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荊公之時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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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遙。
當時那些号稱賢士大夫的人，以财政問題叫嚷着責問王安石，試問如果沒有王安石去理财，宋朝作為一個政府，還能維持一天嗎？ 當時内外形勢既然已經是這樣的急迫，而宋代的君臣們，又是怎樣來應對的呢？真宗奢侈無度，摧殘傷害了國家的元氣，這就不必說了；宋仁宗号稱賢主，如果以春秋責備賢者的态度出發，可以說宋的弊政是從仁宗開始的。
王船山在《宋論》卷六中說的多好啊：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養生息。
休養生息是對的，解散而休養生息，則就是将國家廢弛了，就使承繼的後者有難了。
每年繳納五十萬給契丹，甘心俯首貼耳，還美其名曰送給友邦禮物。
禮待李元昊父子，繳納織物和錢币以乞求一時的平安，仁宗并不放在心上。
執政的大臣、谏官、在朝在野的各級官吏等人，口裡不停地争辯着某典籍中的一點點是非。
視西北方詭詐的強敵，當做本應存在而不可侵犯。
國家也因此而弱下去。
幸虧當時沒有像耶律德光、李繼遷這樣的兇悍人物，才使宋靠着賄賂而暫時得到苟安；如果不是這樣，則劉六符虛張聲勢地恐吓一下而宋的魂魄已喪，緻使他迅速從河朔起兵殺向宋的都城，有幾人能不去作石重光呢？ 平心而論，宋仁宗是大宋的中朝之主，他本是可以做許多事的，如果有些有本領的臣子輔佐他，宋是可以振作起來的。
當時的大臣中，史家們稱他們多賢，細考查史實，則可以看到凡材充實其間，上等的人才幾乎沒有。
懂得政治而有改弦更張之志的，隻有一位範仲淹，論他的志向和才能，比王安石要低許多，而最後還因不被長期信任，遭離間而離開了朝廷。
其他最着名的，如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這些人，其道德學問文章足以照耀千古，他們在朝堂上，治理國家，補缺拾漏，雖說有可觀的成績，可不能度量原來基礎的高低，隻能比較它們的末端。
在這樣一個内憂外患煎熬緊迫的時候，要使多年衰落的國家得到長治久安，可能是不勝任的。
其他的則都在胡亂地議論着，沉湎于過太平的日子，不知道天地間還有所謂的憂患，賈生所說的抱着火放到柴堆的下面，而自己睡在柴堆的上面，火還沒有燒到的時候，就認為平安無事。
而在這時，有像王安石這樣的人起來而打擾了他們的美夢，于是相繼怨恨他也是很自然的。
王安石才開始輔佐神宗的時候，神宗問他為什幺本朝建國百年天下太平沒有戰事，王安石退下來寫了劄子回答說： （前略）但我朝曆代沿習了末代流俗的弊病，又沒有親近的朋友和衆多的大臣進行讨論。
朝夕和國君相處的，不過是一些宦官和女子，上朝處理事務，不過是有關部門的一些瑣碎小事，不像古代大有作為的君主，一起和學者士大夫讨論先王的法令來安排天下大事。
一切都憑着自然的道理和形勢，沒有進行主觀的努力，對名聲和實際情況的關系沒有覺察。
君子并沒有不受尊敬，但小人也能跻身于士大夫中間。
正确的議論并非不被采納，但邪說有時也會被采用。
以詩歌辭賦記憶之學搜求天下的士人，而沒有采用通過學校來培養人才的辦法；用科班順序資格年曆來排定在朝中的位置，而沒有采用通過有關部門進行考試測驗的辦法。
監察部門中沒有負責監察的人，守邊的将領并非選拔出來的官吏。
調任頻繁已經使得難以考察政績，靠交往和清談任職的人又以假亂真。
結黨營私的人大多做了高官，獨立謀求職位的反而受到排斥和阻撓。
所以從上到下隻是偷懶和懈怠，順從上司的心思而已。
即使是有能力的人擔任了職務，和庸才做官也沒什幺兩樣。
