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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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玖貳《内外官職田》（參考前條有關諸書）略雲：
武德元年十二月制内外職官各給職分田。
據此簡略之徵引，即可見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齊、隋、唐之田制實同一系統，而南朝則無均田之制，其國用注重于關市之稅，北朝雖晚期亦征關市之稅，然與南朝此稅之地位其輕重頗有不同，然則南朝國民經濟國家财政較北朝為進步，抑又可知也。
《魏書》陸捌《甄琛傳》（《北史》肆拾《甄琛傳》同）所雲： （于世宗時）上表曰：“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郦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
” 南北社會經濟國家财政之差異要點，甄琛此數語足以盡之矣。
但隋雖統一南北，而為時甚短，又經隋末之擾亂，社會經濟之進步亦為之停頓，直至唐高宗武則天之世，生養休息約經半世紀之久，社會經濟逐漸進展，約再曆半世紀，至玄宗之時，則進展之程度幾達最高度，而舊日北朝之區域自西晉永嘉亂後其社會經濟之發達未有盛于此時者也。
夫唐代之國家财政制度本為北朝之系統，而北朝之社會經濟較南朝為落後，至唐代社會經濟之發展漸超越北朝舊日之限度，而達到南朝當時之曆程時，則其國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進。
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視之似為當時政府一二人所特創，實則本為南朝之舊制。
蓋南朝雖為北朝所併滅，其遺制當仍保存于地方之一隅，迨經過長久之期間，唐代所統治之北朝舊區域，其經濟發展既與南朝相等，則承繼北朝系統之中央政府遂取用此舊日南朝舊制之保存于江南地方者而施行之，前所謂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
又河隴區域在北朝區域内本為文化甚高區域，其影響于隋唐制度之全部者，前章已詳言之。
但除文化一端外，其地域在吾國之西北隅，輿西北諸外族鄰接，曆來不獨為文化交通之孔道，亦為國防軍事之要區。
唐代繼承宇文泰關中本位之政策，西北邊疆本重于東北，至于玄宗之世，對于東北更取消極維持之政策，而對于西北，則取積極進展之政策。
其關涉政治史者本章可不置論，茲所論者即西北一隅曆代為邊防要地，其地方傳統之财政經濟制度經長久之演進，頗能适合國防要地之環境。
唐玄宗既對西北邊疆採軍事積極政策，則此河湟地方傳統有效之制度實有擴大推廣而改為中央政府制度之需要，此即前所謂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也。
請就二者各舉一例以證明之，關于江南地方化者曰迴造納布，關于河西地方化者曰和籴，此二端之涉及政治軍事者不能詳述，茲僅論其淵源所從出于下： 隋唐二代長安、洛陽東西兩京俱為政治文化之中心，而長安為西魏、北周以來關中本位之根據地，當國家積極進行西北開拓政策之時，尤能得形勢近便之利，然其地之經濟運輸則遠不及洛陽之優勝，在北周以前軍政範圍限于關隴巴蜀，規模狹小，其經濟尚能自給。
自周滅北齊後不久，即營建洛陽為東京，隋唐承之，故長安、洛陽天子往來行幸，誠如李林甫所謂東西兩宮者也（參《新唐書》一貳叁上《姦臣傅?李林甫傳》及《通鑑》貳一肆《唐紀》叁拾開元二十四年條等）。
夫帝王之由長安遷居洛陽，除别有政治及娛樂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則天等茲不論外，其中尚有一主因為本章所欲論者，即經濟供給之原因是也。
蓋開中之地農産物雖号豐饒，其實不能充分供給帝王宮衛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陸交通不甚便利，運轉米穀亦頗困難，故自隋唐以降，關中之地若值天災，農産品不足以供給長安帝王宮衛及百官俸食之需時，則帝王往往移幸洛陽，俟關中農産豐收，然後複還長安。
茲就隋唐二代各舉一例如下： 《隋書》貳《高祖紀下》（《北史》一一《隋本紀上》略同）雲： 開皇十四年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上率戶口就食于洛陽。
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東巡狩。
《通鑑》貳百玖《唐紀》貳伍景龍三年末雲： 是年關中饑，米鬥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
羣臣多請車駕幸東都，韋後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說上[中宗]雲：“今歲不利東行。
”後複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
觀此二例，可知隋唐時關中長安之經濟供給情勢矣。
至唐玄宗之世，為唐代最盛之時，且為積極施行西北開拓政策之際，當日關中經濟供給之問題尤較前代為嚴重，觀《舊唐書》玖捌《裴耀卿傳》（《通典》拾《食貨典》漕運門同，其他有關材料不備列）所雲： 明年[開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城穀貴，上将幸東都，獨召耀卿，問救人之術。
耀卿對曰：“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太倉及三輔先所積貯且随見在發重臣分道赈給，計可支一二年。
從東都更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
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
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廪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
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于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家大計，不憚劬勞，祇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
