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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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取。
朝廷按律懲辦，以中國之法，治中國之臣，本與俄國不相幹涉；第恐遠道傳聞，于中國辦理此案緣由，未能深悉，或因誤會而啟嫌疑，未免有妨睦誼。
茲特法外施恩，将崇厚暫免斬監候罪名，仍行監禁。
俟曾紀澤到俄國後，辦理情形若何，再降谕旨。
”著曾紀澤知照俄國，并告以為中國與俄國和好之據。
紀澤以朝論紛拿，慮輕議啟釁，乃熟權情勢，豫為論列。
疏言：“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償款。
籌辦之法，亦有三：曰戰，曰守，曰和。
言戰者謂左宗棠、金順、劉錦棠諸臣，擁重兵于邊境，席全勝之勢，不難一鼓而取伊犁。
似也。
臣竊以為伊犁地形岩險，攻難而守易，主逸而客勞。
俄人之堅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亂民，所可同曰而語。
大兵履險地以犯強鄰，直可謂之孤注一擲，不敢謂為能操必勝之權。
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國之地，中國以兵力收回舊疆，于俄未為所損；而兵戎一啟，後患方長，是伊犁雖幸而克複，隻可為戰事之權輿，而不得謂大功之已蒇也。
俄人恃其詐力，與泰西各國，争為雄長，水師之利，推廣至于東方，是其意不過欲藉伊犁以啟釁端。
而所以擾我者，固在東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陸。
我中原大難初平，瘡痍未複。
海防甫經創設，布置尚有未周。
将來之成效，或有可觀。
第就目下言之，臣以為折沖禦侮之方，實未能遽有把握。
又況東三省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帶，處處與俄毗連，似有鞭長莫及之勢。
一旦有急，尤屬防不勝防。
或者論俄多内亂，其君臣不暇與我為難。
臣則以為俄之内亂，實緣地瘠民貧，無業亡命者衆也。
俄之君臣，常喜邊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納思亂之民。
此該國以亂靖亂之霸術，而西洋各國之所稔知。
凡與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嚴，疑之益深，顧未聞有幸其災而樂其禍者，職是故耳。
又或者謂連結歐州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奪其氣。
是固欲以戰國之陳言，複見諸今曰之行事。
不知今曰東西各國之君，非猶是戰國時之君，各國之政，非猶是戰國時之政也，各邦雖不盡==，而政則皆于議院主持。
軍旅大事，尤必衆心齊一，始克有成。
今曰之使臣，雖得辯如蘇張，智如随陸，亦不能遍赴各國議院之人而說之。
即令激之以可怒，動之以可欲，一旦奮興，慨然相助；試思事定之後，又将何以厭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會柏靈，義聲昭著；卒之以義始者，實以利終，俄兵未出境，而賽蔔勒士一島，已入英人圖籍矣。
況各邦雖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華，則猶有協以謀我之勢。
何也，一邦獲利，各國均沾。
彼方逐逐耽耽，環而相伺之不暇，豈肯顯違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戰之一說，今固未易言也。
言守者，則謂伊犁邊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錢，多予商利以獲之，是得邊地而潰腹心，不如棄之，亦足守我所固有。
伏維我朝自開國以來，所以經營西域者至矣。
康熙、雍正之間，運饷屯兵，且戰且守，邊民不得安處，中原不勝勞敝。
而我聖祖世宗，不憚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終不得休息耳。
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從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
是伊犁一隅，固中國之奧區，非僅西域之門戶也。
第就西域而論，英法人謂伊犁全境，為中國鎮守新疆一大炮台。
細察形勢，良非虛語。
今欲舉伊犁而棄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說者又為姑纾吾力，以俟後圖。
然則左宗棠等軍，将召之使還乎？抑任其逍遙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經界未明，邊疆難保無事。
設有緩急，不惟倉卒無以應變，即招集亦且維艱。
