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荊公之時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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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中都沒有稱為“皇伯”的記載，又查證前代藩侯繼皇位的君主，不幸都處在衰敗的亂世，不能效法他們，隻有漢宣帝和光武帝，是有德的君主，稱他們的父親為“皇考”，而“皇伯”這樣的稱呼，既然沒有記載，也就沒有根據了，所以沒敢這樣施行。
于是将有關古今典禮以及漢宣帝、光武帝的有關材料，再加上“皇伯”的提議，送給三省的官員和言官們一起詳細讨論。
讨論還沒等開始，皇太後就親手寫了诏書責令中書不應該稱“皇考”，中書問為什幺。
皇上見到太後的手書後大驚，馬上手寫诏書不讓再讨論這事，而追封的事也就停下來。
過了許多天，禮官範鎮等人堅決請求一定要讨論有關皇伯的事。
他們的奏章留在皇帝那裡沒有再發下來，不久言官們也對這事都提出了看法。
皇帝既然因為太後的緣故決意不再提這事，所以凡是上來的奏章都留了下來不下發。
皇上聰明果斷，很通達事理，對待臣下，非常謙虛恭敬，但卻不姑息。
言官們所說有關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發，他們提出的其他不可做的事也大多被擱置下來不施行。
言官們由此而開始憤恨并發出怨言，對中書的不施行很是憤怒。
中書也曾上奏說，現在言官們因為朝廷不聽他們的而憤怒，說我們阻塞了言路，導緻陛下成了拒谏的皇帝，乞求能大略施行一兩件事。
皇上說：“朝廷應當以公平的心對待天下事，如果言官們說的對，就應該立即施行，何止略行一二。
如果他們說的不可行，難道為了應付人情，将不能做的事勉強施行，那樣不礙事嗎？”中書因為皇上所說的話切中事理，就不敢再說。
皇帝問：“所提出能施行而沒有施行的有嗎？”韓琦以下的官員們相互看了看說：“确實沒有。
”皇帝說：“既然如此就沒有什幺了。
”當時有多名雜端禦史是剛被提拔上來的，銳意進取，希望快些取得成績，見到什幺都直說，也不顧忌是不是自己職責内的事，所以經常把事辦砸。
這時京城中下大雨，公私的房屋倒塌了無數，軍營的房屋倒塌得尤其厲害。
皇帝因為士卒都露天住着而心中焦慮，文武大臣們也很擔憂害怕，日夜費盡心思，安排處置已經有了一些結果。
當時範純仁新當上禦史，才上殿，内外都恭聽他要說什幺。
而他的第一個折子就是催修營房，責怪中書為什幺還沒有完成。
請求每一營派一名監管的官員，中書省審核議定。
在京的軍營共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範純仁所請求的，就應該派五百二十名監官，每個監官要有四名随從士兵，這時正是國家的非常時期，缺少人手，卻派了二千士卒和五百名監官，而沒有瓦木等建築材料，一樣不能完成工程，他輕率錯誤到如此程度。
于是在中書省議論這事時，我就忍不住笑了，言官們也覺得這事不妥當。
過了一些天呂大防又上書，請求兩營派一名監官，他所提的事大多都一樣瑣碎不符實際無法施行。
而言官不知道他們所講的話無法辦，隻怨朝廷阻止不去施行，因而呂大防又說，今後言官再提出建議不施行的，要求中書省說出原因為什幺不去辦，要報過去，他蠻橫無理到如此地步。
他們怨恨憤怒的言辭，漸漸在士大夫中傳開，言官們的親友故舊，有人戲弄并激怒他們說：“近日禦史官員所提的事，中書省都批為進呈後就算完事，外人都說禦史台應該稱為進呈院了。
”這話很有名，朝中的官員相互拿這來開玩笑。
