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荊公之時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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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們都喧嚷不停，等見到手诏上所施行的禮數，不過是如此，都認為朝廷處置合理，就再沒有什幺異議了，隻有那些提議稱“皇伯”的，仍然認為稱親不對。
這時呂誨已經被貶，閉門不出，他們知道形勢不能阻止，就隻針對稱親一項說不合适，更加放肆地誣蔑和诽謗，說韓琦串通宦官蘇利涉、高居簡，迷亂皇太後，這樣才下了手诏；又針對我說我是首先提議的人，請求殺了我以謝祖宗。
他們的奏章正本傳到宮中，副本便和進奏的官令一起傳布。
呂誨等人既然想領得罪名而離開，所以每次見皇上，言語都違逆不敬，隻恐皇上不怒。
皇上也多次下谕對中書省說，呂誨等人遇到皇上，不講君臣之禮。
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為濮王的事處置言官，所以就曲意包容，時間一長到了這一地步。
知道他們不能再留，還多次派宦官，授給他們官職，到他們家召他們，而他們都不來，于是就讓他們以原官職去到外地做官。
濮議這件事，從中書最初提出，到最後稱親立廟，皇上沒有說一句如何加封的話，隻是虛心地把這事交給大臣和有關部門，隻是聽他們的而進行了典禮。
不稱“皇伯”而稱“皇考”，自然是中書提出的決議，皇上也沒有偏執的意見。
而呂誨等人多次上書很長時間沒有解決的原因，大概是因為皇上認為這事重大，不能輕易答複，既然已經降手诏不再議論這事，那稱“伯”稱“考”，一切置之一邊不再讨論了，也并不是非要偏執于哪一個。
皇上曾經對韓琦等人說，當年漢宣帝即位八年，才開始議論追尊皇考，近來中書省所奏的，為什幺這幺急呢？由此可以看出皇上是慎重的，不敢輕易去讨論，怎幺能說是過分地追封呢？說到中書省不敢用“皇伯”的稱号那更是無稽之談，隻是遵從典故罷了，其他追封的禮數，都沒有被議論，大概是“皇伯”“皇考”的稱呼還沒有定下來就已經結束了讨論，所以就沒有工夫談到追封的禮數。
之後所讨論的，隻是在園中立廟罷了。
如呂誨等人大力引用哀帝、桓帝的事而加蒙蔽的事，都沒有提到。
開始時，呂誨等人既然決意要離開，皇上屈意挽留他們也不肯。
趙瞻這個人，在幾個人中尤其平庸低下，特别不知體統，在人前揚言說：“官家隻不曾下拜留我罷了。
”用此來自誇有德。
而呂誨也對人說：“過去如果朝廷對于禦史所提出的事，十件中能有三四件施行，讓我們這些人遮羞，也不至于離去。
”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對于濮議，難道有錯嗎？放逐那些禦史難道是皇上的本意？而呂誨等人決意要走，難道隻針對濮議嗎？士大夫們隻看到呂誨等人誣蔑的言論，而不知濮議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不深究呂誨等人的用心，隻說他們因為進言而被貶就是忠臣，而争相贊譽他們，果然像呂誨等人所預料的那樣。
呂誨等人果然因此得了虛名，而薦舉呂誨的人也想靠這個博取名聲。
宣揚皇上的惡而彰顯自己的善，尚且不應當，更何況是誣蔑皇上來買自己的虛名呢？唉！假使呂誨等人的心迹不敗露，誣蔑和诽謗得不到澄清，先帝的心志，不被後世所知，是臣等的罪過。
因此公正地寫出事實以備史官采用。
讀歐陽修此文，當時所謂公正的議論者的價值就可以想見了。