若能
據此簡略之徵引，即可見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齊、隋、唐之田制實同一系統，而南朝則無均田之制，其國用注重于關市之稅，北朝雖晚期亦征關市之稅，然與南朝此稅之地位其輕重頗有不同，然則南朝國民經濟國家财政較北朝為進步，抑又可知也。
《魏書》陸捌《甄琛傳》（《北史》肆拾《甄琛傳》同）所雲： （于世宗時）上表曰：“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郦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
” 南北社會經濟國家财政之差異要點，甄琛此數語足以盡之矣。
但隋雖統一南北，而為時甚短，又經隋末之擾亂，社會經濟之進步亦為之停頓，直至唐高宗武則天之世，生養休息約經半世紀之久，社會經濟逐漸進展，約再曆半世紀，至玄宗之時，則進展之程度幾達最高度，而舊日北朝之區域自西晉永嘉亂後其社會經濟之發達未有盛于此時者也。
夫唐代之國家财政制度本為北朝之系統，而北朝之社會經濟較南朝為落後，至唐代社會經濟之發展漸超越北朝舊日之限度，而達到南朝當時之曆程時，則其國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進。
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視之似為當時政府一二人所特創，實則本為南朝之舊制。
蓋南朝雖為北朝所併滅，其遺制當仍保存于地方之一隅，迨經過長久之期間，唐代所統治之北朝舊區域，其經濟發展既與南朝相等，則承繼北朝系統之中央政府遂取用此舊日南朝舊制之保存于江南地方者而施行之，前所謂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
又河隴區域在北朝區域内本為文化甚高區域，其影響于隋唐制度之全部者，前章已詳言之。
但除文化一端外，其地域在吾國之西北隅，輿西北諸外族鄰接，曆來不獨為文化交通之孔道，亦為國防軍事之要區。
唐代繼承宇文泰關中本位之政策，西北邊疆本重于東北，至于玄宗之世，對于東北更取消極維持之政策，而對于西北，則取積極進展之政策。
其關涉政治史者本章可不置論，茲所論者即西北一隅曆代為邊防要地，其地方傳統之财政經濟制度經長久之演進，頗能适合國防要地之環境。
唐玄宗既對西北邊疆採軍事積極政策，則此河湟地方傳統有效之制度實有擴大推廣而改為中央政府制度之需要，此即前所謂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也。
請就二者各舉一例以證明之，關于江南地方化者曰迴造納布，關于河西地方化者曰和籴，此二端之涉及政治軍事者不能詳述，茲僅論其淵源所從出于下： 隋唐二代長安、洛陽東西兩京俱為政治文化之中心，而長安為西魏、北周以來關中本位之根據地，當國家積極進行西北開拓政策之時，尤能得形勢近便之利，然其地之經濟運輸則遠不及洛陽之優勝，在北周以前軍政範圍限于關隴巴蜀，規模狹小，其經濟尚能自給。
自周滅北齊後不久，即營建洛陽為東京，隋唐承之，故長安、洛陽天子往來行幸，誠如李林甫所謂東西兩宮者也（參《新唐書》一貳叁上《姦臣傅?李林甫傳》及《通鑑》貳一肆《唐紀》叁拾開元二十四年條等）。
夫帝王之由長安遷居洛陽，除别有政治及娛樂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則天等茲不論外，其中尚有一主因為本章所欲論者，即經濟供給之原因是也。
蓋開中之地農産物雖号豐饒，其實不能充分供給帝王宮衛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陸交通不甚便利，運轉米穀亦頗困難，故自隋唐以降，關中之地若值天災，農産品不足以供給長安帝王宮衛及百官俸食之需時，則帝王往往移幸洛陽，俟關中農産豐收，然後複還長安。
茲就隋唐二代各舉一例如下： 《隋書》貳《高祖紀下》（《北史》一一《隋本紀上》略同）雲： 開皇十四年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上率戶口就食于洛陽。
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東巡狩。
《通鑑》貳百玖《唐紀》貳伍景龍三年末雲： 是年關中饑，米鬥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
羣臣多請車駕幸東都，韋後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說上[中宗]雲：“今歲不利東行。
”後複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
觀此二例，可知隋唐時關中長安之經濟供給情勢矣。
至唐玄宗之世，為唐代最盛之時，且為積極施行西北開拓政策之際，當日關中經濟供給之問題尤較前代為嚴重，觀《舊唐書》玖捌《裴耀卿傳》（《通典》拾《食貨典》漕運門同，其他有關材料不備列）所雲： 明年[開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城穀貴，上将幸東都，獨召耀卿，問救人之術。
耀卿對曰：“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太倉及三輔先所積貯且随見在發重臣分道赈給，計可支一二年。
從東都更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
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
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廪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
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于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家大計，不憚劬勞，祇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
若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