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及少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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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購了一些鋼條來。
這些鋼條用一隻大釘固定在中間，那隻大釘可以把鋼條旋轉到所需要的适當長度。
它們連接在支持屋頂的木條上，螺旋釘一扭緊，鋼條把木條牽拉在一塊兒，大家可以清楚的看見教堂的屋頂被提高了幾英寸。
這是偉大而值得紀念的一刻。
雖然父親是牧師，卻絕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家。
我記得曾幫他裝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對聯，用來張挂在新教堂的壁上。
這副對聯的字體大約有一方尺寬窄，父親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這些墨寶的拓印本，因為朱熹曾做過漳州的知府。
朱熹生于十二世紀，據猜測是因介紹女人纏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帶入我們這一省。
就我所見，他的工作不算成功，因為這省女人所纏的腳既不小，又不成樣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觸是在一對傳教士住在我們家訪問的時候。
他們留下了一個沙丁魚罐及襯衣領子的一粒鈕扣，中間有一顆閃亮的鍍金珠。
我常覺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
他們走了以後，屋子内到處仍充滿了牛油味，姐姐強迫把窗子打開，讓風把它吹走。
我和英文書本的第一次接觸，是一本不知誰丢在我家的美國婦女雜志，可能是"LadiesHomejournal"（《婦女家庭》雜志）。
母親常把它放在針線盒裡，用裡面的光滑畫頁夾住那些繡花線。
我相信沒有一本美國的雜志能用得這麼長久。
在建築教堂的時候，範禮文也曾寄給我們一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有一個旋轉機，我對它們十分好奇，覺得它們做得相當好。
父親和範禮文牧師成為好朋友、好夥伴，因為範禮文牧師發現父親對一切西方的及新的東西有興趣。
他介紹一份油墨印的，名為《通問報》的基督教周報給我們。
他寄給我們各種小冊子及書籍，其中有基督教以文學及上海基督教廣學會所印行的有關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學的書籍。
西學就是這樣來到我家。
我相信父親曾讀過一切關于西方的有用的東西，我記得有一天他諷刺的笑着說："我讀過所有關于飛機的東西，可是我從沒有見過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
"這大約是萊特兄弟試驗飛行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怎麼得來這消息，隻是當他和我們兄弟談到柏林大學和牛津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時，眼裡射出亮光，似真似假的希望我們兄弟有一天能在那裡攻讀。
我們是一個絕對的夢想主義者的家庭。
十歲的時候，我和兩個弟弟離家去廈門上學，那四所本地學校父親斷言它不夠好。
因為旅程要很多天而且要花錢，寒假我沒回去，這等于離開母親一整年。
但男孩就是男孩，很快的我就學會不想家而沉溺在學校裡面的種種活動，這包括赤腳踢從啞鈴鋸下來的木球。
這是學校裡孩子們的普遍運動，但沒有任何事像回到母親身邊那麼快樂。
進入被群山包圍的坂仔河谷之後，還有一英裡就到家，我們三兄弟不能再忍受小船慢慢的搖，就起程步行。
我們曾計劃怎麼樣向母親宣布我們回來了，是在門外大喊一聲"我們回來了！"還是再一次戲弄母親，用老乞丐的聲音，要一點水；或蹑入家裡，找到她，然後突然對她大叫。
這個世界實在太小，約束不住孩子的心，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國的西方人所稱的"中國人的頑皮性格"。
假期我們家就變成學校。
我說過父親是一位牧師并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者，當我們男孩擦好地闆，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後，鈴聲一響，我們就爬上圍着餐桌的位子，聽父親講解儒家的經典及《詩經》，其中包含許多首優美的情歌。
（記得有位害羞的年青教師，當他不得不講解那些孔子自選的情歌時，滿面通紅。
）聽課到十一點時，二姐望着牆上的日影，慢慢地站起來，一臉不情願的表情說："我要去燒午飯了。
"有時晚上我們也集合讀書，然後她又不得不停止閱讀，起來說： "我要去洗東西了。
" 我之所以必須寫到二姐，不隻因為她占了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同時可以顯示在我們家裡，大學教育的意義是什麼。
我記得二姐很疼我（一切佛洛依德派的說法，都給我滾！），因為我是一個頭角峥嵘但有點不守規矩且喜惡作劇的孩子。
當弟兄們安份而細心的研讀功課，我卻到院子裡玩。
長大些時，她告訴我，孩童時的我，相當頑皮，而且常發脾氣，有一次和她争吵過後，我鑽入後花園裡的一個泥洞，像豬一樣在裡面打滾，爬起來時對她說："好啦，現在你要替我洗幹淨了！" 在這一刻我看來一定又髒又可愛！ 姐姐曾讀過史各德、狄更斯、柯南道爾、哈葛德的《所羅門的寶藏》以及《天方夜譚》，這一些書都早由同鄉林纾譯成中文。
事實上林纾不識英文，完全是靠一位魏先生翻成福州話。
然後這位偉大的作者，再把整個故事用美麗的古文寫出。