而禦史官員更不滿意并憤怒，于是就想着參劾一些人，他們認為如果因彈劾人而得了罪，仍可以留下美名。
這時皇上品德恭敬節儉，行為沒有失當之處，文武大臣，也都沒有什幺大的過錯，沒有什幺可以讓他們彈劾的，隻有濮議這件事沒有定論，就說這是個好題目，是個好機會不能錯過，于是共同極力申說。
然而這時皇上的手诏已經不許再議這事，“皇伯皇考”的說法，都沒有定下來，其他追封的禮數，都還沒有讨論到，朝廷對濮議，并沒有過失，所以禦史們隻請求早施行“皇伯”的辦法而已。
中書省說前代有關禮儀的論争多年定不下來的很多，這事關系很大，況且皇上謙遜，自己中止不讓再提，有什幺過錯值得彈劾呢？于是放在一邊不再搭理。
禦史們一起到中書省揚言說：“宰相應該早了結這事，不要被别人鑽了空子！”皇上已經不讓議這件事了，所以提出的人雖多，全都不聽，因而禦史們更加感到恥辱。
既然這情形已經不能停止，再加上他們的本意是想因彈劾人獲罪而博取聲名，所以他們所說的話隻求激怒朝廷，什幺都不顧忌，大肆誣陷诽謗，多次提出董宏、朱博的事，借此指出某大臣是首先提出的，并毫無顧忌地醜化和诋毀。
當初，兩制因為朝廷不用他們提的建議，心裡已經不平，等禦史台那裡有了說法，也就和他們相互呼應。
而一些庸俗的人，不知禮義，不知聖人很重視無子的事，凡沒有兒子的允許讓同宗的子弟承繼家業，這是大公之道，隻是常見的百姓中過繼兒子和異姓領養義子這些做法，怕别人知道，都避諱他們的親生父母，把這當自然的事，于是就認為“皇伯”這種提法正确。
禦史們既然已經有了兩制的協助，而外面的議論又是這樣，于是以言惑衆，說朝廷背棄了仁宗的恩德，推崇加封濮王；而庸俗的下層人衆，還傳言說，等将來還要讓濮王入太廟，用來換了仁宗的位置。
朝廷内外議論紛紛，說也說不清，而有識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說法是不對的，隻要有人稍傾向朝廷說話，就被指為奸邪。
太常博士孫固，曾提出請求讓皇上稱親，奏章還沒有遞上去，禦史們就相繼彈劾他，從此這些有識之士，都怕惹禍而閉口不談了。
時間一長，中書省就商量想一起定一個合适的禮數施行來平息輿論，于是起草了一個方案報上去，請求下诏說：濮安懿王是我的親生父親，群臣都請求加封，而兒子沒有給父親封爵的道理，應該讓中書省和門下省，将原來的墳茔建為園，在園中立廟，讓王的子孫按時祭拜。
禮節止于這些而已。
那一年九月，皇上看了，一點也沒有感到為難，說：“隻這樣做極好。
但需要禀告太後後才可行。
暫且等一等。
” 這時離到南郊祭天的日子近了，朝廷的事多，禦史們的言論也稍平息了些，皇上也沒有時間告訴太後，中書省就更不提這事。
祭天大禮之後，第二年的正月，禦史的奏章又來了。
中書省又将原來寫的東西呈上去，請求降诏。
皇上說：“等三兩天禀過太後就可以施行了。
”沒有想到，這天晚上忽然派高居簡到曾公亮的家中，頒布皇太後的手谕說：“允許皇帝認濮王為親。
”又說：“濮王應當稱皇，三個夫人應當稱後。
”和中書省所呈上的诏草中所寫大不一樣，而稱皇稱後這兩件事，皇上也事先也沒有說過。
當初中書進呈诏草時，隻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沒有涉及皇太後。
而皇上也隻是說，要“禀過皇太後，然後再施行”，也沒有說請皇太後降手書。
這幾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書的本意。
這天韓琦因祭祠齋戒，隻有曾公亮、趙概和我歐陽修在垂拱殿門的閣子中，聽了後互相看着都很驚愕，因事出意外，不知該做什幺。
于是就到緻齋處找韓琦一起取來旨意，不一會兒韓琦來了，不等細說，就來到殿上，韓琦上奏說：“臣有一愚見，不知是否可以？”皇上說“怎幺呢”？韓琦說：“今天太後手書中的三件事，稱親這一事，可以奉行。
