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學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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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樣聰穎，或稍遜一籌的，然而比我相信積分，而且能認真攻讀課堂内的功課而為我所不能的。
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課上努力一點，便不難得到冠軍，不過我不幹。
第一，我向來對于課程不大認真。
其次，凡做甚麼事我一生都不願居第一的。
這也許是由于我血液裡含有道教徒原素。
結果，無論在家或在校，每當考試的一星期，其他學生正在"三更燈火五更雞"中用苦功之時，我卻逍遙遊蕩，到蘇州河邊捉鳝魚，而且攪風攪雨引誘别的好友一同去釣魚。
那時我真是不識得知識的魔力和求學的妙處，有如今日引吾入勝，使我深入窮知探奧之途，迷而忘返。
我之半生，或在校内或在校外，均是一貫不斷的程序，從不知道身在校耶抑出校耶在學期中耶抑假期中耶。
這對于我看書的習慣沒有多大的分别，隻不過在假期中我可以公然看書，顯露頭面，而一到學校開課便須秘密偷看而有犯規之慮。
但是即使最好的教員和最優的學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看些自己愛看的書。
偶然用十分或廿分鐘工夫來預備功課并不攪擾我的。
但這卻令我得了一種确信（即現今我常在報章論說上所發表的意見），學校是緻令學生看書為非法行為的地方。
那地方将全日最好的光陰作上課之用，由早晨八時至下午五時，把學生關閉在課堂内。
凡在校時間偷看雜書，或交換意見（即所謂課堂閑談）者，皆是罪過，是犯法。
在中學課堂之中隻許身體靜坐，頭腦空洞，聽着别的學生錯答問題而已。
至在大學，這時間乃用在課堂聽講演。
這我相信乃是人類虛耗時間之最大的發明。
一個小子能夠緊閉其嘴唇，騰空其頭腦，便稱為品行優良，得甲等操行積分，而課堂中最優的學生乃是一個善于揣摩教員心理，和在考試答案中迎合教員的意思者。
在中國文字上，課堂中最優良的學生正是"教員腹内的扁帶蟲"，因為獨有他曉得說教員所要他說的話，和思想教員所要他思想的意思。
凡是離開這一道，或不合教科書的，或者是有些獨立思想的，皆目為異端。
由此不難知道，我為什麼屢次畢業總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在聖約翰的漢文課堂中是我的極樂世界，其間我可以偷看些書籍。
我們的漢文教員是老學究，也許是學問深邃的，可是就我看來，均是十分怪誕可笑。
他們都是舊式的溫靜文雅的君子，可是不會教授功課，加以他們不懂世界地理，有一位居然告訴我們可以用汽車由中國到美國去。
我們饒有地理知識，忍不住的哄堂。
記得有一位金老夫子，身材約四尺十寸高，費了整個學期的時間，隻教了我們四十頁大字印刷的中國民法。
我十分憤怒。
每一點鐘，他隻講解其實不必講解的十行，即使他最善虛耗光陰也不出十分鐘工夫使可講完了的，其他的時間他卻作為佛家坐禅入定之用，眼睛不望着學生，不望着書卷，也不望着牆壁上。
這真是偷看書籍最好不過的形勢了。
我相信我在此時看書是于人無損，于己有益的。
在這時期，我的心思頗為發育，很愛看書。
其中有一本我所愛看的乃是張伯倫《十九世紀的基礎》（Chamberlains"FounBdationsoftheNineteenthCentury"），卻令我的曆史教員詫異非常。
我又讀赫克爾《宇宙之謎》（Haeckels"RiddlleoftheUniverse"）、華爾德《社會學》（Wards"Sociology"）、斯賓塞《倫理學》（Spencers"Ethics"）及韋司特墨（Westermarck）《婚姻論》。
我對于進化論和基督教的明證很感興趣。
我們的圖書館内神學書籍占了三分之一。
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會登壇講道，發揮舊約《聖經》應當作各式的文學讀，如《約伯記》是猶太戲劇，《列王記》是猶太曆史，《雅歌》是情歌，而《創世紀》和《出埃及記》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猶太神話和傳說。
——這宣教辭把我父親吓得驚惶無措。
我在英文課堂中也不見得好一點。
我愛法文和心理學，可是我忍受法文和心理學兩堂功課即如忍受漢文課程一般。
我相信我那時是個不合時宜的分子。
最同情于我的教員乃是一位曆史教授ProfessorBarton，他就是見我讀張伯倫的巨著而詫異的那位。
可是他對于我在他講演時間常向窗門外望，也不能惬意。
總而言之，我由課堂的講演中得益無多。
在那裡我沒有很多發問的機會，而又不能剖開教員的心腹而細細察驗，如同對付一本書的著者，也不能如在書中自由選擇我所要知道要搜讨者。
當我聽講演聽得有合意的，有趣的句語，又不能個個字筆記起來。
好像我看書時把合意的，有趣的幾行用筆随意加以符号，藉以慢慢萦回咀嚼。
我最恨積分，雖然各種考試我都合格。
