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荊公之時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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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公所處之時勢，雖極艱钜，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為之主，其于撥亂世反諸正也，宜若反手然。
顧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則朋黨累之也。
宋之黨禍，盛于荊公以後，而實遠濫觞于荊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論之。
政黨之為物，産于政治進化之後，國之有政黨，非其可吊者，而其可慶者也。
雖然，有界說焉。
一曰，政黨惟能生存于立憲政體之下，而與**政體不相容。
二曰，為政黨者，既宜具結黨之實，而尤不宜諱結黨之名。
三曰，其所辯争者，當專在政治問題，而宮廷問題及個人私德問題學術異同問題等，皆不容雜入其間。
（此不過略舉其概，未能備列，因非作政黨論故也。
）若宋之所謂黨，舉未足以語于是也，吾故不能許以政黨，仍其舊名曰朋黨而已。
中國前此之黨禍，若漢之黨锢，唐之牛李；後此之黨禍，若明之東林複社，皆可謂之以小人陷君子。
惟宋不然，其性質複雜而極不分明，無智愚賢不肖而悉自投于蜩唐沸羹之中。
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氣相競而已。
推原宋代朋黨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賤武，二由中央集權太過其度。
宋祖之政策，既務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見，懷才抱能之士，勢不得盡趨于從政之一途。
而兵權财權，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為左遷貶谪。
或耆臣優養之地，非如漢之郡國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樹立，且嚴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
是故秀異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師。
而彼其京師，又非如今世立憲國之有國會，容多士以馳騁之餘地也，所得與于國政者，二三宰執而已。
其次則少數之館職台谏，為宰執升進之階者也，夫以一國之大，人才之衆，而惟此極少極狹之位置，可以為樹立功名之憑藉，則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
故有宋一代之曆史，謂之争奪政權之曆史可也。
不肖者固争焉以營其私，即賢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氣自出乎其間，彼此相诋，而以朋黨之名加入，于是黨禍遂與宋相終始矣。
宋朋黨之禍，雖極于元?紹聖以後，而實濫觞于仁英二朝。
其開之者，則仁宗時範呂之争，其張之者，則英宗時之濮議也。
初範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
及夷簡去，仲淹相，石介作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
而孫沔讀介詩曰：禍自此始矣。
仲淹相數月，史稱其裁削幸濫，考核官吏，日夜謀慮，興緻太平。
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
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
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于上。
（以上皆錄宋史範傳語。
）反對黨乘之，盡力攻擊，而仲淹與杜衍、韓琦、富弼同時罷。
王拱辰昌言曰：吾一網打盡矣。
其氣焰與石介之詩，若出一吻。
後世論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簡。
夫仲淹之規模宏遠，以天下為己任，誠非夷簡輩所能望。
然夷簡亦不過一庸材貪戀大位者耳，若指為奸邪，則宋百年來之宰相，若夷簡者比比皆是，甯得盡曰奸邪乎。
況當時黨夷簡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後世所目為君子者，則又何也？要之宋之朋黨，無所謂君子小人，純是士大夫各争意氣以相傾軋。
自慶曆時而已然矣，此風既開，至英宗治平間而有濮議之一大公案。
濮議者何？仁宗崩，無子，以兄濮安懿王之子為後，是為英宗。
英宗治平二年，議追尊濮王典禮，廷臣分黨相哄，洶洶若待大敵，朋黨之禍，于茲極烈。
台谏至相率請斬韓琦、歐陽以謝先帝，馴至因公事以诋及私德，遂有誣歐陽修以帷薄隐匿之事。
而當時以濮議被攻者，如韓歐之徒，固後世所稱君子人者也。
其以濮議攻人者，如呂誨、範純仁之徒，又後世所稱君子人者也。
宋世朋黨之真相，于茲畢見。
此事雖若與荊公新法之哄争無與，然其現象極相類。
且前此首攻濮議之人，即為此首攻新法之人，吾故不避枝蔓之诮，取歐陽公濮議原文全錄之，以見當時所謂士大夫者，其風氣若是。
而知後此荊公之地位，一如韓歐，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議而已。
（附）歐陽修濮議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慶于天下，群臣并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
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
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
翰林學士王冕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而以，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
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審制冊稱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其議。
而冕等請稱皇伯而不名。
中書據儀禮喪服記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雲：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
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
又曆撿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為皇考。
而皇伯之稱，既**禮，出于無稽，故未敢施行。
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别下三省集官與台官共加詳議。
未及集議，而皇太後以手書責中書不當稱皇考。
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後手書，驚駭，遽降手诏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寝。
後數日，禮官範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
其奏留中，已而台官各有論列。
上既以皇太後之故，決意罷議，故凡言者一切留中。
上聖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為姑息。
台官所論濮圓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寝而不行，台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為施行。
中書亦嘗奏雲：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緻陛下為拒谏之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
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當即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
上仍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
因曰：如此則未有。
是時雜端禦史數人，皆新被擢用，銳于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辄言，不複更思職分。
故事多乖缪，不可施行。
是時京師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無數，而軍營尤甚。
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
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
是時範純仁新除禦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
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
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座，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兵士四人。
是于國家倉卒多事阙人之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興修未得。
其狂率疏缪如此。
故于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台中亦自覺其非。
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兩營共差一官。
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
故呂大防又言：今後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台。
其忿戾如此。
而怨怒之言，漸傳于士大夫間，台官親舊，有戲而激之曰：近日台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禦史台為進呈院矣。
此語甚着，朝士相傳以為戲笑。
而台官益怏怏慚憤，遂為決去就之計。
以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
