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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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做到的事嗎？即使這樣，曆史上難得一見的這幺一位哲人，不僅他的偉大功業被埋沒，還落得千夫所指的惡名，天下也就不再有真正的是非，這種事對于世道人心所産生的禍患，與洪水猛獸同樣厲害。
這樣說來，驅除邪惡，抗拒氵?辭，弘揚不為人知的美德，使隐藏的光輝顯露，對上告慰先人，對下勉勵後來的哲人，這件事雖說難，怎幺可以不做呢？這就是寫作這本書的緣由。
（附）《宋史》私評 《宋史》在史書中，是最污濁和雜亂的。
《四庫全書》提要中說：“它是以表彰道學為主旨，其他的事都不用心，因而錯誤數也數不清。
”檀萃說：“《宋史》非常煩瑣，而判斷是非也并不是出于公心。
自從出現了洛黨和蜀黨，到南渡而沒有停止，其中的門戶之見，對人心的禁锢很深，因而一路的人就多為人掩飾，不同路的未免指責過分。
”這可以說是擊中了它的要害。
之後柯維骐的《宋史新編》，沈世泊寫的《宋史就正編》，都在糾正《宋史》的錯誤。
四庫提要摘錄它的紀志中互相矛盾處、傳前後矛盾處十餘條。
趙翼《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摘錄它叙事雜亂處、疏于檢查處、錯誤處、遺漏處、抵觸處各十餘條，它各傳中的袒護處、牽強附會處、是非失當處、是非錯誤處共百餘條，則《宋史》這書的價值，就可以看出了。
而它謬誤最嚴重的，數百年來沒有人來為它糾正的，就是如裡面所記述的有關王安石的事了。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對那時的人沒有什幺好惡，隻是因為沒有見識，不能辨别史料的真假罷了。
因此要想辨别《宋史》，就要先辨别它所依據的資料。
考查宋時所編寫的《神宗實錄》，衆說不一的事情太多，幾乎興起大獄。
元祐初年，範祖禹、黃庭堅、陸佃等一起編寫，陸佃多次與範祖禹、黃庭堅争辯。
黃庭堅說：“如果像你說的，這本書就成充滿袒護和谀辭的曆史了。
”陸佃說：“如果像你所說，難道不成诽謗之書了嗎？”陸佃雖然跟從王安石學習過，然而不贊同新法，現在他說這樣的話，則當初所編的《神宗實錄》誣陷和诽謗的議論之多，是可以想見的。
這是第一次編寫的《實錄》。
到紹聖年間，三省一起上書，谏官也先後上書，說實錄院前後所編寫的先帝實錄，像是有許多附會的言辭和奸邪之言，诋毀熙豐以來的政事。
并到國史院取範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提供的材料，各自号稱是沒有什幺根據而得以傳聞的事。
皇上說：“文字要真實，史臣竟敢如此放蕩傲慢不恭敬！”章惇說：“不僅許多事是從傳聞中來，即使是在臣僚們的家中取到的文字，也不可信。
但他們靠這些傳聞來編寫曆史，敢這樣虛誇騙人。
”安焘說：“自古史官沒有這樣做的，也是朝廷的不幸。
”這些話雖然是出自反對元祐黨人的口中，也不能不信。
在這之前蔣之奇用男女之間的事來彈劾歐陽修，歐陽修多次上書乞求根究。
等皇上下旨問蔣之奇，他也隻是說傳聞而已。
可以看出宋時官署的習氣，本來就是這樣。
于是皇帝下诏命蔡卞等人重修《實錄》。
蔡卞取王安石所着《熙甯實錄》呈上，将元祐時的版本修改很多，用紅筆抹去，被稱為朱墨本，這是第二次編寫的《實錄》。
而元祐時的那些人，又對這不停攻擊。
徽宗時，有人叫劉正夫，說元祐、紹聖時所編寫的宋神宗的曆史，互有得失，應當折中它們的說法，使事實流傳下去。
又有一個名叫徐勣的，寫神宗的曆史，已經快十五年了，還沒能成書，大概是因為元祐、紹聖的史臣，好惡不同，範祖禹等專用司馬光家藏的《記事》，蔡京兄弟純粹用王安石的《日錄》，各自堅持自己的說法，因而議論紛紛。
當時輔相的家中，藏有記錄，怎幺會沒有呢？大臣們說應該全都采用，參考修訂是非，以寫成大典。
于是就下诏再編。
還沒有等完成就遇到了靖康之難。
南渡後，紹聖四年，範沖再編成《實錄》獻給皇上，這是第三次編寫的《實錄》。
《宋史》所根據的，就是這個版本。
自紹聖到紹興，元祐黨人被流放在外漂流三十餘年，所積聚的怨憤很深，而範沖又是範祖禹的兒子，繼承了父親的事業，變本加厲，毫無顧忌地去報複。
而王安石所寫的《日錄》，和紹聖間朱墨本的《實錄》，全都毀滅了，無法再去考證。
《宋史》于是就根據一面之詞，寫成這嚴肅的史料，而王安石的沉冤也将永遠不能大白于天下了。
凡是《宋史》中醜化誣陷王安石的言語，用其他的書來求證，它誣蔑的痕迹，确實可以考證的有十分之六七。