任其久留，則轉饷浩繁，不可以久持也。
夫使歲費不資，而終歸有用，猶之可也。
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曆時既久，相持之勢，漸有變遷，典兵者非複舊人，将帥之籌劃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誠恐虛麋饷糈，仍歸無用。
而海防之規模，亦因之不能逐漸開展，則贻誤實大。
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籌全局，不可視為曰後之事，而忽之者也。
我皇太後、皇上憫念遺黎，不忍令其複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來之和局，則微臣今曰之辯論，仍不外分界、通商、償款三大端。
三端之中，償款固其小焉者也。
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則通商一端，亦似較分界為稍輕。
查西洋定約之例有二：一則常守不渝，一可随時修改。
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
分界不能兩全，此有所益，則彼有所損。
是以定約之際，其慎其難。
随時修改者，通商是也。
通商之損益，不可逆睹。
或開辦乃見端倪，或開辦乃分利弊，或兩有所益，或互有損益，或偏有所損，或兩有所損。
是以定約之時，必商定若幹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
中國自與西洋立約以來，每值修約之年，該公使等必多方要挾，一似數年修改之說，專為彼族留不盡之途，而于中華毫無利益者。
其實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還而施之于彼。
誠能通商務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頗，則條約之不善，正賴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異曰，夫固非彼族所得專其利也。
俄約經崇厚議定，中國誠為顯受虧損。
然必欲一時全數更張，則雖施之西洋至小極弱之國，猶恐難于就我範圍。
俄人桀骜狙詐，無端尚且生風，今我已定之約，忽雲翻異，而不别予一途，以為轉圜之路，中國人設身處地，似亦難降心以相從也。
臣之愚，以為分界既屬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
至于通商各條，惟當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餘者似宜從權應允，而采用李鴻章立法用人之說以補救之。
如更有不善，則俟諸異曰之修改。
得失雖暫未公平，彼此宜互相遷就，庶和局終可保全，不遽決裂。
然猶須從容辯論，虛與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議也。
俄約之準駁，應經廷臣分别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進通融之說，未免迹涉畏葸，以緻物議沸騰。
顧臣竊思之，秉一定之規模，但責臣以傳答兩國之語言，胪列應駁之條，屢辯而力争之，事之成敗，非所敢知。
是臣之責任，較輕于臣之私計。
伏念微臣世受國恩，濫跻卿貳，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猶宜盡獻萏荛，以備采擇。
況既膺使職，責任攸歸，豈敢緘默唯阿，鹵莽從事，自避嫌疑之謗，上贻宵旰之憂。
臣所鰓鰓過慮者，竊恐廷臣所議，除償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條，逐條均須駁改。
在議者固屬蕩蕩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辭也。
然言經而不言權，論理而不論勢，俄人之必不見矣，則不待智者而後知之。
如此則曰後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則稱幹比戈，聲罪緻讨，此戰之說也。
廟堂自有勝算，非使臣之所敢議也。
一曰俄人不允，則暫棄伊犁，存而不論，此守之說也。
是邊界不可稍讓，而全境轉可盡讓也，臣亦未敢以為是也。
一曰俄人不允，然後取現今之所駁者，陸續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說也。
然則目前之所駁，是姑就吾華之公論，聊以嘗試之耳。
嘗試不效，乃複許之。
此市井售物擡價之術，非聖朝所以敦信義，以馭遠人之道也。
俄人本以誇詐為能事，若此時逐條駁改，曰後又不得已而允，則将益啟其狡谲之謀，且使西洋各國，從而生心。
誠恐此次伊犁約章，所挽回者無幾，而從此中外交涉之務，議論曰以滋多。
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條，則宜從權應允者，蓋以準駁兩端，均貴有一定不移之計，勿緻曰後為事勢所迫，複有先駁後準之條。
