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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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米；青苗者，賒貨之法也。
按《左傳》：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國人粟，戶一鐘。
宋饑，司城子罕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
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則春秋之時，固已有官民賒貨之事矣，又何必诿于泉府之舊，而且謂《周禮》為不足信耶然在春秋三國行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
而至于介甫，則弊端百出，諸賢極力争之不置。
蓋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于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于郡縣之後，勢固然也。
介甫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又假手惠卿之輩，宜其事勢決裂，至此極也。
故必知時适變之儒，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事也。
元祐諸賢無定見 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議革新法，不能須臾。
然既曰罷青苗錢、複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複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于範忠宣。
雖曰溫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
後以台谏交章論列，舍人蘇轼不肯書黃，始悟而不複行耳。
至于役法，則諸賢之是熙甯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雜然并行，免役六色之錢仍複征取。
然則諸賢徒知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胸中全未有灼見在，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為辭也。
然熙甯之行青苗也，既有三分之息，提舉司複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
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而複征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其極弊也。
至紹聖國論一變，群奸唾掌而起，于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
然考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于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入戶。
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于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
觀元祐之再行青苗，複征六色役錢，寬剩皆止于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
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赈兇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滞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
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征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顧役，所征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
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群憸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
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惜哉! 畢仲遊格言 畢仲遊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
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緻石人而聽之，猶将動也。
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财，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
”光得書聳然。
夫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為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
誠若畢仲遊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介甫裁抑宗室 王安石在熙甯間，裁減宗室恩數。
三學宗子，哄聚都下。
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
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日：“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于是宗子皆散。
雖荊公一時應變之辭，然其言不可廢也。
介甫廢禮經 《周官》、《儀禮》，為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戴勝、馬融所作，即《儀禮》之傳疏也。
宋熙甯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
至我朝功令，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甯之舊。
經義取士之弊 科目之設，士趨所向。
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
當時二科并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将相皆是焉出。
蓋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樸者率為之，謂之學究。
詩賦雖近于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高明者不能。
自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專以經義論策取士。
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
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
是獨存當時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
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
”亦自悔之也。
由此觀之，一得一失，已自了然，老成之士，何苦過為哓哓也! 宋樂屢變無成 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葉，而照卒不知。
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
崇甯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
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随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
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
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
今訂正雖詳，而铿锵不協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王介甫冥貶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荊。
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
張和仲日：京下諸奸，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封至真王，祀至配享，豈吝此片字之褒乎況荊舒二語，章章詩傳也。
或者彼蒼謂介甫濫竽已極，留此一線，少存饩羊耳。
章惇有功于長沙
按《左傳》：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國人粟，戶一鐘。
宋饑，司城子罕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
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則春秋之時，固已有官民賒貨之事矣，又何必诿于泉府之舊，而且謂《周禮》為不足信耶然在春秋三國行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
而至于介甫，則弊端百出，諸賢極力争之不置。
蓋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于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于郡縣之後，勢固然也。
介甫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又假手惠卿之輩，宜其事勢決裂，至此極也。
故必知時适變之儒，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事也。
元祐諸賢無定見 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議革新法，不能須臾。
然既曰罷青苗錢、複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複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于範忠宣。
雖曰溫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
後以台谏交章論列，舍人蘇轼不肯書黃，始悟而不複行耳。
至于役法，則諸賢之是熙甯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雜然并行，免役六色之錢仍複征取。
然則諸賢徒知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胸中全未有灼見在，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為辭也。
然熙甯之行青苗也，既有三分之息，提舉司複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
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而複征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其極弊也。
至紹聖國論一變，群奸唾掌而起，于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
然考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于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入戶。
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于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
觀元祐之再行青苗，複征六色役錢，寬剩皆止于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
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赈兇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滞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
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征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顧役，所征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
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群憸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
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惜哉! 畢仲遊格言 畢仲遊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
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緻石人而聽之，猶将動也。
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财，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
”光得書聳然。
夫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為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
誠若畢仲遊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介甫裁抑宗室 王安石在熙甯間，裁減宗室恩數。
三學宗子，哄聚都下。
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
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日：“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于是宗子皆散。
雖荊公一時應變之辭，然其言不可廢也。
介甫廢禮經 《周官》、《儀禮》，為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戴勝、馬融所作，即《儀禮》之傳疏也。
宋熙甯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
至我朝功令，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甯之舊。
經義取士之弊 科目之設，士趨所向。
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
當時二科并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将相皆是焉出。
蓋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樸者率為之，謂之學究。
詩賦雖近于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高明者不能。
自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專以經義論策取士。
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
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
是獨存當時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
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
”亦自悔之也。
由此觀之，一得一失，已自了然，老成之士，何苦過為哓哓也! 宋樂屢變無成 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葉，而照卒不知。
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
崇甯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
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随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
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
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
今訂正雖詳，而铿锵不協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王介甫冥貶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荊。
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
張和仲日：京下諸奸，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封至真王，祀至配享，豈吝此片字之褒乎況荊舒二語，章章詩傳也。
或者彼蒼謂介甫濫竽已極，留此一線，少存饩羊耳。
章惇有功于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