林纾大大的出了名，他進而翻譯莫泊桑、及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這本書震動了中國社會，因為女主角是個得了肺痨病的美人，十分像中國
這些鋼條用一隻大釘固定在中間，那隻大釘可以把鋼條旋轉到所需要的适當長度。
它們連接在支持屋頂的木條上，螺旋釘一扭緊，鋼條把木條牽拉在一塊兒，大家可以清楚的看見教堂的屋頂被提高了幾英寸。
這是偉大而值得紀念的一刻。
雖然父親是牧師，卻絕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家。
我記得曾幫他裝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對聯，用來張挂在新教堂的壁上。
這副對聯的字體大約有一方尺寬窄，父親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這些墨寶的拓印本，因為朱熹曾做過漳州的知府。
朱熹生于十二世紀，據猜測是因介紹女人纏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帶入我們這一省。
就我所見，他的工作不算成功，因為這省女人所纏的腳既不小，又不成樣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觸是在一對傳教士住在我們家訪問的時候。
他們留下了一個沙丁魚罐及襯衣領子的一粒鈕扣，中間有一顆閃亮的鍍金珠。
我常覺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
他們走了以後，屋子内到處仍充滿了牛油味，姐姐強迫把窗子打開，讓風把它吹走。
我和英文書本的第一次接觸，是一本不知誰丢在我家的美國婦女雜志，可能是"LadiesHomejournal"（《婦女家庭》雜志）。
母親常把它放在針線盒裡，用裡面的光滑畫頁夾住那些繡花線。
我相信沒有一本美國的雜志能用得這麼長久。
在建築教堂的時候，範禮文也曾寄給我們一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有一個旋轉機，我對它們十分好奇，覺得它們做得相當好。
父親和範禮文牧師成為好朋友、好夥伴，因為範禮文牧師發現父親對一切西方的及新的東西有興趣。
他介紹一份油墨印的，名為《通問報》的基督教周報給我們。
他寄給我們各種小冊子及書籍，其中有基督教以文學及上海基督教廣學會所印行的有關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學的書籍。
西學就是這樣來到我家。
我相信父親曾讀過一切關于西方的有用的東西，我記得有一天他諷刺的笑着說："我讀過所有關于飛機的東西，可是我從沒有見過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
"這大約是萊特兄弟試驗飛行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怎麼得來這消息，隻是當他和我們兄弟談到柏林大學和牛津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時，眼裡射出亮光，似真似假的希望我們兄弟有一天能在那裡攻讀。
我們是一個絕對的夢想主義者的家庭。
十歲的時候，我和兩個弟弟離家去廈門上學，那四所本地學校父親斷言它不夠好。
因為旅程要很多天而且要花錢，寒假我沒回去，這等于離開母親一整年。
但男孩就是男孩，很快的我就學會不想家而沉溺在學校裡面的種種活動，這包括赤腳踢從啞鈴鋸下來的木球。
這是學校裡孩子們的普遍運動，但沒有任何事像回到母親身邊那麼快樂。
進入被群山包圍的坂仔河谷之後，還有一英裡就到家，我們三兄弟不能再忍受小船慢慢的搖，就起程步行。
我們曾計劃怎麼樣向母親宣布我們回來了，是在門外大喊一聲"我們回來了！"還是再一次戲弄母親，用老乞丐的聲音，要一點水；或蹑入家裡，找到她，然後突然對她大叫。
這個世界實在太小，約束不住孩子的心，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國的西方人所稱的"中國人的頑皮性格"。
假期我們家就變成學校。
我說過父親是一位牧師并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者，當我們男孩擦好地闆，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後，鈴聲一響，我們就爬上圍着餐桌的位子，聽父親講解儒家的經典及《詩經》，其中包含許多首優美的情歌。
（記得有位害羞的年青教師，當他不得不講解那些孔子自選的情歌時，滿面通紅。
）聽課到十一點時，二姐望着牆上的日影，慢慢地站起來，一臉不情願的表情說："我要去燒午飯了。
"有時晚上我們也集合讀書，然後她又不得不停止閱讀，起來說： "我要去洗東西了。
" 我之所以必須寫到二姐，不隻因為她占了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同時可以顯示在我們家裡，大學教育的意義是什麼。
我記得二姐很疼我（一切佛洛依德派的說法，都給我滾！），因為我是一個頭角峥嵘但有點不守規矩且喜惡作劇的孩子。
當弟兄們安份而細心的研讀功課，我卻到院子裡玩。
長大些時，她告訴我，孩童時的我，相當頑皮，而且常發脾氣，有一次和她争吵過後，我鑽入後花園裡的一個泥洞，像豬一樣在裡面打滾，爬起來時對她說："好啦，現在你要替我洗幹淨了！" 在這一刻我看來一定又髒又可愛！ 姐姐曾讀過史各德、狄更斯、柯南道爾、哈葛德的《所羅門的寶藏》以及《天方夜譚》，這一些書都早由同鄉林纾譯成中文。
事實上林纾不識英文，完全是靠一位魏先生翻成福州話。
然後這位偉大的作者，再把整個故事用美麗的古文寫出。
林纾大大的出了名，他進而翻譯莫泊桑、及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這本書震動了中國社會，因為女主角是個得了肺痨病的美人，十分像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