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
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于是相與力言。
顧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則朋黨累之也。
宋之黨禍，盛于荊公以後，而實遠濫觞于荊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論之。
政黨之為物，産于政治進化之後，國之有政黨，非其可吊者，而其可慶者也。
雖然，有界說焉。
一曰，政黨惟能生存于立憲政體之下，而與**政體不相容。
二曰，為政黨者，既宜具結黨之實，而尤不宜諱結黨之名。
三曰，其所辯争者，當專在政治問題，而宮廷問題及個人私德問題學術異同問題等，皆不容雜入其間。
（此不過略舉其概，未能備列，因非作政黨論故也。
）若宋之所謂黨，舉未足以語于是也，吾故不能許以政黨，仍其舊名曰朋黨而已。
中國前此之黨禍，若漢之黨锢，唐之牛李；後此之黨禍，若明之東林複社，皆可謂之以小人陷君子。
惟宋不然，其性質複雜而極不分明，無智愚賢不肖而悉自投于蜩唐沸羹之中。
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氣相競而已。
推原宋代朋黨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賤武，二由中央集權太過其度。
宋祖之政策，既務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見，懷才抱能之士，勢不得盡趨于從政之一途。
而兵權财權，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為左遷貶谪。
或耆臣優養之地，非如漢之郡國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樹立，且嚴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
是故秀異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師。
而彼其京師，又非如今世立憲國之有國會，容多士以馳騁之餘地也，所得與于國政者，二三宰執而已。
其次則少數之館職台谏，為宰執升進之階者也，夫以一國之大，人才之衆，而惟此極少極狹之位置，可以為樹立功名之憑藉，則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
故有宋一代之曆史，謂之争奪政權之曆史可也。
不肖者固争焉以營其私，即賢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氣自出乎其間，彼此相诋，而以朋黨之名加入，于是黨禍遂與宋相終始矣。
宋朋黨之禍，雖極于元?紹聖以後，而實濫觞于仁英二朝。
其開之者，則仁宗時範呂之争，其張之者，則英宗時之濮議也。
初範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
及夷簡去，仲淹相，石介作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
而孫沔讀介詩曰：禍自此始矣。
仲淹相數月，史稱其裁削幸濫，考核官吏，日夜謀慮，興緻太平。
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
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
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于上。
（以上皆錄宋史範傳語。
）反對黨乘之，盡力攻擊，而仲淹與杜衍、韓琦、富弼同時罷。
王拱辰昌言曰：吾一網打盡矣。
其氣焰與石介之詩，若出一吻。
後世論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簡。
夫仲淹之規模宏遠，以天下為己任，誠非夷簡輩所能望。
然夷簡亦不過一庸材貪戀大位者耳，若指為奸邪，則宋百年來之宰相，若夷簡者比比皆是，甯得盡曰奸邪乎。
況當時黨夷簡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後世所目為君子者，則又何也？要之宋之朋黨，無所謂君子小人，純是士大夫各争意氣以相傾軋。
自慶曆時而已然矣，此風既開，至英宗治平間而有濮議之一大公案。
濮議者何？仁宗崩，無子，以兄濮安懿王之子為後，是為英宗。
英宗治平二年，議追尊濮王典禮，廷臣分黨相哄，洶洶若待大敵，朋黨之禍，于茲極烈。
台谏至相率請斬韓琦、歐陽以謝先帝，馴至因公事以诋及私德，遂有誣歐陽修以帷薄隐匿之事。
而當時以濮議被攻者，如韓歐之徒，固後世所稱君子人者也。
其以濮議攻人者，如呂誨、範純仁之徒，又後世所稱君子人者也。
宋世朋黨之真相，于茲畢見。
此事雖若與荊公新法之哄争無與，然其現象極相類。
且前此首攻濮議之人，即為此首攻新法之人，吾故不避枝蔓之诮，取歐陽公濮議原文全錄之，以見當時所謂士大夫者，其風氣若是。
而知後此荊公之地位，一如韓歐，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議而已。
（附）歐陽修濮議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慶于天下，群臣并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
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
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
翰林學士王冕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而以，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
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審制冊稱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其議。
而冕等請稱皇伯而不名。
中書據儀禮喪服記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雲：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
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
又曆撿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為皇考。
而皇伯之稱，既**禮，出于無稽，故未敢施行。
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别下三省集官與台官共加詳議。
未及集議，而皇太後以手書責中書不當稱皇考。
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後手書，驚駭，遽降手诏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寝。
後數日，禮官範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
其奏留中，已而台官各有論列。
上既以皇太後之故，決意罷議，故凡言者一切留中。
上聖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為姑息。
台官所論濮圓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寝而不行，台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為施行。
中書亦嘗奏雲：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緻陛下為拒谏之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
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當即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
上仍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
因曰：如此則未有。
是時雜端禦史數人，皆新被擢用，銳于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辄言，不複更思職分。
故事多乖缪，不可施行。
是時京師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無數，而軍營尤甚。
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
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
是時範純仁新除禦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
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
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座，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兵士四人。
是于國家倉卒多事阙人之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興修未得。
其狂率疏缪如此。
故于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台中亦自覺其非。
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兩營共差一官。
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
故呂大防又言：今後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台。
其忿戾如此。
而怨怒之言，漸傳于士大夫間，台官親舊，有戲而激之曰：近日台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禦史台為進呈院矣。
此語甚着，朝士相傳以為戲笑。
而台官益怏怏慚憤，遂為決去就之計。
以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
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
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于是相與力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