那些建言者的本意，不過是想借此來立名，尋求因言得罪，那樣名聲會更加高，他們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此，而國家的利害，都不被他們放在心上。
所以他們隻是一天天搜求好的題目，拿來當做有利可圖的奇貨，稍有可乘之機，就賣弄口才，進行煽動。
朝廷中那些不得志的人，互相勾結配合，百姓無知，也來附和，來勢洶洶。
有反對他們的，就被指為奸邪，必定要把人的嘴都堵上才算罷休。
争論不過時，就發洩憤怒去誣蔑其個人品德，說韓琦勾結宦官，說歐陽修盜氵?甥女。
考察當時攻擊韓琦、歐陽修的言論，說：“亂大倫，滅人理。
”說：“令人憤恨痛心。
”說：“奸邪的人，希望并鞏固自己所得的恩寵，處處為自己謀劃，損害正義和孝道。
”說：“千方百計地尋找，努力為自己辯解，欺騙蒙蔽皇上，敷衍谏官。
”韓琦、歐陽修二人無論做人和輔佐皇上，他們的大節在人們面前非常坦蕩，何嘗有谏官們所說的這些呢。
假使有像他們所說的，則這兩人的罪，就不在施政是否得當，而在居心不良，那樣他們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間了。
而難道真是那樣嗎？如果不是這樣，那攻擊他們的人，又居心何在？濮議不過是皇室的私事罷了，與天下的大計并沒有關系，就是在皇室的私事中，也算非常小的事。
而當時所說的士大夫們，因為沽名和洩私憤的緣故，推波助瀾，無風作浪，不惜蒙蔽天下人而将矛頭指向一兩個擔任大事的人。
更何況王安石的變法，他事業的重大不能被平庸的人所容納，比這又超過萬萬倍了。
一個人狂吠而全國的人都來附和，本來就是這樣，并沒有不符合情理的，既然已經是這樣，而谏官将**滅理，取悅皇上并固寵，粉飾自己欺騙蒙蔽的這種種的罪名加到王安石身上，難道可信嗎？憑韓琦的耿直，而被誣蔑為結交宦官；憑歐陽修的高尚，而被誣蔑為盜污孤甥，那幺後面那些用來诋毀王安石的人格品德的，難道可信嗎？區區一個濮議，是非是一句話就可以确定的，而有一個孫固與那些人不同的意見，奏章還沒有遞上就已經被指責為奸邪了，那後面凡是為新法申辯的，都被指責為奸邪，能不當做類似的事來看嗎？濮議一案，因為有歐陽修的這篇文章，它的是非曲直，才能夠大略讓後人知道，而熙甯、元豐年間的新法，因為王安石的《熙甯日錄》被毀，後世隻能看到一面之詞，于是千古如長夜了，真是悲哀啊！ 而且還有一事需要注意的，就是治平年間（公元1064年~1068年）攻擊濮議的人，就是熙甯年間攻擊新法的人。
王安石才參政，首先列出十件事彈劾王安石的，實際上是呂誨。
呂誨在濮議時是主持最堅定而被貶職的。
攻擊新法最用力的是範鎮、範純仁。
元祐時才執政而破壞新法的，是司馬光、呂大防。
而範鎮、呂純仁、司馬光、呂大防，都是與呂誨一氣的（歐陽修濮議沒有提到司馬光，而當時首先提出異議的實際上是他，滿朝文武也因此而附和他。
等呂誨等人被貶，司馬光上書要求留下他們而皇上不許，于是就請求和他們一起被貶，皇上也不許。
這都是明确記錄在史書中的事實）。
他們這些人後來攻擊新法，自以為自己的大志向沒有喪失。
而後世讀史的人，也認為他們有大的志向而不喪失。
濮議這一段公案，在他們這些人看來不也自以為不喪失自己的志向嗎？而考察實際情況，又怎樣呢？ 憑當時朋黨之間的成見如此嚴重，士大夫們争于意氣如此激烈，掌權的人，隻有不顧原則而進行調和，什幺也不做，隻有曲意逢迎，取悅于當世，才有可能保存自己。
如果有所舉措，無論做的是善事還是惡事，都足以提供給對方題目，使他們找到借口，就如歐陽修濮議中所說的那樣。
而王安石毅然憑自己的力量，取消百年來苟且相沿的法度而進行改革，彙集天下的诽謗于一身，本來就該是這樣。
範仲俺所改革的不過是去除父輩做官子輩繼承的陋習，完善了官吏考核的條文，縫補時弊中的一兩件事罷了，然而已經惹得滿朝攻擊，僅三個月就已經不能在職位上堅持了。