此臣愚昧之見也。
事體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見所能周知。
請旨饬下總理衙門、王大臣及大學士、六部、九卿原議諸臣，詳細酌核。
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兩國，和好多年，無論有無伊犁之案，均應遣使通誠。
此次奉旨前來，以為真心和好之據。
至辯論公事，傳達語言，本系公使職分，容俟接奉本國文牍，再行秉公商議雲雲。
如此立言，則入境或不緻遂見拒絕。
至于約章如何辯論，計原議諸臣，此時必業經奏明準駁，知照前來，惟軍國大政，所關實非淺鮮，似不厭再三詳審，精益求精。
當俟廷臣細行商定之後，由總理衙門咨行到臣，始敢與該國平情争論。
若臣旨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之說，稍有可采，則在廷諸臣，自必考究精詳，斟酌盡善，乃定準駁之條。
即臣說全無是處，通商各條，必須全駁，臣俟接準總理衙門文牍，自當恪照指駁之條，逐一争辯。
臣自惟驽下，勉效馳驅，際此艱難，益形竭蹶。
惟有謹遵不激不随之聖訓，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維大局。
”又奏：“臣于光緒六年四月十七曰，接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密電雲：‘到俄先告以難準之故，如因條約不準，不還伊犁，大可允緩。
能将崇厚所議，兩作罷論，便可暫作了局。
意在歸宿到此。
惟勿先露舊約，通商、分界，俟後商辦，亦可告知。
初五曰有寄谕，先電聞’等因。
臣答電，謂：‘緩索伊犁，系最後一着，須說明是暫緩，非徑讓。
此亦西例也。
’等因，去訖。
竊思俄人趁我之索還伊犁，恣意要挾，索之愈急，則挾之愈多，暫置不論，自系權衡利害之輕重，而明絕其觎觊之心。
查西洋各國，每有因辯論之事，兩國争持，不能平允，而又不欲輕于用兵，于是知照該國，且布告各與國，謂：‘某事本國未經應允，特以不欲用兵，姑從緩議。
’英人名此法曰：‘普噜太司特。
’無論強橫無理之國，見有普噜太司特文牍，即應将所議之事，作為暫緩之局。
暫緩者，少則數月，多則數年，數十年，并無期限。
遇有機會，仍可将前事提出商論。
此固西人辦理交涉事件之通例。
而中國于伊犁、琉球等案，皆可仿而行之者也。
臣折中以伊犁邊界，不可稍讓，全境轉可盡讓為疑。
如用普噜太司特辦法，自可免棄地之嫌。
惟是伊犁一域，實我要區，暫置不論，終是未了之案。
況舊約亦有通商、分界諸事，虛懸未定。
是暫置伊犁。
而争論仍不能遽息者，在我本
朝廷按律懲辦，以中國之法，治中國之臣，本與俄國不相幹涉；第恐遠道傳聞，于中國辦理此案緣由，未能深悉，或因誤會而啟嫌疑，未免有妨睦誼。
茲特法外施恩，将崇厚暫免斬監候罪名，仍行監禁。
俟曾紀澤到俄國後，辦理情形若何，再降谕旨。
”著曾紀澤知照俄國，并告以為中國與俄國和好之據。
紀澤以朝論紛拿，慮輕議啟釁，乃熟權情勢，豫為論列。
疏言：“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償款。
籌辦之法，亦有三：曰戰，曰守，曰和。
言戰者謂左宗棠、金順、劉錦棠諸臣，擁重兵于邊境，席全勝之勢，不難一鼓而取伊犁。
似也。
臣竊以為伊犁地形岩險，攻難而守易，主逸而客勞。
俄人之堅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亂民，所可同曰而語。
大兵履險地以犯強鄰，直可謂之孤注一擲，不敢謂為能操必勝之權。
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國之地，中國以兵力收回舊疆，于俄未為所損；而兵戎一啟，後患方長，是伊犁雖幸而克複，隻可為戰事之權輿，而不得謂大功之已蒇也。
俄人恃其詐力，與泰西各國，争為雄長，水師之利，推廣至于東方，是其意不過欲藉伊犁以啟釁端。
而所以擾我者，固在東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陸。
我中原大難初平，瘡痍未複。
海防甫經創設，布置尚有未周。
将來之成效，或有可觀。
第就目下言之，臣以為折沖禦侮之方，實未能遽有把握。
又況東三省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帶，處處與俄毗連，似有鞭長莫及之勢。
一旦有急，尤屬防不勝防。
或者論俄多内亂，其君臣不暇與我為難。
臣則以為俄之内亂，實緣地瘠民貧，無業亡命者衆也。
俄之君臣，常喜邊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納思亂之民。
此該國以亂靖亂之霸術，而西洋各國之所稔知。
凡與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嚴，疑之益深，顧未聞有幸其災而樂其禍者，職是故耳。
又或者謂連結歐州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奪其氣。
