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旅行的開始
關燈
小
中
大
邏輯結論，因為怕危及他們在大學社會裡的地位。
" "你曾研究過哲學在美國近代的發展嗎？"我問。
"你是說實用主義？它是那些對不可思議的事想相信不疑的人的最終避難所。
我喜歡美國的石油甚過美國的哲學。
" 接着還有更多類似的尖酸話。
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真實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評家所愛用的空詞套語"有洞察力"那個字），他說："他對于西方哲學的研究，隻能滿足他所謂的智慧隻能在儒家經典範圍内找得到的那種想法。
"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見辜鴻銘在真光電影院，他的前面坐着一個秃頭的蘇格蘭人。
白人在中國到處都受到尊敬，辜鴻銘卻以羞辱白人來表示中國人是優越的。
他想點着一支一尺長的中國煙鬥，但火柴已經用完。
當他認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個蘇格蘭人時，他用他的煙鬥及張開的尖細的手指輕輕地敲擊那個蘇格蘭人的光頭，靜靜地說，"請點着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吓壞了，不得不按中國的禮貌來做。
辜鴻銘被中國人熟悉，可能是因為他對立妾制度有隽妙的辯護。
他說："你見過一個茶壺配四隻茶杯，可是你看見過一隻茶杯配四個茶壺嗎？"在我們之中也曾傳說如果你想看辜鴻銘，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紅燈區便可以看到他。
這不是一個老浪子的姿态，而是一種對某些重要哲學主張的信念。
他勸那些無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們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可以從那裡的歌女身上，證實中國女性本質的端莊、羞怯、及優美。
辜鴻銘并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辜鴻銘曾任張之洞的"通譯員"，（張之洞是十九世紀末葉，主張維新的偉大滿洲官吏之一，是使長江一帶不受拳匪擾亂的一個重要角色。
）我曾見過辜鴻銘，他留着薄薄的頭發，在中央公園獨自散步。
有人會以為他是一個走黴運的太監，或者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
多麼孤獨驕傲的心啊！雖然如此，但我覺得不配去接近這位精通馬太·安諾德、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的專家。
盡管當陳友仁（後來在一九二八年擔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和辜鴻銘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聞》（一份陳所編的英文日報）大開筆戰的時候，我在聖約翰大學裡就對他頗為仰慕。
辜是一個衆所共認的保皇黨及失勢的支持者，而陳卻是一個革命黨。
兩者都精于謾罵，而且無懈可擊地精通英文。
陳稱辜是江湖術士及抄經文士，而辜卻稱陳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紳士（一個失去國籍，半英國化的印度人），因為陳生于千裡達島，說中國話像外國人。
當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我發見辜鴻銘在德國的那段日子還很有名氣。
他那本小書"VeteidigungChinasgegenEuropa"（如果我還記得清楚，有一個德國人曾将他這本書譯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
這本書寫于一九一五年，大戰爆發後不久，雖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話來譴責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但他把大戰首先歸咎于卑劣的英國帝國主義及倫敦的暴民崇拜。
他說了一些同情德國人的話，說他們"熱愛公義"，整潔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
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麥王子的偉大仰慕者，所以雖然他在美國是完全籍籍無名，他的話德國人很喜歡聽。
辜鴻銘是一塊硬肉，不是軟弱的胃所能吸收。
對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滿硬毛的豪豬。
但他的深度及卓識，卻使人寬恕他許多過失，因為真正有卓識的人是很少的。
他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隻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作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了然的哲學的注入。
他事實上扮演了東方觀念與西方觀念的電鍍匠。
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
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于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
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那些外國的漢學家譯得很糟，中國人自己卻忽略了這件事。
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難的。
觀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關系隻用句子的構造來表示，沒有字尾變化，且沒有常用的連接詞及冠詞，有時更沒有主詞。
因此中國哲學的"源頭"，直到今天，仍被覆蓋在似霧的黃昏中。
結果使劍橋大學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說孔子可能隻是一個好吹牛、平凡、陳腐的三家村老學究。
在哲學觀念上翻譯的陷阱是很大的。
仁的真意（benevolence？mercy？humanity？manhood？）義的真意（Justice？right？righteousness？）禮的真意（ritualism？courtesy？goodform？socialorder？）甚至還不被人了解。
