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論東西思想法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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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日西方哲學所以脫離人生的空虛現象。
襯救之道，今日哲學有二條恰恰相反之道：一是摒開一大部分不談，而使哲學純粹科學化。
這是所謂"邏輯的證實主義"。
意思是把上帝、永生、靈魂、善惡、愛情這些名詞完全摒開。
他們以為這些名詞，不但混雜含糊，而且了無意義（Senseless），應專以科學的"證實"（Verifiability）為主。
所以生出現代風行的新的《語意學》（Semantics）。
這些人專在研究語義之變化範圍與構造。
另一方向，即所謂存在主義，或有神論（如Kierkegaard）或明白的無神論（如薩爾忒）。
以上走第一條路的人所不談的，這些人乃大談特談。
總而言之，又回到人生切身道德問題，而社會人生良心自由乃成為研讨之中心。
他們對人生之負責，如Sartre，Camus雖然是無神論，卻能使人肅然起敬，而他們所覺得在黑暗裡的摸索哀鳴，更使人可怕。
在這混亂場中，有幾個人是矯立不倚，形神俱足的，一是GeorgeSantanaya（１８６３-１９５２）因為他是主張妙悟的，叫人無法歸類。
一是美國詩人WaltWhitman（他說"我就是我"，不像笛卡兒乞求哀憐于他的Cogito來證明其有我相）。
在哲學上，最近于中國思想的有兩位。
一是上文已經說到十九世紀英國唯一的大哲學家勃萊利。
他文字佻撻，批評各種支離破碎之論，體無完膚，而重立情感（feeling）在哲學上的地位。
又一位是法國柏格森H．L．Bergson（１８５９-１９４１），獨創直覺與邏輯對立之說。
他的巨著《時間與自由》，在法文原名簡直是同于王陽明的"緻良知"（EssaiSurlesdonneesimmediatesdelaconscience）而能為直覺樹立充分的哲學基礎。
因為法國人頭腦有這一點妙語，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是非常完滿可喜的，而實際上是與數學派的哲學家背道而馳的。
所以勃萊利普通人不甚了了，而柏格森煊赫一時，因為他有"創造的天演論"，為人所注意。
實際上，他們還不會懂得柏格森。
（四）有幹勁與無幹勁的儒家 我有一句話想說說，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自然是儒道之中心思想，也是儒道的本源，也是吾國思想系統所以獨異于西方哲學，而足以救西方專求知不求道的空疏迂闊之謬。
但是西方雖無儒學，卻能生出很多的名相幹才，（如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之Gladstone，Disraeli及美國之佛蘭克林、林肯等。
）遠超過清代以名臣兼名儒的朱學者流。
如何使儒學适合今日世界，由緻虛守寂的靜的儒道，變為有作為有幹勁的動的儒道而成為一種活的力量。
——這倒是應當推求的根本問題。
我想孔孟強哉矯哉活潑潑的道理，經過宋儒受佛學的熏陶，由動轉入靜，而淪于半禅定或準禅定的狀态，是個中國的差錯。
要回複孔孟教人的力量，非奪朱回孔不可。
上文已經說過，中國二千五百年來的思想，無論如何變化，千錘百煉，不離其宗，總是實踐第一，這才是東方思想的本來色彩。
做人是第一，文章好不好在其次，讀書不讀書也是工具，并非目的。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明明是孔子之明訓，人做好了，還有"餘力"，才去讀書。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不曾讀書，我必說他已經讀過書。
"（子夏）孔門看來，讀書不是那麼要緊，為什麼呢？孔門求可行之道而已，平易笃實，直截了當。
孔子不曾講本體，也不曾講功夫，更不談性與天道。