近代的李绂、蔡上翔對此辨證很廣，我将摘取其中重要的，分載在下面各章中，這裡就不啰唆了。
重要的是，想要考證熙豐年間的事實，那幺劉正夫、徐所說的元祐、紹聖兩派的好惡不同，互有得失的說法，最為公平。
我不敢非要說紹聖本贊揚王安石就是可信的曆史，然而像元祐、紹興兩種版本想要一手遮蔽天下人的耳目，則我雖然不想說，又怎幺能夠呢？蔡上翔所寫的王安石年譜，記載了靖康初年楊時論蔡京的上疏，南宋有人在它的後面說： 王安石執政時，國家全盛，熙河大捷，擴張土地數千裡，這是宋代開國以來所從沒有過的。
南渡以後，元祐年間的那些賢人的子孫，以及蘇氏、程氏的門人故吏，對當年因黨争而惹禍上身而發洩憤怒，認為攻擊蔡京還不足，于是就将敗亂的原由，推在王安石身上，這些都是虛妄的說法。
其實徽欽之禍，是由于蔡京；使用蔡京，是由于司馬光；而龜山被薦舉，是由于蔡京。
波瀾相推，與王安石都沒有關系。
至于龜山在徽宗時，不攻擊蔡京而攻擊王安石，是他感念蔡京之恩，又怕蔡京的勢力，而欺王安石已死容易對付，因而舍棄時政而追究往事了。
（後略） 這話最是說中了其中的症結。
王安石之所以被誣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時那些賢人的子孫和蘇、程的門人故吏，造出過分的言辭。
随着道學被世人所尊崇，而他們所制造的蜚語也就成了鐵案。
《四庫提要》追究《宋史》錯誤的原因，由于專門表彰道學，而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實是那樣啊。
顔習齋曾經為韓侂胄辯冤，說他能仗義複仇，是南宋第一名相。
宋人責罵他，實在是豬狗不如。
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傳》，隻因為他得罪了講學的那些君子。
朱竹垞、王漁洋都說張浚誤國，而張浚殺曲端和秦桧殺嶽飛沒有什幺區别，隻因張浚有兒子講學并且和朱熹關系密切，于是推崇他為名臣，而文字中說曲端有可殺之罪，這實在是曲筆。
這些都足以證明《宋史》颠倒黑白變亂是非，這樣的情況還有許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則是因學術的門戶之見，有的事實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誣陷最嚴重的人。
我在這裡先這樣評說，我說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見識的人。
這樣說來，驅除邪惡，抗拒氵?辭，弘揚不為人知的美德，使隐藏的光輝顯露，對上告慰先人，對下勉勵後來的哲人，這件事雖說難，怎幺可以不做呢？這就是寫作這本書的緣由。
（附）《宋史》私評 《宋史》在史書中，是最污濁和雜亂的。
《四庫全書》提要中說：“它是以表彰道學為主旨，其他的事都不用心，因而錯誤數也數不清。
”檀萃說：“《宋史》非常煩瑣，而判斷是非也并不是出于公心。
自從出現了洛黨和蜀黨，到南渡而沒有停止，其中的門戶之見，對人心的禁锢很深，因而一路的人就多為人掩飾，不同路的未免指責過分。
”這可以說是擊中了它的要害。
之後柯維骐的《宋史新編》，沈世泊寫的《宋史就正編》，都在糾正《宋史》的錯誤。
四庫提要摘錄它的紀志中互相矛盾處、傳前後矛盾處十餘條。
趙翼《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摘錄它叙事雜亂處、疏于檢查處、錯誤處、遺漏處、抵觸處各十餘條，它各傳中的袒護處、牽強附會處、是非失當處、是非錯誤處共百餘條，則《宋史》這書的價值，就可以看出了。
而它謬誤最嚴重的，數百年來沒有人來為它糾正的，就是如裡面所記述的有關王安石的事了。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對那時的人沒有什幺好惡，隻是因為沒有見識，不能辨别史料的真假罷了。
因此要想辨别《宋史》，就要先辨别它所依據的資料。
考查宋時所編寫的《神宗實錄》，衆說不一的事情太多，幾乎興起大獄。
元祐初年，範祖禹、黃庭堅、陸佃等一起編寫，陸佃多次與範祖禹、黃庭堅争辯。
黃庭堅說：“如果像你說的，這本書就成充滿袒護和谀辭的曆史了。
”陸佃說：“如果像你所說，難道不成诽謗之書了嗎？”陸佃雖然跟從王安石學習過，然而不贊同新法，現在他說這樣的話，則當初所編的《神宗實錄》誣陷和诽謗的議論之多，是可以想見的。
這是第一次編寫的《實錄》。
到紹聖年間，三省一起上書，谏官也先後上書，說實錄院前後所編寫的先帝實錄，像是有許多附會的言辭和奸邪之言，诋毀熙豐以來的政事。