談到這裡請大家寬恕我介紹一段經過翻譯的迂回累贅的話。
它是采自詹姆士·來茲的儒家經典的譯本，已被編入為麥克思·缪勒所編輯的《遠東的聖書》中。
來茲作了一次對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種真正的外國遠古氣氛，比意義更是顯明忠實的标志。
孟子所說的在中文剛好是十二個字，當軍隊列陣拿着利矛堅盾攻襲敵人城堡的時候，他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theweatherlessimportantthanterrain，andtheterrainlessimportantthanthearmymorale．）如果有人甯願逐字直譯，那就可把它譯為"sky－timesnotsogoodasground－situation； ground－situationnotsogoodashumanharmony．"對于任何中國孩子"sky－times"是指天氣而不能作别解；"ground－situation"是指地勢，而"humanharmony" 是指士氣。
但按照來茲所譯，則孟子是說："opportunitesof time（vouchsafetyHeavenarenotequaltoadvantagesofsituation（affordedby）theEarth，andadvantagesofsituation（affordedby）theEartharenotequalto（theunionarisingfrom）theaccordofmen．"（天所惠賜的時間上的機會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而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不如人的團結一緻。
）辜鴻銘的翻譯卻永遠站得住，因為它們來自對兩種文字的精通，以及對于它們較深奧意義的了解，是意義與表達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鴻銘的翻譯是真正的天啟。
受過馬太·安諾德、喀萊爾、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鴻銘自信在他之前，沒有人能像他這樣了解儒家。
他的中心觀念是繞着雅與俗的問題轉。
雅是意指孔子對于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羅斯金的話，簡單地說就是"身體與靈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覺。
使他的治與亂的辯論成為有效是由于白人帝國主義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國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當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傳教士在内）又武斷地說"中國是信邪教的"，他們具有開化中國文化的使命，這種情形特别是在拳匪之亂以後特别明顯。
用"門戶開放"的名義，公然搶奪中國土地而伴以他所謂"英國的蕪詞濫調"來談及文化，當白人在《北中國每日新聞》辱罵皇太後的時候，辜鴻銘大大地被激怒。
他狂猛地抨擊他所謂"僞
" "你曾研究過哲學在美國近代的發展嗎？"我問。
"你是說實用主義？它是那些對不可思議的事想相信不疑的人的最終避難所。
我喜歡美國的石油甚過美國的哲學。
" 接着還有更多類似的尖酸話。
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真實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評家所愛用的空詞套語"有洞察力"那個字），他說："他對于西方哲學的研究，隻能滿足他所謂的智慧隻能在儒家經典範圍内找得到的那種想法。
"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見辜鴻銘在真光電影院，他的前面坐着一個秃頭的蘇格蘭人。
白人在中國到處都受到尊敬，辜鴻銘卻以羞辱白人來表示中國人是優越的。
他想點着一支一尺長的中國煙鬥，但火柴已經用完。
當他認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個蘇格蘭人時，他用他的煙鬥及張開的尖細的手指輕輕地敲擊那個蘇格蘭人的光頭，靜靜地說，"請點着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吓壞了，不得不按中國的禮貌來做。
辜鴻銘被中國人熟悉，可能是因為他對立妾制度有隽妙的辯護。
他說："你見過一個茶壺配四隻茶杯，可是你看見過一隻茶杯配四個茶壺嗎？"在我們之中也曾傳說如果你想看辜鴻銘，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紅燈區便可以看到他。
這不是一個老浪子的姿态，而是一種對某些重要哲學主張的信念。
他勸那些無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們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可以從那裡的歌女身上，證實中國女性本質的端莊、羞怯、及優美。
辜鴻銘并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辜鴻銘曾任張之洞的"通譯員"，（張之洞是十九世紀末葉，主張維新的偉大滿洲官吏之一，是使長江一帶不受拳匪擾亂的一個重要角色。
）我曾見過辜鴻銘，他留着薄薄的頭發，在中央公園獨自散步。
有人會以為他是一個走黴運的太監，或者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
多麼孤獨驕傲的心啊！雖然如此，但我覺得不配去接近這位精通馬太·安諾德、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的專家。
盡管當陳友仁（後來在一九二八年擔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和辜鴻銘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聞》（一份陳所編的英文日報）大開筆戰的時候，我在聖約翰大學裡就對他頗為仰慕。
辜是一個衆所共認的保皇黨及失勢的支持者，而陳卻是一個革命黨。
兩者都精于謾罵，而且無懈可擊地精通英文。
陳稱辜是江湖術士及抄經文士，而辜卻稱陳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紳士（一個失去國籍，半英國化的印度人），因為陳生于千裡達島，說中國話像外國人。
