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的靈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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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幫我解開纜繩，推我進入懷疑的大海。
也許沒有辜鴻銘，我也會回到中國的思想主流；因為沒有一個富研究精神的中國人，能滿足于長期的對中國本身一知半解的認識。
去認識自己國家的曆史遺産的聲音是一種從内心深處發出的渴求。
在中國語言裡面有某些東西，是雖然看不見卻能有力地改變人們的思想方式的。
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話的音調，在英語與中國話之間非常不同。
說英語時，人們用英國的方式來思想；而用中國話來說話時，就不免用中國的方式來思想。
如果我在一個早上寫兩篇題目相同、見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寫，一篇用中文寫，這兩篇文章自會顯現有别，因為思想的潮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聯想，會自動地導入不同的途徑。
人并不是因為思考而說話，而是因為說話，因為安排字句而思考，思想隻是解釋話語而已。
當我們說另一種不同的語言的時候，概念的本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膚色，因為那些字眼會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聯想。
因此，我開始用中國式的思考來研究中文，而因此使我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兩種如此不同的語文中間思考真是有點奇怪。
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單音字是光滑、發光的圓石；而我的中文承認英文思想具有較大的明定性及準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而抽象的雜碎。
我必須說，中國人對抽象的觀念不感興趣。
中國的語言就好像女人的閑聊，每一樁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娶回來。
中國人的抽象觀念，遵循中國人務實的思想常規，常是兩種真實性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面積"（那顆鑽石大小如何？），長短代表"長度"，而輕重代表"重量"。
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物"的常用字是"東西"（你的冰箱裡有沒有可吃的東西？）。
嚴格的哲學概念，"正"、"義"、"忠"、"利"，都是深奧的單音字，且常流于相似。
以是與非為例，它把真與假，對與錯兩種相對的觀念并合起來，區域的界線是消滅了。
還有心與頭腦分離成為二而一的東西，當一個中國人承認他們用他們的心來思想（我在我的肚子裡想，有時我在我的心裡想）的時候，那個"心"字是同時指心腸及頭腦，因此中國人在他們的思想中是感性的。
《聖經》"腸"（owels）字和它最為相近①克倫威爾在一六五○年寫信給蘇格蘭教會會員大會說："我以基督的腸（愛心）懇求你們考慮你們是否可能有錯。
"因此，中國人的思想中的抽象概念相當少，或者根本沒有，他們從來沒有離開生活的範圍，沒有沉溺在抽象推論太久的危險。
人，像是一條鲸魚，必須升上海面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偶然瞥望一下雲彩及天空。
這種思想的一個結果是在中國哲學中沒有理論的術語，沒有專門傳達思想的暗号，沒有"群衆"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分别。
用一種普通人所能懂的語文來寫關于哲學的文章，絕不會是一件丢面子的事。
中國的學者并不以知識"大衆化"為恥。
據說柏拉圖寫了兩本哲學書，一本是專家的，一本是通俗的，幸而後來那本專家本遺失，所以近代讀者可以享受柏拉圖對話錄的明朗。
如果西方的哲學家，能用柏拉圖簡明的筆調來寫英文，則哲學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獲得一席之地。
(我猜如果他們寫得清楚一點，會洩露出他們實在沒有什麼事情要說。
） ①Owels，在《聖經》中，有時作"腸"解，有時作"愛心"解。
——譯注。
有時我會問自己，中國曾産生過像康德這樣的思想嗎？答案顯然沒有，而且中國不可能有。
一個中國的康德，當他談到"物"本身的那一霎那會譏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種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覺的——會告訴他是可笑的。
一切知識，在康德看來，是從知識得來：是好的。
一切理解是被一種先天的心的規律所決定：是好的。
一個盲人可能藉他的手指的觸覺，感覺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組織是不同而得到關于梨及香蕉的知識。
不錯，但中國哲學家會覺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質是與觸覺上的不同相一緻的。
這種知識不是"真"的嗎？為什麼你要知道香蕉的本身和梨子的本身呢？假定有一種和人不同的存在，結構不同，且被賦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會用一種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覺香蕉皮與梨皮之間的不同。