并到國史院取範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提供的材料，各自号稱是沒有什幺根據而得以傳聞的事。
皇上說：“文字要真實，史臣竟敢如此放蕩傲慢不恭敬！”章惇說：“不僅許多事是從傳聞中來，即使是在臣僚們的家中取到的文字，也不可信。
但他們靠這些傳聞來編寫曆史，敢這樣虛誇騙人。
”安焘說：“自古史官沒有這樣做的，也是朝廷的不幸。
”這些話雖然是出自反對元祐黨人的口中，也不能不信。
在這之前蔣之奇用男女之間的事來彈劾歐陽修，歐陽修多次上書乞求根究。
等皇上下旨問蔣之奇，他也隻是說傳聞而已。
可以看出宋時官署的習氣，本來就是這樣。
于是皇帝下诏命蔡卞等人重修《實錄》。
蔡卞取王安石所着《熙甯實錄》呈上，将元祐時的版本修改很多，用紅筆抹去，被稱為朱墨本，這是第二次編寫的《實錄》。
而元祐時的那些人，又對這不停攻擊。
徽宗時，有人叫劉正夫，說元祐、紹聖時所編寫的宋神宗的曆史，互有得失，應當折中它們的說法，使事實流傳下去。
又有一個名叫徐勣的，寫神宗的曆史，已經快十五年了，還沒能成書，大概是因為元祐、紹聖的史臣，好惡不同，範祖禹等專用司馬光家藏的《記事》，蔡京兄弟純粹用王安石的《日錄》，各自堅持自己的說法，因而議論紛紛。
當時輔相的家中，藏有記錄，怎幺會沒有呢？大臣們說應該全都采用，參考修訂是非，以寫成大典。
于是就下诏再編。
還沒有等完成就遇到了靖康之難。
南渡後，紹聖四年，範沖再編成《實錄》獻給皇上，這是第三次編寫的《實錄》。
《宋史》所根據的，就是這個版本。
自紹聖到紹興，元祐黨人被流放在外漂流三十餘年，所積聚的怨憤很深，而範沖又是範祖禹的兒子，繼承了父親的事業，變本加厲，毫無顧忌地去報複。
而王安石所寫的《日錄》，和紹聖間朱墨本的《實錄》，全都毀滅了，無法再去考證。
《宋史》于是就根據一面之詞，寫成這嚴肅的史料，而王安石的沉冤也将永遠不能大白于天下了。
凡是《宋史》中醜化誣陷王安石的言語，用其他的書來求證，它誣蔑的痕迹，确實可以考證的有十分之六七。
近代的李绂、蔡上翔對此辨證很廣，我将摘取其中重要的，分載在下面各章中，這裡就不啰唆了。
重要的是，想要考證熙豐年間的事實，那幺劉正夫、徐所說的元祐、紹聖兩派的好惡不同，互有得失的說法，最為公平。
我不敢非要說紹聖本贊揚王安石就是可信的曆史，然而像元祐、紹興兩種版本想要一手遮蔽天下人的耳目，則我雖然不想說，又怎幺能夠呢？蔡上翔所寫的王安石年譜，記載了靖康初年楊時論蔡京的上疏，南宋有人在它的後面說： 王安石執政時，國家全盛，熙河大捷，擴張土地數千裡，這是宋代開國以來所從沒有過的。
南渡以後，元祐年間的那些賢人的子孫，以及蘇氏、程氏的門人故吏，對當年因黨争而惹禍上身而發洩憤怒，認為攻擊蔡京還不足，于是就将敗亂的原由，推在王安石身上，這些都是虛妄的說法。
其實徽欽之禍，是由于蔡京；使用蔡京，是由于司馬光；而龜山被薦舉，是由于蔡京。
波瀾相推，與王安石都沒有關系。
至于龜山在徽宗時，不攻擊蔡京而攻擊王安石，是他感念蔡京之恩，又怕蔡京的勢力，而欺王安石已死容易對付，因而舍棄時政而追究往事了。
（後略） 這話最是說中了其中的症結。
王安石之所以被誣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時那些賢人的子孫和蘇、程的門人故吏，造出過分的言辭。
随着道學被世人所尊崇，而他們所制造的蜚語也就成了鐵案。
《四庫提要》追究《宋史》錯誤的原因，由于專門表彰道學，而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實是那樣啊。
顔習齋曾經為韓侂胄辯冤，說他能仗義複仇，是南宋第一名相。
宋人責罵他，實在是豬狗不如。
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傳》，隻因為他得罪了講學的那些君子。
朱竹垞、王漁洋都說張浚誤國，而張浚殺曲端和秦桧殺嶽飛沒有什幺區别，隻因張浚有兒子講學并且和朱熹關系密切，于是推崇他為名臣，而文字中說曲端有可殺之罪，這實在是曲筆。
這些都足以證明《宋史》颠倒黑白變亂是非，這樣的情況還有許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則是因學術的門戶之見，有的事實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誣陷最嚴重的人。
我在這裡先這樣評說，我說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見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