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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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見有為于總署。
未幾，有為上書言事，上交總署議奏。
章京持以請命于常熟曰：“準乎？”曰：“不可。
” 曰：“駁乎？”不應。
曰：“然則奈何？”曰：“擇其可者而許之。
”于是議準二事，曰：“商務”，曰“礦務”。
總署諸公以洋洋數千言，條陳十數事，僅允其二，懼失上意，不得已，奏請軍機會議，樞府諸公惟恐任咎，拟旨會同王大臣議。
迨奏上，準者過半，有為自此獲上。
及有為得罪，常熟、南海皆列名康黨，實非二公本懷。
年終密考，少則四字，至少二字，至多十六字。
蓋以備萬幾之暇，知其人之大略。
非為作傳，以概其生平，亦非為作論，以較其長短，固無須乎多也。
向例由軍機大臣資望在先者呈覽，政府中新進不盡知也。
丁酉年終，李文忠問翁文恭曰：“近為何事，而冗若此？”文恭曰：“日與蘭孫抄錄密考，不勝其繁。
”文忠曰：“曷不使子密為之？”文恭曰：“子密笃于交遊，懼其先以報喜也。
”以當時錢侍郎之資望，尚不能預于機密，他可知已。
宣統以後，則攜出謄錄，視之不若往日之重，朝廷每年黜陟之典，亦不盡行。
滇督李仲軒制府，于每人密考，各二三百言，于是失密考之本旨，視如例事。
樞臣亦公然攜出錄副，無複秘之可言矣。
京朝官重前後輩之禮，翰、詹、科、道、樞廷向有此稱，相沿成俗。
俄租旅順、大連案，李文忠主稿。
畫諾後一日，遇許筠庵尚書，問曰：“旅大事奈何？” 文忠曰：“與之。
”尚書大詫，曰：“中堂不知譯署有同官耶，而自為政也？” 文忠曰：“爾足不至署，謂予能日至而家請命乎？爾無多言，他日予将至清秘堂判曲直焉。
”尚書為之奪氣。
翰院之制，後輩無禮于前輩，直呼至清秘堂服罪。
文忠蓋以此窘之，尚書雖貴，未敢抗也。
周鏡漁廉訪為軍機處領班章京時，有新進傳到前問其字，廉訪立呼蘇拉入室。
蘇拉者，清語仆役也。
謂之曰：“汝領此君出，以我籍貫、姓字、官銜、寓所告之。
予有公務，未暇與叙寒暄也。
”廉訪豐裁過峻，未免令人難堪。
部曹之中，雖無前後輩名稱，然尊卑判别，出于天然。
新進到部，分司入室以後，仆役引見本司所有人員。
自印稿以下，皆一揖而退，印稿略有問答，乃列之至末一座，同官籍貫、姓字、官銜、寓所，均令仆役開單記之。
不敢面詢也。
次日按單登門往谒，或遇或不遇，不遇則再往。
繼而因友及友，介紹屬托，漸次相習，乃擇日宴請同僚，杯酒聯歡。
自此而後，升沈進退，皆托命于印稿。
縱有年姻故舊，轉相攀附，不能逾此範圍之中矣。
《越缦堂日記》近日頗有盛名，常浏覽一過，記之如下：莼客記所讀之書全無宗旨，嫌其太雜。
經史子集，無一不有，讀之未畢，随手劄記，難免首尾不貫。
如經學之《禹貢錐指》、《尚書古文疏證》、《詩毛傳疏》、《左通補釋》、《左傳賈服注輯述》，小學之《骈雅》、《說文佚字》，史學之《紀載類篇》、《野獲編》、《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紀年》，金石學之《金石史》、《石墨镌華》，别集之《道古堂全集》、《味經堂遺書》、《焦氏叢書》、《蛾術堂全集》、《景紫堂叢書》。
多長篇巨帙，或專門名家，在他人畢生精力所在，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評語，謂之讀書，孰能信之。
最可笑者，叢書目錄抄寫多種，連篇累牍，視為珍秘。
其至《缙紳錄》亦删節記入，無複著書之體。
同光以來，文人不笃志于學，鹹以書籍作談柄，為欺人之計，悉是類也。
點閱之書，《日記》中僅見三種：一《周禮注疏》，一《吳梅村集》，一《戴東原集》。
皆一二日即止，揆厥情形，恐未終卷。
