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旅行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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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但永不奉獻他的血。
一個兵的責任是隻去做及去死，一個好政治家的責任是隻去做而永不談及它。
他所做的隻是愛他的國家。
我短暫的神學研究曾動搖我對教條的信仰。
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這裡有A及B，則二者之間必有一條聯系線C，來說服我相信聖靈在神學上的必要。
這種經院派一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獨斷，傷害我的良心。
這些教條産自迂腐的心，處理靈性的事情像處理物質的事情一樣，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并論。
那些神學家這麼自信，他們想他們的結論會被接受成為最後的，蓋上了印裝入箱子保留至永恒。
我當然反抗。
這些教條中有許多是不相關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
按典章編成的次序而論，保羅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紀的教父比保羅知道得多。
按他們真言的比較而論，耶稣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對信仰的确信，但仍固執地抓住對上帝父性的信仰。
聖誕節在清華大學主領主日學班時，那顆大星怎樣準确地把三位東方博士領導到馬槽所在的那條街，這種想象對我已經有很大的困難。
我隻能在桑塔亞那的感覺中，欣賞天使們夜半歌聲的象征美。
聖誕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話，但仍是一個美麗的神話。
雖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斷和基督教會的連系之前，還必須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兩位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觸。
他們給了我難以磨滅的影響，對我未來的發展有不同的貢獻。
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國文化複興的胡适博士。
文化複興，和其他較重要的事，嚴格說來就是反儒學。
胡适博士，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在紐約放出第一炮，這一炮，完全改變了我們這一代的中國思想及中國文學的趨勢。
這是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路标，提倡以國語取代文言，以國語作為文學表現的正常媒介。
同時，北京大學有一個信奉共産主義的教授陳獨秀，編輯《新青年》。
胡适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博得全國的喝彩。
我和他在清華大學相會，這是像觸電般的經驗。
對于這個運動的整個進步，我直覺地同情。
同代的中國大學者，梁啟超、蔡元培，及林長民，都參加了這個運動。
然後保羅·門羅、約翰·杜威，在我出國留學之前，又來北京大學訪問。
（我一九二三年從德國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毛澤東在那裡當圖書館管理員——但沒有人注意他，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他。
） 總之，文化複興是一種解放的力量，是中國知識分子對過去所作的一種全面的決裂。
一方面軍閥們在交兵，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為向他們自身挑戰及鬥争的緊張情緒所支配。
北京是充滿活力的。
林纾，那位我姐姐曾讀過他的作品的偉大翻譯者，那時也在北京大學，譴責白話為"引車賣漿者的語言"。
哪裡有鬥争哪裡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動，有為它而戰或為它而反抗的主義。
年輕的中國徹底的被震動。
共産主義者陳獨秀繼續譴責儒家的整套系統，特别反對祭孔及寡婦守節。
而胡适，一個典型的理性主義者，以科學考據為依準，其實較為溫和，寫出來的文章像一位學者。
陳獨秀譴責迷信，如扶乩。
當然，《新青年》能輕易地做反對纏足的努力，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民國的時代，所以這種努力有點兒像馬後炮。
一個熱心的學生寫着："我們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國女人的小腳（的責任）在我們的肩頭"——對新自由戰士而言确是一種不尋常的任務。
你想，事實上最少有五千萬雙中國女人的小腳要背，而這位青年可能有一雙軟弱的膝頭。
我不免被北京大學吸引，而我出洋回國之後，便在那裡任教。
在這思想大動亂當中，我為自己的得救，而埋頭研讀中國哲學及語言學——每一種我可以抓得到的東西。
我飄浮在中國覺醒的怒潮裡。
但是，卻有一個不加入呐喊的人。
他一八八五年從柏林大學、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學成回國，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來，我們這些民國時代的青年新貴，是無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現在稱為德谟克拉西的近代群衆崇拜所腐化，靈魂也已被玷污得鬼鬼祟祟。
他說我們是"近代沒有辮子的時髦中國人，回國的留學生"，"曾從英美的人民學習，不是循規蹈矩，而是行為不端的人"。
他是一個怪物但不令人讨厭，因為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
在中國的人沒有一個能像他這樣用英文寫作。
他挑戰性的觀念，目空一切的風格，那種令人想起馬太·安諾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條有理地展示他的觀念和重複申說某句話的風格，再加上湯瑪斯·喀萊爾的戲劇性的大言，及海涅的隽妙。
這個人就是辜鴻銘。
辜鴻銘是廈門子弟，像是料理中國人文主義大餐前的一杯紅葡萄酒。