也幸虧仁宗任人不專，假如仁宗能像神宗對待王安石那樣對待範仲淹，那幺王安石的惡名，範仲淹早就也有了，因而說範仲淹是沒有完成的王安石，也可以說王安石是完成了的範仲淹。
憑當時的形勢，那萬萬不能不變法的就如同那般，而憑當時的風氣，萬萬不能變法也是這樣，我對王安石，不得不敬重他的志向而為他的遭遇悲哀。
這時呂誨已經被貶，閉門不出，他們知道形勢不能阻止，就隻針對稱親一項說不合适，更加放肆地誣蔑和诽謗，說韓琦串通宦官蘇利涉、高居簡，迷亂皇太後，這樣才下了手诏；又針對我說我是首先提議的人，請求殺了我以謝祖宗。
他們的奏章正本傳到宮中，副本便和進奏的官令一起傳布。
呂誨等人既然想領得罪名而離開，所以每次見皇上，言語都違逆不敬，隻恐皇上不怒。
皇上也多次下谕對中書省說，呂誨等人遇到皇上，不講君臣之禮。
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為濮王的事處置言官，所以就曲意包容，時間一長到了這一地步。
知道他們不能再留，還多次派宦官，授給他們官職，到他們家召他們，而他們都不來，于是就讓他們以原官職去到外地做官。
濮議這件事，從中書最初提出，到最後稱親立廟，皇上沒有說一句如何加封的話，隻是虛心地把這事交給大臣和有關部門，隻是聽他們的而進行了典禮。
不稱“皇伯”而稱“皇考”，自然是中書提出的決議，皇上也沒有偏執的意見。
而呂誨等人多次上書很長時間沒有解決的原因，大概是因為皇上認為這事重大，不能輕易答複，既然已經降手诏不再議論這事，那稱“伯”稱“考”，一切置之一邊不再讨論了，也并不是非要偏執于哪一個。
皇上曾經對韓琦等人說，當年漢宣帝即位八年，才開始議論追尊皇考，近來中書省所奏的，為什幺這幺急呢？由此可以看出皇上是慎重的，不敢輕易去讨論，怎幺能說是過分地追封呢？說到中書省不敢用“皇伯”的稱号那更是無稽之談，隻是遵從典故罷了，其他追封的禮數，都沒有被議論，大概是“皇伯”“皇考”的稱呼還沒有定下來就已經結束了讨論，所以就沒有工夫談到追封的禮數。
之後所讨論的，隻是在園中立廟罷了。
如呂誨等人大力引用哀帝、桓帝的事而加蒙蔽的事，都沒有提到。
開始時，呂誨等人既然決意要離開，皇上屈意挽留他們也不肯。
趙瞻這個人，在幾個人中尤其平庸低下，特别不知體統，在人前揚言說：“官家隻不曾下拜留我罷了。
”用此來自誇有德。
而呂誨也對人說：“過去如果朝廷對于禦史所提出的事，十件中能有三四件施行，讓我們這些人遮羞，也不至于離去。
”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對于濮議，難道有錯嗎？放逐那些禦史難道是皇上的本意？而呂誨等人決意要走，難道隻針對濮議嗎？士大夫們隻看到呂誨等人誣蔑的言論，而不知濮議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不深究呂誨等人的用心，隻說他們因為進言而被貶就是忠臣，而争相贊譽他們，果然像呂誨等人所預料的那樣。
呂誨等人果然因此得了虛名，而薦舉呂誨的人也想靠這個博取名聲。
宣揚皇上的惡而彰顯自己的善，尚且不應當，更何況是誣蔑皇上來買自己的虛名呢？唉！假使呂誨等人的心迹不敗露，誣蔑和诽謗得不到澄清，先帝的心志，不被後世所知，是臣等的罪過。
因此公正地寫出事實以備史官采用。
讀歐陽修此文，當時所謂公正的議論者的價值就可以想見了。
那些建言者的本意，不過是想借此來立名，尋求因言得罪，那樣名聲會更加高，他們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此，而國家的利害，都不被他們放在心上。
所以他們隻是一天天搜求好的題目，拿來當做有利可圖的奇貨，稍有可乘之機，就賣弄口才，進行煽動。
朝廷中那些不得志的人，互相勾結配合，百姓無知，也來附和，來勢洶洶。
有反對他們的，就被指為奸邪，必定要把人的嘴都堵上才算罷休。
