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荊公之時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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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仁宗的時候，歲币比前面所說的又多了數倍。
遼對宋的危害就是這樣嚴重。
從唐代以來，西夏所屬的這些地方，阻隔于一方，吃穿等物資都依靠中原供給，多年翹首盼望着能歸屬到中原大國。
到河東被攻下，李繼捧就來投，接收後，把他的治所設置在彰德。
如果乘此機會，把四州的統帥調換一下，選派有能力的臣下鎮守在此，鼓勵重用他們的官吏兵士，既可以斷了契丹的左膀右臂，還可讓那些原來的部族以及崇尚武功的邊民們，都能發揮其特長，以圖博取功名，這樣宋的西面也就不會有憂患了。
太宗、趙普等人，繼承了宋太祖的思路，決不把肥壯的馬匹、英勇的士卒、鹹水湖和肥沃的土地給那些威武的将帥，緻使繼遷又反叛回去，而後又縱使李繼捧回到原來的地盤，白白增長敵寇的氣焰而向人示弱，使得李繼捧依附了契丹。
繼遷用緩兵之計而假意受降。
到元昊壯大後，國力也雄厚起來，于是在長安一帶殺戮，不僅威脅着使宋不得不屈服于遼，還敢按着遼的慣例向宋索要歲币，而宋對他們都沒有辦法。
以大侍小，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所沒有聽說過的。
夏對宋的禍患就是如此。
在宋朝剛建國的時候，遼的國力已經開始走下坡路，而夏還沒有強大起來，假如宋的兵力稍稍能夠振作，對他們能施以打擊，也不是很難的事。
反而養癰數十年而最後自己衰落下去，則是因為宋太祖特有的心思，把力量都用在了使兵力削弱、使将領無能、使民力枯竭，到他的子孫們，都把這當成傳統，士兵和百姓也都習慣了這樣，都怯懦無勇，成了宋朝整整一代的風氣。
自真宗和仁宗以來，把忍受恥辱當做應當的事，這已經很久了。
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承接着如此破敗不堪的現狀，肩上扛着無比沉重的國仇國恥，所以要迅速地改變這些。
我所說宋太祖的政策在于使兵弱、使将弱、使民弱的原因是什幺呢？招募兵士的不良之法，雖說是從唐開始的，但實際上是在宋時确立的。
按宋制，要把天下所有的兵馬，都集中在京師，征集兵士的辦法是募集，大體上是把國中那些犷悍沒有職業的人集中起來。
每到年成不好的時候，就招募一些饑民來增加兵員。
史家贊頌這種政策，說有役使強悍的人，消除争亂的用意。
細想起來，這實際上是除天子之外，全國找不到一個強有力的人，所說的使民弱就是指此。
那些邊防要塞，需要士兵把守時，都是從京師派遣。
各鎮的士兵，也都輪換着戍守。
将帥等武将，都被安置在朝堂上，兵沒有長久的将帥，将帥也沒有固定的兵。
史家贊美這種做法說，上下互相連接，内外相互牽制，等級之間的擠軋，雖有兇狠橫暴的人，在這中間也不會有所作為。
總而言之，目的就是使将與兵不熟悉，以防止類似晚唐五代藩鎮自己有軍隊而造成的禍患，所說的削弱将領就是指此。
使民弱，使将弱，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兵弱，并不是宋太祖的本意。
然而用這種方法來施行，他們的兵也不可能不弱。
招募來數十萬犷悍無賴之人，把他們聚集到負責天子起居的内臣那裡，終日荒氵?遊樂，長年也不拿刀槍，日子一久肯定會生懶惰之心而一點用處都沒有，事實道理是很容易看出來的。
況且宋代的制度，還沿襲了後梁盜賊的陋習，将軍士們都集中起來，使他們不去擾民，緻使鄉間那些好人們，都把耍弄兵刃當做恥辱。
天子都拿他們當成沒有出息的，又讓他們去實現志向，為國而去拼命，怎幺能夠呢？所說的削弱士兵就是指此。
既然将全國所謂有勇力的人都彙集到軍隊中，那幺軍隊如此之弱而不足以依靠也就很自然了，那些将領的怯懦，又加重了這一點。
這樣把他們驅趕到疆場上，五尺高的孩子也知道他們是不中用的，而烽火一起，希望平民們能拿起刀槍來保衛社稷，那是不可能的事。
積弱到了這種地步，而又被夾在兩個勇悍的國家之間，就不能不卑顔屈膝求人容許我為天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試問稍有血氣的男兒，能不能坐視這樣的事而心安理得呢？ 國家的大政，說起來就是軍事和财政。
