見，不用再細說。
隻有他論述的以法裁決，因為小罪而加以大刑，就懷疑他有申不害和商鞅一樣的觀點，對事操之過急，這種懷疑又比對他政治原理的懷疑陰暗得多。
國家和人民的關系，就是國家有命令百姓服從的關系，統治權是至高無上不可抗拒的，并不隻是**國家這樣，非**國家也是這樣，即使是立憲國家也有如此的。
假如不可行的，就不要制定為法令，既然制定為法令了而不執行，就是亵渎國家的神聖。
後來的元祐諸君子，因為阻撓新法而被貶官流放，而他們則把積怨發洩到王安石身上。
曾國藩曾經想到管子治理齊國時的事，說：“命令執行不到位的殺，命令執行過頭的殺，不執行命令的殺，留下命令不上報的殺，不聽從命令的殺。
”王安石之所以失敗，正因為姑息，沒有實踐他在這上書中所講的話。
現在的州裡縣裡雖然有學校，也隻是空有校舍和用具而已，沒有教育督導的官員，也不會有長期培養人才的事情了。
隻有太學裡才有教育督導的官員，但也沒有嚴格選拔。
朝廷中涉及禮法、音樂、刑獄、政務的事，在學校裡也學不到。
學習的人也認為這些應該歸有關部門管理而态度漠然，覺得不是自己應該掌握的。
老師教授知識，也隻是講說辭章句讀而已。
講說辭章句讀，本來就不是古時候教育人的方法。
近幾年才開始教學生學習考試用的文章。
考試文章，若非廣泛讀書強化學習，有窮年累月的工夫，就寫不出來。
他們能夠熟練掌握時，向大處說不足以治理天下國家，往小處說不足以被國家所用。
因此即使他們在學校裡熬白了頭發，耗費大量時間。
去遵循皇上的教導，等到讓他們從政，又茫然不知該何去何從，都是諸如此類。
今天的教育，不隻是不能讓人成材，而且又使人困苦敗壞資質，使他不能成材，這是什幺原因呢？人能夠成材，源于專一而毀于蕪雜。
所以先王在安排人才時，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農民安排在田間，把商人安排在市場上，把士人安排到學校裡，使每個人都有固定專一的行業，不會見到其他行業的東西，害怕其他的事情會影響到本行業的發展。
所說的士人，又不僅是不讓他們見到其他的東西，而且把先王的思想做法完全展示給他們，諸子百家的異端雜說，一概摒棄而沒有人敢去學習。
現在士人應該學的，是對天下國家有用的知識。
如今把這些都放置一邊不教給學生，卻教給他們應試文章，使他們損耗精神身體疲倦，天長日久從事這種工作。
等到任用他們這些人做官時，又使他們完全抛棄了所學的知識而要求處理天下大事。
古時候的人們從早到晚專心做天下國家大事，尚且出現有才能和沒有才能的情況。
如今竟然轉移他們的精神，奪走他們的時間，從早到晚學習對國家大事沒有補益的事，等任命他們去處理具體事情時，又突然要求他們成為對國家的有用之材，這樣在他們之中，能力足以有所作為的就很少了。
所以我說：不隻不能使人成材，反而又會使他們困苦敗壞資質，使他們不能成材。
（按）後世評論王安石的人，有人認為八股取士是從王安石發端的，因而認為他有罪，唉，為什幺誣蔑王安石到這地步呢？！王安石說培養士人必須在學校中，他的話是再明白不過了。
他開始的進修為政并沒有廢除原有的選拔人才的辦法，那是因為在學校還沒有普及的時候，依據形勢不能不這樣，這在下面還要論述到。
甚至有更大的害處：先王執政時，士人學習的對象，是文武兩方面的道理。
士人的才能，有的可以做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士，每個人的才能有大有小，擔任官職有适宜有不适宜，這些情況都是有的，至于武學方面的事務，随便他才能大小，沒有不學習的。
所以才能出衆的人，在朝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