後來佛學東漸，晉唐極盛，中國思想，已是禅家的天下，宋朝大儒，沒有一個不是學過禅。
雖然立意辟佛，然而既入其室而操其戈，實際上已是援佛入儒。
禅家要清心寡欲，我們也來清心寡欲；他們明心見性，我們也來明心見性；（"見性"二字本是禅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之語。
）他們内視看看自己肚臍眼想我們未出生以前氣象，我們也來看看"喜怒未發時氣象"。
由是不禅定，也已半禅定了。
顔習齋所謂"靜坐内視論性談天而國亡"。
就使東晉之亡，亡于清談，南宋之亡，理學獨能辭其咎嗎？"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心已明了，性已見了，于國家何補？ 向來儒家，就是儒。
至少我少時所看見的村學究，沒有一個不是畏首畏尾，踧踖不安，嗫嚅耳語，正襟危坐之輩。
那裡知道他們是為要明心見性，"戒慎恐懼"、"常惺惺"，為程朱所教來的？若說這些踧踖不安，嗫嚅喔咿，說話吞吞吐吐，一生不曾看過張口大笑一回的老儒生是孔門的真弟子，我心裡就不服。
不必說不會踢足球，不會遊泳，就是以六藝而論，射箭、騎馬都不敢來。
是孔子之所長，乃彼輩之所短，孔子之所短，乃彼輩之所長。
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可見孔子有釣魚射箭的相當本領。
至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陽明山公園，風乎草上路上，唱歌歸來，更是孔門中人所不敢為而不屑為的鄙事了。
最近澳洲首相雖然浮海而亡，然而他是動的，非靜的，這力量哪裡來的？也不見得是他們得天獨厚，還是教養的不同吧。
大概宋儒理障，曲解儒道有三： 一、格物緻知，轉入窮理讀書。
這本來不能完全怪他們。
以今科學眼光，自然不能不說他們格物不得其門而入，是全盤失敗的。
《大學》格物緻知第五章已亡，朱子竊程子之意以補之，補的不好。
本來知至而後意誠，在我看接不起來，知是外物之知，意是内心修養，範疇不同，不易聯系，（不能說地球繞日意就誠，日繞地球意就不誠）。
那時大家都以"萬物皆備于我"，萬物之理相同，給他硬聯起來。
也不僅是程朱而已，陸象山也是這個想法。
但是朱子解為窮理，而窮理隻在讀聖賢書，由是格
襯救之道，今日哲學有二條恰恰相反之道：一是摒開一大部分不談，而使哲學純粹科學化。
這是所謂"邏輯的證實主義"。
意思是把上帝、永生、靈魂、善惡、愛情這些名詞完全摒開。
他們以為這些名詞，不但混雜含糊，而且了無意義（Senseless），應專以科學的"證實"（Verifiability）為主。
所以生出現代風行的新的《語意學》（Semantics）。
這些人專在研究語義之變化範圍與構造。
另一方向，即所謂存在主義，或有神論（如Kierkegaard）或明白的無神論（如薩爾忒）。
以上走第一條路的人所不談的，這些人乃大談特談。
總而言之，又回到人生切身道德問題，而社會人生良心自由乃成為研讨之中心。
他們對人生之負責，如Sartre，Camus雖然是無神論，卻能使人肅然起敬，而他們所覺得在黑暗裡的摸索哀鳴，更使人可怕。
在這混亂場中，有幾個人是矯立不倚，形神俱足的，一是GeorgeSantanaya（１８６３-１９５２）因為他是主張妙悟的，叫人無法歸類。
一是美國詩人WaltWhitman（他說"我就是我"，不像笛卡兒乞求哀憐于他的Cogito來證明其有我相）。
在哲學上，最近于中國思想的有兩位。
一是上文已經說到十九世紀英國唯一的大哲學家勃萊利。
他文字佻撻，批評各種支離破碎之論，體無完膚，而重立情感（feeling）在哲學上的地位。
又一位是法國柏格森H．L．Bergson（１８５９-１９４１），獨創直覺與邏輯對立之說。
他的巨著《時間與自由》，在法文原名簡直是同于王陽明的"緻良知"（EssaiSurlesdonneesimmediatesdelaconscience）而能為直覺樹立充分的哲學基礎。
因為法國人頭腦有這一點妙語，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是非常完滿可喜的，而實際上是與數學派的哲學家背道而馳的。