又，一日讀杜氏《春秋經傳集解》，于惠氏、馬氏、焦氏《補注》、高氏《地名考略》、江氏《地理考實》、邵氏《南江劄記》、王氏《經義述聞》、邵氏《規過持平》同時并進，一日而終。
雖精力過人，恐無此理。
論誠字工夫須自然，不須逼促。
惟學問之道，苟非上智，無不從勉強而行之始者。
莼客平生近于放浪，皆此說誤之也。
莼客于小學未識門徑，始譏陳珊士、孫蓮士作字從篆體，同治五年四月以後《日記》，摹仿《說文》，則誠之謂何？ 謂酒垆之垆，《史記》作钅盧，《漢書》作“盧”。
按，盧為本字，钅盧、垆為後加偏旁之字，何足深論。
謂天數一，故引伸為專壹。
按，一字不作壹解，又不知壹本從[1234]，且誤壹為[1234]，益生紛糾。
《爻山詩話》據《博古圖》，“單疑生”即“散宜生”。
按，單、散，疑、宜，古字通用，抑何足記。
其邑人陳緻英之《書契原指》莫非盲說，津津樂道，尤為無識。
《讀史劄記》較有可取，然多單辭片證，蓋于頃刻之間，逐卷尋覓而得之。
非若王西莊、趙雲崧輩，有所見而錄之，積少以成多也。
明季雜史，略有考據，亦皆細故，無關宏旨。
謂“柳如是歸錢牧齋後，遇宴客，仍出勸觞。
”雖載全紹衣《鲒亭集》及計六奇《南略》，抑何足記。
謂梨洲塗澤學術，以相炫耀；苦貧不免請托，以冀沾潤；呂晚村托買祁氏書，梨洲擇其奇秘者自買，而以其餘歸晚村；梨洲晚年，燭籠上題“召試翰林”；傅青主印章，有“征辟博學鴻詞”；陸清獻與呂晚村投分最契，不啻一人。
雲出于鈔本，國初人傳，雖不知其真僞，然何必隐善揚惡。
讀國朝人集，常數十種，不倫不類，莫名其意。
詩宗七子，故推崇明人甚力，一隅之見，姑不必論。
至近人詩詞摘句圖，不免明季山人之習，數數見之，尤足令人生厭。
然在此書中，猶為上乘。
蓋莼客一生學問，惟詞章差強人意耳。
生性好揭人短，論經學則以焦裡堂為偏谲，論古文則言方、姚之陋，诋曾文正之未純，而茅鹿門并不菲薄，可謂别有肺腸。
臧氏《拜經文集》有《妾服議》，引《禮》君為貴妾服缌，以貴妾為妾長有子者。
按，臧氏之解，誠有未妥。
辰嬴生公子樂，又為秦女五人之一，而趙盾謂之賤，則妾之稱貴，不以有子，亦不因侄娣，明矣。
蓋喪服之制，論其報施而已，本無親疏貴賤之别。
故子為父三年。
父亦為子三年，夫為妻三年，妻亦為夫三年。
同爨互為缌，即君臣主仆初無有分，以示哀戚，非以辨等差也。
雖書缺有間，其詳不得而聞，然以理推之，子于父在不為母服三年，則妻于夫在亦必不為子服三年。
君為貴妾服缌，則貴妾亦必為君服缌。
君不為他妾服，則他妾亦必不為君服。
蓋夫人薨，曾為繼室，始謂之貴，此可斷言者。
莼客泥于貴妾為侄娣之說，以妾服為後世所不應有。
謂臧氏之議，獻媚于阮文達之死妾，何其誕與！ 于時人謾罵殊甚。
謂左湘陰為“耄昏”，李高陽為“要結取名”，閻朝邑為“獸心狗冠之徒”，張南皮為“佥壬禍首”，張豐潤為“妄人”、為“宵人”，陳閩縣為“輕險之士”。
又謂南皮、豐潤為“鼠輩”，閩縣之劾張靖達為“狐埋狐扌骨”，王湘绮為“江湖亻危客”，吳{客心}齋為“吳下書畫清客”，趙叔為“妄子”，于晦若為“風狂”，周星诒兄弟稱為“周蜮”，猶以為有怨也。
他如戴子高、楊海琴、鮑子年、何子貞、李山農、陳壽卿、吳平齋，皆緻不滿，或加醜诋，适成其為無忌憚之小人而已。
嘗合一時之人而論之。
謂：“嘉慶以後學者，遊談廢務，奔競取名。
”于光緒十年政府易人，則曰：“易中驷以驽産，代蘆菔以柴胡。
”于朝臣，則曰：“大臣非暗陋則偏愎，小臣非鄙猥則詩張。
”可謂一網打盡。
又嘗合一處之人而論之。
曰“北人昏狂”，曰“皖人無一可用”。
曰“江西無學者”。
曰：杭人之詩以江湖塗抹為事“。
曰”吾鄉粵逆之變，持節者逃竄，缙紳之屬，輸貢賊庭、受僞職、毒鄉裡者，不可悉數“。
曰”攘竊為閩人之慣技“。
曰“顧、黃從祀，出于福建子之請”。
辱斯甚矣。
又有揶揄之筆。
言：“張文襄升遷之速，由于日本人緻書請見，為上所知。
” 言：“沈子封之入合肥幕，因其大父鼎甫為合肥太翁入學之師。
”其落第之時，叫嚣尤甚，指摘瑕疵，不遺馀力，主試者不得免焉，中式者亦不得免焉。
莼客謂舉孝廉方正者，庠序之潦倒。