宋代的軍事已經是這樣了，那它的财政又如何呢？宋人以軍隊都集中到京師周圍，所以把天下賦稅全收入國庫，以供俸祿和賞賜之用，而外州不留餘财。
剛開國的時候，養兵僅有二十萬，其他的費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府庫中一直有富餘。
到太祖開寶年末，兵籍**有三十七萬八千人。
到太宗至道年間，增加到六十六萬六千人。
真宗天禧年間，增加到九十一萬二千人。
仁宗慶曆年間，增加到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
到英宗治平年間和神宗熙甯初年，士卒數目還在增加，于是揩盡民脂民膏而豢養他們。
每一年都變更駐地，去靠近生産糧食的地方，供養大量不從事生産的人。
皇室家族、各級官吏這些吃俸祿的人員也年年增加。
每三年要到郊外去祭祀天地，用于賞賜的費用，常達五百餘萬。
景德年間郊祀竟花了七百餘萬，東封泰山花了八百餘萬，祭祀汾上寶冊又是一百二十萬，舉行大典又增加到一千二百萬。
開寶以前，每年收入支出的詳細數據已經不可考，到至道年末，每年收入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還是有富裕的，不到二十年後，到天禧年間，則每年收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每年的支出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
到至平二年，總年收入一萬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總年支出為一萬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而臨時性支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
宋的百姓并不比原來富裕，而二十年間，所交納的賦稅已經增加了十倍，他們靠什幺來生活呢？再加上嘉祐、治平以來，每年超過的數額，一直保持在兩千餘萬。
到王安石執政之初，宋的政府和國民，離破産僅有一步
遼對宋的危害就是這樣嚴重。
從唐代以來，西夏所屬的這些地方，阻隔于一方，吃穿等物資都依靠中原供給，多年翹首盼望着能歸屬到中原大國。
到河東被攻下，李繼捧就來投，接收後，把他的治所設置在彰德。
如果乘此機會，把四州的統帥調換一下，選派有能力的臣下鎮守在此，鼓勵重用他們的官吏兵士，既可以斷了契丹的左膀右臂，還可讓那些原來的部族以及崇尚武功的邊民們，都能發揮其特長，以圖博取功名，這樣宋的西面也就不會有憂患了。
太宗、趙普等人，繼承了宋太祖的思路，決不把肥壯的馬匹、英勇的士卒、鹹水湖和肥沃的土地給那些威武的将帥，緻使繼遷又反叛回去，而後又縱使李繼捧回到原來的地盤，白白增長敵寇的氣焰而向人示弱，使得李繼捧依附了契丹。
繼遷用緩兵之計而假意受降。
到元昊壯大後，國力也雄厚起來，于是在長安一帶殺戮，不僅威脅着使宋不得不屈服于遼，還敢按着遼的慣例向宋索要歲币，而宋對他們都沒有辦法。
以大侍小，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所沒有聽說過的。
夏對宋的禍患就是如此。
在宋朝剛建國的時候，遼的國力已經開始走下坡路，而夏還沒有強大起來，假如宋的兵力稍稍能夠振作，對他們能施以打擊，也不是很難的事。
反而養癰數十年而最後自己衰落下去，則是因為宋太祖特有的心思，把力量都用在了使兵力削弱、使将領無能、使民力枯竭，到他的子孫們，都把這當成傳統，士兵和百姓也都習慣了這樣，都怯懦無勇，成了宋朝整整一代的風氣。
自真宗和仁宗以來，把忍受恥辱當做應當的事，這已經很久了。
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承接着如此破敗不堪的現狀，肩上扛着無比沉重的國仇國恥，所以要迅速地改變這些。
我所說宋太祖的政策在于使兵弱、使将弱、使民弱的原因是什幺呢？招募兵士的不良之法，雖說是從唐開始的，但實際上是在宋時确立的。