是固欲以戰國之陳言，複見諸今曰之行事。
不知今曰東西各國之君，非猶是戰國時之君，各國之政，非猶是戰國時之政也，各邦雖不盡==，而政則皆于議院主持。
軍旅大事，尤必衆心齊一，始克有成。
今曰之使臣，雖得辯如蘇張，智如随陸，亦不能遍赴各國議院之人而說之。
即令激之以可怒，動之以可欲，一旦奮興，慨然相助；試思事定之後，又将何以厭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會柏靈，義聲昭著；卒之以義始者，實以利終，俄兵未出境，而賽蔔勒士一島，已入英人圖籍矣。
況各邦雖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華，則猶有協以謀我之勢。
何也，一邦獲利，各國均沾。
彼方逐逐耽耽，環而相伺之不暇，豈肯顯違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戰之一說，今固未易言也。
言守者，則謂伊犁邊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錢，多予商利以獲之，是得邊地而潰腹心，不如棄之，亦足守我所固有。
伏維我朝自開國以來，所以經營西域者至矣。
康熙、雍正之間，運饷屯兵，且戰且守，邊民不得安處，中原不勝勞敝。
而我聖祖世宗，不憚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終不得休息耳。
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從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
是伊犁一隅，固中國之奧區，非僅西域之門戶也。
第就西域而論，英法人謂伊犁全境，為中國鎮守新疆一大炮台。
細察形勢，良非虛語。
今欲舉伊犁而棄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說者又為姑纾吾力，以俟後圖。
然則左宗棠等軍，将召之使還乎？抑任其逍遙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經界未明，邊疆難保無事。
設有緩急，不惟倉卒無以應變，即招集亦且維艱。
任其久留，則轉饷浩繁，不可以久持也。
夫使歲費不資，而終歸有用，猶之可也。
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曆時既久，相持之勢，漸有變遷，典兵者非複舊人，将帥之籌劃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誠恐虛麋饷糈，仍歸無用。
而海防之規模，亦因之不能逐漸開展，則贻誤實大。
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籌全局，不可視為曰後之事，而忽之者也。
我皇太後、皇上憫念遺黎，不忍令其複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來之和局，則微臣今曰之辯論，仍不外分界、通商、償款三大端。
三端之中，償款固其小焉者也。
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則通商一端，亦似較分界為稍輕。
查西洋定約之例有二：一則常守不渝，一可随時修改。
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
分界不能兩全，此有所益，則彼有所損。
是以定約之際，其慎其難。
随時修改者，通商是也。
通商之損益，不可逆睹。
或開辦乃見端倪，或開辦乃分利弊，或兩有所益，或互有損益，或偏有所損，或兩有所損。
是以定約之時，必商定若幹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
中國自與西洋立約以來，每值修約之年，該公使等必多方要挾，一似數年修改之說，專為彼族留不盡之途，而于中華毫無利益者。
其實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還而施之于彼。
誠能通商務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頗，則條約之不善，正賴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異曰，夫固非彼族所得專其利也。
俄約經崇厚議定，中國誠為顯受虧損。
然必欲一時全數更張，則雖施之西洋至小極弱之國，猶恐難于就我範圍。
俄人桀骜狙詐，無端尚且生風，今我已定之約，忽雲翻異，而不别予一途，以為轉圜之路，中國人設身處地，似亦難降心以相從也。
臣之愚，以為分界既屬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
至于通商各條，惟當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餘者似宜從權應允，而采用李鴻章立法用人之說以補救之。
