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學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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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決心要我們進聖約翰大學，因是那時全中國最著名的英文大學。
他要他的兒子獲得最好的東西，甚至夢想到英國之劍橋、牛津、和德國之柏林諸大學。
因為他是一個理想家。
當我留美時，以經濟支绌，迫而離美赴法，投入青年會為華工服務。
後來寫信給他說，我已薄有儲蓄，加上吾妻的首飾，當可再去德留學。
我知道這消息會給他以未曾有的歡喜，因為他常夢想着柏林大學啊！吾父與我同樣都是過于理想的人，因為我父子倆都欣賞幽默和同具不可救藥的樂觀。
我攜同新婦出國留學之時，赤手空拳，隻領有半個不大穩的清華學額和有去無回的單程旅費。
冒險是冒險的了，可是他沒有阻止我。
這宗事凡是老于世故的人都不肯輕試的，然而我居然成行了。
我顧忌甚麼？我常有好運道，而且我對于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貧窮的經驗大足以增吾勇氣和魄力，所以諸般困難，俱不足以寒我之膽而使我不勇往直前。
吾父既決心要我學英文，即當我在小學時已喜歡和鼓勵我們弟兄們說英語，識得幾個字就講幾個，如pen，pencilpaper等，雖然他自己一字不懂。
他嘗問我一生的志向在甚麼，我在意時回答，我立志做一個英文教員，或是物理教員。
我想父親必曾間接暗示令我對于英文的熱心。
至于所謂物理教員，我的原意是指發明機器。
因為當我在小學的時候，我已經學得吸水管的原理；有好幾個月間，我都以此為戲，深想發明一個改良的吸水管可以使井水向上流升，自動的一直流到我們園内。
雖未成功，可是我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要解決其中難題。
雖然以我現在年紀已可以看見這宗事的愚蠢，可是那問題仍常萦擾于我心，即如一切其他尚未解決的問題一樣。
自從小孩子的時候，我一見機器便非常的開心，似被迷惑；所以我常常站立不動定睛凝視那載我們由石碼到廈門的小輪船之機器。
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将來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機械的發明一方面。
至于我初入聖約翰時，我注冊入文科而不入理科，那完全是一種偶然的事罷了。
我酷好數學和幾何，故我對于科學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選語言學而非現代文學為我的專門科，因為語言學是一種科學，最需要科學的頭腦在文學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
我仍然相信我将來發明最精最善的漢文打字機，其他滿腹滿袋的計劃和意見以發明其他的東西可不用說了。
如果等我到了五十歲那一年，那時我從事文學工作的六七年計劃完成之後，我忽然投入美國麻省工學院裡當學生，也不足為奇。
十七歲，我到上海。
從此我與英文的關系永不斷絕，而與所有的中文基礎便告無緣了。
照現在看起來，當時我的中文基礎其實也是浮泛不深的。
實際上，我的中學教育是白費光陰。
我所有的些少經書知識乃早年由父親庭訓而得。
當投入聖約翰時，我對于蘇東坡的文學已感到真的興趣，而且正在讀司馬遷的《史記》，一旦便要完全停止了（這半是那大學之過，半亦是我自己之過）。
我虛耗了在學校的光陰，即如大多數青年一般，這一點我隻能埋怨那時和現在的教育制度。
天知道我對于知識真如饑者求食一般的，然而現代的學校制度是基于兩種臆斷：一是以為學生對于各門功課是毫無興味的；次則是以為學生不能自求知識。
因此課程之編排是貶低程度，專為着那些對于功課毫無興味的學生而設。
除此兩弊之外，更有極端費時無益之學制，即是要學生覆書和給予積分（強要學生默記事實和番号，此皆是為便于教員發問而設的）。
這都是分班的教育制度之結果，因而有非自然的考試和積分用作量度知識的工具，而教員個人對于各個學生在心靈進步各時期之個性的需要，與乎各個人之真正所得，遂完全忽略了。
我自知對于自然科學和地形學是興味最濃的；我可以不須教員之指導而自行細讀一本十萬字的地理書，然而在學校裡每星期隻需讀一頁半，而費了全年工夫才讀完一本不到三萬字的地理教科書。
其餘各門功課，都是如此。
此外，強迫上課之暗示，或對教員負責讀書之暗示，皆極為我所厭惡的，因而凡教員所要我讀的書我俱不喜歡。
直至今日，我絕不肯因盡責之故而讀一本書或一個人的著作，無論其在文學史上有如何價值。
我們學生都覺得應該讀書至最少限度，僅求積分及格便足。
按我的天資，我向不須慮及積分及格問題，我自入學校以來積分從未低過及格的。
結果，我便比别的學生工作反做少了；我吃飯睡覺，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而由一級升高一級，都常是名列前茅。
我努力求學的推動力隻有由我父親寄給我的示函而得到，因為他常常以為我所寫的家信是極可羞的。
我在學校得到很高的積分或升到很高的一級，對于他并無意義，他是對的。
如果當時有一圖書館，充滿好書，任我獨自與天下文豪結神交，我當得特殊的鼓舞。
不幸在中學時，沒有圖書館設備，而廈門這一所教會學校與其他非教會學校大異之點，就是我們教會學校學生不看中文報紙，或其他一切報紙。
我在中學以第二名畢業，在聖約翰亦然。
