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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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畏懼和疑惑，到了這樣的地步！？（後略）
顔習齋先生（元代）《宋史評》中說：
王安石廉潔高尚，有古人那種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氣，到他執政時，一心想使皇帝成為堯舜等上古三代那樣的國君，所施行的法令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都是好的措施，後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當時元祐年間，範純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頌揚這些法令，認為不能全都改變，隻有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執行起來效果不好，容易滋生弊端。
然而人們曾經考慮當時的形勢了嗎？宋太宗北征時中了箭，兩年後創傷發作而死，宋神宗說起這事來，就痛苦地流淚。
夏本來是宋朝的叛臣，卻稱了帝，這些都是臣子們不共戴天的仇恨。
宋每年要送給遼、夏、金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賀、吊唁以及大大小小的來往、贈送禮物等現在又加倍，宋還怎幺成為一個國家呢？讓對方容許我做皇帝，宋還有什幺名聲呢？這些是臣子們一天都不能得以安心的事。
可宋想要興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對此，怎幺能容忍呢？就像是仇人，殺了我的父親兄長，我急着要與他到公堂訴訟，于是就要盤點自己的财産來做準備，怎幺會與他們罷休呢？宋人苟安已經很久了，聽到北風吹來都害怕得要命，于是一齊沖過來，都來反對他，極力辱罵他是奸邪，并不與他商讨，也不問他總體的計劃，目的隻是讓他一事也做不成而最後被驅除出朝廷才算罷休。
反過來隻指責王安石執拗這合适嗎？況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也是非常有效了：用薛向、張商英來治國，用王韶、熊本等來管理軍事，西邊滅了吐蕃，南邊平定洞蠻，奪得夏人的五十二砦，高麗來朝見，宋朝幾乎就要振興了。
而韓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毀壞它，莫非王安石就應當記着皇上的仇敵，而韓琦、富弼、司馬光等人就應當把他放置在一邊嗎？何況韓琦彈劾王安石，他的言語更是令人恥笑，他說：使敵人生疑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麗來朝貢，一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是在西山植樹以限制外邦的騎兵，一是創建保甲，一是修築河北的城池，一是設置都作院制作新式的弓箭和大的戰車，一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這些都應當消除以使敵方不再生疑。
唉！敵人不願看到我們有準備我們就撤去準備，如果敵人不願看到我們有頭顱難道我們也割去頭顱嗎？這就是他的孫子韓節夫失去元氣的原因。
而且這七件事都是王安石執政的大計，在史書上削減去了一半，幸虧韓琦誤認為是王安石的罪狀而得以傳下來，那幺其他被史書削去的又有多少呢？範祖禹、黃庭堅編《神宗實錄》，一心诋毀王安石，陳佃說：這是诽謗人的書啊；随後蔡卞重新改寫，元祐黨起來後又進行了改寫，這樣宋史還可信嗎？那些指責王安石的人是對還是不對呢？即使如此，一個人的是非是不必分辨的，所恨的是诋毀了這個人，君王的仇恨就被放置一邊。
而到後代，大家都以苟安頹廢的為君子，而要建功立業支撐天下的人都成了小人，這不僅是王安石的不幸，不也是宋的不幸嗎！？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鳳先生（蔡上翔），用畢生的精力，寫成《王荊公年譜考略》，他在《自序》中說： （前略）君子擔心死後沒有留下名，好的都要被記載，惡的都要去除，不過都不會超出生平的事實；而後世評論的人，即使是意見不同，褒貶不同，而事實是不能夠改變的。
隻有後世評論王安石不是這樣，王安石去世已有七百餘年，開始诋毀他的，都出自私書，既而是采用私書作為正史，這之外事實的增加，想要分辨尤其困難。
（中略）回憶王安石有《上韶州張殿丞書》，其中說到：“自從三代開始，各國都編有曆史，而當時的史官，大多是代代從事記史，常會以身殉職，隻因不願改變史實，這樣流傳下的東西，都可作為考證。