由于他把一切事情颠倒，所以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着一個吹毛求疵的角色。
我覺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毛姆對于他的描寫。
毛姆沒有提及辜鴻銘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談中國屏風》書中用"那個哲學家"來代替。
毛姆在揚子江上遊的四川省見過他，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一年。
下面是一篇生動的描寫，極能顯示這個人性格的要點。
這裡住着一位有名的哲學家，我這次有點吃力的旅行動機之一就是想見一見他。
他是中國儒學的權威。
據說他英文、德文都說得很流利。
他曾好幾年做皇太後總督之一的秘書，但現已退休。
每星期的幾天裡，他家大門都為那些尋求知識的人開放，宣講孔子的教訓。
他有一班門徒，但人數不多，因為那些學生大都喜歡他簡樸的住宅及樸實中的高貴。
如果向他提及外國大學的建築及那些野蠻人的實用科學，隻會被他輕蔑地開除。
從我對他一切所聞看來，我斷定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當我提出想和這位著名的紳士見面時，主人立刻安排，但是經過許多天還沒有消息。
我問起來，主人聳聳兩肩。
"我送了一張便條通知他來這裡一趟，"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來。
他是一個脾氣很大的老人。
" 我不以為用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學家是适當的，所以我并不驚訝他對這種呼召置之不理。
我寄一封 信給他，用我能想到的最有禮貌的詞句問他可否讓我去見見他，就在兩小時之後，接到他的複信，約定明天早晨十時。
當那哲學家進客廳來時，我立刻向他的賜會表示感謝。
他指給我一張椅子，幫我倒茶。
"你想見我對我是一種奉承，"他回答，"你們國家的人隻和苦力及買辦交易，他們以為每一個中國人如果不是這一種就一定是那一種。
" 我想冒險抗議，可是我還不了解他的真意。
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種嘲弄的表情望着我。
"他們以為隻要他們點頭，我們就一定會去。
"我知道他仍然對我朋友草率的通知感到不滿。
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喃喃地說了一些恭維的話。
他是一個老人，身材高，有一條炭色的細辮子，明亮的大眼，眼睑下有很重的眼袋。
他的牙已殘缺而且變色。
他過度地瘦，手優美而小，幹枯的像鳥爪。
曾有人告訴我他吸食鴉片。
他穿着一件黑長衫，戴着一頂小黑帽，都破舊不堪了，穿一條深灰色的褲子束在足踝上。
他在觀望，不十分知道應采取什麼态度，是一種戒備狀态。
在我從他的風度上感到可靠的松馳。
他像一個全身端嚴起來等待人家來替他拍照的人，聽見鏡頭遮蔽器一響，才恢複他的自然。
他拿他的書給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他說。
"後來我又在牛津讀了一個時期。
但英國人對于哲學沒有很大的胃口。
" 雖然他把話說得像有點歉意，但顯然他還蠻高興說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們曾有過一些對于思想界略具影響的哲學家。
"我提醒他。
"休姆和伯克裡？當我在牛津時這兩位哲學家在那兒任教，他們深恐會得罪他們的神學同事。
他們不會追求他們思想的
一個兵的責任是隻去做及去死，一個好政治家的責任是隻去做而永不談及它。
他所做的隻是愛他的國家。
我短暫的神學研究曾動搖我對教條的信仰。
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這裡有A及B，則二者之間必有一條聯系線C，來說服我相信聖靈在神學上的必要。
這種經院派一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獨斷，傷害我的良心。
這些教條産自迂腐的心，處理靈性的事情像處理物質的事情一樣，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并論。
那些神學家這麼自信，他們想他們的結論會被接受成為最後的，蓋上了印裝入箱子保留至永恒。
我當然反抗。
這些教條中有許多是不相關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
按典章編成的次序而論，保羅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紀的教父比保羅知道得多。
按他們真言的比較而論，耶稣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對信仰的确信，但仍固執地抓住對上帝父性的信仰。
聖誕節在清華大學主領主日學班時，那顆大星怎樣準确地把三位東方博士領導到馬槽所在的那條街，這種想象對我已經有很大的困難。
我隻能在桑塔亞那的感覺中，欣賞天使們夜半歌聲的象征美。
聖誕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話，但仍是一個美麗的神話。
雖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斷和基督教會的連系之前，還必須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兩位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觸。
他們給了我難以磨滅的影響，對我未來的發展有不同的貢獻。
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國文化複興的胡适博士。
文化複興，和其他較重要的事，嚴格說來就是反儒學。
胡适博士，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在紐約放出第一炮，這一炮，完全改變了我們這一代的中國思想及中國文學的趨勢。
這是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路标，提倡以國語取代文言，以國語作為文學表現的正常媒介。
同時，北京大學有一個信奉共産主義的教授陳獨秀，編輯《新青年》。
胡适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博得全國的喝彩。
我和他在清華大學相會，這是像觸電般的經驗。
對于這個運動的整個進步，我直覺地同情。
同代的中國大學者，梁啟超、蔡元培，及林長民，都參加了這個運動。
然後保羅·門羅、約翰·杜威，在我出國留學之前，又來北京大學訪問。
