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的靈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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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樣。

    這是"知識"的自然的方式,這般微妙地發展,使一隻鹿用他的嗅覺、聽覺或視覺能老遠就知道有一隻老虎走來。

    這些感覺必需正确,且必須和真實環境相符合,所以必須是"真"的,否則那隻鹿便不能夠生存。

    我們要記得,例如,外面世界變遷的畫面,一輛在二百碼以外的汽車對着一個人的方向駛來或駛去,記錄在面積不過半寸的視網膜的影像之内,因此這輛汽車的影像的本身大約隻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這萬分之一英寸的細微的活動,直接記錄下來且常常不會有差錯,為什麼康德卻要談到那輛車的本身呢?西方的哲學家會立刻回答,"中國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說的是什麼。

    "中國人則反唇相譏,"我當然不懂。

    ""現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嗎?"這樣,東方與西方一定各自聳聳肩膀走開。

     我也曾問我自己,中國曾否産生過像亞裡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呢?答案顯然是沒有。

    中國也不可能産生。

    中國不講究分析的能力、觀念的及系統化邏輯的檢測;對思想的途徑及知識範圍的差異也沒有客觀的興趣。

    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們推理的方式是現代的,而中國的推理方式完全不同。

    中古學究型的推理及認識論的尋求畢竟以亞裡士多德開始。

    一個中國人樂于傾聽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政治學及詩學,……而對于他的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及生物學知識,雖然觀念粗一點,但為他的淵博所驚及感動。

    平心靜氣地考察到,在物理學及生物學中,他對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觀的解剖(因為亞裡士多德是一位醫生)是驚人的。

    中國人有限的視野逼使他把一切的雞以科學分類為不是"硬的",就是"軟的"。

    至于它和别的鳥類,例如雉,珠雞的可能關系,當作是沒用的而丢開。

    孔子有一個學生子夏,他有一種收集事實報導的嗜好,且對《詩經》所提及的鳥類、蟲類有興趣,孔子對他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 中國人事實上耽溺于對全體的直覺的了解,耶魯大學教授諾斯拉普稱之為"無差别的美學的連續"。

    諾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國人喜歡在第一個印象中估量事物,而以這樣來保留對它們全體的較好的感覺。

    他們永遠懷疑對不可分割的東西的分割,他們甯願信賴直接的觀感。

    孚來第爾用愛默生的語氣對思想所說的話,道出中國哲學家的真相:"他的見解就在這裡,事前未作準備的,無可争辯的,像航海家從雲霧罩着的深海中露出來的信号。

    ……他的風俗、作品、及思想,都是一個絕對的印象主義者。

    他永不會用一種明确的、邏輯的、或精心結撰的方式提出他的意見,而是用自然且常是偶然發出的命令的方式。

    像内容的次序、緒論、轉調這種東西,對他并不存在。

    他開始想申述某個觀點時,我們以為他是在有系統地編織它,從各方面來說明它,且為它鞏固防線以抵抗一切可能的攻擊。

    誰知突然有外來的一張圖畫,或一個明喻,一句警句或一段摘要感觸他,充塞在他思想的環節中間,主題從此以後便旋轉在一個新的軸心上。

    " 偉大的旅行便這樣開始,最初我毫無感覺。

    我的心像任何大學畢業生一樣裝備了近代思想的武器,必然會掠過那些思想的大陸,且發見它們奇怪、乏味、空虛(孔子的話初聽常似有點空虛)。

    我四十歲生日時為自己寫了一副對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

    "我必須用更精确的邏輯思想的框架,闡釋中國人的良心及直覺的知識,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議放在中國直覺的評判下測驗。

     因此我必須停下來,用分章描述在我終于接受基督教做為對人靈性問題的滿意答複之前,我的沿途所見。

    我轉回基督教,有些人曾表示驚訝,且覺得難以相信我會放棄對現世及現實主義的接受,而去換取較為可疑、且較為形而上的基督教"信仰"。

    我以為我應詳述中國方式的美和缺陷,指出在那裡他們已達到最高峰,并指出在那裡他們答複不完滿的地方,從而将我的演進和轉變作清楚的說明。

    我也應該說清楚天堂與地獄和這件事沒有什麼關系,我仍然如我曾在别的地方所說,認為如果上帝有一半像我的母親這樣愛我,他将不會送我去地獄——不是五分鐘,不是五天,而是永遠的淪落在地獄裡——這是一種甚至世俗法庭也永不會覺得心安的判決。

    我不會相信這樣的事情。

    我之回到基督教,不如說是由于我的道德的一種直覺知識,由中國人最為擅長的"從深處發出的訊号"的感應。

    我也必須說明經過的程序不是方便而容易的,我不易輕易地改變一直崇信的道理。

    我曾在甜美、幽靜的思想草原上漫遊,看見過美麗的山頭;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義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峰且看見它的崇偉;我曾瞥見過佛教的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