彼之所為，毋亦近于是乎。
甚至妻妾争鬥，無道處之，亦藉口誅筆伐之能，以洩其忿。
尤可笑者，姬侍當夕，并入紀載，然則《日記》将兼為氵?籌乎！ 相傳莼客居京師，以《日記》為廣通聲氣之用，不如其意，則于《日記》中貶之，因之借《日記》者不絕于門，如滬上人之讀小報也。
潘文勤乃其師也，不受其節敬而反贈以金，每至節下，辄問其仆曰：“李老爺麸料已送往乎？不爾将踢人。
”都人至今猶有知者。
鹹豐以前，春秋兩闱，懷挾之咎尚重。
同治初，元帝幼，多年不親政，搜檢王大臣漸從寬。
四年，乙醜科會試，有舉人遺書于地，吏以奉于王，王納之袖中，曰“奈何以帳簿入場”，釋之去。
十二年，癸酉科鄉試，有生籃中書籍紛紛墜地，王顧左右而佯作不見，此猶可曰“掩耳盜鈴”也。
光緒間，考生皆以四輪藤箱滿載書籍，曳之以入，公然犯規而不禁。
北闱中不許亂号，槍替猶少。
南闱号僅閉一日夜，近于兒戲。
殿廷考試，惟重試題出處。
始猶數人相約，分攜《佩文韻府》，藏于靴筒，繼而各納箱内，閱時置諸小幾之上，無人過問。
監試王大臣頻喚吸煙者出殿外，若似乎責任所在，僅防火燭而已。
沈文起《左傳補注。
自序》末曰：“今險忮刻薄之人，有竊鑽何休之餘竅，以挂誤餘子，何不仁之甚也！蓋聖世之賊民而已矣。
”其言本為同時之劉申甫、龔定庵、宋于廷諸人而發，然未至是也。
自國初漢學，進為道光中葉之西漢學，識者知其不祥，以為漢德将衰之兆。
為西漢學者，以漢學對宋，已大獲全勝，無鑽研餘地，不得不别出一途以自見。
繼之者即有周人經說，更高出西漢一等。
然為求學計，非求仕計，大言而已，學派競争，與世無涉也。
不意數十年後，有南海康長素公羊之學，以孔子改制為名，欲先講學而後輔政。
成進士後，朝考閱卷大臣故抑之，以歸部曹。
其弟子新會梁卓如，鄉舉出李端門下，一見大為激賞，以妹妻之，戊戌會場，已薦卷中式矣，忽為主司所覺察，黜之榜後。
領出落卷，房批雲：“還君明珠雙淚垂。
”卓如不得志，益肆意于新學，與其師互相标榜，遂興戊戌之變，釀為庚子之亂。
以此：與申甫諸君子相為比例，固不得遽謂之同，亦不能斷定其異也。
康有為為孔子改制之說，值中日戰役後，人心思治之亟而入于幻，異說乘之而起，于是學風為之一變。
有為中式光緒乙未科進士，朝考，其同鄉李若農侍郎在閱卷大臣之列，惡而黜之，用工部主事。
科舉時代通行之例：于鄉會試總裁、朝殿試閱卷大臣，皆尊為老師，自稱門生。
有為見侍郎，謂為“先生”。
問故，對曰：“古之道也。
”侍郎曰：“若然，徐蔭軒不幾為相公乎？”京諺優為相公，故侍郎以是質之。
其後梁啟超往見，侍郎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
”粵人好言新，而侍郎持論如此。
有為求用世之學，以得君為重，曾兩谒豐潤張幼樵副憲，問何以得志于高陽相國。
副憲在光緒初方露頭角，鋒厲無倫，有參奏高陽風說，高陽陽與修好，陰實畏之。
副憲遣戍之後，不複起用。
曾緻書合肥相國于京師，就商出處，末雲：“蘭師何以處我。
”合肥持示高陽，高陽若弗聞也者。
其交誼如此，其得君之術抑可見矣。
及有為往見，副憲豪氣全退，謙讓未遑，陽為不知。
有為雖為新黨魁首，而文筆繁冗，實不足以動人。
上皇帝萬言書，其中最警策之句雲：“皇太後，皇上，将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
”可謂敢于直谏，而不可謂之善為說辭。
谒見大員，辄雲：“小變則小效，大變則大效，不變則亡。
” 聞者置諸耳而已，未之能信也。
當時情事能令觀聽一傾者，厥惟《時務報》，自新會梁啟超《變法通議》刊載報首，描寫老大帝國緻敗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黨宣傳之力，遂能風行一時，京城内外，幾于家有其書。
人人争譽其美，遂入其彀中，隐為所動而不之覺。
