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及少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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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羅曼史《紅樓夢》中的林黛玉。
中國的典型美人似乎不是患上了肺痨，就是憔悴得差不多要死的貴婦。
甚至在古代，最著名的中國美人，不是患心絞痛，就是患某種神經病的，而她最著名的姿勢，是忍受極端痛苦而把眉頭皺起來的那一刻。
姐姐和我，讀過了霍姆茲及作者名字已記不得的法國某作家的偵探小說後，編集了一個我們自己的長篇偵探故事來作弄母親使她開心，這個故事一天天連續下去，充滿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和冒險。
姐姐是天才，像黛博拉·寇兒一樣，有伶俐而敏銳的表現力，因此當數年前我在銀幕上首次見到寇兒的時候，我心跳得好快，握着女兒的手驚叫："那就是我二姐的樣子！"我太太見過二姐，她很贊同我的看法。
姐姐在廈門高中畢業以後，想去福州女子大學升學。
我聽到她在家庭禱告後提出要求，可是一切徒勞。
她不想馬上結婚，她想去讀大學。
我說這個故事，原因在此，我父親卻不這麼想。
姐姐懇求，美言勸誘，而且作種種承諾，可是父親說"不行"。
對我而言，這很可怕。
我并不怪父親，事實上，他不是不希望有一個又能幹又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兒，我還記得他讀完一篇上海某雜志的一位女作家的文章後說："真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女孩當我的媳婦！"但是像他這樣的夢想者，他看不清有什麼方法可以辦到。
女子受大學教育是種浪費，而我們的家庭委實也無法供給。
更何況這是一個甚至廈門富裕家庭的兒子也不會到福州或上海去求學的時代。
父親聽說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全中國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我相信他大部分是從《通問報》讀到的。
我聽到父親自己告訴一個朋友，當他賣去我們在漳州唯一的房子來讓二哥可以入大學的契約上簽字的時候，眼淚止不住滴在紙上。
這就是一個牧師能力的極限。
兒子，可以；女兒，不可以；在這個時代，不可以。
這不是學費的問題，因為我深信二姐可以在一所基督教大學獲得一個名額。
這是旅費及零用錢的問題，它可能每年要花費五十至六十銀圓。
這樣，我二姐隻好彷徨又彷徨，在廈門教書，等待結婚。
這個時代是，女孩一過了廿歲，便必須急于嫁人。
我二姐有一個等了很久的求婚者，可是每次母親晚上找她談這個問題時，二姐就把燈吹熄避而不談。
她不能進大學，那時候又已經二十一歲。
二哥即将畢業，可以賺錢供我讀書時，大家庭提議我去聖約翰大學攻讀，但是到最後一天才決定，因為父親要狠下心向一個又是好友又是他的過去學生借一百銀圓。
按照古代中國的規矩，老師是終生的主，是儒家"君、親、師"中的一位。
這位學生現在已成富翁，父親每次過漳州，都住在他這個學生的家裡。
因為在他們之間還有一層更深的關系：這個富翁過去是一個聰明卻貧窮的孩子，當他在父親的門下受業的時候，父親送他一頂帽子，他對這件禮物終身不忘，等它破爛到不能戴的時候，他發誓一生不再戴其他的帽子，而他的确做到了。
這就是古代中國所謂的忠——在中國小說或在舞台上所教的強烈的忠，無論武将與文臣，家仆、夫婦之間，都講究忠。
父親知道隻要他開口，一定可以借到這筆款。
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這筆錢償還了沒有。
這樣，我便和二姐及家人一同乘帆船直下西溪，她要到一個叫做"山村"的小村去行婚禮，而我是預定起程到上海讀我大學的第一年。
那一百銀圓的借款問題，像一把達摩克利茲的劍懸在我頭上，但我是開心的。
那時我十六歲。
婚禮過後，二姐從嫁衣的口袋裡拿出四角錢給我。
分手時她含淚說："和樂，你有機會去讀大學，姐姐因為是女孩不能去。
不要辜負自己的機會，下決心做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著名的人。
"這就是我家庭模式的全部。
兩年後二姐死于瘟疫，但這些話一直常在我耳際回響。
我所以談這些事，因為它們對于形成我個人的德性有很大的影響力。
想成為一名基督徒，就是如二姐告訴我的，是想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嗎？在上帝的眼裡，讀書人對律法及先知的一切知識、學問都沒有意義；對一個謙虛、單純的人，卻盡力找出他身上最好的東西；而對于跌倒的，卻能把他扶起來。
這是耶稣基督的教義中最單純而不夾纏的綱領。
我現在仍能想象出自己是那個在爛泥中打滾來報複姐姐的孩子，而我相信她因此而愛着我。
耶稣最特别的地方，他的無與倫比之處，是讓稅吏、娼妓，比當時那些飽學之士更親近他。
聖約翰大學在那個時候已在國際上享有相當的名聲，因為它出了幾位中國大使，顔惠慶（來自我的家鄉廈門），施肇基，顧維鈞。
它的确是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而在學生們的心中，這也就是聖約翰大學之所以存在的緣故。