而稱皇稱後，請求陛下推辭免去，再降道诏書，隻稱親。
把臣等前些日子進呈的起草的诏書，将墳茔改為園，在園中立廟，讓濮王的子孫祭祀等這幾項寫到诏書中施行。
”皇上很高興，說：“很好。
”于是依此降手诏施行。
開始的時候，朝廷内外的人，被禦史台的言論所迷惑，稱朝廷想尊崇濮王想要奪仁宗的正統
于是将有關古今典禮以及漢宣帝、光武帝的有關材料，再加上“皇伯”的提議，送給三省的官員和言官們一起詳細讨論。
讨論還沒等開始，皇太後就親手寫了诏書責令中書不應該稱“皇考”，中書問為什幺。
皇上見到太後的手書後大驚，馬上手寫诏書不讓再讨論這事，而追封的事也就停下來。
過了許多天，禮官範鎮等人堅決請求一定要讨論有關皇伯的事。
他們的奏章留在皇帝那裡沒有再發下來，不久言官們也對這事都提出了看法。
皇帝既然因為太後的緣故決意不再提這事，所以凡是上來的奏章都留了下來不下發。
皇上聰明果斷，很通達事理，對待臣下，非常謙虛恭敬，但卻不姑息。
言官們所說有關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發，他們提出的其他不可做的事也大多被擱置下來不施行。
言官們由此而開始憤恨并發出怨言，對中書的不施行很是憤怒。
中書也曾上奏說，現在言官們因為朝廷不聽他們的而憤怒，說我們阻塞了言路，導緻陛下成了拒谏的皇帝，乞求能大略施行一兩件事。
皇上說：“朝廷應當以公平的心對待天下事，如果言官們說的對，就應該立即施行，何止略行一二。
如果他們說的不可行，難道為了應付人情，将不能做的事勉強施行，那樣不礙事嗎？”中書因為皇上所說的話切中事理，就不敢再說。
皇帝問：“所提出能施行而沒有施行的有嗎？”韓琦以下的官員們相互看了看說：“确實沒有。
”皇帝說：“既然如此就沒有什幺了。
”當時有多名雜端禦史是剛被提拔上來的，銳意進取，希望快些取得成績，見到什幺都直說，也不顧忌是不是自己職責内的事，所以經常把事辦砸。
這時京城中下大雨，公私的房屋倒塌了無數，軍營的房屋倒塌得尤其厲害。
皇帝因為士卒都露天住着而心中焦慮，文武大臣們也很擔憂害怕，日夜費盡心思，安排處置已經有了一些結果。
當時範純仁新當上禦史，才上殿，内外都恭聽他要說什幺。
而他的第一個折子就是催修營房，責怪中書為什幺還沒有完成。
請求每一營派一名監管的官員，中書省審核議定。
在京的軍營共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範純仁所請求的，就應該派五百二十名監官，每個監官要有四名随從士兵，這時正是國家的非常時期，缺少人手，卻派了二千士卒和五百名監官，而沒有瓦木等建築材料，一樣不能完成工程，他輕率錯誤到如此程度。
于是在中書省議論這事時，我就忍不住笑了，言官們也覺得這事不妥當。
過了一些天呂大防又上書，請求兩營派一名監官，他所提的事大多都一樣瑣碎不符實際無法施行。
而言官不知道他們所講的話無法辦，隻怨朝廷阻止不去施行，因而呂大防又說，今後言官再提出建議不施行的，要求中書省說出原因為什幺不去辦，要報過去，他蠻橫無理到如此地步。
他們怨恨憤怒的言辭，漸漸在士大夫中傳開，言官們的親友故舊，有人戲弄并激怒他們說：“近日禦史官員所提的事，中書省都批為進呈後就算完事，外人都說禦史台應該稱為進呈院了。
”這話很有名，朝中的官員相互拿這來開玩笑。
而禦史官員更不滿意并憤怒，于是就想着參劾一些人，他們認為如果因彈劾人而得了罪，仍可以留下美名。
這時皇上品德恭敬節儉，行為沒有失當之處，文武大臣，也都沒有什幺大的過錯，沒有什幺可以讓他們彈劾的，隻有濮議這件事沒有定論，就說這是個好題目，是個好機會不能錯過，于是共同極力申說。
然而這時皇上的手诏已經不許再議這事，“皇伯皇考”的說法，都沒有定下來，其他追封的禮數，都還沒有讨論到，朝廷對濮議，并沒有過失，所以禦史們隻請求早施行“皇伯”的辦法而已。