茲将《變法通議》中，憑空杜撰者，擇錄如下：論學會雲：“西人之為學也，有一學，即有一會，故有農學、礦學、商學、工學、法學、天學、地學、算學、化學、電學、聲學、光學、重學、力學、水學、熱學、醫學、動植兩學、教務等會。
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瑣碎，莫不有會，其入會之人，上自後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會衆有集至數百萬人者。
” 論譯書雲：“諸國都會之地，庋藏漢文之書譯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國朝經說，猥陋如稗官小說，莫不各以其本國語言纟番行流布，其他種無論矣。
” 在今人言之，鮮有不斥其妄者。
而三十年前，昧于外務，群衆心目之中，頗為傾服而與之俱靡，既愛其大體，亦不暇議其微疵。
甚矣匹夫之力，足以率天下而趨于其所指引之地，使風氣轉移于無形，于斯見之矣。
有為字長素，不知其何所取義；京城士夫習聞其言孔子之教，以為長于素王也。
因而啟超及順德麥孟華悉被以嘉名，曰“超回”、曰“轶賜”。
孟華主《知新報》，文氣蕭索，與其師同。
更于肉食者，鄙薄過度，每一論出，毒詈醜诋，不遺餘力。
久之，讀者由厭生倦，鹹棄去。
不半年間，康、梁之赫赫聲名，漸如爝火矣。
有為進士改部曹，啟超落第舉子，不得意于仕進之路。
求用于世，乃别出一途，以希自見，以廣義言之，有志之士當如是矣。
然二人寒士，自顧謀身之不暇，文仲恭侍禦疏中，謂“曾拒其重賄”，言“台谏中，如楊深秀、宋伯魯，皆受百金之月俸，為之爪牙”，殊屬不近情理，故劾者愈衆，而上信之愈深。
侍禦既貶，未幾，禮部六堂同時并罷，以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參預新政。
稍涉機要，皆令四人拟诏，軍機大臣不知也。
及成，徑達上所，軍機大臣亦不知也。
有為又請開懋勤殿置十友，隐奪政權，于是人人怨恨而大禍作矣。
有為先奉嚴诏，促其出京。
事洩，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楊深秀及有為之弟廣仁，同時被逮。
有為出都，航海南下，已在“重慶”舟中。
上海關道，以邏卒伺于太古公司埠頭，将俟其至而執之。
及舟近吳淞，英國兵艦阻其行。
随有兵官乘ザ緣梯而上，以圖象詢得有為，挾至香港。
有為曾以事之始末，告諸港官，載于西報，謂其幸脫法網，為威爾斯籍教士李提摩太之力。
改名更生，蓋以此雲。
太後怒外人為逋逃主，義和拳滅洋邪說乘之而起，無識之徒群起附會，遂有庚子之變。
有為亡命南洋島中，遊說僑民，集資立保皇黨。
八國聯軍事起，征李相入京議和，行至滬，得有為書，勸清君側，逐母後。
時上海居民十方雜處，恃租界為護符，揚言無忌，為舉國讠皮辭之所自起。
李相偶聞人言及此，辄笑曰：“何今之少年，中毒若是之易也！”蓋至是已微知亂萌矣。
有為旋命唐才常密結會匪遊勇，謀據武昌。
已而才常及其同黨骈誅于市。
雖無成功，然定計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不可謂不識時務者也。
既敗，以餘資設《時務報》館，欲以言論之力，轉移人心于思亂之一途，積久似有微效。
有為死，《清史》本其素志，置諸列傳之末，而論事實，則不然也。
國初人解經，引經注之别見者以示其精，而案頭不可少之書，惟《注疏》一部。
乾嘉人解經，引經文之他見者以炫其博，而唯一法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
同時之儒者，或專攻小學，或避而孝子、史、地理，各有所長。
自《經籍纂诂》出，為訓诂之淵海；自《皇清經解》出，為經典之集林；自敷文閣刊《方輿紀要》，于地志一覽無馀；自廣雅堂輯《史學叢書》，于諸史各家鹹備。
于是人人可以掇拾，不廢稽古之功。
道、鹹而下以及光、宣，學風一變而為鐘鼎、石刻，作矜奇炫異、避熟就生之計。
經史大義，置之度外。