這種不同不仍是與香蕉本身及梨本身的不同符合一緻嗎？然而我們談到以香蕉及梨子的本身來代替對梨子皮的堅韌和香蕉皮的軟滑的直接感覺與經驗的了解，有什麼好處？梨皮的堅韌及香蕉皮的軟滑，就足以告訴人它自己是什麼，這是直接的、正确的、且最有用的。
耳朵對于不同的聲波，眼睛對于
也許沒有辜鴻銘，我也會回到中國的思想主流；因為沒有一個富研究精神的中國人，能滿足于長期的對中國本身一知半解的認識。
去認識自己國家的曆史遺産的聲音是一種從内心深處發出的渴求。
在中國語言裡面有某些東西，是雖然看不見卻能有力地改變人們的思想方式的。
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話的音調，在英語與中國話之間非常不同。
說英語時，人們用英國的方式來思想；而用中國話來說話時，就不免用中國的方式來思想。
如果我在一個早上寫兩篇題目相同、見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寫，一篇用中文寫，這兩篇文章自會顯現有别，因為思想的潮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聯想，會自動地導入不同的途徑。
人并不是因為思考而說話，而是因為說話，因為安排字句而思考，思想隻是解釋話語而已。
當我們說另一種不同的語言的時候，概念的本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膚色，因為那些字眼會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聯想。
因此，我開始用中國式的思考來研究中文，而因此使我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兩種如此不同的語文中間思考真是有點奇怪。
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單音字是光滑、發光的圓石；而我的中文承認英文思想具有較大的明定性及準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而抽象的雜碎。
我必須說，中國人對抽象的觀念不感興趣。
中國的語言就好像女人的閑聊，每一樁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娶回來。
中國人的抽象觀念，遵循中國人務實的思想常規，常是兩種真實性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面積"（那顆鑽石大小如何？），長短代表"長度"，而輕重代表"重量"。
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物"的常用字是"東西"（你的冰箱裡有沒有可吃的東西？）。
嚴格的哲學概念，"正"、"義"、"忠"、"利"，都是深奧的單音字，且常流于相似。
以是與非為例，它把真與假，對與錯兩種相對的觀念并合起來，區域的界線是消滅了。
還有心與頭腦分離成為二而一的東西，當一個中國人承認他們用他們的心來思想（我在我的肚子裡想，有時我在我的心裡想）的時候，那個"心"字是同時指心腸及頭腦，因此中國人在他們的思想中是感性的。
《聖經》"腸"（owels）字和它最為相近①克倫威爾在一六五○年寫信給蘇格蘭教會會員大會說："我以基督的腸（愛心）懇求你們考慮你們是否可能有錯。
"因此，中國人的思想中的抽象概念相當少，或者根本沒有，他們從來沒有離開生活的範圍，沒有沉溺在抽象推論太久的危險。
人，像是一條鲸魚，必須升上海面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偶然瞥望一下雲彩及天空。
這種思想的一個結果是在中國哲學中沒有理論的術語，沒有專門傳達思想的暗号，沒有"群衆"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分别。
用一種普通人所能懂的語文來寫關于哲學的文章，絕不會是一件丢面子的事。
中國的學者并不以知識"大衆化"為恥。
據說柏拉圖寫了兩本哲學書，一本是專家的，一本是通俗的，幸而後來那本專家本遺失，所以近代讀者可以享受柏拉圖對話錄的明朗。
如果西方的哲學家，能用柏拉圖簡明的筆調來寫英文，則哲學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獲得一席之地。
(我猜如果他們寫得清楚一點，會洩露出他們實在沒有什麼事情要說。
） ①Owels，在《聖經》中，有時作"腸"解，有時作"愛心"解。
——譯注。
有時我會問自己，中國曾産生過像康德這樣的思想嗎？答案顯然沒有，而且中國不可能有。
一個中國的康德，當他談到"物"本身的那一霎那會譏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種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覺的——會告訴他是可笑的。
一切知識，在康德看來，是從知識得來：是好的。
一切理解是被一種先天的心的規律所決定：是好的。
一個盲人可能藉他的手指的觸覺，感覺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組織是不同而得到關于梨及香蕉的知識。
不錯，但中國哲學家會覺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質是與觸覺上的不同相一緻的。
這種知識不是"真"的嗎？為什麼你要知道香蕉的本身和梨子的本身呢？假定有一種和人不同的存在，結構不同，且被賦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會用一種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覺香蕉皮與梨皮之間的不同。
這種不同不仍是與香蕉本身及梨本身的不同符合一緻嗎？然而我們談到以香蕉及梨子的本身來代替對梨子皮的堅韌和香蕉皮的軟滑的直接感覺與經驗的了解，有什麼好處？梨皮的堅韌及香蕉皮的軟滑，就足以告訴人它自己是什麼，這是直接的、正确的、且最有用的。
耳朵對于不同的聲波，眼睛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