按宋制，要把天下所有的兵馬，都集中在京師，征集兵士的辦法是募集，大體上是把國中那些犷悍沒有職業的人集中起來。
每到年成不好的時候，就招募一些饑民來增加兵員。
史家贊頌這種政策，說有役使強悍的人，消除争亂的用意。
細想起來，這實際上是除天子之外，全國找不到一個強有力的人，所說的使民弱就是指此。
那些邊防要塞，需要士兵把守時，都是從京師派遣。
各鎮的士兵，也都輪換着戍守。
将帥等武将，都被安置在朝堂上，兵沒有長久的将帥，将帥也沒有固定的兵。
史家贊美這種做法說，上下互相連接，内外相互牽制，等級之間的擠軋，雖有兇狠橫暴的人，在這中間也不會有所作為。
總而言之，目的就是使将與兵不熟悉，以防止類似晚唐五代藩鎮自己有軍隊而造成的禍患，所說的削弱将領就是指此。
使民弱，使将弱，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兵弱，并不是宋太祖的本意。
然而用這種方法來施行，他們的兵也不可能不弱。
招募來數十萬犷悍無賴之人，把他們聚集到負責天子起居的内臣那裡，終日荒氵?遊樂，長年也不拿刀槍，日子一久肯定會生懶惰之心而一點用處都沒有，事實道理是很容易看出來的。
況且宋代的制度，還沿襲了後梁盜賊的陋習，将軍士們都集中起來，使他們不去擾民，緻使鄉間那些好人們，都把耍弄兵刃當做恥辱。
天子都拿他們當成沒有出息的，又讓他們去實現志向，為國而去拼命，怎幺能夠呢？所說的削弱士兵就是指此。
既然将全國所謂有勇力的人都彙集到軍隊中，那幺軍隊如此之弱而不足以依靠也就很自然了，那些将領的怯懦，又加重了這一點。
這樣把他們驅趕到疆場上，五尺高的孩子也知道他們是不中用的，而烽火一起，希望平民們能拿起刀槍來保衛社稷，那是不可能的事。
積弱到了這種地步，而又被夾在兩個勇悍的國家之間，就不能不卑顔屈膝求人容許我為天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試問稍有血氣的男兒，能不能坐視這樣的事而心安理得呢？ 國家的大政，說起來就是軍事和财政。
宋代的軍事已經是這樣了，那它的财政又如何呢？宋人以軍隊都集中到京師周圍，所以把天下賦稅全收入國庫，以供俸祿和賞賜之用，而外州不留餘财。
剛開國的時候，養兵僅有二十萬，其他的費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府庫中一直有富餘。
到太祖開寶年末，兵籍**有三十七萬八千人。
到太宗至道年間，增加到六十六萬六千人。
真宗天禧年間，增加到九十一萬二千人。
仁宗慶曆年間，增加到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
到英宗治平年間和神宗熙甯初年，士卒數目還在增加，于是揩盡民脂民膏而豢養他們。
每一年都變更駐地，去靠近生産糧食的地方，供養大量不從事生産的人。
皇室家族、各級官吏這些吃俸祿的人員也年年增加。
每三年要到郊外去祭祀天地，用于賞賜的費用，常達五百餘萬。
景德年間郊祀竟花了七百餘萬，東封泰山花了八百餘萬，祭祀汾上寶冊又是一百二十萬，舉行大典又增加到一千二百萬。
開寶以前，每年收入支出的詳細數據已經不可考，到至道年末，每年收入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還是有富裕的，不到二十年後，到天禧年間，則每年收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每年的支出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
到至平二年，總年收入一萬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總年支出為一萬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而臨時性支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
宋的百姓并不比原來富裕，而二十年間，所交納的賦稅已經增加了十倍，他們靠什幺來生活呢？再加上嘉祐、治平以來，每年超過的數額，一直保持在兩千餘萬。
到王安石執政之初，宋的政府和國民，離破産僅有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