後來既然沒有了諸侯的曆史，而近代如果不是尊爵盛位，即使是雄偉奇特、偉大傑出的人，道德事迹廣泛傳播，如果不幸不被朝廷所認可，就不能記載于曆史。
而記史的人，又不是正統，而是一時出現的新貴，看他們在朝廷議論時，人人都講得頭頭是道，尚且有時把忠誠當做奸邪，把差異當做相同，當面責罰人而一點都不忌憚，背後譏笑人而一點都不感到羞恥，隻不過是根據他自己的好惡來做罷了；何況還暗地裡用文字來捏造前人的善惡，想當然而對人進行褒貶等評判，死了的不會來争辯是否恰當，活着的也不能去論說曲直，賞罰褒貶又不能表現出來，以他們的私心，怎幺會不欺騙神靈呢？”唉！這說得夠明确了，這封信寫于慶曆、皇祐年間，當時王安石已經在朝廷内外很有名聲，而還沒有人诋毀他。
然而每當讀到這封信，而不禁感歎，後代诋毀他的人，他早就已經說過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了。
自古以來，前代的曆史，都是後來的朝代編寫的，而他們所用的材料，必定是有所依據的。
寫宋史的是元人，而元人全都把個人的私書當做正史。
當熙甯新法剛開始施行時，朝廷中議論紛紛而起，新法的許多實際操作，有許多是可指出的。
等元祐間的那些人執政，不僅新法全變了，黨禍也開始蔓延，尤其在範、呂等人剛開始編寫《神宗實錄》的時候。
這時邵氏《聞見錄》、司馬光的《瑣語涑水紀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經紛紛出現，都是暗地裡用筆墨來發洩他們個人愛憎的行為。
接着又有範沖的朱墨史，李仁甫的長編，王安石所感慨的死了的不會再争辯是否得當，活着的也不能去争論曲直，他是在為天下及後世的人惋惜，而不料他自己一人都擔當了這些，結果使天下的惡名都歸到他身上。
至于有人說宋朝的滅亡源于王安石，難道說得不過分嗎？宋朝自從南渡到元代，中間二百餘年，大肆诋毀王安石的，多得不可勝數了。
從元代到明代的中期，就有像周德恭這樣的人，說宋神宗是集周赧王、胡亥、漢桓帝、漢靈帝為一身的人；有像楊用修的，斥責王安石是集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為一人，甚至更厲害。
再加上之前蘇東坡作的《溫國行狀》，有九千四百多字，其中诋毀王安石的占一半。
别說古代沒有這樣的文體，就是蘇東坡的文集裡，還能找到這樣的文章嗎？明代有唐應德，寫了《史纂左編》，其中王安石的傳有二萬六千五百餘字，也沒有一句好話，一件好事，這樣還能和他們講曆史嗎？（後略） 陸象山、顔習齋兩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們的話應該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博覽群書，耗費數十年的精力，搜羅了數千卷的資料編成王安石的年譜，而他持有這種論點。
然而在當今要為王安石作傳，想要達到克倫威爾所說的“畫我當畫似我者”，不也是非常
然而人們曾經考慮當時的形勢了嗎？宋太宗北征時中了箭，兩年後創傷發作而死，宋神宗說起這事來，就痛苦地流淚。
夏本來是宋朝的叛臣，卻稱了帝，這些都是臣子們不共戴天的仇恨。
宋每年要送給遼、夏、金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賀、吊唁以及大大小小的來往、贈送禮物等現在又加倍，宋還怎幺成為一個國家呢？讓對方容許我做皇帝，宋還有什幺名聲呢？這些是臣子們一天都不能得以安心的事。
可宋想要興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對此，怎幺能容忍呢？就像是仇人，殺了我的父親兄長，我急着要與他到公堂訴訟，于是就要盤點自己的财産來做準備，怎幺會與他們罷休呢？宋人苟安已經很久了，聽到北風吹來都害怕得要命，于是一齊沖過來，都來反對他，極力辱罵他是奸邪，并不與他商讨，也不問他總體的計劃，目的隻是讓他一事也做不成而最後被驅除出朝廷才算罷休。
反過來隻指責王安石執拗這合适嗎？況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也是非常有效了：用薛向、張商英來治國，用王韶、熊本等來管理軍事，西邊滅了吐蕃，南邊平定洞蠻，奪得夏人的五十二砦，高麗來朝見，宋朝幾乎就要振興了。
而韓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毀壞它，莫非王安石就應當記着皇上的仇敵，而韓琦、富弼、司馬光等人就應當把他放置在一邊嗎？何況韓琦彈劾王安石，他的言語更是令人恥笑，他說：使敵人生疑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麗來朝貢，一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是在西山植樹以限制外邦的騎兵，一是創建保甲，一是修築河北的城池，一是設置都作院制作新式的弓箭和大的戰車，一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這些都應當消除以使敵方不再生疑。
