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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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鬥，下戶不過四鬥。
《唐會要》捌捌《倉及常平倉》（參《通典》一貳《食貨典》及《兩唐書?食貨志》等）略雲： 貞觀二年四月尚書左丞戴冑上言，請立義倉。
上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兇年，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
”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兇年。
”制可之。
永徽二年閏九月六日勑：“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戶出粟，上下戶五石，馀各有差。
” 依據《隋志》紀述，知隋初社倉本為民間自理，後以多有費損，實同虛設，乃改為官家收辦，但限于西北諸州邊防要地者，以其處軍食為國防所關，不得如他處之便可任人民自由處理也。
又依戶之等第納粟，實已變開皇初立義倉時之勸導性質為強迫徵收矣。
唐初之義倉似即倣隋制，然卒令率戶出粟，變為一種賦稅，中唐以後遂為兩稅之一之重要收入，其詳本章所不能論，然其演變之迹象輿隋西北邊諸州相同，則殊無疑，豈其間亦有因襲摹倣之關係耶?未敢确言之也。
又觀《唐會要》玖拾《和籴門》所載如： （貞元）四年八月诏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籴，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百姓苦之。
及《白氏長慶集》肆一《論和籴狀》所雲： 凡曰和籴，則官出錢，人出穀，雨和商量，然後交易也。
比來和籴，事則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甚于稅賦，号為和籴，其實害人。
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籴，比于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久處村闾，曾為和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領和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觀。
則和籴至少在德宗、憲宗之世，實際上為“散配戶人，嚴加徵催”之強迫收取人民農産品之方法，其何以由“和”買而變為強徵，殊可深思。
其在玄宗時如何情形固不能确知，但有可決言者，即和籴之制本為軍食而設，如《唐會要》捌捌《倉及常平倉》雲： 貞元八年十月勑：“諸軍鎮和籴貯備共三十三萬石。
” 及同書玖拾《和籴》雲： 長慶元年二月勑：“其京北、京西和籴使宜勒停，先是度支以近儲無備，請置和籴使，經年無效，徒擾邊民，故罷之。
” 即可瞭然隋代以全國社倉人民處理不善，特在西北邊州軍防之地改官辦之制，即是令人民直接間接納粟于軍鎮，其後改為依戶等納粟，亦是“配戶徵催”之制也。
唐貞觀義倉之制為全國普遍制，江南尚且實施，西北更應一律遵行，而西北自貞觀至開元其間皆有軍事關係，為屯駐重兵之地，觀《通典》一貳《食貨典》輕重門義倉條（參《舊唐書》玖叁及《新唐書》一一一《薛讷傳》）雲： 高宗武太後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義倉費用向盡。
則知西北邊州軍需之廣，義倉亦必貸盡而有所不足也。
但欲足軍食，舍和籴莫由，故《通鑑》貳一肆《唐紀》叁拾開元二十五年九月條（參前引《新唐書?食貨志》）雲： 先是西北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籴之法。
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籴法于關中。
（九月）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
”自是關中蓄積羨益，車駕不複幸東都矣。
癸巳敕河南、河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是西北邊州本行和籴之法，而牛仙客、彭果因以推行于關中。
牛仙客本由河湟典史曆官西北甚久，以能足食足兵顯名，緻位宰相，則西北和籴之法仙客必早已行之而有效。
而其所以能著效者，除有充足之财貨足以為和買之資外，尚須具備有二條件：一為其地農民人口繁殖，足以增加農産品數量，二為其地已習用此類帶有強迫性收買之方法。
請略言之： 和籴者，就地收購農産物之謂，故必須其地農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産，始得行收購之實。
隋季西北諸州雖罹戰禍，然休養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已恢複繁盛，加以政府施行充實西北邊州之政策，故其地遂為當日全國最富饒之區域。
《通鑑》貳一陸《唐紀》叁貳天寶十二載以歌舒翰兼河西節度使條述當日河西之盛況（寅恪案：此採自《明皇雜錄》，又《元氏長慶集》貳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西涼伎》一詩亦可參考）雲： 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裡，闾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當日西北邊州富庶若此，和籴政策第一條件既已備具，則就其地以推行此政策，自不困難，可無疑也。
又和籴之法若官所出價，逾于地方時估者甚高，雖可以利誘民，然政府所費過钜，如收購之數量甚多，則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價與地方時估相差無幾，則區區微利之引誘，必不能使農民自動與胥吏交易。
蓋農民大抵畏吏胥如虎狼，避之惟恐不及，此則無古今之異，不俟煩言而解者也。
是以必帶有習慣性及強迫性，和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緻病民。