再變而為宋元舊闆本，朽腐夏化為神奇。
趨時之士各手一編，求其歧異之處，若國史館之校對官，若書班房之對讀生，
未幾，有為上書言事，上交總署議奏。
章京持以請命于常熟曰：“準乎？”曰：“不可。
” 曰：“駁乎？”不應。
曰：“然則奈何？”曰：“擇其可者而許之。
”于是議準二事，曰：“商務”，曰“礦務”。
總署諸公以洋洋數千言，條陳十數事，僅允其二，懼失上意，不得已，奏請軍機會議，樞府諸公惟恐任咎，拟旨會同王大臣議。
迨奏上，準者過半，有為自此獲上。
及有為得罪，常熟、南海皆列名康黨，實非二公本懷。
年終密考，少則四字，至少二字，至多十六字。
蓋以備萬幾之暇，知其人之大略。
非為作傳，以概其生平，亦非為作論，以較其長短，固無須乎多也。
向例由軍機大臣資望在先者呈覽，政府中新進不盡知也。
丁酉年終，李文忠問翁文恭曰：“近為何事，而冗若此？”文恭曰：“日與蘭孫抄錄密考，不勝其繁。
”文忠曰：“曷不使子密為之？”文恭曰：“子密笃于交遊，懼其先以報喜也。
”以當時錢侍郎之資望，尚不能預于機密，他可知已。
宣統以後，則攜出謄錄，視之不若往日之重，朝廷每年黜陟之典，亦不盡行。
滇督李仲軒制府，于每人密考，各二三百言，于是失密考之本旨，視如例事。
樞臣亦公然攜出錄副，無複秘之可言矣。
京朝官重前後輩之禮，翰、詹、科、道、樞廷向有此稱，相沿成俗。
俄租旅順、大連案，李文忠主稿。
畫諾後一日，遇許筠庵尚書，問曰：“旅大事奈何？” 文忠曰：“與之。
”尚書大詫，曰：“中堂不知譯署有同官耶，而自為政也？” 文忠曰：“爾足不至署，謂予能日至而家請命乎？爾無多言，他日予将至清秘堂判曲直焉。
”尚書為之奪氣。
翰院之制，後輩無禮于前輩，直呼至清秘堂服罪。
文忠蓋以此窘之，尚書雖貴，未敢抗也。
周鏡漁廉訪為軍機處領班章京時，有新進傳到前問其字，廉訪立呼蘇拉入室。
蘇拉者，清語仆役也。
謂之曰：“汝領此君出，以我籍貫、姓字、官銜、寓所告之。
予有公務，未暇與叙寒暄也。
”廉訪豐裁過峻，未免令人難堪。
部曹之中，雖無前後輩名稱，然尊卑判别，出于天然。
新進到部，分司入室以後，仆役引見本司所有人員。
自印稿以下，皆一揖而退，印稿略有問答，乃列之至末一座，同官籍貫、姓字、官銜、寓所，均令仆役開單記之。
不敢面詢也。
次日按單登門往谒，或遇或不遇，不遇則再往。
繼而因友及友，介紹屬托，漸次相習，乃擇日宴請同僚，杯酒聯歡。
自此而後，升沈進退，皆托命于印稿。
縱有年姻故舊，轉相攀附，不能逾此範圍之中矣。
《越缦堂日記》近日頗有盛名，常浏覽一過，記之如下：莼客記所讀之書全無宗旨，嫌其太雜。
經史子集，無一不有，讀之未畢，随手劄記，難免首尾不貫。
如經學之《禹貢錐指》、《尚書古文疏證》、《詩毛傳疏》、《左通補釋》、《左傳賈服注輯述》，小學之《骈雅》、《說文佚字》，史學之《紀載類篇》、《野獲編》、《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紀年》，金石學之《金石史》、《石墨镌華》，别集之《道古堂全集》、《味經堂遺書》、《焦氏叢書》、《蛾術堂全集》、《景紫堂叢書》。
多長篇巨帙，或專門名家，在他人畢生精力所在，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評語，謂之讀書，孰能信之。
最可笑者，叢書目錄抄寫多種，連篇累牍，視為珍秘。
其至《缙紳錄》亦删節記入，無複著書之體。
同光以來，文人不笃志于學，鹹以書籍作談柄，為欺人之計，悉是類也。
點閱之書，《日記》中僅見三種：一《周禮注疏》，一《吳梅村集》，一《戴東原集》。
皆一二日即止，揆厥情形，恐未終卷。
又，一日讀杜氏《春秋經傳集解》，于惠氏、馬氏、焦氏《補注》、高氏《地名考略》、江氏《地理考實》、邵氏《南江劄記》、王氏《經義述聞》、邵氏《規過持平》同時并進，一日而終。
雖精力過人，恐無此理。
論誠字工夫須自然，不須逼促。
惟學問之道，苟非上智，無不從勉強而行之始者。