農民因徭役破壞了生産，受不到特别的撫恤和救助，也沒有為農業專門設置官員來興修水利；士兵被兵役搞得很疲乏而且老于軍族，卻又不加以訓練培養，又沒有選拔出能幹的将官，使他們擁有長久駐守邊疆的職權。
宮廷的宿衛人員中聚集了過多無賴之徒，沒有改變五代以來縱容姑息武将的惡習。
宗室子弟沒有進行教育選拔，不符合先王制訂的對待宗室親疏尊卑各有不同待遇的準則。
至于管理财政，大都無法可依，因此雖然用度儉約而百姓仍然不富足，雖然勤于政事時刻憂心而國家仍然不強大。
幸虧不是外族嚣張的時代，也沒有堯、湯時的水旱災害，因此才會天下平安無事超過了一百年。
雖然說是人事的造就，也可以說是上天的幫助。
他論述當時的國勢，可以說博大而明确；而王安石之所以不得不變法的原因也是基于這些。
因而他給仁宗皇帝的上書中說：（節錄，全文另見第七章） 陛下還總是以為上天能夠給你幸運而沒有考慮過有一天會失去這種幸運嗎？漢代的張角，三十六萬人在同一天起義，他所在的郡國沒有人能預先警惕；唐代的黃巢，橫行天下，每到一個地方沒有哪一位将軍敢和他抗衡。
現在的公卿大夫，沒有人願意替陛下做長遠打算，為國家籌劃萬世的基業，我對此事很疑惑。
當初晉武帝隻注重眼前的繁華，不為子孫做長遠謀劃，當時的官員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悅皇帝，良好的社會風氣蕩然無存，舍棄了禮義，丢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過失，卻沒有誰以為這樣是錯誤的。
有識之士本來就知道将天下大亂，而後來果然海内發生了大的變故，中國遭受戰争困苦達二百多年。
我希望陛下能夠借鑒漢、唐、五代混亂滅亡的原因，批判晉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災禍 唉！宋仁宗之時，号稱是宋朝的全盛時代，整個國家如此歡娛，而王安石對危險的憂愁如此之深，以至達到這樣的地步，不惜用晉武帝的例子來勸谕皇上，害怕中原淪落于外族之手，他真的是杞人憂天嗎？唉！靖康年間發生的禍亂，王安石有先見之明啊！
當時那些号稱賢士大夫的人，以财政問題叫嚷着責問王安石，試問如果沒有王安石去理财，宋朝作為一個政府，還能維持一天嗎？ 當時内外形勢既然已經是這樣的急迫，而宋代的君臣們，又是怎樣來應對的呢？真宗奢侈無度，摧殘傷害了國家的元氣，這就不必說了；宋仁宗号稱賢主，如果以春秋責備賢者的态度出發，可以說宋的弊政是從仁宗開始的。
王船山在《宋論》卷六中說的多好啊：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養生息。
休養生息是對的，解散而休養生息，則就是将國家廢弛了，就使承繼的後者有難了。
每年繳納五十萬給契丹，甘心俯首貼耳，還美其名曰送給友邦禮物。
禮待李元昊父子，繳納織物和錢币以乞求一時的平安，仁宗并不放在心上。
執政的大臣、谏官、在朝在野的各級官吏等人，口裡不停地争辯着某典籍中的一點點是非。
視西北方詭詐的強敵，當做本應存在而不可侵犯。
國家也因此而弱下去。
幸虧當時沒有像耶律德光、李繼遷這樣的兇悍人物，才使宋靠着賄賂而暫時得到苟安；如果不是這樣，則劉六符虛張聲勢地恐吓一下而宋的魂魄已喪，緻使他迅速從河朔起兵殺向宋的都城，有幾人能不去作石重光呢？ 平心而論，宋仁宗是大宋的中朝之主，他本是可以做許多事的，如果有些有本領的臣子輔佐他，宋是可以振作起來的。
當時的大臣中，史家們稱他們多賢，細考查史實，則可以看到凡材充實其間，上等的人才幾乎沒有。
懂得政治而有改弦更張之志的，隻有一位範仲淹，論他的志向和才能，比王安石要低許多，而最後還因不被長期信任，遭離間而離開了朝廷。
其他最着名的，如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這些人，其道德學問文章足以照耀千古，他們在朝堂上，治理國家，補缺拾漏，雖說有可觀的成績，可不能度量原來基礎的高低，隻能比較它們的末端。