争論不過時，就發洩憤怒去誣蔑其個人品德，說韓琦勾結宦官，說歐陽修盜氵?甥女。
考察當時攻擊韓琦、歐陽修的言論，說：“亂大倫，滅人理。
”說：“令人憤恨痛心。
”說：“奸邪的人，希望并鞏固自己所得的恩寵，處處為自己謀劃，損害正義和孝道。
”說：“千方百計地尋找，努力為自己辯解，欺騙蒙蔽皇上，敷衍谏官。
”韓琦、歐陽修二人無論做人和輔佐皇上，他們的大節在人們面前非常坦蕩，何嘗有谏官們所說的這些呢。
假使有像他們所說的，則這兩人的罪，就不在施政是否得當，而在居心不良，那樣他們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間了。
而難道真是那樣嗎？如果不是這樣，那攻擊他們的人，又居心何在？濮議不過是皇室的私事罷了，與天下的大計并沒有關系，就是在皇室的私事中，也算非常小的事。
而當時所說的士大夫們，因為沽名和洩私憤的緣故，推波助瀾，無風作浪，不惜蒙蔽天下人而将矛頭指向一兩個擔任大事的人。
更何況王安石的變法，他事業的重大不能被平庸的人所容納，比這又超過萬萬倍了。
一個人狂吠而全國的人都來附和，本來就是這樣，并沒有不符合情理的，既然已經是這樣，而谏官将**滅理，取悅皇上并固寵，粉飾自己欺騙蒙蔽的這種種的罪名加到王安石身上，難道可信嗎？憑韓琦的耿直，而被誣蔑為結交宦官；憑歐陽修的高尚，而被誣蔑為盜污孤甥，那幺後面那些用來诋毀王安石的人格品德的，難道可信嗎？區區一個濮議，是非是一句話就可以确定的，而有一個孫固與那些人不同的意見，奏章還沒有遞上就已經被指責為奸邪了，那後面凡是為新法申辯的，都被指責為奸邪，能不當做類似的事來看嗎？濮議一案，因為有歐陽修的這篇文章，它的是非曲直，才能夠大略讓後人知道，而熙甯、元豐年間的新法，因為王安石的《熙甯日錄》被毀，後世隻能看到一面之詞，于是千古如長夜了，真是悲哀啊！ 而且還有一事需要注意的，就是治平年間（公元1064年~1068年）攻擊濮議的人，就是熙甯年間攻擊新法的人。
王安石才參政，首先列出十件事彈劾王安石的，實際上是呂誨。
呂誨在濮議時是主持最堅定而被貶職的。
攻擊新法最用力的是範鎮、範純仁。
元祐時才執政而破壞新法的，是司馬光、呂大防。
而範鎮、呂純仁、司馬光、呂大防，都是與呂誨一氣的（歐陽修濮議沒有提到司馬光，而當時首先提出異議的實際上是他，滿朝文武也因此而附和他。
等呂誨等人被貶，司馬光上書要求留下他們而皇上不許，于是就請求和他們一起被貶，皇上也不許。
這都是明确記錄在史書中的事實）。
他們這些人後來攻擊新法，自以為自己的大志向沒有喪失。
而後世讀史的人，也認為他們有大的志向而不喪失。
濮議這一段公案，在他們這些人看來不也自以為不喪失自己的志向嗎？而考察實際情況，又怎樣呢？ 憑當時朋黨之間的成見如此嚴重，士大夫們争于意氣如此激烈，掌權的人，隻有不顧原則而進行調和，什幺也不做，隻有曲意逢迎，取悅于當世，才有可能保存自己。
如果有所舉措，無論做的是善事還是惡事，都足以提供給對方題目，使他們找到借口，就如歐陽修濮議中所說的那樣。
而王安石毅然憑自己的力量，取消百年來苟且相沿的法度而進行改革，彙集天下的诽謗于一身，本來就該是這樣。
範仲俺所改革的不過是去除父輩做官子輩繼承的陋習，完善了官吏考核的條文，縫補時弊中的一兩件事罷了，然而已經惹得滿朝攻擊，僅三個月就已經不能在職位上堅持了。
也幸虧仁宗任人不專，假如仁宗能像神宗對待王安石那樣對待範仲淹，那幺王安石的惡名，範仲淹早就也有了，因而說範仲淹是沒有完成的王安石，也可以說王安石是完成了的範仲淹。
憑當時的形勢，那萬萬不能不變法的就如同那般，而憑當時的風氣，萬萬不能變法也是這樣，我對王安石，不得不敬重他的志向而為他的遭遇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