畢業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學校教育中的氣運，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
大概在各學校中都有一個傻小子，如
他要他的兒子獲得最好的東西，甚至夢想到英國之劍橋、牛津、和德國之柏林諸大學。
因為他是一個理想家。
當我留美時，以經濟支绌，迫而離美赴法，投入青年會為華工服務。
後來寫信給他說，我已薄有儲蓄，加上吾妻的首飾，當可再去德留學。
我知道這消息會給他以未曾有的歡喜，因為他常夢想着柏林大學啊！吾父與我同樣都是過于理想的人，因為我父子倆都欣賞幽默和同具不可救藥的樂觀。
我攜同新婦出國留學之時，赤手空拳，隻領有半個不大穩的清華學額和有去無回的單程旅費。
冒險是冒險的了，可是他沒有阻止我。
這宗事凡是老于世故的人都不肯輕試的，然而我居然成行了。
我顧忌甚麼？我常有好運道，而且我對于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貧窮的經驗大足以增吾勇氣和魄力，所以諸般困難，俱不足以寒我之膽而使我不勇往直前。
吾父既決心要我學英文，即當我在小學時已喜歡和鼓勵我們弟兄們說英語，識得幾個字就講幾個，如pen，pencilpaper等，雖然他自己一字不懂。
他嘗問我一生的志向在甚麼，我在意時回答，我立志做一個英文教員，或是物理教員。
我想父親必曾間接暗示令我對于英文的熱心。
至于所謂物理教員，我的原意是指發明機器。
因為當我在小學的時候，我已經學得吸水管的原理；有好幾個月間，我都以此為戲，深想發明一個改良的吸水管可以使井水向上流升，自動的一直流到我們園内。
雖未成功，可是我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要解決其中難題。
雖然以我現在年紀已可以看見這宗事的愚蠢，可是那問題仍常萦擾于我心，即如一切其他尚未解決的問題一樣。
自從小孩子的時候，我一見機器便非常的開心，似被迷惑；所以我常常站立不動定睛凝視那載我們由石碼到廈門的小輪船之機器。
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将來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機械的發明一方面。
至于我初入聖約翰時，我注冊入文科而不入理科，那完全是一種偶然的事罷了。
我酷好數學和幾何，故我對于科學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選語言學而非現代文學為我的專門科，因為語言學是一種科學，最需要科學的頭腦在文學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
我仍然相信我将來發明最精最善的漢文打字機，其他滿腹滿袋的計劃和意見以發明其他的東西可不用說了。
如果等我到了五十歲那一年，那時我從事文學工作的六七年計劃完成之後，我忽然投入美國麻省工學院裡當學生，也不足為奇。
十七歲，我到上海。
從此我與英文的關系永不斷絕，而與所有的中文基礎便告無緣了。
照現在看起來，當時我的中文基礎其實也是浮泛不深的。
實際上，我的中學教育是白費光陰。
我所有的些少經書知識乃早年由父親庭訓而得。
當投入聖約翰時，我對于蘇東坡的文學已感到真的興趣，而且正在讀司馬遷的《史記》，一旦便要完全停止了（這半是那大學之過，半亦是我自己之過）。
我虛耗了在學校的光陰，即如大多數青年一般，這一點我隻能埋怨那時和現在的教育制度。
天知道我對于知識真如饑者求食一般的，然而現代的學校制度是基于兩種臆斷：一是以為學生對于各門功課是毫無興味的；次則是以為學生不能自求知識。
因此課程之編排是貶低程度，專為着那些對于功課毫無興味的學生而設。
除此兩弊之外，更有極端費時無益之學制，即是要學生覆書和給予積分（強要學生默記事實和番号，此皆是為便于教員發問而設的）。
這都是分班的教育制度之結果，因而有非自然的考試和積分用作量度知識的工具，而教員個人對于各個學生在心靈進步各時期之個性的需要，與乎各個人之真正所得，遂完全忽略了。
我自知對于自然科學和地形學是興味最濃的；我可以不須教員之指導而自行細讀一本十萬字的地理書，然而在學校裡每星期隻需讀一頁半，而費了全年工夫才讀完一本不到三萬字的地理教科書。
其餘各門功課，都是如此。
此外，強迫上課之暗示，或對教員負責讀書之暗示，皆極為我所厭惡的，因而凡教員所要我讀的書我俱不喜歡。
直至今日，我絕不肯因盡責之故而讀一本書或一個人的著作，無論其在文學史上有如何價值。
我們學生都覺得應該讀書至最少限度，僅求積分及格便足。
按我的天資，我向不須慮及積分及格問題，我自入學校以來積分從未低過及格的。
結果，我便比别的學生工作反做少了；我吃飯睡覺，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而由一級升高一級，都常是名列前茅。
我努力求學的推動力隻有由我父親寄給我的示函而得到，因為他常常以為我所寫的家信是極可羞的。
我在學校得到很高的積分或升到很高的一級，對于他并無意義，他是對的。
如果當時有一圖書館，充滿好書，任我獨自與天下文豪結神交，我當得特殊的鼓舞。
不幸在中學時，沒有圖書館設備，而廈門這一所教會學校與其他非教會學校大異之點，就是我們教會學校學生不看中文報紙，或其他一切報紙。
我在中學以第二名畢業，在聖約翰亦然。
畢業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學校教育中的氣運，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
大概在各學校中都有一個傻小子，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