唉！敵人不願看到我們有準備我們就撤去準備，如果敵人不願看到我們有頭顱難道我們也割去頭顱嗎？這就是他的孫子韓節夫失去元氣的原因。
而且這七件事都是王安石執政的大計，在史書上削減去了一半，幸虧韓琦誤認為是王安石的罪狀而得以傳下來，那幺其他被史書削去的又有多少呢？範祖禹、黃庭堅編《神宗實錄》，一心诋毀王安石，陳佃說：這是诽謗人的書啊；随後蔡卞重新改寫，元祐黨起來後又進行了改寫，這樣宋史還可信嗎？那些指責王安石的人是對還是不對呢？即使如此，一個人的是非是不必分辨的，所恨的是诋毀了這個人，君王的仇恨就被放置一邊。
而到後代，大家都以苟安頹廢的為君子，而要建功立業支撐天下的人都成了小人，這不僅是王安石的不幸，不也是宋的不幸嗎！？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鳳先生（蔡上翔），用畢生的精力，寫成《王荊公年譜考略》，他在《自序》中說： （前略）君子擔心死後沒有留下名，好的都要被記載，惡的都要去除，不過都不會超出生平的事實；而後世評論的人，即使是意見不同，褒貶不同，而事實是不能夠改變的。
隻有後世評論王安石不是這樣，王安石去世已有七百餘年，開始诋毀他的，都出自私書，既而是采用私書作為正史，這之外事實的增加，想要分辨尤其困難。
（中略）回憶王安石有《上韶州張殿丞書》，其中說到：“自從三代開始，各國都編有曆史，而當時的史官，大多是代代從事記史，常會以身殉職，隻因不願改變史實，這樣流傳下的東西，都可作為考證。
後來既然沒有了諸侯的曆史，而近代如果不是尊爵盛位，即使是雄偉奇特、偉大傑出的人，道德事迹廣泛傳播，如果不幸不被朝廷所認可，就不能記載于曆史。
而記史的人，又不是正統，而是一時出現的新貴，看他們在朝廷議論時，人人都講得頭頭是道，尚且有時把忠誠當做奸邪，把差異當做相同，當面責罰人而一點都不忌憚，背後譏笑人而一點都不感到羞恥，隻不過是根據他自己的好惡來做罷了；何況還暗地裡用文字來捏造前人的善惡，想當然而對人進行褒貶等評判，死了的不會來争辯是否恰當，活着的也不能去論說曲直，賞罰褒貶又不能表現出來，以他們的私心，怎幺會不欺騙神靈呢？”唉！這說得夠明确了，這封信寫于慶曆、皇祐年間，當時王安石已經在朝廷内外很有名聲，而還沒有人诋毀他。
然而每當讀到這封信，而不禁感歎，後代诋毀他的人，他早就已經說過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了。
自古以來，前代的曆史，都是後來的朝代編寫的，而他們所用的材料，必定是有所依據的。
寫宋史的是元人，而元人全都把個人的私書當做正史。
當熙甯新法剛開始施行時，朝廷中議論紛紛而起，新法的許多實際操作，有許多是可指出的。
等元祐間的那些人執政，不僅新法全變了，黨禍也開始蔓延，尤其在範、呂等人剛開始編寫《神宗實錄》的時候。
這時邵氏《聞見錄》、司馬光的《瑣語涑水紀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經紛紛出現，都是暗地裡用筆墨來發洩他們個人愛憎的行為。
接着又有範沖的朱墨史，李仁甫的長編，王安石所感慨的死了的不會再争辯是否得當，活着的也不能去争論曲直，他是在為天下及後世的人惋惜，而不料他自己一人都擔當了這些，結果使天下的惡名都歸到他身上。
至于有人說宋朝的滅亡源于王安石，難道說得不過分嗎？宋朝自從南渡到元代，中間二百餘年，大肆诋毀王安石的，多得不可勝數了。
從元代到明代的中期，就有像周德恭這樣的人，說宋神宗是集周赧王、胡亥、漢桓帝、漢靈帝為一身的人；有像楊用修的，斥責王安石是集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為一人，甚至更厲害。
再加上之前蘇東坡作的《溫國行狀》，有九千四百多字，其中诋毀王安石的占一半。
别說古代沒有這樣的文體，就是蘇東坡的文集裡，還能找到這樣的文章嗎？明代有唐應德，寫了《史纂左編》，其中王安石的傳有二萬六千五百餘字，也沒有一句好話，一件好事，這樣還能和他們講曆史嗎？（後略） 陸象山、顔習齋兩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們的話應該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博覽群書，耗費數十年的精力，搜羅了數千卷的資料編成王安石的年譜，而他持有這種論點。
然而在當今要為王安石作傳，想要達到克倫威爾所說的“畫我當畫似我者”，不也是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