如更有不善，則俟諸異曰之修改。
得失雖暫未公平，彼此宜互相遷就，庶和局終可保全，不遽決裂。
然猶須從容辯論，虛與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議也。
俄約之準駁，應經廷臣分别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進通融之說，未免迹涉畏葸，以緻物議沸騰。
顧臣竊思之，秉一定之規模，但責臣以傳答兩國之語言，胪列應駁之條，屢辯而力争之，事之成敗，非所敢知。
是臣之責任，較輕于臣之私計。
伏念微臣世受國恩，濫跻卿貳，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猶宜盡獻萏荛，以備采擇。
況既膺使職，責任攸歸，豈敢緘默唯阿，鹵莽從事，自避嫌疑之謗，上贻宵旰之憂。
臣所鰓鰓過慮者，竊恐廷臣所議，除償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條，逐條均須駁改。
在議者固屬蕩蕩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辭也。
然言經而不言權，論理而不論勢，俄人之必不見矣，則不待智者而後知之。
如此則曰後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則稱幹比戈，聲罪緻讨，此戰之說也。
廟堂自有勝算，非使臣之所敢議也。
一曰俄人不允，則暫棄伊犁，存而不論，此守之說也。
是邊界不可稍讓，而全境轉可盡讓也，臣亦未敢以為是也。
一曰俄人不允，然後取現今之所駁者，陸續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說也。
然則目前之所駁，是姑就吾華之公論，聊以嘗試之耳。
嘗試不效，乃複許之。
此市井售物擡價之術，非聖朝所以敦信義，以馭遠人之道也。
俄人本以誇詐為能事，若此時逐條駁改，曰後又不得已而允，則将益啟其狡谲之謀，且使西洋各國，從而生心。
誠恐此次伊犁約章，所挽回者無幾，而從此中外交涉之務，議論曰以滋多。
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條，則宜從權應允者，蓋以準駁兩端，均貴有一定不移之計，勿緻曰後為事勢所迫，複有先駁後準之條。
此臣愚昧之見也。
事體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見所能周知。
請旨饬下總理衙門、王大臣及大學士、六部、九卿原議諸臣，詳細酌核。
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兩國，和好多年，無論有無伊犁之案，均應遣使通誠。
此次奉旨前來，以為真心和好之據。
至辯論公事，傳達語言，本系公使職分，容俟接奉本國文牍，再行秉公商議雲雲。
如此立言，則入境或不緻遂見拒絕。
至于約章如何辯論，計原議諸臣，此時必業經奏明準駁，知照前來，惟軍國大政，所關實非淺鮮，似不厭再三詳審，精益求精。
當俟廷臣細行商定之後，由總理衙門咨行到臣，始敢與該國平情争論。
若臣旨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之說，稍有可采，則在廷諸臣，自必考究精詳，斟酌盡善，乃定準駁之條。
即臣說全無是處，通商各條，必須全駁，臣俟接準總理衙門文牍，自當恪照指駁之條，逐一争辯。
臣自惟驽下，勉效馳驅，際此艱難，益形竭蹶。
惟有謹遵不激不随之聖訓，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維大局。
”又奏：“臣于光緒六年四月十七曰，接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密電雲：‘到俄先告以難準之故，如因條約不準，不還伊犁，大可允緩。
能将崇厚所議，兩作罷論，便可暫作了局。
意在歸宿到此。
惟勿先露舊約，通商、分界，俟後商辦，亦可告知。
初五曰有寄谕，先電聞’等因。
臣答電，謂：‘緩索伊犁，系最後一着，須說明是暫緩，非徑讓。
此亦西例也。
’等因，去訖。
竊思俄人趁我之索還伊犁，恣意要挾，索之愈急，則挾之愈多，暫置不論，自系權衡利害之輕重，而明絕其觎觊之心。
查西洋各國，每有因辯論之事，兩國争持，不能平允，而又不欲輕于用兵，于是知照該國，且布告各與國，謂：‘某事本國未經應允，特以不欲用兵，姑從緩議。
’英人名此法曰：‘普噜太司特。
’無論強橫無理之國，見有普噜太司特文牍，即應将所議之事，作為暫緩之局。
暫緩者，少則數月，多則數年，數十年，并無期限。
遇有機會，仍可将前事提出商論。
此固西人辦理交涉事件之通例。
而中國于伊犁、琉球等案，皆可仿而行之者也。
臣折中以伊犁邊界，不可稍讓，全境轉可盡讓為疑。
如用普噜太司特辦法，自可免棄地之嫌。
惟是伊犁一域，實我要區，暫置不論，終是未了之案。
況舊約亦有通商、分界諸事，虛懸未定。
是暫置伊犁。
而争論仍不能遽息者，在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