莼客平生近于放浪，皆此說誤之也。
莼客于小學未識門徑，始譏陳珊士、孫蓮士作字從篆體，同治五年四月以後《日記》，摹仿《說文》，則誠之謂何？ 謂酒垆之垆，《史記》作钅盧，《漢書》作“盧”。
按，盧為本字，钅盧、垆為後加偏旁之字，何足深論。
謂天數一，故引伸為專壹。
按，一字不作壹解，又不知壹本從[1234]，且誤壹為[1234]，益生紛糾。
《爻山詩話》據《博古圖》，“單疑生”即“散宜生”。
按，單、散，疑、宜，古字通用，抑何足記。
其邑人陳緻英之《書契原指》莫非盲說，津津樂道，尤為無識。
《讀史劄記》較有可取，然多單辭片證，蓋于頃刻之間，逐卷尋覓而得之。
非若王西莊、趙雲崧輩，有所見而錄之，積少以成多也。
明季雜史，略有考據，亦皆細故，無關宏旨。
謂“柳如是歸錢牧齋後，遇宴客，仍出勸觞。
”雖載全紹衣《鲒亭集》及計六奇《南略》，抑何足記。
謂梨洲塗澤學術，以相炫耀；苦貧不免請托，以冀沾潤；呂晚村托買祁氏書，梨洲擇其奇秘者自買，而以其餘歸晚村；梨洲晚年，燭籠上題“召試翰林”；傅青主印章，有“征辟博學鴻詞”；陸清獻與呂晚村投分最契，不啻一人。
雲出于鈔本，國初人傳，雖不知其真僞，然何必隐善揚惡。
讀國朝人集，常數十種，不倫不類，莫名其意。
詩宗七子，故推崇明人甚力，一隅之見，姑不必論。
至近人詩詞摘句圖，不免明季山人之習，數數見之，尤足令人生厭。
然在此書中，猶為上乘。
蓋莼客一生學問，惟詞章差強人意耳。
生性好揭人短，論經學則以焦裡堂為偏谲，論古文則言方、姚之陋，诋曾文正之未純，而茅鹿門并不菲薄，可謂别有肺腸。
臧氏《拜經文集》有《妾服議》，引《禮》君為貴妾服缌，以貴妾為妾長有子者。
按，臧氏之解，誠有未妥。
辰嬴生公子樂，又為秦女五人之一，而趙盾謂之賤，則妾之稱貴，不以有子，亦不因侄娣，明矣。
蓋喪服之制，論其報施而已，本無親疏貴賤之别。
故子為父三年。
父亦為子三年，夫為妻三年，妻亦為夫三年。
同爨互為缌，即君臣主仆初無有分，以示哀戚，非以辨等差也。
雖書缺有間，其詳不得而聞，然以理推之，子于父在不為母服三年，則妻于夫在亦必不為子服三年。
君為貴妾服缌，則貴妾亦必為君服缌。
君不為他妾服，則他妾亦必不為君服。
蓋夫人薨，曾為繼室，始謂之貴，此可斷言者。
莼客泥于貴妾為侄娣之說，以妾服為後世所不應有。
謂臧氏之議，獻媚于阮文達之死妾，何其誕與！ 于時人謾罵殊甚。
謂左湘陰為“耄昏”，李高陽為“要結取名”，閻朝邑為“獸心狗冠之徒”，張南皮為“佥壬禍首”，張豐潤為“妄人”、為“宵人”，陳閩縣為“輕險之士”。
又謂南皮、豐潤為“鼠輩”，閩縣之劾張靖達為“狐埋狐扌骨”，王湘绮為“江湖亻危客”，吳{客心}齋為“吳下書畫清客”，趙叔為“妄子”，于晦若為“風狂”，周星诒兄弟稱為“周蜮”，猶以為有怨也。
他如戴子高、楊海琴、鮑子年、何子貞、李山農、陳壽卿、吳平齋，皆緻不滿，或加醜诋，适成其為無忌憚之小人而已。
嘗合一時之人而論之。
謂：“嘉慶以後學者，遊談廢務，奔競取名。
”于光緒十年政府易人，則曰：“易中驷以驽産，代蘆菔以柴胡。
”于朝臣，則曰：“大臣非暗陋則偏愎，小臣非鄙猥則詩張。
”可謂一網打盡。
又嘗合一處之人而論之。
曰“北人昏狂”，曰“皖人無一可用”。
曰“江西無學者”。
曰：杭人之詩以江湖塗抹為事“。
曰”吾鄉粵逆之變，持節者逃竄，缙紳之屬，輸貢賊庭、受僞職、毒鄉裡者，不可悉數“。
曰”攘竊為閩人之慣技“。
曰“顧、黃從祀，出于福建子之請”。
辱斯甚矣。
又有揶揄之筆。
言：“張文襄升遷之速，由于日本人緻書請見，為上所知。
” 言：“沈子封之入合肥幕，因其大父鼎甫為合肥太翁入學之師。
”其落第之時，叫嚣尤甚，指摘瑕疵，不遺馀力，主試者不得免焉，中式者亦不得免焉。
莼客謂舉孝廉方正者，庠序之潦倒。
彼之所為，毋亦近于是乎。
甚至妻妾争鬥，無道處之，亦藉口誅筆伐之能，以洩其忿。
尤可笑者，姬侍當夕，并入紀載，然則《日記》将兼為氵?籌乎！ 相傳莼客居京師，以《日記》為廣通聲氣之用，不如其意，則于《日記》中貶之，因之借《日記》者不絕于門，如滬上人之讀小報也。