所以勃萊利普通人不甚了了，而柏格森煊赫一時，因為他有"創造的天演論"，為人所注意。
實際上，他們還不會懂得柏格森。
（四）有幹勁與無幹勁的儒家 我有一句話想說說，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自然是儒道之中心思想，也是儒道的本源，也是吾國思想系統所以獨異于西方哲學，而足以救西方專求知不求道的空疏迂闊之謬。
但是西方雖無儒學，卻能生出很多的名相幹才，（如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之Gladstone，Disraeli及美國之佛蘭克林、林肯等。
）遠超過清代以名臣兼名儒的朱學者流。
如何使儒學适合今日世界，由緻虛守寂的靜的儒道，變為有作為有幹勁的動的儒道而成為一種活的力量。
——這倒是應當推求的根本問題。
我想孔孟強哉矯哉活潑潑的道理，經過宋儒受佛學的熏陶，由動轉入靜，而淪于半禅定或準禅定的狀态，是個中國的差錯。
要回複孔孟教人的力量，非奪朱回孔不可。
上文已經說過，中國二千五百年來的思想，無論如何變化，千錘百煉，不離其宗，總是實踐第一，這才是東方思想的本來色彩。
做人是第一，文章好不好在其次，讀書不讀書也是工具，并非目的。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明明是孔子之明訓，人做好了，還有"餘力"，才去讀書。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不曾讀書，我必說他已經讀過書。
"（子夏）孔門看來，讀書不是那麼要緊，為什麼呢？孔門求可行之道而已，平易笃實，直截了當。
孔子不曾講本體，也不曾講功夫，更不談性與天道。
後來佛學東漸，晉唐極盛，中國思想，已是禅家的天下，宋朝大儒，沒有一個不是學過禅。
雖然立意辟佛，然而既入其室而操其戈，實際上已是援佛入儒。
禅家要清心寡欲，我們也來清心寡欲；他們明心見性，我們也來明心見性；（"見性"二字本是禅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之語。
）他們内視看看自己肚臍眼想我們未出生以前氣象，我們也來看看"喜怒未發時氣象"。
由是不禅定，也已半禅定了。
顔習齋所謂"靜坐内視論性談天而國亡"。
就使東晉之亡，亡于清談，南宋之亡，理學獨能辭其咎嗎？"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心已明了，性已見了，于國家何補？ 向來儒家，就是儒。
至少我少時所看見的村學究，沒有一個不是畏首畏尾，踧踖不安，嗫嚅耳語，正襟危坐之輩。
那裡知道他們是為要明心見性，"戒慎恐懼"、"常惺惺"，為程朱所教來的？若說這些踧踖不安，嗫嚅喔咿，說話吞吞吐吐，一生不曾看過張口大笑一回的老儒生是孔門的真弟子，我心裡就不服。
不必說不會踢足球，不會遊泳，就是以六藝而論，射箭、騎馬都不敢來。
是孔子之所長，乃彼輩之所短，孔子之所短，乃彼輩之所長。
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可見孔子有釣魚射箭的相當本領。
至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陽明山公園，風乎草上路上，唱歌歸來，更是孔門中人所不敢為而不屑為的鄙事了。
最近澳洲首相雖然浮海而亡，然而他是動的，非靜的，這力量哪裡來的？也不見得是他們得天獨厚，還是教養的不同吧。
大概宋儒理障，曲解儒道有三： 一、格物緻知，轉入窮理讀書。
這本來不能完全怪他們。
以今科學眼光，自然不能不說他們格物不得其門而入，是全盤失敗的。
《大學》格物緻知第五章已亡，朱子竊程子之意以補之，補的不好。
本來知至而後意誠，在我看接不起來，知是外物之知，意是内心修養，範疇不同，不易聯系，（不能說地球繞日意就誠，日繞地球意就不誠）。
那時大家都以"萬物皆備于我"，萬物之理相同，給他硬聯起來。
也不僅是程朱而已，陸象山也是這個想法。
但是朱子解為窮理，而窮理隻在讀聖賢書，由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