當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我發見辜鴻銘在德國的那段日子還很有名氣。
他那本小書"VeteidigungChinasgegenEuropa"（如果我還記得清楚，有一個德國人曾将他這本書譯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
這本書寫于一九一五年，大戰爆發後不久，雖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話來譴責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但他把大戰首先歸咎于卑劣的英國帝國主義及倫敦的暴民崇拜。
他說了一些同情德國人的話，說他們"熱愛公義"，整潔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
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麥王子的偉大仰慕者，所以雖然他在美國是完全籍籍無名，他的話德國人很喜歡聽。
辜鴻銘是一塊硬肉，不是軟弱的胃所能吸收。
對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滿硬毛的豪豬。
但他的深度及卓識，卻使人寬恕他許多過失，因為真正有卓識的人是很少的。
他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隻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作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了然的哲學的注入。
他事實上扮演了東方觀念與西方觀念的電鍍匠。
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
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于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
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那些外國的漢學家譯得很糟，中國人自己卻忽略了這件事。
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難的。
觀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關系隻用句子的構造來表示，沒有字尾變化，且沒有常用的連接詞及冠詞，有時更沒有主詞。
因此中國哲學的"源頭"，直到今天，仍被覆蓋在似霧的黃昏中。
結果使劍橋大學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說孔子可能隻是一個好吹牛、平凡、陳腐的三家村老學究。
在哲學觀念上翻譯的陷阱是很大的。
仁的真意（benevolence？mercy？humanity？manhood？）義的真意（Justice？right？righteousness？）禮的真意（ritualism？courtesy？goodform？socialorder？）甚至還不被人了解。
談到這裡請大家寬恕我介紹一段經過翻譯的迂回累贅的話。
它是采自詹姆士·來茲的儒家經典的譯本，已被編入為麥克思·缪勒所編輯的《遠東的聖書》中。
來茲作了一次對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種真正的外國遠古氣氛，比意義更是顯明忠實的标志。
孟子所說的在中文剛好是十二個字，當軍隊列陣拿着利矛堅盾攻襲敵人城堡的時候，他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theweatherlessimportantthanterrain，andtheterrainlessimportantthanthearmymorale．）如果有人甯願逐字直譯，那就可把它譯為"sky－timesnotsogoodasground－situation； ground－situationnotsogoodashumanharmony．"對于任何中國孩子"sky－times"是指天氣而不能作别解；"ground－situation"是指地勢，而"humanharmony" 是指士氣。
但按照來茲所譯，則孟子是說："opportunitesof time（vouchsafetyHeavenarenotequaltoadvantagesofsituation（affordedby）theEarth，andadvantagesofsituation（affordedby）theEartharenotequalto（theunionarisingfrom）theaccordofmen．"（天所惠賜的時間上的機會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而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不如人的團結一緻。
）辜鴻銘的翻譯卻永遠站得住，因為它們來自對兩種文字的精通，以及對于它們較深奧意義的了解，是意義與表達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鴻銘的翻譯是真正的天啟。
受過馬太·安諾德、喀萊爾、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鴻銘自信在他之前，沒有人能像他這樣了解儒家。
他的中心觀念是繞着雅與俗的問題轉。
雅是意指孔子對于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羅斯金的話，簡單地說就是"身體與靈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覺。
使他的治與亂的辯論成為有效是由于白人帝國主義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國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當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傳教士在内）又武斷地說"中國是信邪教的"，他們具有開化中國文化的使命，這種情形特别是在拳匪之亂以後特别明顯。
用"門戶開放"的名義，公然搶奪中國土地而伴以他所謂"英國的蕪詞濫調"來談及文化，當白人在《北中國每日新聞》辱罵皇太後的時候，辜鴻銘大大地被激怒。
他狂猛地抨擊他所謂"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