中書省說前代有關禮儀的論争多年定不下來的很多，這事關系很大，況且皇上謙遜，自己中止不讓再提，有什幺過錯值得彈劾呢？于是放在一邊不再搭理。
禦史們一起到中書省揚言說：“宰相應該早了結這事，不要被别人鑽了空子！”皇上已經不讓議這件事了，所以提出的人雖多，全都不聽，因而禦史們更加感到恥辱。
既然這情形已經不能停止，再加上他們的本意是想因彈劾人獲罪而博取聲名，所以他們所說的話隻求激怒朝廷，什幺都不顧忌，大肆誣陷诽謗，多次提出董宏、朱博的事，借此指出某大臣是首先提出的，并毫無顧忌地醜化和诋毀。
當初，兩制因為朝廷不用他們提的建議，心裡已經不平，等禦史台那裡有了說法，也就和他們相互呼應。
而一些庸俗的人，不知禮義，不知聖人很重視無子的事，凡沒有兒子的允許讓同宗的子弟承繼家業，這是大公之道，隻是常見的百姓中過繼兒子和異姓領養義子這些做法，怕别人知道，都避諱他們的親生父母，把這當自然的事，于是就認為“皇伯”這種提法正确。
禦史們既然已經有了兩制的協助，而外面的議論又是這樣，于是以言惑衆，說朝廷背棄了仁宗的恩德，推崇加封濮王；而庸俗的下層人衆，還傳言說，等将來還要讓濮王入太廟，用來換了仁宗的位置。
朝廷内外議論紛紛，說也說不清，而有識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說法是不對的，隻要有人稍傾向朝廷說話，就被指為奸邪。
太常博士孫固，曾提出請求讓皇上稱親，奏章還沒有遞上去，禦史們就相繼彈劾他，從此這些有識之士，都怕惹禍而閉口不談了。
時間一長，中書省就商量想一起定一個合适的禮數施行來平息輿論，于是起草了一個方案報上去，請求下诏說：濮安懿王是我的親生父親，群臣都請求加封，而兒子沒有給父親封爵的道理，應該讓中書省和門下省，将原來的墳茔建為園，在園中立廟，讓王的子孫按時祭拜。
禮節止于這些而已。
那一年九月，皇上看了，一點也沒有感到為難，說：“隻這樣做極好。
但需要禀告太後後才可行。
暫且等一等。
” 這時離到南郊祭天的日子近了，朝廷的事多，禦史們的言論也稍平息了些，皇上也沒有時間告訴太後，中書省就更不提這事。
祭天大禮之後，第二年的正月，禦史的奏章又來了。
中書省又将原來寫的東西呈上去，請求降诏。
皇上說：“等三兩天禀過太後就可以施行了。
”沒有想到，這天晚上忽然派高居簡到曾公亮的家中，頒布皇太後的手谕說：“允許皇帝認濮王為親。
”又說：“濮王應當稱皇，三個夫人應當稱後。
”和中書省所呈上的诏草中所寫大不一樣，而稱皇稱後這兩件事，皇上也事先也沒有說過。
當初中書進呈诏草時，隻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沒有涉及皇太後。
而皇上也隻是說，要“禀過皇太後，然後再施行”，也沒有說請皇太後降手書。
這幾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書的本意。
這天韓琦因祭祠齋戒，隻有曾公亮、趙概和我歐陽修在垂拱殿門的閣子中，聽了後互相看着都很驚愕，因事出意外，不知該做什幺。
于是就到緻齋處找韓琦一起取來旨意，不一會兒韓琦來了，不等細說，就來到殿上，韓琦上奏說：“臣有一愚見，不知是否可以？”皇上說“怎幺呢”？韓琦說：“今天太後手書中的三件事，稱親這一事，可以奉行。
而稱皇稱後，請求陛下推辭免去，再降道诏書，隻稱親。
把臣等前些日子進呈的起草的诏書，将墳茔改為園，在園中立廟，讓濮王的子孫祭祀等這幾項寫到诏書中施行。
”皇上很高興，說：“很好。
”于是依此降手诏施行。
開始的時候，朝廷内外的人，被禦史台的言論所迷惑，稱朝廷想尊崇濮王想要奪仁宗的正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