在這樣一個内憂外患煎熬緊迫的時候，要使多年衰落的國家得到長治久安，可能是不勝任的。
其他的則都在胡亂地議論着，沉湎于過太平的日子，不知道天地間還有所謂的憂患，賈生所說的抱着火放到柴堆的下面，而自己睡在柴堆的上面，火還沒有燒到的時候，就認為平安無事。
而在這時，有像王安石這樣的人起來而打擾了他們的美夢，于是相繼怨恨他也是很自然的。
王安石才開始輔佐神宗的時候，神宗問他為什幺本朝建國百年天下太平沒有戰事，王安石退下來寫了劄子回答說： （前略）但我朝曆代沿習了末代流俗的弊病，又沒有親近的朋友和衆多的大臣進行讨論。
朝夕和國君相處的，不過是一些宦官和女子，上朝處理事務，不過是有關部門的一些瑣碎小事，不像古代大有作為的君主，一起和學者士大夫讨論先王的法令來安排天下大事。
一切都憑着自然的道理和形勢，沒有進行主觀的努力，對名聲和實際情況的關系沒有覺察。
君子并沒有不受尊敬，但小人也能跻身于士大夫中間。
正确的議論并非不被采納，但邪說有時也會被采用。
以詩歌辭賦記憶之學搜求天下的士人，而沒有采用通過學校來培養人才的辦法；用科班順序資格年曆來排定在朝中的位置，而沒有采用通過有關部門進行考試測驗的辦法。
監察部門中沒有負責監察的人，守邊的将領并非選拔出來的官吏。
調任頻繁已經使得難以考察政績，靠交往和清談任職的人又以假亂真。
結黨營私的人大多做了高官，獨立謀求職位的反而受到排斥和阻撓。
所以從上到下隻是偷懶和懈怠，順從上司的心思而已。
即使是有能力的人擔任了職務，和庸才做官也沒什幺兩樣。
農民因徭役破壞了生産，受不到特别的撫恤和救助，也沒有為農業專門設置官員來興修水利；士兵被兵役搞得很疲乏而且老于軍族，卻又不加以訓練培養，又沒有選拔出能幹的将官，使他們擁有長久駐守邊疆的職權。
宮廷的宿衛人員中聚集了過多無賴之徒，沒有改變五代以來縱容姑息武将的惡習。
宗室子弟沒有進行教育選拔，不符合先王制訂的對待宗室親疏尊卑各有不同待遇的準則。
至于管理财政，大都無法可依，因此雖然用度儉約而百姓仍然不富足，雖然勤于政事時刻憂心而國家仍然不強大。
幸虧不是外族嚣張的時代，也沒有堯、湯時的水旱災害，因此才會天下平安無事超過了一百年。
雖然說是人事的造就，也可以說是上天的幫助。
他論述當時的國勢，可以說博大而明确；而王安石之所以不得不變法的原因也是基于這些。
因而他給仁宗皇帝的上書中說：（節錄，全文另見第七章） 陛下還總是以為上天能夠給你幸運而沒有考慮過有一天會失去這種幸運嗎？漢代的張角，三十六萬人在同一天起義，他所在的郡國沒有人能預先警惕；唐代的黃巢，橫行天下，每到一個地方沒有哪一位将軍敢和他抗衡。
現在的公卿大夫，沒有人願意替陛下做長遠打算，為國家籌劃萬世的基業，我對此事很疑惑。
當初晉武帝隻注重眼前的繁華，不為子孫做長遠謀劃，當時的官員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悅皇帝，良好的社會風氣蕩然無存，舍棄了禮義，丢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過失，卻沒有誰以為這樣是錯誤的。
有識之士本來就知道将天下大亂，而後來果然海内發生了大的變故，中國遭受戰争困苦達二百多年。
我希望陛下能夠借鑒漢、唐、五代混亂滅亡的原因，批判晉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災禍 唉！宋仁宗之時，号稱是宋朝的全盛時代，整個國家如此歡娛，而王安石對危險的憂愁如此之深，以至達到這樣的地步，不惜用晉武帝的例子來勸谕皇上，害怕中原淪落于外族之手，他真的是杞人憂天嗎？唉！靖康年間發生的禍亂，王安石有先見之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