考西北邊州自隋開皇時已行按戶納粟于官倉或軍倉之制，其性質即與白香山所謂“散配戶人，嚴
《唐會要》捌捌《倉及常平倉》（參《通典》一貳《食貨典》及《兩唐書?食貨志》等）略雲： 貞觀二年四月尚書左丞戴冑上言，請立義倉。
上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兇年，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
”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兇年。
”制可之。
永徽二年閏九月六日勑：“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戶出粟，上下戶五石，馀各有差。
” 依據《隋志》紀述，知隋初社倉本為民間自理，後以多有費損，實同虛設，乃改為官家收辦，但限于西北諸州邊防要地者，以其處軍食為國防所關，不得如他處之便可任人民自由處理也。
又依戶之等第納粟，實已變開皇初立義倉時之勸導性質為強迫徵收矣。
唐初之義倉似即倣隋制，然卒令率戶出粟，變為一種賦稅，中唐以後遂為兩稅之一之重要收入，其詳本章所不能論，然其演變之迹象輿隋西北邊諸州相同，則殊無疑，豈其間亦有因襲摹倣之關係耶?未敢确言之也。
又觀《唐會要》玖拾《和籴門》所載如： （貞元）四年八月诏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籴，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百姓苦之。
及《白氏長慶集》肆一《論和籴狀》所雲： 凡曰和籴，則官出錢，人出穀，雨和商量，然後交易也。
比來和籴，事則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甚于稅賦，号為和籴，其實害人。
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籴，比于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久處村闾，曾為和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領和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觀。
則和籴至少在德宗、憲宗之世，實際上為“散配戶人，嚴加徵催”之強迫收取人民農産品之方法，其何以由“和”買而變為強徵，殊可深思。
其在玄宗時如何情形固不能确知，但有可決言者，即和籴之制本為軍食而設，如《唐會要》捌捌《倉及常平倉》雲： 貞元八年十月勑：“諸軍鎮和籴貯備共三十三萬石。
” 及同書玖拾《和籴》雲： 長慶元年二月勑：“其京北、京西和籴使宜勒停，先是度支以近儲無備，請置和籴使，經年無效，徒擾邊民，故罷之。
” 即可瞭然隋代以全國社倉人民處理不善，特在西北邊州軍防之地改官辦之制，即是令人民直接間接納粟于軍鎮，其後改為依戶等納粟，亦是“配戶徵催”之制也。
唐貞觀義倉之制為全國普遍制，江南尚且實施，西北更應一律遵行，而西北自貞觀至開元其間皆有軍事關係，為屯駐重兵之地，觀《通典》一貳《食貨典》輕重門義倉條（參《舊唐書》玖叁及《新唐書》一一一《薛讷傳》）雲： 高宗武太後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義倉費用向盡。
則知西北邊州軍需之廣，義倉亦必貸盡而有所不足也。
但欲足軍食，舍和籴莫由，故《通鑑》貳一肆《唐紀》叁拾開元二十五年九月條（參前引《新唐書?食貨志》）雲： 先是西北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籴之法。
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籴法于關中。
（九月）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
”自是關中蓄積羨益，車駕不複幸東都矣。
癸巳敕河南、河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是西北邊州本行和籴之法，而牛仙客、彭果因以推行于關中。
牛仙客本由河湟典史曆官西北甚久，以能足食足兵顯名，緻位宰相，則西北和籴之法仙客必早已行之而有效。
而其所以能著效者，除有充足之财貨足以為和買之資外，尚須具備有二條件：一為其地農民人口繁殖，足以增加農産品數量，二為其地已習用此類帶有強迫性收買之方法。
請略言之： 和籴者，就地收購農産物之謂，故必須其地農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産，始得行收購之實。
隋季西北諸州雖罹戰禍，然休養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已恢複繁盛，加以政府施行充實西北邊州之政策，故其地遂為當日全國最富饒之區域。
《通鑑》貳一陸《唐紀》叁貳天寶十二載以歌舒翰兼河西節度使條述當日河西之盛況（寅恪案：此採自《明皇雜錄》，又《元氏長慶集》貳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西涼伎》一詩亦可參考）雲： 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裡，闾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當日西北邊州富庶若此，和籴政策第一條件既已備具，則就其地以推行此政策，自不困難，可無疑也。
又和籴之法若官所出價，逾于地方時估者甚高，雖可以利誘民，然政府所費過钜，如收購之數量甚多，則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價與地方時估相差無幾，則區區微利之引誘，必不能使農民自動與胥吏交易。
蓋農民大抵畏吏胥如虎狼，避之惟恐不及，此則無古今之異，不俟煩言而解者也。
是以必帶有習慣性及強迫性，和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緻病民。
考西北邊州自隋開皇時已行按戶納粟于官倉或軍倉之制，其性質即與白香山所謂“散配戶人，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