潘文勤乃其師也，不受其節敬而反贈以金，每至節下，辄問其仆曰：“李老爺麸料已送往乎？不爾将踢人。
”都人至今猶有知者。
鹹豐以前，春秋兩闱，懷挾之咎尚重。
同治初，元帝幼，多年不親政，搜檢王大臣漸從寬。
四年，乙醜科會試，有舉人遺書于地，吏以奉于王，王納之袖中，曰“奈何以帳簿入場”，釋之去。
十二年，癸酉科鄉試，有生籃中書籍紛紛墜地，王顧左右而佯作不見，此猶可曰“掩耳盜鈴”也。
光緒間，考生皆以四輪藤箱滿載書籍，曳之以入，公然犯規而不禁。
北闱中不許亂号，槍替猶少。
南闱号僅閉一日夜，近于兒戲。
殿廷考試，惟重試題出處。
始猶數人相約，分攜《佩文韻府》，藏于靴筒，繼而各納箱内，閱時置諸小幾之上，無人過問。
監試王大臣頻喚吸煙者出殿外，若似乎責任所在，僅防火燭而已。
沈文起《左傳補注。
自序》末曰：“今險忮刻薄之人，有竊鑽何休之餘竅，以挂誤餘子，何不仁之甚也！蓋聖世之賊民而已矣。
”其言本為同時之劉申甫、龔定庵、宋于廷諸人而發，然未至是也。
自國初漢學，進為道光中葉之西漢學，識者知其不祥，以為漢德将衰之兆。
為西漢學者，以漢學對宋，已大獲全勝，無鑽研餘地，不得不别出一途以自見。
繼之者即有周人經說，更高出西漢一等。
然為求學計，非求仕計，大言而已，學派競争，與世無涉也。
不意數十年後，有南海康長素公羊之學，以孔子改制為名，欲先講學而後輔政。
成進士後，朝考閱卷大臣故抑之，以歸部曹。
其弟子新會梁卓如，鄉舉出李端門下，一見大為激賞，以妹妻之，戊戌會場，已薦卷中式矣，忽為主司所覺察，黜之榜後。
領出落卷，房批雲：“還君明珠雙淚垂。
”卓如不得志，益肆意于新學，與其師互相标榜，遂興戊戌之變，釀為庚子之亂。
以此：與申甫諸君子相為比例，固不得遽謂之同，亦不能斷定其異也。
康有為為孔子改制之說，值中日戰役後，人心思治之亟而入于幻，異說乘之而起，于是學風為之一變。
有為中式光緒乙未科進士，朝考，其同鄉李若農侍郎在閱卷大臣之列，惡而黜之，用工部主事。
科舉時代通行之例：于鄉會試總裁、朝殿試閱卷大臣，皆尊為老師，自稱門生。
有為見侍郎，謂為“先生”。
問故，對曰：“古之道也。
”侍郎曰：“若然，徐蔭軒不幾為相公乎？”京諺優為相公，故侍郎以是質之。
其後梁啟超往見，侍郎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
”粵人好言新，而侍郎持論如此。
有為求用世之學，以得君為重，曾兩谒豐潤張幼樵副憲，問何以得志于高陽相國。
副憲在光緒初方露頭角，鋒厲無倫，有參奏高陽風說，高陽陽與修好，陰實畏之。
副憲遣戍之後，不複起用。
曾緻書合肥相國于京師，就商出處，末雲：“蘭師何以處我。
”合肥持示高陽，高陽若弗聞也者。
其交誼如此，其得君之術抑可見矣。
及有為往見，副憲豪氣全退，謙讓未遑，陽為不知。
有為雖為新黨魁首，而文筆繁冗，實不足以動人。
上皇帝萬言書，其中最警策之句雲：“皇太後，皇上，将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
”可謂敢于直谏，而不可謂之善為說辭。
谒見大員，辄雲：“小變則小效，大變則大效，不變則亡。
” 聞者置諸耳而已，未之能信也。
當時情事能令觀聽一傾者，厥惟《時務報》，自新會梁啟超《變法通議》刊載報首，描寫老大帝國緻敗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黨宣傳之力，遂能風行一時，京城内外，幾于家有其書。
人人争譽其美，遂入其彀中，隐為所動而不之覺。
茲将《變法通議》中，憑空杜撰者，擇錄如下：論學會雲：“西人之為學也，有一學，即有一會，故有農學、礦學、商學、工學、法學、天學、地學、算學、化學、電學、聲學、光學、重學、力學、水學、熱學、醫學、動植兩學、教務等會。