有時我隻相信我已成功愚弄教員，令其相信我知曉功課而已，但有時我以為我的教授，并不是那樣的傻子。
我所需要的乃是一個完備的圖書館，可是那裡卻沒有。
後來到了哈佛大學，得在那圖書館的書林裡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學的損失。
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課上努力一點，便不難得到冠軍，不過我不幹。
第一，我向來對于課程不大認真。
其次，凡做甚麼事我一生都不願居第一的。
這也許是由于我血液裡含有道教徒原素。
結果，無論在家或在校，每當考試的一星期，其他學生正在"三更燈火五更雞"中用苦功之時，我卻逍遙遊蕩，到蘇州河邊捉鳝魚，而且攪風攪雨引誘别的好友一同去釣魚。
那時我真是不識得知識的魔力和求學的妙處，有如今日引吾入勝，使我深入窮知探奧之途，迷而忘返。
我之半生，或在校内或在校外，均是一貫不斷的程序，從不知道身在校耶抑出校耶在學期中耶抑假期中耶。
這對于我看書的習慣沒有多大的分别，隻不過在假期中我可以公然看書，顯露頭面，而一到學校開課便須秘密偷看而有犯規之慮。
但是即使最好的教員和最優的學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看些自己愛看的書。
偶然用十分或廿分鐘工夫來預備功課并不攪擾我的。
但這卻令我得了一種确信（即現今我常在報章論說上所發表的意見），學校是緻令學生看書為非法行為的地方。
那地方将全日最好的光陰作上課之用，由早晨八時至下午五時，把學生關閉在課堂内。
凡在校時間偷看雜書，或交換意見（即所謂課堂閑談）者，皆是罪過，是犯法。
在中學課堂之中隻許身體靜坐，頭腦空洞，聽着别的學生錯答問題而已。
至在大學，這時間乃用在課堂聽講演。
這我相信乃是人類虛耗時間之最大的發明。
一個小子能夠緊閉其嘴唇，騰空其頭腦，便稱為品行優良，得甲等操行積分，而課堂中最優的學生乃是一個善于揣摩教員心理，和在考試答案中迎合教員的意思者。
在中國文字上，課堂中最優良的學生正是"教員腹内的扁帶蟲"，因為獨有他曉得說教員所要他說的話，和思想教員所要他思想的意思。
凡是離開這一道，或不合教科書的，或者是有些獨立思想的，皆目為異端。
由此不難知道，我為什麼屢次畢業總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在聖約翰的漢文課堂中是我的極樂世界，其間我可以偷看些書籍。
我們的漢文教員是老學究，也許是學問深邃的，可是就我看來，均是十分怪誕可笑。
他們都是舊式的溫靜文雅的君子，可是不會教授功課，加以他們不懂世界地理，有一位居然告訴我們可以用汽車由中國到美國去。
我們饒有地理知識，忍不住的哄堂。
記得有一位金老夫子，身材約四尺十寸高，費了整個學期的時間，隻教了我們四十頁大字印刷的中國民法。
我十分憤怒。
每一點鐘，他隻講解其實不必講解的十行，即使他最善虛耗光陰也不出十分鐘工夫使可講完了的，其他的時間他卻作為佛家坐禅入定之用，眼睛不望着學生，不望着書卷，也不望着牆壁上。
這真是偷看書籍最好不過的形勢了。
我相信我在此時看書是于人無損，于己有益的。
在這時期，我的心思頗為發育，很愛看書。
其中有一本我所愛看的乃是張伯倫《十九世紀的基礎》（Chamberlains"FounBdationsoftheNineteenthCentury"），卻令我的曆史教員詫異非常。
我又讀赫克爾《宇宙之謎》（Haeckels"RiddlleoftheUniverse"）、華爾德《社會學》（Wards"Sociology"）、斯賓塞《倫理學》（Spencers"Ethics"）及韋司特墨（Westermarck）《婚姻論》。
我對于進化論和基督教的明證很感興趣。
我們的圖書館内神學書籍占了三分之一。
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會登壇講道，發揮舊約《聖經》應當作各式的文學讀，如《約伯記》是猶太戲劇，《列王記》是猶太曆史，《雅歌》是情歌，而《創世紀》和《出埃及記》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猶太神話和傳說。
——這宣教辭把我父親吓得驚惶無措。
我在英文課堂中也不見得好一點。
我愛法文和心理學，可是我忍受法文和心理學兩堂功課即如忍受漢文課程一般。
我相信我那時是個不合時宜的分子。
最同情于我的教員乃是一位曆史教授ProfessorBarton，他就是見我讀張伯倫的巨著而詫異的那位。
可是他對于我在他講演時間常向窗門外望，也不能惬意。
總而言之，我由課堂的講演中得益無多。
在那裡我沒有很多發問的機會，而又不能剖開教員的心腹而細細察驗，如同對付一本書的著者，也不能如在書中自由選擇我所要知道要搜讨者。
當我聽講演聽得有合意的，有趣的句語，又不能個個字筆記起來。
好像我看書時把合意的，有趣的幾行用筆随意加以符号，藉以慢慢萦回咀嚼。
我最恨積分，雖然各種考試我都合格。
有時我隻相信我已成功愚弄教員，令其相信我知曉功課而已，但有時我以為我的教授，并不是那樣的傻子。
我所需要的乃是一個完備的圖書館，可是那裡卻沒有。
後來到了哈佛大學，得在那圖書館的書林裡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學的損失。