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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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須溪,于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

    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

    元人張孟潔贈須溪詩雲:“首陽餓夫并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

    ”蓋宋亡之後,須溪竟不出也。

     雁足書 雁足傳書,世傳為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蓋漢使者常惠托言耳。

    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還。

    有以雁獻經者,經畜之,雁見經辄鼓翼引吭,似有所訴。

    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系雁足而縱之。

    其詩日:“露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

    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

    ”複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恻然日:“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

    此又效蘇武而為之也。

    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為武問罪于胡。

    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

    為之一歎! 許衡有江漢之思 許衡家于新鄭,以金太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

    逮顯于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略,而公獨言:“惟當修德,以緻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

    ”蓋有江漢之思與丘文莊著論,謂公不當仕元。

    觀公之卒,囑其子曰:“吾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

    我死,爾慎勿請谥,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則公固自恨所遇之不幸也。

    而或者罪公不力勸世祖,以尼南伐之師。

    嗚呼,此何如舉動,而責行止于一夫之緩頰耶亦甚冤矣! 元世弊政 元世祖之立國也.貶孔子為中賢,第儒流于娼後;國有大事,華人仕于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台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

    尊事沙門,其名為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于帝隅,與其君同受于群臣朝賀,帝後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甚梁武帝。

    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過曹操。

    命西僧楊琏真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倍項羽。

    征日本,則十萬之師棄于海島,憤其敗衄,複欲征之,其窮兵不仁勝隋炀帝。

    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哥輩,頭會箕斂,以取于民;遣使括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黩貨等漢桓、靈。

    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語也。

    士生斯世,何不幸哉!總之,夷夏倒置,已是古來未有之變,何論其他! 中華名士恥為元虜用 勝國初,欲盡殲華人,得耶律楚材谏而止。

    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谏止之。

    然每每尊其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恥之,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洩之歌曲,妙絕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範張雞黍》、《王粲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

    有決意不仕者,斷其右指,雜屠沽中,人不能識。

    又有高飛遠舉、托之缁流者,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峰、複見心諸人,俱以瑰奇深自藏匿。

    姚廣孝幼亦避亂,隐齊河一招提為行童。

    古稱胡虜無百年之運,天厭之矣! 郭守敬曆法 古曆《大衍》為精,一行和尚藏卻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

    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圜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為黃道,黃道變為白道者,最為園機活法。

    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

    此法不唯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

    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圜術”頗在焉。

    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鐘耳。

    六藝之學,昔人以為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卻是義可知而數難陳。

    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

    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

    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而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雲雲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圜術雲雲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

    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則非言語文字也。

    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

    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

    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亦過矣。

     元人修史之陋 史始于《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

    《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

    《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

    《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

    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

    自《史記》下,十七代史書,亦皆一人成之。

    《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

    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

    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唯其人唯其官,不唯其實唯其名,形迹之拘忌,義例之蒙昧,于是乎不複有史矣。

    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

    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狂矣。

    其贻害于中國禍于斯文者,可重為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