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瑣碎，莫不有會，其入會之人，上自後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會衆有集至數百萬人者。
” 論譯書雲：“諸國都會之地，庋藏漢文之書譯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國朝經說，猥陋如稗官小說，莫不各以其本國語言纟番行流布，其他種無論矣。
” 在今人言之，鮮有不斥其妄者。
而三十年前，昧于外務，群衆心目之中，頗為傾服而與之俱靡，既愛其大體，亦不暇議其微疵。
甚矣匹夫之力，足以率天下而趨于其所指引之地，使風氣轉移于無形，于斯見之矣。
有為字長素，不知其何所取義；京城士夫習聞其言孔子之教，以為長于素王也。
因而啟超及順德麥孟華悉被以嘉名，曰“超回”、曰“轶賜”。
孟華主《知新報》，文氣蕭索，與其師同。
更于肉食者，鄙薄過度，每一論出，毒詈醜诋，不遺餘力。
久之，讀者由厭生倦，鹹棄去。
不半年間，康、梁之赫赫聲名，漸如爝火矣。
有為進士改部曹，啟超落第舉子，不得意于仕進之路。
求用于世，乃别出一途，以希自見，以廣義言之，有志之士當如是矣。
然二人寒士，自顧謀身之不暇，文仲恭侍禦疏中，謂“曾拒其重賄”，言“台谏中，如楊深秀、宋伯魯，皆受百金之月俸，為之爪牙”，殊屬不近情理，故劾者愈衆，而上信之愈深。
侍禦既貶，未幾，禮部六堂同時并罷，以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參預新政。
稍涉機要，皆令四人拟诏，軍機大臣不知也。
及成，徑達上所，軍機大臣亦不知也。
有為又請開懋勤殿置十友，隐奪政權，于是人人怨恨而大禍作矣。
有為先奉嚴诏，促其出京。
事洩，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楊深秀及有為之弟廣仁，同時被逮。
有為出都，航海南下，已在“重慶”舟中。
上海關道，以邏卒伺于太古公司埠頭，将俟其至而執之。
及舟近吳淞，英國兵艦阻其行。
随有兵官乘ザ緣梯而上，以圖象詢得有為，挾至香港。
有為曾以事之始末，告諸港官，載于西報，謂其幸脫法網，為威爾斯籍教士李提摩太之力。
改名更生，蓋以此雲。
太後怒外人為逋逃主，義和拳滅洋邪說乘之而起，無識之徒群起附會，遂有庚子之變。
有為亡命南洋島中，遊說僑民，集資立保皇黨。
八國聯軍事起，征李相入京議和，行至滬，得有為書，勸清君側，逐母後。
時上海居民十方雜處，恃租界為護符，揚言無忌，為舉國讠皮辭之所自起。
李相偶聞人言及此，辄笑曰：“何今之少年，中毒若是之易也！”蓋至是已微知亂萌矣。
有為旋命唐才常密結會匪遊勇，謀據武昌。
已而才常及其同黨骈誅于市。
雖無成功，然定計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不可謂不識時務者也。
既敗，以餘資設《時務報》館，欲以言論之力，轉移人心于思亂之一途，積久似有微效。
有為死，《清史》本其素志，置諸列傳之末，而論事實，則不然也。
國初人解經，引經注之别見者以示其精，而案頭不可少之書，惟《注疏》一部。
乾嘉人解經，引經文之他見者以炫其博，而唯一法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
同時之儒者，或專攻小學，或避而孝子、史、地理，各有所長。
自《經籍纂诂》出，為訓诂之淵海；自《皇清經解》出，為經典之集林；自敷文閣刊《方輿紀要》，于地志一覽無馀；自廣雅堂輯《史學叢書》，于諸史各家鹹備。
于是人人可以掇拾，不廢稽古之功。
道、鹹而下以及光、宣，學風一變而為鐘鼎、石刻，作矜奇炫異、避熟就生之計。
經史大義，置之度外。
再變而為宋元舊闆本，朽腐夏化為神奇。
趨時之士各手一編，求其歧異之處，若國史館之校對官，若書班房之對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