雖然它是聖公會辦的，它對大多數學生的秘密使命卻是培植他們成功為買辦來做上海大亨們的助手。
事實上學生英文的平均水準，并不超過一個買辦的條件。
校長蔔舫濟博士，一個真正偉大的
中國的典型美人似乎不是患上了肺痨，就是憔悴得差不多要死的貴婦。
甚至在古代，最著名的中國美人，不是患心絞痛，就是患某種神經病的，而她最著名的姿勢，是忍受極端痛苦而把眉頭皺起來的那一刻。
姐姐和我，讀過了霍姆茲及作者名字已記不得的法國某作家的偵探小說後，編集了一個我們自己的長篇偵探故事來作弄母親使她開心，這個故事一天天連續下去，充滿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和冒險。
姐姐是天才，像黛博拉·寇兒一樣，有伶俐而敏銳的表現力，因此當數年前我在銀幕上首次見到寇兒的時候，我心跳得好快，握着女兒的手驚叫："那就是我二姐的樣子！"我太太見過二姐，她很贊同我的看法。
姐姐在廈門高中畢業以後，想去福州女子大學升學。
我聽到她在家庭禱告後提出要求，可是一切徒勞。
她不想馬上結婚，她想去讀大學。
我說這個故事，原因在此，我父親卻不這麼想。
姐姐懇求，美言勸誘，而且作種種承諾，可是父親說"不行"。
對我而言，這很可怕。
我并不怪父親，事實上，他不是不希望有一個又能幹又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兒，我還記得他讀完一篇上海某雜志的一位女作家的文章後說："真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女孩當我的媳婦！"但是像他這樣的夢想者，他看不清有什麼方法可以辦到。
女子受大學教育是種浪費，而我們的家庭委實也無法供給。
更何況這是一個甚至廈門富裕家庭的兒子也不會到福州或上海去求學的時代。
父親聽說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全中國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我相信他大部分是從《通問報》讀到的。
我聽到父親自己告訴一個朋友，當他賣去我們在漳州唯一的房子來讓二哥可以入大學的契約上簽字的時候，眼淚止不住滴在紙上。
這就是一個牧師能力的極限。
兒子，可以；女兒，不可以；在這個時代，不可以。
這不是學費的問題，因為我深信二姐可以在一所基督教大學獲得一個名額。
這是旅費及零用錢的問題，它可能每年要花費五十至六十銀圓。
這樣，我二姐隻好彷徨又彷徨，在廈門教書，等待結婚。
這個時代是，女孩一過了廿歲，便必須急于嫁人。
我二姐有一個等了很久的求婚者，可是每次母親晚上找她談這個問題時，二姐就把燈吹熄避而不談。
她不能進大學，那時候又已經二十一歲。
二哥即将畢業，可以賺錢供我讀書時，大家庭提議我去聖約翰大學攻讀，但是到最後一天才決定，因為父親要狠下心向一個又是好友又是他的過去學生借一百銀圓。
按照古代中國的規矩，老師是終生的主，是儒家"君、親、師"中的一位。
這位學生現在已成富翁，父親每次過漳州，都住在他這個學生的家裡。
因為在他們之間還有一層更深的關系：這個富翁過去是一個聰明卻貧窮的孩子，當他在父親的門下受業的時候，父親送他一頂帽子，他對這件禮物終身不忘，等它破爛到不能戴的時候，他發誓一生不再戴其他的帽子，而他的确做到了。
這就是古代中國所謂的忠——在中國小說或在舞台上所教的強烈的忠，無論武将與文臣，家仆、夫婦之間，都講究忠。
父親知道隻要他開口，一定可以借到這筆款。
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這筆錢償還了沒有。
這樣，我便和二姐及家人一同乘帆船直下西溪，她要到一個叫做"山村"的小村去行婚禮，而我是預定起程到上海讀我大學的第一年。
那一百銀圓的借款問題，像一把達摩克利茲的劍懸在我頭上，但我是開心的。
那時我十六歲。
婚禮過後，二姐從嫁衣的口袋裡拿出四角錢給我。
分手時她含淚說："和樂，你有機會去讀大學，姐姐因為是女孩不能去。
不要辜負自己的機會，下決心做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著名的人。
"這就是我家庭模式的全部。
兩年後二姐死于瘟疫，但這些話一直常在我耳際回響。
我所以談這些事，因為它們對于形成我個人的德性有很大的影響力。
想成為一名基督徒，就是如二姐告訴我的，是想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嗎？在上帝的眼裡，讀書人對律法及先知的一切知識、學問都沒有意義；對一個謙虛、單純的人，卻盡力找出他身上最好的東西；而對于跌倒的，卻能把他扶起來。
這是耶稣基督的教義中最單純而不夾纏的綱領。
我現在仍能想象出自己是那個在爛泥中打滾來報複姐姐的孩子，而我相信她因此而愛着我。
耶稣最特别的地方，他的無與倫比之處，是讓稅吏、娼妓，比當時那些飽學之士更親近他。
聖約翰大學在那個時候已在國際上享有相當的名聲，因為它出了幾位中國大使，顔惠慶（來自我的家鄉廈門），施肇基，顧維鈞。
它的确是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而在學生們的心中，這也就是聖約翰大學之所以存在的緣故。
雖然它是聖公會辦的，它對大多數學生的秘密使命卻是培植他們成功為買辦來做上海大亨們的助手。
事實上學生英文的平均水準，并不超過一個買辦的條件。
校長蔔舫濟博士，一個真正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