（我一九二三年從德國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毛澤東在那裡當圖書館管理員——但沒有人注意他，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他。
） 總之，文化複興是一種解放的力量，是中國知識分子對過去所作的一種全面的決裂。
一方面軍閥們在交兵，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為向他們自身挑戰及鬥争的緊張情緒所支配。
北京是充滿活力的。
林纾，那位我姐姐曾讀過他的作品的偉大翻譯者，那時也在北京大學，譴責白話為"引車賣漿者的語言"。
哪裡有鬥争哪裡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動，有為它而戰或為它而反抗的主義。
年輕的中國徹底的被震動。
共産主義者陳獨秀繼續譴責儒家的整套系統，特别反對祭孔及寡婦守節。
而胡适，一個典型的理性主義者，以科學考據為依準，其實較為溫和，寫出來的文章像一位學者。
陳獨秀譴責迷信，如扶乩。
當然，《新青年》能輕易地做反對纏足的努力，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民國的時代，所以這種努力有點兒像馬後炮。
一個熱心的學生寫着："我們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國女人的小腳（的責任）在我們的肩頭"——對新自由戰士而言确是一種不尋常的任務。
你想，事實上最少有五千萬雙中國女人的小腳要背，而這位青年可能有一雙軟弱的膝頭。
我不免被北京大學吸引，而我出洋回國之後，便在那裡任教。
在這思想大動亂當中，我為自己的得救，而埋頭研讀中國哲學及語言學——每一種我可以抓得到的東西。
我飄浮在中國覺醒的怒潮裡。
但是，卻有一個不加入呐喊的人。
他一八八五年從柏林大學、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學成回國，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來，我們這些民國時代的青年新貴，是無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現在稱為德谟克拉西的近代群衆崇拜所腐化，靈魂也已被玷污得鬼鬼祟祟。
他說我們是"近代沒有辮子的時髦中國人，回國的留學生"，"曾從英美的人民學習，不是循規蹈矩，而是行為不端的人"。
他是一個怪物但不令人讨厭，因為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
在中國的人沒有一個能像他這樣用英文寫作。
他挑戰性的觀念，目空一切的風格，那種令人想起馬太·安諾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條有理地展示他的觀念和重複申說某句話的風格，再加上湯瑪斯·喀萊爾的戲劇性的大言，及海涅的隽妙。
這個人就是辜鴻銘。
辜鴻銘是廈門子弟，像是料理中國人文主義大餐前的一杯紅葡萄酒。
由于他把一切事情颠倒，所以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着一個吹毛求疵的角色。
我覺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毛姆對于他的描寫。
毛姆沒有提及辜鴻銘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談中國屏風》書中用"那個哲學家"來代替。
毛姆在揚子江上遊的四川省見過他，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一年。
下面是一篇生動的描寫，極能顯示這個人性格的要點。
這裡住着一位有名的哲學家，我這次有點吃力的旅行動機之一就是想見一見他。
他是中國儒學的權威。
據說他英文、德文都說得很流利。
他曾好幾年做皇太後總督之一的秘書，但現已退休。
每星期的幾天裡，他家大門都為那些尋求知識的人開放，宣講孔子的教訓。
他有一班門徒，但人數不多，因為那些學生大都喜歡他簡樸的住宅及樸實中的高貴。
如果向他提及外國大學的建築及那些野蠻人的實用科學，隻會被他輕蔑地開除。
從我對他一切所聞看來，我斷定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當我提出想和這位著名的紳士見面時，主人立刻安排，但是經過許多天還沒有消息。
我問起來，主人聳聳兩肩。
"我送了一張便條通知他來這裡一趟，"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來。
他是一個脾氣很大的老人。
" 我不以為用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學家是适當的，所以我并不驚訝他對這種呼召置之不理。
我寄一封 信給他，用我能想到的最有禮貌的詞句問他可否讓我去見見他，就在兩小時之後，接到他的複信，約定明天早晨十時。
當那哲學家進客廳來時，我立刻向他的賜會表示感謝。
他指給我一張椅子，幫我倒茶。
"你想見我對我是一種奉承，"他回答，"你們國家的人隻和苦力及買辦交易，他們以為每一個中國人如果不是這一種就一定是那一種。
" 我想冒險抗議，可是我還不了解他的真意。
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種嘲弄的表情望着我。
"他們以為隻要他們點頭，我們就一定會去。
"我知道他仍然對我朋友草率的通知感到不滿。
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喃喃地說了一些恭維的話。
他是一個老人，身材高，有一條炭色的細辮子，明亮的大眼，眼睑下有很重的眼袋。
他的牙已殘缺而且變色。
他過度地瘦，手優美而小，幹枯的像鳥爪。
曾有人告訴我他吸食鴉片。
他穿着一件黑長衫，戴着一頂小黑帽，都破舊不堪了，穿一條深灰色的褲子束在足踝上。
他在觀望，不十分知道應采取什麼态度，是一種戒備狀态。
在我從他的風度上感到可靠的松馳。
他像一個全身端嚴起來等待人家來替他拍照的人，聽見鏡頭遮蔽器一響，才恢複他的自然。
他拿他的書給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他說。
"後來我又在牛津讀了一個時期。
但英國人對于哲學沒有很大的胃口。
" 雖然他把話說得像有點歉意，但顯然他還蠻高興說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們曾有過一些對于思想界略具影響的哲學家。
"我提醒他。
"休姆和伯克裡？當我在牛津時這兩位哲學家在那兒任教，他們深恐會得罪他們的神學同事。
他們不會追求他們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